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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来没有见过波布特连科这样小器，可是我了解：他受了刺激——不带他去袭击，正在拿人家出气。
波布特连科真的生气了：“同志们，换换座位吧！……”他跑到门口，对谁喊了一声：“把瓦西里·罗斯达林叫来！”
“这有什么争论的呢？”我说。
“怎么没有争论呢？不，我要争论！费多罗夫同志，我为了每个人、每一挺机枪都要和你争论。不经过争论我连一支冲锋枪都会不给你。你干么对那张命令点头呢？谁也不会违反命令。但是靠近我们的德寇决不比靠近你们的弱。你以为靠近你们的德寇应该使用冲锋枪去打，而靠近我们的就可以用步枪来打吗？如果你想要知道的话，靠近我们这边前线的德寇就需要用三倍的火力密度来打！”
由于我知道他的容易息火的性格，所以就让他稍微发泄发泄，在他发言的过程中，我就同德鲁日宁和尔凡诺夫一块儿苦差事草拟联队命令。我们决定最迟不过三天就要进行袭击。这样工作就很紧迫了。争论、军需品的分配和人员的调派——这些虽然会占一定的时间，但主要的问题还是在另一方面。应该准备雪橇、给马匹钉掌和储备饲料。虽然我们决定全部坐雪橇走（一直到强渡德涅泊河的时候——不准有一个步行的人），可是仍然要检查战士们的衣服、靴鞋……
波布特连科吵闹了一会儿以后，就坐到我们一起来了。
“活见鬼，你们就把最好的马匹带去吧……”我带着感激的心情看了他一眼。他突然哭起来了。“唉，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这样一来，我们就永别了！”
“别讲丧气话了！为什么永别呢，到胜利为止。”
“我原是这样说呀——到战争结束为止，也就是再不会在一起打仗了……好啦，”他打断了自己的话，“得了，命令我们还是应该一起写。应该把每一个人和其他的情况都考虑到。”
不到天黑，我们就把命令写好了。
虽然波布特连科沉住气，竭力想做得宽宏大量，但常常跳起来抱着脑袋说：“你不是活要人的命吗？阿伏克先齐耶夫我可不能让给你！巴利茨基也得留在这儿……哪怕命令里给他提了名。那里讲的只是他和你们一块儿从莫斯科飞来，可没有说到袭击的事儿。你们以为我们在这里就不会炸毁敌人的列车了吗！你们问问他吧，我相信，他自己也要留下来的。格列沙，你留下吗？”
巴利茨基摇了摇头，表示不同意。“啊，你也这样，那我们的交情就算完蛋了！？”
巴利茨基想要西进袭击是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巴利茨基、克洛科夫、巴伏洛夫、瓦夏·柯罗布科——总而言之，我们所有的爆破手们，听到我们要在敌人的交通线上展开空前的大规模爆破工作时，就要求带他们去袭击。普通的战士——那是另一回事。其实我推测有许多战士不会愿意离开故乡。命令是会服从的，但心里是反对的。
没有那样的事！极大多数的游击队员——其中有妇女、老头儿和小伙子——都开始实行包围我、德鲁日宁和尔凡诺夫，简直无法解围。万不得已，我们就要特意宣告不再接受申请了。
一般的命令，我是在召集已有二千五百多人的联队全体大会上宣布的。
首先他们在满盖白雪的一大片空地上排成了几行。
在这样隆重的气氛中，我以乌克兰党中央的名义，把切尔尼多夫省委的旗帜授予了波布特连科。他接受这面旗帜的时候，曾经跪下一条腿，吻了一下旗帜的边缘。
在这一仪式以后，我就以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名义把勋章奖授了那些著有功勋的同志。
行列不多时就解散了。同志们互相祝贺，又拥抱、又接吻。后来又有一片严肃的寂静。
德鲁日宁宣读了关于分开联队和关于某些支队出动袭击的命令。
许多并肩站着的同志都知道过不了几天就要离别了。在发了“稍息”口令以后，掀起了震天的喧嚣。
从这个时刻起，同志们纷纷向我请求了。
“费多罗夫同志，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把我带去吧，”格列雷请求说，“谢尔盖·马捷波夫去，而我们俩却是知己朋友！”
“嗯，假如你们真是那样难舍难分的朋友，那就叫他和你一起留下好了。波布特连科是不会反对的。”
