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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你别埋怨我这样东拉西扯。我思想不容易集中。弟兄们正坐在我身边起劲地玩着纸牌呢。不过请你别以为是在赌钱。赌钱在我们这里是不行的。我们根本一文不名，同时绝对不需要钱用。
现在我要开始跟你谈谈帐篷。它是这样子做成的：一张降落伞的绸子撑开在几根木柱子上，而在绸篷的顶上盖上几张冷杉皮。我们是这样来剥树皮的：这一个弟兄站在另一个的肩膀上，用快刀割开一道深深的切口，几乎一直割到下面，然后在树顶和树根周围割破一圈。我们把所有的树枝都齐根削去，削得很光滑，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树皮连里皮一起剥下来——你知道，下面便是那滑溜溜的纤维了……这时脱了下来，结果树皮好象一张弯曲的胶合板，上面留了些树节的窟窿；可是我们把窟窿都塞没了，然后把树皮放在绸帐上。任何大雨也透不过这样的房顶。帐篷是故意给做得很矮的。我躺着在写信……
……现在，妈妈，我想把第一次到远方作铁道手术的情形告诉你。你们医生们把手术叫做借重外科刀子的干涉。我们也切断铁道路基，但是不用刀子，是用炸药……我先前只参加爆炸桥梁和德寇汽车。我还曾受命敷埋地雷来爆破作业敌方的有生力量，换句话说，就是敌方的步兵。但这是简单的，你在半小时以内就能学得头头是道。
我动手作第一次铁道手术，不是以爆破手的资格，而只是以战士的资格去的。费多罗夫亲自给我们送了行。不过这一队的队长，它的指挥员，是格里戈里·瓦西里耶维奇·巴利茨基。他是个十分勇敢的人，一个真正大胆无畏的硬汉。他只担心一件事，怕人家总有一天怀疑他是个胆小鬼。除了我们以外，这一队还有二十来个各式各样的人。我们中间有一位姑娘，还有一位出色的向导员——一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庄员潘科夫。他认识这儿所有的森林和所有的达到，认识小路，认识兽迹，象“皮袜子”一样。你记得范尼莫尔·库彼尔吗？
当我们给送出去作战的时候，姑娘们都哭了。为什么呢？妈，这是因为她们比男子多情善感的缘故。
潘科夫说：“姑娘们哭起来就跟打喷嚏一样容易。”
当我们离开营地大约四公里时，巴利茨基命令大家坐在草地上，他自己也坐了下来，意味深长地静默了好一会儿，接着嘱咐我们留神听他讲话：“我预先通知你们：谁要是没有自信，谁就回营地去，过后就迟了。我们对于一切困难不能有任何废话，或者任何抱怨。要勇敢、有纪律，要无条件地完成我的一切命令！明白吗？要有丝毫违犯，胆怯萎缩——就地枪决！我不是在嚇唬你们，而只是预先通知你们，假若没有这些条件，你决不能去搞破坏工作。谁要是这么样的，尽可请回去：谁也不会强求你们，谁也不会讥笑你们。”
没有一个人说要回去。尽管巴利茨基保证决不会有人讥笑，实际上，在我们营地里胆小鬼却正引起普遍的鄙视甚至憎恨。他回去就等于自认是个胆小鬼，为此他甚至可能在墙报上被痛骂一顿。
我们站起身来，顺着小路穿过森林。总共得走二十五公里光景。在有些地方，我们倒退着走过公路和村道。我们特地学过这样子走路。为了走成正常的步子，我们必须走得很快，一步不停。你可知道这是为什么？如果德寇见了我们的足迹，会以为我们是向相反的方向去的。
有一次，我们一直等到德寇的卡车驶过的时候。卡车是整整的一队，载着不下于一个连的士兵。我们没有卷进去跟他们打。我们有别的任务。
我们个人轮流携带炸药，要不然就是地雷，有点儿重——十二公斤。可是游击队员都不喜欢手里拿东西。人人都竭力想把全部重荷分成多少份，好挂在背上或是腰带上；两只手非空着不可，以便随时能够射击。我们也不象红军战士那样背着冲锋枪。我们的枪是挂在左肩上的，就在手边，枪口对着前方。
游击队自造的地雷不过是一木头匣子，大约四十公分长，宽高各二十公分。匣子里放着一种跟芥末颜色相仿的东西，但不是粉末，而只是块茶褐炸药。为了使你不害怕，我要告诉你，它本身是不会爆炸的，甚至把它用火烧、或者给子弹打中了也不会爆炸。它是用雷管来引发的。在炸药上挖上一个或方或圆的窟窿，这儿在装置地雷以前插进一枝爆管，也就是雷管；然后安上弹簧、撞针、信管……你没有图解是不会了解其中的奥妙的，再说，你也不须要了解。你未必有一天会利用这些玩意儿。
