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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样，我们在三月十四日晚上到达了德涅泊河的河岸。
经过了几年以后，现在回顾起我们联队强渡德涅泊河的情景来，我首先回想到时机的郑重的成功的快乐，好像一切事情都是轻而易举的。当时我们所忍受的身体上的极大紧张，很快就忘记了。
在我面前放着一行日记、许多参加渡河者的口头叙述的记录和各支队的总结报告。在这些材料里，把德涅泊河的强渡记得轻易异常。不，同志们并没有撒谎，即使谈到这里，他们也象我一样没有忘记我们在这次战役中投入了多少力量，多少最艰难的、血汗的劳动。
我只好把这种“健忘性”说成是俄罗斯人的记忆力的谦虚性。在大行军以后的夜里，在夜间的战斗以后，除了躺着的伤员们以外，全体人员和马匹一起套在橇车上，沿着河岸，沿着微微上了冻的沼地拖拉着，这不值得回忆、描写和叙述吗？沉在过膝的泥沼里，栽倒在水洼里，飞跃过小草丘里探出头来的树椿，这一切都还是小事啊！
据侦察员的报告，靠着德涅泊河两岸的冰面已经融化：必须在两岸架桥，这样，我们就把当场砍伐的树木装上了橇可，对于这种采伐木材的工作来说，本来是应当用拖拉机，或者强有力的六轮大卡车的；而我们所有的却只是疲乏的、喂得很差的游击队马匹。可以说，完全没有机械化。
瞧，月光照耀的德涅泊河终于在我们的面前了。大家知道，说到我们的“德涅泊河”就同说“乌克兰”一样。我们本来应该停下来沉思一下，应该有意思地欣赏一回，然后同附近村庄的农民们一起开一次群众大会，让他们理解一下这个所谓重大的事件。我们没有时间停留。但每个人当然还是把事情放下，就算是有那么二十秒钟也好，要伸伸腰，用长久的眼光瞧瞧灰色的冰面，瞧瞧岗陵起伏的远处的河岸，舒一口气，然后又开始干：推的推，拉的拉。
据农民给我们讲，昨天有两个伪警向对岸走去，两个都掉进裂缝里去淹死了。而我们还有马匹、辎重，并且不是两个人而是两千人。冰面随着时间的消逝而变得越来越大越松脆，越来越不固定。不，决不能停下来！要不歇脚就过河！
我们分成了几个纵队，免得踩破冰面，免得所有的人踩着一条路走。从河岸到冰上的临时木桥是用电线把双层圆木捆起来而造成的。随后在冰面上铺了小树和棕树枝，一直铺到对岸。在每一辆装着弹药和武器的橇车旁边，有十来个带着粗木杆的人走着：假如要陷落下去，他们立刻就塞进木杆去把它支起来。
纵队的中央部分——司令部的车辆——在黎明时通过了。整个冰面已经变得松脆多孔，有些地方变成了泥浆。所有的人的下半身都湿透了。我记得很清楚，在我们的橇车渡过德涅泊河的时候，我甚至拧了两三次胡子上的水。这就说明，我和大家一样跌跌撞撞，并且摔过跤。
但是我还得重复一遍，大家的情绪是昂扬的，虽然我们从昨天早晨起就没有吃过东西——没有功夫来嚼面包，力量和勇气总是跟着我们。最困难的是把马匹沿着右岸的陡峭的小路拖上去。我们没有把马卸下来，而是用粗大的缆索牵着来拖。
既没有一个人、也没有一辆车沉没！不知道为什么我们好几个分队里同时丢失的唯一的辎重是装着酒精的桶子。装着这些桶子的橇车虽然完然无恙，桶子却滑到冰缝里去了。而战士们很不在意地对待了这种遗失。可是，当我们走上右岸休息而拒绝配给他们配给酒的时候，大家十分不满。
我个人上了右岸以后，马上走到一边，站在土岗顶上暸望我们们后面几队的渡河情形。从这里可以看得很远，并且我还带着望远镜。
我们的三路人马已经走到了德涅泊河的中央，，后队都分散了。后面的队伍困难最多：前面的部队把冰面踩得破烂不堪。所以同志们寻找新的道路，而分散到旁边去了，而那里没有勘察过的地方可能有水坑。我不由得带着一种恐惧的心理瞅着那些往旁边走得很远的人。我看到有一个人完全离开了队伍，总是往左拐，还在向后转。我在想，不外乎是裂缝使他过不来。再一看，有三个人在追他。他们跑着，他也跑着。突然开了一枪，一定是出了事。这大概是个坏蛋想逃走。人们赶上去把他抓住了。我把特别科的工作人员叫了来，请他务必把冰上发生的事情向我作个报告。