但是马捷波夫当然不同意。
可是有些请求是不能不使他们满足。例如，我们有过一名很好的女护士兼侦察员诺娜·波古略依洛。她本来应该和自己的中队跟波布特连科一块儿留在那里。她来对我说不过去：
“请找出一点儿空，两分钟也行，我想要和您谈一件秘密的事儿。”
“算了，我知道你们这些秘密。听到命令没有？”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们走开一会儿。我给您一解释，您就会赞成。”
“那可不见得……”但是我终究走到一旁去了。我一看，阿夫克先齐耶夫也向我们走来了。“等一会儿，”我说，“我要和诺娜谈一件重要的事儿呢。”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他可以听，”诺娜突然说话时，脸蛋儿涨得通红。
“朋友们，你们的秘密我已经知道了。不过你们这是当真的还是闹着玩的？”
他们发誓说，相爱已经很久了。
“司令员同志，当我们到达第一个民事登记处的时候，就请您同我们一块儿去——做个见证还是叫什么的？来代我们的父亲证婚……”
“好了，告诉他们给你们登记吧。可是你听着，有个条件——喜酒不能不喝。一渡过德涅泊河——我就对大家宣布，开始跳舞。”
虽然有这样一句歌词：“……她得往另一边去”，可是如果不妨碍正事的话，我们还是尽可能不分开两颗相爱的心。在拟定命令的时候，我们把同一家庭的成员也都编进一个支队。游击队究竟不是正规军。我们这里有不少家庭是同时来的。例如柯夫童带着几个儿子，格拉卓克带着几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帕斯图先科带着妻子，奥列依尼克的家庭——有夫妇子女。但正好这个家庭出了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我们预定把这一家四口都留在波布特连科的队伍里；但首先是他儿子很热烈地要求去袭击。我们通过他家长的同意给答应了，而后来玛利亚·安德列耶夫娜本人也不想留下来了……
玛利亚·安德列耶夫娜·奥列依尼克是个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曾经当过我们司令部的女炊事员。饭食做得很好，味道也香，即使在挨饿的日子，她也能想到办法。我们真是不乐意和她离开。同时她也是个有胆有识的人，从来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岗位。尽管战斗迫近——她仍然照常削马铃薯，照常做饭。老实说，她的性格却一年比一年变坏了，常常对我们大伙儿唠唠叨叨，有时侯还得对她爱人叫喊几声。但是他们日子过得很好，并且和和睦睦。
当我们已经进军的时候，有人向我报告——玛利亚·安德列耶夫娜和我们在一起！这件事真使我惊奇。
“怎么会呢？她不是应该留在波布特连科那儿吗？”
原来她是追上最后一架雪橇，在行进时跳上去的。有人想把她推下去，她险些儿要打架。我知道这个消息太迟了。打发她回去吗？她单身儿走不到；派一组向导送她吧——又太不值得。给了她一次警告，却许可她经管伙食。说句老实话，大家心里是很高兴的。后来同志们说起，玛利亚·安德列耶夫娜和丈夫吵了架——才逃跑来的。这种废话特别使她愤怒。实际的原因是她不愿意和团体分离，过去在她周围的大多数人都参加袭击去了。
战后玛利亚·安德列耶夫娜在切尔尼多夫找到了自己的丈夫和孩子。直到现在她还和他们住在一块儿。
我们这里不仅有些人，而且有些马匹也顽固。不愿意服从首长的命令。就是我骑的那匹名叫亚当的马，也两次挣断缰绳，奔到我跟前来，使出它所有的神态给我看，表示无意待在这儿。它带着责难的眼光看着我，好像想说：“我已经给你真心诚意地服务了一年多，也不只一次从生死关头搭救过你，可是现在你却想把我抛弃啦！”
实际上我并不想抛弃它。在出去袭击的前几天，亚当撞伤了一条腿，现在还有些瘸。只是因为这个，我才决定不把它随身带去。
亚当是匹大骟马，毛色深灰，鼻子上有一颗淡黄色的斑点，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它。我年轻的时候就经常和马儿在一起。我曾经遇到聪明的、忠实于自己主人的、刻苦耐劳的马匹。我也看过不少关于人类的这些好朋友们的书籍；但是象亚当这样的宝贝我是头一次遇到。
