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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放走”是什么意思！我又不是他的长官，我怎能扣留他。可是要是我坚持要他跟我们一起走，把自己当作团体的一分子，他是可能屈服的。但是我不愿意坚持。小伙子一心一意想上尼真去，十分想念家人和故乡。很明显的，在他看来，世界上没有什么东西比家人和故乡更可贵的了。“尽管我以后会送掉性命，尽管他们会折磨我，可是我有去的机会，我怎能不去呢？”
西蒙年科比我更了解祖谢尔门。他本人也一心一意想到母亲那里去。他已毅然决定，不留在德寇占领下的后方，一定要越过前线去。他到后方去只是为了要“宽宽老太太的心”。
现在我们三个萍水相逢的同志，三个苏维埃人，白天睡在麦杆垛或是干草堆里，天一黑，马上就上路。
我们在刚被德寇侵占的乌克兰土地上前进。
即使在村道上，我们也偶然遇到德寇的指路牌：钉在电线杆上的箭头。如果附近没有人，我们便把它敲下来弄成碎快，乱扔在田野里。
有一回傍晚时分，我们在一条相当宽阔的、用筑路机压得很平实的大路上慢慢地前进。天气很暖和，没有风。太阳暖洋洋的，四周的一切都是美好的。我们就象散步一般慢慢地走着。在公路两旁，延伸着茂密的矮树，红色和黄色的树叶掩盖着大地。远处是一些农庄的发白的斑点；农舍的四周是些赤条条的枝桠粗壮的白杨和果树。
四周是静悄悄的，我们呼吸很舒畅，食欲很强；认为只要走到附近的村落或农庄，就会有主妇做甜菜汤给我们吃……
不错，多么奇怪，在敌人的后方，竟会有这样的和平风光。
这确实是我们的家乡，我们家乡的大自然。现在我们又来到了一个完全未经战争的地区，战争在这里没有留下自己的污迹。
我们沿着这条灌木间夹着幼树镶边的公路走了至少一个半钟点。我们难得讲话，三个人全是同样的心情。
沿公路两侧有一条条的浅水道——小水沟。水沟上方垂着灌木的桠枝。桠枝上的叶子很少，所以我们三个人同时发现水沟里躺着一个人。这是个红军战士的试题，我们以前见过很多尸体，但是在这里，在这宁静和平的地方……我们想找些证件，好知道死的是什么人，但什么也没有找到。他的军装上衣的口袋都没有扣上，几个裤袋也都从里面翻了出来；死者是被人从后脑打死的。
再走上二十来步光景，我们又看到一具尸体，也是在水沟里，而且枪弹也是打在后脑勺上。我们加快了脚步，对刚才看到的一切只字不提，好象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但是我们和平的心情已经完全消失，马上感到倦得要命。
不多时，雅可夫捡起了一包德寇的氢素丸。他打开了包儿，闻了闻，正要扔掉，这时，西蒙年科打趣地说了：“慢着，雅可夫，这包药片对你有用呢。你要是把它丢在水洼里，喝了就不会损害健康。”
雅可夫生气了：“你以为我吝惜健康吗？”他恶狠狠地把纸包扔进了矮树从。
再走了大约二十步，西蒙年科拾起了一只汤匙，一看是德国货，就扔掉了。接着我们又看见地上抛着一粒金属钮扣，上面有只鹰在闪着亮光。
“弟兄们，”我说，“好象有些德国鬼子在这里脱过衣服。”
我们又走了五十步模样，看见坟墩上竖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上面顶着一只德国式钢盔，这真是最叫人痛快不过的场面。然而这就是说，那些掩埋的人总在这里附近……但是公路一直向远方伸展开去，路上渺无人迹。
我们还是决定离开平坦的大道，向矮树从的深处前进，走不了几分钟，就听到一阵沙沙声和呻吟声。
一个穿着褪色的红军制服的年青人，用两只血淋淋的手抓住矮树，使劲想跪起来。西蒙年科跑到他跟前，托住腋下，想去帮助他以下，小伙子却大叫一声，用力挣开身子，向后倒了下去，躺在那里继续叫喊。他的眼睛睁得很大，但是大概已经人事不知。他的头发、胸口和手臂全都染满了鲜血，右脸被打得颚骨也露出来了。
西蒙年科把军用水壶凑上了红军战士的嘴唇。水满出来了，但毕竟有几滴流进他嘴里，伤兵咽了一口。
他继续叫喊，可是声音没有那么高了。他眼睛里流露出一种有悟性的表情，一面喘息，一面急急地低声说了些什么。