我们在距离铁道大约六公里的地方停下来，这儿离开卡明村不远了。卡明村有我们的自己人，我们支队的一名通信员在那边的伪警部队里服务。我们的制度是这样的：破坏队在到指定地点去的路上，无论如何不应走近居民点，因为可能碰上一些坏蛋，他们会跑去报告德寇，说游击队开到哪方面去。
但是一两个侦察员是必须走进村子里的。这一回潘科夫去了。他从伪警那里，也就是我们的通信员那里打听到，在兹林卡—查科培齐区段里，现实相当安定，没有大批德寇。同时他还探明怎样万无一失地潜近铁道。
潘可夫的消息使巴利茨基十分懊丧。原来新近有一列装汽油的火车向布良斯克方面开过了。你要知道，妈，我们炸毁的是哪一种火车，意义是完全不同的。固然，即使一列装着任何不重要物品的火车碰上地雷而翻毁了，那么这短铁路也要停运好几小时；但是我们用炸药是很节省的，每公斤都得计算计算。炸毁一列运兵的或是装坦克、卡车、飞机、汽油的火车才算是件体面事。这就是巴利茨基懊丧的原因。他心里想，既然开过了一列装汽油的火车，那么另一列就不会很快就开来。
我们十分顺利地到了路基跟前，这儿防卫很差。森林距离铁道线约两百公尺。我们伏在森林边上的草丛和灌木林里隐蔽起来。巴利茨基叫我们个人离开十公尺，以便如果必须射击时，可以一下子包围整列火车。
你要知道，炸毁机车和颠覆车厢还是不够的；必须毁灭所载的辎重。如果开来的是德寇的兵士，那么就尽可能多杀死他们。机车由于爆炸一出轨，列车就停止了，我们便一齐向车厢开火，最主要是向后部的一节车厢开火，特别如果是一列货车的话。警卫队通常总是堵在火车尾巴上。
你现在大概在莫斯科为我熬受吧，像我自己一样，在第一次是不是丢了脸呢。倘使我是独自一个人，那或者会暗暗害怕的。可是所有的弟兄都是好人，大家兴高采烈地走着，还开了许多玩笑。
妈妈，要是你能瞧一瞧你的华洛佳就好啦！我现在完全不象个城里的大学生，正如大熊不象羔羊一般。我有了豪迈的外貌。穿着是按照游击队的时髦式样：一件匈牙利的皮背心（就是所谓‘马扎尔卡’的）；一双靴统向下摺的高统靴，上面垂着一条宽大的、用德国毛毯做的酱色裤子；头上带着有红色宽带的帽子；腰带上有几颗手榴弹；皮带上挂着冲锋枪。要是在一面穿衣镜跟前挺直身子看着自己，一定是怪有趣的。
现在，我顺便来告诉你一个笑话。有一次，游击队在村子里袭击德寇卫戌部队，当战斗还在进行时，几个弟兄在伪村长的屋里流连了好久。命令是叫把它放火烧掉。但是一批最讲究穿着的游击队员来到这所屋子，聚集在一面大镜子跟前你推我挤想看看自己。我没有参加那次战役。可是费多罗夫却给这批弟兄们一顿斥责，这个我可不眼热他们。他称他们为“卖俏的女人”。现在大家便这样称呼他们，每夜受人家的嘲弄。
停笔，不能再写了。警报。
六月十八日。你要知道，妈，我一开始给你写信就想起莫斯科。它现在怎么样啦？有好几个伞兵给空投到我们这里来了，其中有两个到过莫斯科，他们说，冬天的燃料不足。可怜的，你在那儿冻坏了吧！我反正一样惦记莫斯科。我只要再瞧它一眼就好了。要是我被准许去而又给提出这样的条件的话，我想，我会得爬到那里去的。
我把这封信的开头部分读了一遍，将接着写下去。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看见铁道了。
我们刚刚伏下来隐藏航空，忽然顺着路基走来一个伪巡道兵。是个大胡子老头儿。他肩上挂着一支步枪，但是当弟兄们走近他时，他甚至连枪也不想卸下来，便举起双手。我留在原地瞧着他们搜查他。突然间，大家都向他奔去，可是并没有下过命令。巴利茨基也一路骂着奔过去。
过了半分钟光景，在全队的上方出现了一片浓烟，大家都笑逐颜开。现在，你懂得是怎么回事吧？原来这个伪巡道兵有满满一袋黄花烟。我们早已吸着各种废物，想烟草向得要命。
我们曾试吸过苔藓、荞麦杆和干的橡树叶。后者甚至有“橡叶牌”的名儿。而当我们弄到黄花烟、烟叶或是纸烟时，我们就站成一圈，一支烟十个人吸。
我们出现了这种说法：“让我吸一口。”、“把烟蒂儿留给我，我来丢”、“烫嘴唇也好，熏鼻子也好，却舍不得扔掉”。