这匹马是我们的经济工作人员在切尔尼多夫省－马洛·杰维察区的基洛夫集体农庄领来的。它在那里干的是一般的活儿，拖拖犁，拉拉耙，用它运运木材，送送粪肥。而在我们这儿呢，它却表现出一种绝妙的品质。看起来倒象为了在游击队里服役而曾经把它特别训练了很久似的。
它是又沉着、又稳健、又谨慎，同时还很矫捷。我知道它具有这些品质以后，就在去年年初把它要了来，从此就没有和它离开过。
在沼泽地区，很多马匹都会陷下去，有些还淹死了，可是亚当却有本事选择坚实的小草丘。它首先把脖子伸出去，特别注意地嗅一嗅，或者看一看草丘再跳，从来没有弄错过。因此，在通过沼泽地区的时候，我们经常把最贵重的东西——象司令部的文件、食盐、火柴、药品等等都归它驮载。
当我从某一个地方巡视归队的时候，就放松缰绳。我可以很安心地打打磕睡——亚当会找到路的。起先我以为它是单靠自己的嗅觉来确定方向的。但有时我们出去时的土地是干干的，而回来时却铺满了雪，不管怎样，亚当总能毫不错误第走回家来。
它身强力壮，又很能刻苦耐劳，跑起来哪匹马也追不上它。它最高贵的品质之一是对饮食满不在乎，能够长久挨饿。冬天它能给自己在雪地里挖出草来吃。每逢既没有青草，也没有燕麦和干草的时候，亚当就吃白桦树枝。有时连这种树枝也弄不到——它就啃白杨树皮。
每天早晨，亚当就会在吃早饭时来到司令部的帐蓬前，用它特有的温和的嘶鸣声叫我出去：要求我给它吃东西。我就给它拿出去一块面包或者一些糖。它吃完就大模大样地走开了。我们不常拴住它：只有不要它跟着我的时候，才发生这种事情。总之亚当是享受着充分自由的，可以在营地里散散步，有时也可以到距离营地一二公里的森林里去。大家对这件事都习惯了。大家知道，亚当是不会掉队，也不会失踪的。
冬天，如果走近河边，或者在沼泽地带的小湖上打开了一个小窟窿时——马匹就聚在一起，等待着，人们自己首先喝过了水，然后用水桶打给它们。亚当走近来，把鼻面伸到人们中间，跪下就喝。起初人家推它走，后来也习惯了。都知道亚当反正是撵不动的。
它的性格是安静的。向来没有咬过谁，也没有踢过谁。看马员尼古拉依·吉利诺夫在歇息时，如果寒冷的话，就睡在亚当旁边，紧挨着它的肚子。而亚当却没有一次撞碰过他，也没有用蹄子踢痛他。可是其他的游击队员常常讨厌亚当爱淘气，好偷嘴。
你万万不能把盛着薄羹的提锅放在篝火上就自己走开。亚当马上就会来到，用蹄子把锅子从篝火上或是用猎矛搭成的架子上踢翻，闻一闻里面泼出来的东西，如果找到马铃薯的话，它就会使马铃薯在草地上或是雪地上滚一滚，很高兴地吞个精光。如果看到主人来了，它便跑到一边去站着，好像是事情与它毫不相干。
在战斗中，亚当从来不惊慌失措。它在瞬息间就会判定射击的方向：哪儿是自己人，哪儿是敌人。如果没有人骑着，它会立刻躲在树背后或是树根下想法躲起来。曾经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有一次人们把一群马引到沼地上去饮水。对岸的匈牙利侦察队开了火，好几匹马都被打死了。亚当却转了一个急弯，甚至连马鞍都滚到肚子底下去了。它跑到了队伍跟前，找到了司令部的四轮马车，站在一旁浑身哆嗦。路上车辆很多，可是它并没有站在其它车辆旁边，却象找到了老家一样找到了自己的车子。
还有过一件事情。有一次，德寇定我们纵队的尾部猛扑。游击队员们跳下橇车——在林子里躲在树背后还击。亚当那时正拉着橇车；其它的马又是踏步，又是摇头，接着就冒着敌人的弹雨顺着道路飞奔起来。而亚当却立刻拐进森林，想要在两棵松树中间挤过去。可是橇车穿不过——它使劲一拉，橇车毁了，它也就这样脱了险。其余的六、七匹马全被打死了。
如果我们不得不宰了马当肉吃，那么亚当甚至在距离半公里的地方就感觉到了。它嘶叫得这样哀怨，使我不由得去安慰它说：“亚当，别害怕，今天不会宰你的。也许会有轮到你的时候，但目前的情况还不至于糟到要把司令员的坐骑煮来吃。”我不知道它懂不懂我的话，可是我的温存的声调却它安静下去。