“妈妈，把厚呢海军上衣给我盖上！”我记得这句话，因为他反复说了好几遍。接着他的目光完全明亮起来。“弟兄们，我要死了！我的名字叫尼柯季莫夫……第六连的……倒，多倒给我一点，”现在他拼命地 着军用水壶。“救救谢列柯·尼柯季莫夫吧！”他喝得越来越急。西蒙年科拿手托着他的后脑勺，把他的头部从地上支起来。“放平！”伤兵命令道。“放平吧！我受不了啦！”
西蒙年科把红军战士的头部放在地上。祖谢尔门和我并排在那儿踏着步，交换着颜色。
“给我吃点儿东西。唉，我咽不下去，牙齿给坏蛋们敲掉了。弟兄们，告诉他们，谢列克·尼柯季莫夫是怎样做德国俘虏的……”
他说着，自己又把话打断了。叙述时而转成噫语。但是我们还是能从他那断断续续的语句里了解，有一队连他自己在内的俘虏，已经被押解了四天而不给一点吃食。押送的伍长用手边的任何东西打他们，而且在不久以前，还接连枪毙了他们队里两个掉队的人。当时尼柯季莫夫便拿一块石头砸碎了伍长的脑袋。
“我把他打倒以后，就用牙齿咬他。他们踢我，用枪托打我，把那个坏蛋从我手里抢走了……我还活着吗，啊，弟兄们？……我为什么还活着呢？”
然后他在半昏迷半清醒的状态中用双手在地上支起身子，坐了起来。他咒骂我们，咒骂自己，咒骂每一个向德寇投降的人。自然，他把我们也当作俘虏看待了。突然间他开始在地上打滚；鲜血从他的喉咙里直喷出来。当他渐渐安静时，我们知道他已经完了。
我们本来应该埋葬他，但是没有掘墓用的家伙。我们想要知道些详细材料，以后向什么地方写信通知，他的家庭又在哪里？可是我们在他身上什么也没找着。
我们脱下帽子，默默地站了一会儿。
我瞧瞧祖谢尔门，眼泪正从他脸上淌下来。
发觉我在看他，雅可夫两手掩着脸，踩着灌木枝儿跑到一边去了。
二十分钟以后，他追上了我们。他的脸儿痉挛地颤动着，竭力装得镇静地说：“弟兄们，我太激动了。”
我们那时走过的各区，还没有真正地触及战争。
这里没有打过仗。
前线已经后退了大约一百五十公里。德寇的卫戌部刚刚设立；‘盖世太保’和别的‘战胜者’还没有赶到。
有一回，一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庄员，让我们坐上了马车，他的心情出奇地平静。
“你们瞧，风车的叶子直打转。我就是到那边去去面粉的。难道我以前想过在德国人统治下磨面吗？全区总共只有三个德国兵。咱们如今的红旗集体农庄正和战前一样。同一个主席，同一个会计……你们瞧，那么麦子长着没有割，熟了的麦子在掉下来。一起来吧，同志们，跟我们一起干活吧。我们又有漂漂亮亮的姑娘，又有俊俊俏俏的婆娘……就是非常短少人手。”
我们仔仔细细问这个老头儿，他从哪里得来这样的好心肠，为什么会这么喜欢德国人。他的议论是这样的：有什么办法呢？我们既然支持不住，把乌克兰、莫斯科和列宁格勒都转手给德国人了——我们就应该适应环境。
“我可没见过德国人。那些德国而人是什么模样儿啊？”
“那么，老爹，您怎么知道莫斯科已经沦陷了呢？”
“村长说的……”
“那您就相信他吗？”
“不相信他相信谁呢？早先我们这里常有报纸来，也有无线电，现在，村长的话便是真理。”
我们无法清楚地了解这个老头儿是不是在故弄玄虚，是不是在伪装头脑简单的人，还是真的完全信任德国傀儡们的宣传。
当这个老头儿说他是切尔尼多夫省伐尔瓦区奥塞辽尼村人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好象触了电流一样。
“这么说，原来我们已经到了切尔尼多夫地境了？”
“当然……”
“这里从前是费多罗夫领导的。老爹，您没听见他的下落吗？”
“费多罗夫吗？阿列可塞·费多罗维奇！啊，战前我见过他，正象现在我看见你们一样。他常到这里来。但是谁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呢？有些人说，他已卖身投靠德国人了，有些人说，他已被打死了……也许他是这里的村长也说不定……”
这时候我忍不住了。我想卡住老头儿的喉咙。
“嗐，你这个老不死！”我气呼呼地说。“为什么乱说你认识费多罗夫？我就是费多罗夫！”