我们甚至还写过这样的小诗：
我们想烟抽——
可是我们没有烟草。
我们抽橡叶。
橡树叶、桦树叶、
荞麦杆，
各种叶子都试吸，
为了消除苦寂。
噢，当然，我们大家都被巴利茨基处罚了。还好，他自己也想抽烟。我们缴了伪巡道兵的枪，把他绑起；可是没有打死他。他说，他不干这种工作就有枪毙的危险。
接着我们又伏下，躺了一个半钟点，听见火车来了。火车虽然还远，但已经听得见可作为特征的喀哒声。我的心开始卜通卜通地跳起来，我从没有这样激动地侯过火车。我用劲握着冲锋，使得心儿在我全身到处跳，甚至连手指头底下也在跳动。
谢尔日克·科舍里冲出去安放地雷，很快就安放好了，接着把导火线拉到森林里去拿着。
安放地雷是个光荣的任务，但是并不愉快，由于焦急不安，你可能给导火线缠住而同归于尽。
谢尔日克刚刚来得及躲好，机车就从拐弯处出现了。这是最最紧张的关头。地雷会不会爆炸呢？大家都紧张得象弓弦一样。地雷可能发生故障而不爆炸，有各种不同的原因。
这件事写起来要长得多，然而一切都在一刹那间发生了。火车来得飞快，是长长的一列。
爆炸的声音并不十分猛烈。机车下面火光一闪，机车便倒下了。接着是一阵由车厢相互堆叠起来而发生的可怕的劈裂声和挤擦声。就在这当儿射击开始了，我们全体对油筒射击……
我忘记写了，这又是一列运汽油的军车。我们真走运：一连两列油车。德寇不用油槽车而用铁筒将汽油运到前方去，为的是往后给坦克和卡车加油比较方便。油筒在有高边的敞车上堆成了几层。我们对准了底层的油筒射击，油筒爆炸开来，把上面的油筒往上抛出去好几公尺。而这一切都在燃烧、都在喷火。
突然，我看到巴利茨基正向火车尾巴奔去，在火光衬托之下，他显得十分可怕。他一面奔跑，一面叫喊：“随我来！”
他一冲近末尾的车厢便立即开始射击。他没有冲锋枪，只有一支轻便的、法国造的马枪。他不是把它紧压着肩胛，而是伸直胳膊，把枪托支在胳膊弯里射击。
德寇都在后面的一节客车里。他们用冲锋枪和机枪从窗口里打出来。火焰愈来愈高，整列车都在燃烧和爆裂。客车也起火了。火焰的上方是黑色的。长长的火舌象从太阳里发出来的火焰一般，向四面八方射出去五十公尺光景。火焰上窜也将近五十公尺。
德寇的警卫队声嘶力竭地号叫着，射击越来越大越稀少了。这时，巴利茨基下令撤退，大家便跑开了。
当我们在树林里集合时，发现我方只有两名伤员。我们的女护士马上就把他们包扎好了。
我们唱着歌走回来，情绪简直兴奋得象喝醉了酒一样。
这儿我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当战斗已经结束，大家都清楚危险已经过去时，我不知怎的呕吐了。你作为一个医生，一定要给我解释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妈妈，且说情绪吧。我们回来时不由自主地扭过头去望望火焰。火愈烧愈厉害了。你想，连营地里也看得见烟了。我们很快地走回去，边走边谈，人人都想喊得比别人响。我们几乎根本不想隐蔽。战士全都精神抖擞，在热狂中什么都能干。
我们走进了那个最大的卡明村。那儿有一家面粉厂，我们一直向它走去。我们一点也不防备——在街上横冲直撞。伪警星散了；我不知道他们那边有多少人。可是我们总究在面粉厂旁边打伤了两个守卫的伪警。我们打毁了谷物和面粉仓库的锁，把居民叫来。大家向面粉厂跑来，整袋、整箱、整桶地拖去储藏起来。孩子们也在那里打转，用自己的帽子兜着走。
我们喊道：“搬走吧，同志们，藏起来！德寇来的时候，你们把一切都推在我们游击队身上就是！我们的牌子担当得起。”
我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我也发了言。你猜想不到我发表了那么精彩的演说。说实话，我一兴奋，就成了个演说家了。他们都向我道贺，并且说我应该转业做鼓动工作。这当然是个笑话。我现在无论如何也不会脱离破坏工作的。
只有伟大的场面才会给你这样的幸福。你知道，队里也有你的一分子。我气都喘不过来了。要知道火焰永远是美丽的。而这场火焰又是对德寇的报仇！此外，冒险也使人兴奋。不，亲爱的妈妈，没有看到过的人，永远也理解不到这样的壮美的。