我再说一说以后的事情，在游击运动结束以后，我也不能离开亚当：我把它带到了赫尔松，就是我曾在一九四四年被派去工作过的地方。它当时是在省委经济部门里工作。但在这儿城市里，亚当不知怎的成了不听话的、调皮捣蛋的、甚至好争斗的马儿了。有一个民警在亚当的面前扳了一下枪机，这匹可怜的马可就出了毛病啦！它两脚站地，双眼发赤，全身大打哆嗦。而另一次，它在街道上拉车，突然间从拐角处过来了一小队骑兵。亚当扭转身子就跑到他们那儿去了。它紧挨着队伍，它的骑手怎么拉缰绳也拉不过它来，一直伴送那一小队骑兵到了兵营。
在分家的时候也一样。亚当谁的话也不原听。它曾经两次咬断了缰绳跑到我这里来。我的心软下来了，就决定让它跟我们去。而后来觉得这件事办得并不失算。
我已经说到前面一些了。在联队分家的那几天还出了些事情，在这里应该讲一讲。
比沙拉勃在切尔尼多夫留下了。记起他的闹独立的情绪，我们认定，甚至连叫他离开切尔尼多夫地境都是没有意思的。他愁眉苦脸地听了命令。他没有反对，可是神态却整个地显示着不满。也许他甚至于玩弄过把戏，谁知道是不是这样。那时事情够忙，因此没有功夫研究比沙拉勃的衷心感受的微妙之处。
顺便谈谈消息，我们从祖国“大陆”带来了人民委员会关于施行红军肩章的决议。在游击运动司令部里听说过，再过一个时期，我们很多指挥员就要授予军衔了。那些获得军衔的人都将佩带肩章。这个决定出乎意外地给比沙拉勃引起强烈的印象。
“阿列克赛·费多罗维奇，我鉴定得上吗？”
“你是要留在这儿，等切尔尼多夫一解放，就去搞经济工作的。要军衔干么？”
“这样……比沙拉勃大概是不配带肩章的。啊哼，我是给赶走啦！”
“斯捷潘·费法诺维奇，你这个想法很奇怪……”
但是比沙拉勃打断了谈话，带着我从来没有在他身上看到过的热情，开始倾吐自己的心事了。
“我是，啊哼，胆小鬼吗？还是，呃，没有证明呢？谁都能支持我说，我并不胆小，也没有不同的倾向。我有过意见，却从来没有违犯过军纪。现在您是不是因为我有意见而报复呢？好吧。我已经习惯于人家这样对待我了。可是少校，啊哼，呃，少校的阶级是总该给我的。或者，呃，至少给我个大尉的阶级。袭击我也要参加，因为这已经不是游击运动了。”
“袭击您是参加不了的，因为我们不能撤消命令。关于军衔我们也不准您讨价还价，最好把这件事当作是您开了个玩笑。还有一点我们要了解——为什么您认为袭击就不是游击运动呢？”
“我能够解释。”他考虑了一下，捻了捻胡子。然后，虽然地下室里只有我们个对个坐着，他却举起一只手来，郑重地说：“我们是红军的特种部队！”
他做了正确的观察。
的确，大规模的游击联队在将近这个时期已经成为特殊性的军队。几个月以后，在乌克兰游击运动司令部的命令中，就把我们称作“００１５部队”。这就说明，我们在组织上已经成长起来，我们的行动中已经没有什么偶然的现象，军队里所有的秩序也就是我们的秩序，红军的条例也就是我们的条例。
比沙拉勃却从这里作出了一些以外的结论：“游击运动，啊哼，取消啦。”
从我使比沙拉勃相信意图自治和闹独立是没有什么好处的那一天起，已过了一年半了。整个这一时期，他都是和我们在一块儿战斗的。虽不是随时都好，却很忠诚。可是据我所知道，他始终不了解，直到现在也还没有了解党是不会让游击运动自流的。他服从了，但心里还是老一套。
是他一个人这样吗？遗憾的很，不是的。比沙拉勃有意识地或是无意识地表现了落后分子的观点。党认为有必要把地方部队和袭击部队都组织起来，使它们服从党的领导。无论是司令员、参谋长，或者甚至是游击队员全体会议，都无权决定他们的部队会是什么样的。这是由抗敌力量的统一领导利益所决定的。
如果说，在最初组织时期各个自发产生的支队还没有加入游击军系统中的话，那么在一九四三年初还没有加入游击军的支队几乎已经没有了。在新的情况下，一两个指挥员的独断专行就会开始给很多支队招致覆灭。这样的独断专行、无政府主义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拒绝协同出动，应该被认为罪大恶极的事情。
比沙拉勃有时好议论，变主意，或者对抗一个时期，但到最后关头总是服从命令。
然而我们有这样的情况，由于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的指挥员们的过失，有时整批的支队和成百的游击队员都牺牲了。
读者已经知道，当我和德鲁日宁在莫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