在这里河岸上，虽然我们几乎没有碰到抵抗就占领了一座小村子；可是没有布置营地，便向离这儿十二公里远的、相当大的居民点贝瓦洛克走去。当地的德寇卫戌部队企图抵抗，却被我们打垮了，再也没有打搅我们。联队住下来休息和修理装备。
当天夜里，德涅泊河开始流水，后路被截断了。
在司令部的临时会议上分析和估计了渡河的情形以后，有人向我报告了冰面上发生的事情。原来那个人想要掉队，甚至为了这个目的跳过了很宽的裂缝。这是我们的一个新队员，姓古怪的加柳依。我知道有这么一个人，他当过伪警，当众打死了两个德寇军官以后，到我们这里来了。
那时候他同三个其他的伪警一起从德寇那里逃了出来。这伙人在头一个月里表现得无懈可击。加柳依本身已经参加了两次战斗，有很多游击队员证明他行动勇敢，射击准确。同时，他跟最接近他的战士们也没有表现出什么可疑的本性。
只有在大清早跟他好好儿谈过话以后，才了解了一切。不，他不是个间谍，因为他跑到左岸也要冒生命的危险。如果德寇或者是匈牙利军队抓住了他的话，那逃不了要上绞架。
“那么，你这个傻瓜，”人们问他，“上哪儿去呢，是不是认为德寇会给你饭吃，给你床睡呢？”
“我怎么样都行！”
低下了自己的象牛样的头，他对所提出来的所有的问题，都同样地回答：“我怎么样都行！”
“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详详细细地说一说吧，否则枪毙你也不费劲……”
他用手把衬衫一扯，露出了胸膛，说：“呶，枪毙吧！”
“他也许喝醉酒了吧？”有人问道。
“你们光是想喝酒……我没有喝过酒。只是我不想跟你们再往前走了，绝对不去了。你们砍死我、扎死我，枪毙我都行，我再也不受你们那种游击队的苦役了！”
“什么，什么？”我问他。“你再重说一遍。”
他就并不害怕地重复说：“你们这里是苦役而不是战争！人哪能这样打仗呢？”
“好吧，你说吧，不过要说到底！你既然说，你不是胆小鬼，那就把自己的立场讲一讲吧。你讲一讲，你是怎样作战的，怎样当了伪警，在我们这里做了些什么事。”
他是一个相当魁梧的汉子，比中等身材高些，肩宽背阔，目光很聪明，甚至很坚定，据他说，同三教九流的人都有过来往。
“让我抽支烟吧。”
我们给了他。他卷了一支烟，把衬衫扣上，眼睛瞅着一边，开始说：“当我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时候，你们怎么会了解我呢？我心里混乱地摸不到头尾。你们想想我现在有多大岁数了？”
“你怎么啦？”索洛伊德喊道。“你是在篝火旁边讲故事吗？你现在应该是回答而不是发问呀。”
加柳依向索洛伊德看了一眼：“打吧，你要想打就打吧……我为什么要问你们，我多大岁数：我知道，你们会说我快五十了。你们同意这一点吗？这就很好。而我才三十九岁。我是个疲——倦——了的人！清楚吗？你们要知道，我现在连喝酒都不感兴趣，因此也不珍惜生命。我从这种生活里，久已看不到什么好处。而你们说，过德涅泊河再往前走。我不须要去，我疲倦了，厌烦了。还有什么问题吗？”
我为什么要谈这个缺德的人呢？我们当时把他看做是个行尸走肉，一种动摇的、懦弱的、没有用思想武装起来的人的极端表现。他把自己不太长的生活里面所从事过的一些职业数说了一下。他曾经在德涅泊罗彼特罗夫斯克的炼钢厂里当过计时员，后来在几家饭店里做过两年的侍者……
“这是一种吃得饱肚子的事儿，但是要求很大的忍耐性，要懂得怎样待人接物，怎样恭恭敬敬地奉承客人。如果不恭恭敬敬地奉承客人，或者不会使用餐巾，那就只能抽抽‘拳击’牌低级烟，穿的衬衫也不会比棉布的再好……”
“噢，原来你是这样的观点！”
“是的，是这样的，”加柳依肯定说。“侍者这种职业的主要缺点是腿酸……最近八年来我是在弹子房里当记分员。嗯，记分员就不是侍者喽，不必恭恭敬敬地奉承客人了。商业弹子房的记分员，如果他是个独立自主的人，而不是个胆小鬼，那就是个活神仙、审判员和军事长官……亲爱的同志们，我结了婚，仿照绸缎的花色把屋子油漆了，还买到了一项红木的衣橱。我的那个美人儿，活象个商店经理的太太：灰背大衣、八套中国绸子的长外衣……你们要知道，”他突然使劲儿带着优越感喊道：“我自己有两双漆皮鞋，不算麂皮鞋在内；有哔吱西服、上等的呢西服和夏季的咖啡色纯毛料子的西服。所以我有的是很好的生活，而我的浪费也就不少。况且爱情是象一种神圣的、最强烈的感情。唉，有什么可说的……”