然而老头儿不但没有不好意思，反而忽然涨红了脸，转过身来对我叫起来：“我乱说！？我活到六十四岁从不乱说，要等到现在来说！？你以为，只要在衬衫底下藏了手枪，就能嚇倒我吗？我是个老头儿，死嚇不了我。您是费多罗夫！？要是费多罗夫来到我们这里，老百姓就会跟他去当游击队，老百姓就会烧掉风磨，也会把村长吊死……嗳，小伙子，你们找错了人啦……喝，爬下我的车子，滚下去，我说！”他撞了撞我的肋骨，恶狠狠地叫起来。
我们怎么办呢？只得下车。老头儿挥开鞭子，在马背上抽了一下，马儿横冲直撞地驶走了。
老头儿驶了大约一百步光景，还对我们挥挥拳头恶毒地咒骂：“该死的洋警察的走狗！”
他说完，立刻俯下身去，好象等候一颗子弹似的。当然，我们并没有开枪。
他又直起腰来，重新开始尽情地咒骂我们。
我们就这样走进了切尔尼多夫省。
在敌人后方荒无人烟的道路上，被命运安排在一起的三个不太相熟的人，能够谈些什么东西呢？不，当然，我们并没有沉默，可是也没有互相说些笑话来消遣。各人都谈了一些自己的事情，谈到自己怎样开始打仗。我们简短地提到了过去——想起了妻子和儿女：“她们现在怎样，她们在哪儿……”头上的两三天我们就尽谈这些一般的问题。我们早已认定，彼此不过是同路人而已，马上就要分手的。所以开怀畅谈，或者拟定未来的共同计划是没有必要的。我们没有机会和德寇打过仗。但我相信——要是发生任何类似的事情，我们谁也不会把自己的朋友扔在灾难里的。这就是我们同志关系的主要意义。
西蒙年科和雅科夫之间建立了一种互相善意取笑的口吻。通常总是西蒙年科发起，雅科夫则给以无关痛痒的回答，有时却也反唇相讥。我们最后的一次谈话就是这样开始的。这是一次认真的谈话……虽然如此，还是由你们自己来判断吧。
我已经谈过，我们已经在自己的切尔尼多伏省的土地上慢慢儿走。我们离最近的居民点有八公里。到这个居民点的附近时，道路就岔开了。雅科夫在这个地方准备和我们分手——到尼真去。这里新近下过一场雨，道路泥泞，在黏土上走，滑得要命，走路快不了。小桥附近堆着一些建筑木材。我们便坐下来休息休息，抽支烟。
西蒙年科对我使了一个眼色，然后便对雅科夫说：“嗐，雅科夫，你这次可倒楣了。一定倒楣。你跟我们白白地越过了切尔尼多夫省界。你应该早就离开我们的。”
“这是为什么？”
“你这个傻瓜，还不懂呢……您听听，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咱们这位朋友还不知道他的危险呢。你不是打算要到尼真去探望家属吗？
“我要跟家属见见面，可能帮帮她们的忙，然后再回前线，尽力设法越过战线到自己人那里去。”
“费多罗夫不会放你走的。他一下命令，只要你身体好，就得服从。他现在是在自己的地区里。你得跟他去打游击。”
“你呢！”看来雅科夫有点儿不放心了。
“他不能命令我。我现在不是切尔尼多夫省的人。我是在沃伦省参军的。你倒是在尼真参军的呢……”
“我不是党员……”
“是共青团员吧？”
“当我参军的时候，关系已经从尼真转走了……”
“没有关系。老弟，你无论如何是属于切尔尼多夫省组织。党的省委书记说的话，对你来说就是法律……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说对吗？”
我没来得及回答。雅科夫便带着讨饶似的微笑对我说：“费多罗夫同志，我只求您给我一个假期。如果可能的话，几天就行。那里终究有我的妻子，而最主要的是我那儿子。以后您叫我上哪儿都行。”
西蒙年科所选的开玩笑的题目是不太合适的。他本人也根本不打算打游击，也是想看看他母亲，然后回到前线去的。当时我不得已也插了嘴，把谈话引上严肃的轨道。
“当然，现在的问题不在乎我们在哪一省的土地上。雅可夫，请你原谅我，我觉得你这个小伙子还不错。我很感谢你在我为难的时分救助了我。但是现在到了自己应该考查的时候了，做一个共青团员意味着什么，而在当前的环境之下，自己应该怎样行动。我不打算考验你，可是请你回答一下，你在哪一方面表现出自己是共青团员？想想看，在敌人后方的一个共青团员，能不能只想自己人，只想家里的事情？”
雅可夫满头大汗，虽然天气根本不热。他脱下船形帽，用手掌掠了掠头发，站起来又坐下去了。