但是，你别担心，亲爱的妈妈，破坏工作决不是那么危险的。我以为呆在莫斯科屋顶上等飞机扔炸弹要比这危险得多呢。那儿完全是以外的事情，对吗？要知道那儿你是不可能回答敌人的炮火的。不，你放心吧，老实话，你的华洛佳不会失掉的！
第五章 游击联队
德寇正在南方进行攻势。无线电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消息：红军正在向斯大林格勒撤退。看来，在乌克兰的侵略者可以高枕无忧，可以比无论什么时候都安心了；看来，在敌人后方这么深远的居民终于应该屈服了。苏联情报部通报报告说，敌人正不计损失地向前推进。
然而，沦陷区的居民不仅没有屈服，反而反抗得更激烈，愈来愈多的游击队都在奋起斗争。
我不知道其他各省的情形如何，但在切尔尼多夫省，在奥尔洛夫以及白俄罗斯的西南各区，也就是说，我们在一九四二年夏季袭击过的那些地方，尽管敌人向高加索快速推进，人民却都觉得德寇很快就会被击溃而败退。这里人民天天看到德寇的不良组织的明证，也看到他们军事与经济的削弱。
我们的支队，更正确地说，是一些联合起来的切尔尼多夫支队和奥尔洛夫支队，现在极频繁地进行辗转数十公里的袭击。我们联队的人数已远远超过一千。当本地的游击队加入我们队伍以后，已达两千人左右了。在行军时，纵队延长到一公里半。有时侯，我们悄悄地行进，穿过沼地和森林；但更多的时候是直接经过居民点来移动，炫耀自己的实力。我们几乎在每一个市镇、每一个村庄里都举行群众大会，分发传单，走进屋子里去和老乡们谈话。
老乡们欢迎我们，并且以游击队自豪，老是夸大我们的力量。他们对我们说，碰到游击队，精神便提起来了，不待说，这是实话。我们同样在和老乡们的会晤中，获得了对我们事业的不可战胜的信心。
记得有一次在村子里和一个老头儿谈话。我一半打趣、一半认真地责备他不参加游击队。这个老头儿大约五十五岁，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好多象他这般年纪的人都在打游击。所以他认真地接受了我的责备，他的回答听来很委屈。
“官长，您说我不是游击队员，是不正确的。官长，您看看我们的地吧。您跑到公地①里去看看老乡们怎样干活的吧。他们干活，只出了一半或四分之一的力，要不，就压根儿不干，尽捣乱。官长，要是德国人离不了冲锋枪或鞭子，我们为什么不是游击队呢……”
【 ①公地：指德寇把集体农庄改为‘公社’后的庄稼地。】
老头儿说得不错。要了解侵略扩张的事业多么糟糕，瞧一下庄稼地就够了。一切事物上面都留着大规模怠工的痕迹。德寇进入这些地区还不到一年，但农业已经荒废到可怕的程度：不仅农民在破坏它，德寇自己也在破坏它。
破坏的经过是这样的。在德寇来到以前，农民便局部地收割，并运出了一九四一年的丰收。剩在地里的谷子被军队践踏和烧掉了。然而谷子是那么多，德寇还是搞去了一部分。当然，他们不是自己出力来收割的。在一九四一年德寇组织的收获所表现的唯一“办法”，是在各种迫害的恐嚇下要求农民收割庄稼，然后来没收。农民们留下来的，只有瞒过侵略者和叛徒们而设法埋在坑里的一点儿。
一九四一年秋天，战线还很接近，因此几乎各地都没有播种东麦。但是战线远离以后，德寇便建立了自己的政权，实行了所谓“改革”，开始按自己的方式来组织农业生产了。
农民们带着困惑和不断增长的轻蔑，注视着领土委员和发的地主们的挣扎。在报纸和宣传单上，德寇借助民族主义分子和丧尽廉耻、卖身投靠的下流作家，不择手段地诋毁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和整个社会主义农业制度。当然，他们还颂扬了自身的组织才能。
他们对农民说：“看看我们怎样在德国的经验、德国的工业、德国的准确性、精密性和文化性的基础上组织工作吧……”
但是，农民们在冬天就知道，这完全是空话。首先，侵略者把谷子拿去了。有些地方在公社中留下了种子，可是从十二月起，又开始把种子也运走了。他们怕它落到游击队手里。耕马几乎全部被没收了，单留下了一些 牛。但是一个集体农庄的村子里有多少头 牛呢？难道能靠它们来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