“你在红军里服务过吗？”
“没有机会啊。德寇到德涅泊彼特罗夫斯克来的前一天，我才被动员。那天晚上允许我回家去处理所有的事情，而第二天一早，一切就天翻地覆了……你们要听，我还可以继续讲讲，我怎样和爱人到索斯尼察她娘家去的，怎样我过去的爱人，原来是个小资产阶级，为了一些衣服料子跟奥地利人跑掉了，怎样威胁我要把我好像是一个熟练的铉工似的抓到德国去：有这样的密告，说记分员加柳依实际上是七级铉工。我又怎样揭穿了这个诬告。这一切我都可以详细地讲一讲。”
“你为什么当了伪警呢？”
“就是这么当的。我并不否认这件事。我是内心极诚实的人。我要告诉你们，在那段生活中，要不这样，就无法对付。你们要知道，我是为了弄到武器才干这件事的。我达到了目的。我把我爱人瓦列丽亚的相好当着她的面前打死了。我也想同样地把她打死，可是没有打中……”讲到这件事，加柳依喘不过气来，面目也憎恶得变了相。“但是反正那些奥地利人会把她害死，结束她高等娼妓的桃花运……”
“等一等，”我打断了加柳依的话，“您这是实现了报复私仇的举动，然后跑到我们这儿来的。您认为自己是个游击队员吗？”
“你们知道他们会把这个瓦列丽亚怎样摆布吗？你们绝对相象不到。他们会把她塞进兵士的妓院，在那里她是活不了两个星期的。她的心情过于柔弱了……”
“别乱扯了。我问您，在游击队里宣过誓没有？”
“我自己知道，宣过誓了。可是我不打算再走远了。我憎恨这样的德寇；对这些腐败的家伙，这些伪警，我是彻头彻尾理解、瞧不起、并且憎恨的。您下命令叫我射击，我会遵命执行，会趴下去用尽子弹消灭那些……我的瞄准是头等的，因为我是弹子房的记分员。而这里我是什么东西呢，已经有四天反正和苦役犯一样：推呀、拉呀、拖呀……看来好像是个健康的人，可是我现在只剩下了哆嗦。”
听到这里，大家都笑了，而他突然用很可怜的、哀求的声音说：“我什么都没有反对你们。你们须要这样做，你们有理想。这点与我有什么关系？你们把我放走了吧。我自己会打德寇。稍稍休息一下，我就要用自己的非党人员的方法去打。”
在我们面前的是个小市民，他为了自己，并且只是为了自己，活了自己的整整三十九岁。对他来讲，战争只是他个人的不幸。他的报仇只是为了自己，为了自己的痛苦，为了自己的感受。他健壮的身体因为长期的紧张状态而萎靡了，软弱了，甚至连生活的意志都丧失了。
不，我们没有枪毙他，虽然可能由于他临阵脱逃而应该枪毙，只是把他的武器收回了。我们知道，他赤手空拳离开我们是什么地方都不敢去的。我们叫他去锯劈烧饭用的木柴，而在战斗时递送炮弹和子弹箱。他往后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会在以下的几章里讲到。
从贝瓦洛克过去，我们就按着预定的行军路线乘车前进，坐在滑木上简直拖不动了。多谢贝瓦洛克和附近乡村里的农民：给了我们货运马车、半蓬四轮马车、两轮车——一共给找到了大约二百辆马车。我们把自己所有的橇车，外加二三十匹马给他们替换。载重车队不得不大大减少，几乎所有的战士都步行了。
我们平静无事地走了二十公里光景，主要是和解了冻的、泥泞的道路作斗争。突然一大队德寇从森林里来袭击我们纵队的前哨。没有打好久，敌人便乱七八糟地退却了，损失了十二个人，并且扔下了一挺重机枪。老实说，这不能算是战斗，只是小冲突罢了。但是在这次小冲突中，牺牲了我们两位很好的同志：一位是机枪连长耶菲姆·多罗申科，另一位是同一分队的女卫生员诺娜·波古略依洛。
我们把他们的遗骸安放在两辆大车上，以便在附近的居民点里尊敬地安葬。这是游击队的惯例——不立刻在作战的地方，而是尽可能在村庄附近的大宿营地埋葬在战役中牺牲的同志。我们经常竭力设法把这种悲伤的仪式举行得隆重一些，并且请当地的居民来参加：让他们看看我们是怎样和战友们告别的，让他们听听我们英雄们的生活和斗争的道路。居民们和我们在一起致哀，在坟墓上献放花圈，有时侯还建立一些小型的、简单的纪念碑。