“费多罗夫同志，”他惶惑不安地说，“我过去总是节省汽油和轮胎。这就是说，我原是个斯汉达诺夫工作者，我们举行竞赛的时候，我的汽车驶完了竞赛定额而不用大修理……嗳，我明白，您现在谈的不是这个……我不知道……说实话，我甚至没料到会遭遇这样的麻烦事。当然，我的确应该……没关系，费多罗夫同志，我可以不上尼真去……”
“你当然可以上尼真去，问题并不在这里……”
我有心不把意思说穿，想叫雅科夫自己明白我对他的期望。看来他正在紧张地思索，目光从我身边掠过，直望着田野，很可能连我最后说的一句话都没有听到。
“费多罗夫同志，”他停了好多时候才说，“我好象已经想通了。我是在五年前被吸收入团的，那时候我就理解到共青团员应该站在前列。我还当过汽车场的团委。但是如果那时候他们对我说，会有德寇的侵占，而我应该同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们一起工作，……那么”
“那么你就不入团了，是不是？”
“不，费多罗夫同志，怎么会呢……正相反……”
“怎么会相反呢？”
“所谓正相仿，就是说，那时我会更自觉地学习政治。现在我是茫无所措，连自己的责任也摸不清，也不知道自己怎样行动和其他等等。我是个汽车驾驶员，熟悉自己的业务，这一点请您相信我。如果您能给我汽车，要我载着游击队员踏足风门向敌人冲去，这我是办得到的。这是因为我是一个共青团员……现在当然要比战前更重要啦。”
“并非为的是更重要这个问题，而是对整个苏维埃人，特别是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来说，首先面临严重的考验。放在我肩上、他肩上和你肩上的责任是极其重大的。你是共青团的一分子，这一点你本人已经忘了一半。而这一点是决不能忘记的。在自我批评方面，我也应该检讨，我忽略了你是共青团员。西蒙年科还要和我在一起走得远一些，以后也要和他谈谈。你现在就上尼真去吧……”
“也许是我不去的好，也许我跟你们一块儿往前走好些？……”
“如果问题单在家庭上，那么你走也枉然，恐怕那里会使你深深失望的。但是你如果有公事前去，带着省委联络员那样的任务前去，那么你遇到不幸就会容易忍受，情绪也将不同。你要竭力设法和尼真的地下工作人员取得联系，告诉他们省委在哪里，帮助他们和党的地下省委……任务明确了吗？”
“费多罗夫同志！”雅可夫抓住了我的手，紧握在手掌里摇了好一会儿。他甚至激动地气都喘不过来。老实说，我没想到会挑起他这样热烈的情感。他接着说：“费多罗夫同志，我多么想更快地完成任何任务啊！”
我们站起身来，又向前走去。在到达岔路口之前的整个一段路上，雅可夫老是仔仔细细问我：怎样去找地下工作者？给他们传达省委的指示是什么？怎样把结果转达给省委？”
“费多罗夫同志！您要知道，”他叫了起来。“我的爱人也是个共青团员。她是打字员，能用打字机打各种传单。我准备在城里试一试。假如由于自己的民族特性绝对不能在城里住下去，我就带着她上你们的队伍里来。可以吗？如果不可以带小孩儿的话，那我们就把他安顿在朋友那里……”
我给了雅可夫几项具体的任务，还给了他两处城里秘密接头地点的地址。
“噢，雅可夫，你要留神，千万别落在德寇手里，”我跟他告别时说。“如果你能够把家属救出来，或是即使自己逃出来，那么就上科留可夫卡区去。我们在那儿再见吧。”
我们接了吻。说实话，当时我总以为是永别了。
我和西蒙年科长久地目送着雅可夫孤零零的背影。他走得很快。从他的步伐上也可以看出他的心情是很愉快的。那是一种工人阶级的情绪。
我们前往斯列勃良区的伊格纳托夫卡村。我在那个村子里认得几个人。
九月二十七日深夜，伊凡·西蒙年科我和在十二天的流浪以后，第一次走进一个住宅。
我们敲了敲小学教师查哈尔琴科屋子的窗户。我有些认识他。他是在战前不久被吸收入党的。
我们没有立刻被放进去。有人 小了灯火，走到窗前，把一支手掌紧贴在窗玻璃上。这里谁也不遵守灯火管制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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