可是我们载着用旗帜盖起来的遗骸，常常经过几个沉痛的、十分沉痛的钟点，有时侯甚至经过几昼夜，当然，所有的游击队员都知道那辆大车上载着被敌人打死的战友。好朋友们和女朋友们长久在大车旁走着：哭着，发誓要报仇。在这样的时刻，队伍就好像是殡仪行列一样。歌唱咧，说笑咧，都停止了，人人都变得更严肃，更沉默。
有人说，战争会把人变得残酷无情。向右是死亡，向左也是死亡，甚至好像有了一种习惯，觉得明天，或许过几小时、过几分钟就会有什么亲近的同志牺牲似的。自己牺牲的可能性也不例外。但是我前面写的对死亡“好像有了一种习惯”这一行并不是徒劳无益的。当然，这样的习惯是没有的。怎么能习惯于想到自己的朋友，或者爱人，或者子女过一忽儿就会牺牲啊！坚决性在成长着，而这个呢，大家都知道，是另一回事。也就是说，预先培养自己在人们面前不痛哭，不搓手等等。
这次小冲突以后，纵队在继续前进的时候，诺娜·波古略依洛的青年丈夫伊里亚·阿夫克先齐耶夫抓住了躺着她的遗体的运货马车的边缘，跟我们一起走着。他是个青年人，共产党员，机枪分队的指挥员。那时候他刚满二十六岁。他热爱诺娜。他们的关系是怎样开始的，我虽然不知道；可是我肯定地知道，并且永远记得，我看出这一对是存在着那种可以称筽高尚纯洁的爱情的。
那时我已经是四十岁的人啦。我的高尚纯洁的爱情是在和平的情况下开始的。我很走运。我们的背后没有拿着冲锋枪的死神来威胁我们。谁也没有妨碍过我们赏月、或是在草原上游逛到天明；谁也没有喊过“向左转，向右转、齐步走”的口令。我们经常工作，可是黄昏呢，却一定是我们的。不错，有时侯要开开会；但是开过会就可以到草原上游逛的啊。
青年人阿夫克先齐耶夫为什么、由于什么缘故，明天该在他所不熟悉的村边的谁都不知道的墓地上安葬自己的爱人呢？这是怎么回事？而且还不让哭。伊里亚·阿夫克先齐耶夫是不能哭的。他是一位指挥员。他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依里亚·米哈依洛维奇·阿夫克先齐耶夫，早在一九四一年十月就起来率领红军的二十六名战士和军官，把这一小队带到了游击队里，并且竭力设法把他们全体吸收进支队。他也就是那个依里亚·米哈依洛维奇·阿夫克先齐耶夫，整个联队对认为他是个沉着、聪明、勇敢的人。他从来没有对战士们粗声大气说过话……他没有拒绝过玩乐，可是一般地讲来，他是个严肃的人，并且首先是对自己严肃。
而现在呢，这位身材不算高大的、瘦瘦黑黑的、二十六岁的小伙子依里亚·米哈依洛维奇·阿夫克先齐耶夫在走着。他抓住了运货马车，有时侯跌跌撞撞，大概是眼力不好——一路在沉思默想，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他抑制着，但是如果现在发生战斗，谁也不会让他不去参加战斗的……
在世界文学中有一些广大深远的爱情题材，恋人们为了这种爱情而去受拷打，或是去犯罪。兵士霍泽由于卡门的缘故变成了逃兵、走私者，终于走上了绞架。而我们直到现在还对这种顽强的人表示一种敬意。为了什么？只是为了他的情感的力量啊。再说罗密欧与朱丽叶也是彼此热爱的，他们蔑视那种使他们两家分裂的世仇。
有人存在着这样的见解，就是我们这一时代的恋爱衰落了，说什么，消失了奋不顾身的热爱的范例。也许有些读者谈到阿夫克先齐耶夫会说：“假如他真的爱她，那就会想办法使自己的诺娜预防子弹；而她也应该战斗中保持得更小心，不去螳臂挡车，应该为了个人的幸福而保全自身。”
可是我却不是那么想。阿夫克先齐耶夫爱上了诺娜·波古略依诺并不是仅仅由于她小脸儿漂亮、大眼睛好看、歌唱得好，舞也跳得不次于卡门。他是爱她的勇敢、轻视死亡，爱她的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忠心。
我起码来到依里亚跟前，下了马，我们并排着默默地走了几分钟。我把手放在他肩膀上，想说几句，却又找不着必要的话来。
“有一件事是不能饶恕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