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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因我的注意而感到高兴，乐意地答道：“情况倒还好，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只是没有来得及把我的老婆疏散，她快要生产了。她和娘家人住在村子里。那边有德寇。
“原来你脑子里在盘算着这件事哩，”我心里想。
格罗明科想起老婆，这原是理所当然的事。但我却等着他首先说起自己的分队或者整个支队的情形。
而格罗明科却接着说：“您不记得我在切尔尼多夫的老婆吗？噢，当然，您大概不会记得所有的人……她住在离开这里大约四十公里的村子里。我本应该去看她一次，可是我同时想到，不应该去，去了反而使我更加慌乱……”
说句老实话，我没有什么办法劝解他了。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在这次会议上须要解决这样一来的问题。
“得啦，”我说，“解放了再说吧。我们要想出点儿办法来。”
波布特连科把召集同志们来的原因告诉了他们，问每一个指挥员对于在费多罗夫总的指挥下，把各支队合并为一的看法怎样。
大多数人表示赞成：“早就是时候了。不合并我们就会灭亡。”
只有比沙拉勃一个人考虑了一会儿说，他得和本支队的同志们商议商议。人家预先通知他，这是党的省委建议合并的。
“我要，啊哼－呃，稍微考虑考虑。明天早晨会告诉你们。”
“那么您要注意，比沙拉勃同志，我们明天早晨九点钟等您。等您来了以后才签署命令。”
我们转到另一个问题上：对于希望加入支队的个人和小队，我们怎样对待。森林里有不少人在流浪：有掉队的，有脱逃的战俘，还有突破包围圈要回前线去的。这些人都有武器。有一小队甚至拥有一挺重机枪。但是这些人在列依明塔罗夫卡村森林里感到陌生。他们不大熟悉，绝不是人人敢和居民来往。他们没有弹药，衣服破烂，挨着冻，最主要的是在挨饿。几乎所有这样的小队都要求加入支队。
辩论激烈起来了。尔凡诺夫急红了脸，把眼睛望着门口，对我表示：“解决这样问题时，我走出去是不是更好些？”真的，这件事恰恰与他这样的人有关。在会上，尔凡诺夫是还没有被正式通过加入支队的人们的唯一代表。
“坐着，坐着，”我对尔凡诺夫说。“我们很高兴听听您的意见。”
骑兵队的指挥员洛沙科夫，身材魁梧，皮肤黑得象茨冈人，阴沉沉地皱着眉说：“您说收容他们是什么意思？我不明白为什么这样突然违反了警惕性？在切尔尼多夫时，费多罗夫同志，您本人和其他省委书记们都曾经警告过关于最严格的秘密性和秘密活动。可是现在呢？原来警惕性竟付之流水了，谁想进来，就进来。一个‘被包围过的家伙’意味着什么？这就是说他没有战死。如果放他到森林中的游击队里来，在我们这里也不会愿意牺牲，会开始躲在人家背后的。何况是俘虏。俘虏——换言之就是投降过的人。不，我们不要那些人。党挑选了我们，信任我们。我知道您，知道库罗契卡，比沙拉勃和柯济克我也知道。我有全权依靠他们。就是战士们也一样。在他们填写的履历表上，我们一切都知道。我的意见是保持自己人。”
第一个反驳的是巴拉贝。他出乎意外地激烈地发言了。我没有想到他会这样的敏捷。彼列柳勃小学的校长兼历史教员亚历山大·彼德罗维奇·巴拉贝，我只知道他是个拘谨的人，爱好抒情诗，爱好和平生活。他做校长还是最近的事。人们称赞他的有条有理、干净整洁、布置得当的教育工作。“一个年青但是能干而且深思的教育家”——谈话提到巴拉贝的时候，我常常听到这样的评语。我还知道他新近才结婚，很幸福。在我的观念中，他是一个温和的幸运儿，把一生献给学校、妻子和花园洋房的人。
巴拉贝身强力壮，穿了一套非常称身的红军官长的制服。他竭力高高地把头昂起；他的衬领看来总是雪白，这也不是偶然的。他总是仔细地修过脸才来开会。要是全体同志都倾向于这个游击队员的外貌那才好哩。虽然他发言时象个姑娘似地涨红了脸，我却看得出这位低声静气的人善于捍卫住自己和自己的原则。
下面是他说的一段话：“我们是志愿留下来的，这有什么稀罕呢？这有什么特别的功劳呢？不管怎么样，我们必须打仗，而且在我看来，志愿去打仗的往往要比动员去打仗的好些。这就是说，我们是和红军战士同样的军人。波布特连科同志因为我们的支队收容了五个被包围过的人，斥责了我一顿。但是弟兄们都很好，而且以行动证实了这一点。我们的森林里有一队由阿伏克先齐耶夫率领的二十六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是好人。他们所属的那个师团奉统帅部的命令分做小队突围。他们执行了这个命令。可是假如向前线再推进一些，他们多数会被歼灭的。在我看来，收容他们是比较正确的；在我看来，我们应该收容一切真正想要和德寇进行斗争的人。至于那些被包围过的人，一般都是好人。这些人不愿意去当俘虏，一直支持到最后。他们早已是游击队员，只是还没有组织好罢了。我们应该帮助他们组织起来。这些武装齐全的人都不是第一天参加作战，他们对我们有用处……”说到这里，巴拉贝停了好一阵，对全体出席的人注视了一下，然后深深地舒了口气，似乎用抱歉的声调添上一句：“在我看来，要是不接收被包围过的人，那倒是件罪行。是的，是件罪行！”他坚决地总结说。
“噢，亚历山大·彼德罗维奇说的是什么话啊，”比沙拉勃摇着头说。
“你要发言吗？”我问。
比沙拉勃抬起眼睛望了我一眼，想了想，然后神气活现地说：“我要讲。我认为如果被包围过的人要那样做，就让他们自己组织去吧。呃，我们并不是为了他们预备装备、获得装备的，何况是粮食。我有权说——我反对。”
“比沙拉勃同志，如果省委再三要求呢？”我忍不住了，“那么，您答应我们的要求吗？”
“关于接受人员的事吗？”
“总之，您对于领导本省游击运动的党省委采取什么态度？要知道你是个党员，对不对？”
比沙拉勃绷着脸，眼睛红了。他紧蹙着眉头，闷闷不乐地说：“我懂得党章。但是在讨论程序中，我的意见是——反对。根据区域的特征可以允许有例外。我可以，啊哼－呃，收容被包围过的人到游击队里来，如果他原来就是我们区里的居民。因为我们是号召来保卫本区的。决不能来者不拒……”
说这段话的时候，比沙拉勃瞪着凡尔诺夫。大家都明白，他认为这个人就是乱子的来源。别的指挥员也不太友好地打量着这位陌生的中尉。
我不打算给同志们作任何解释，我想任命凡尔诺夫为联合部队的参谋长，借此促使人们推行军纪。自然，在采取这个决定以前，我细问过凡尔诺夫他过去的职务，得知他是一员基干军官，从他的答复中，知道他是个坚韧不拔的人；而主要的是他的精通战术。我喜欢凡尔诺夫还因为他落到异常困苦的地步，仍保持基干指挥官的振作性：没有扯下领章，甚至居然还能想出办法保持军装上衣和裤子的整洁，高统靴也擦得亮光光的。
实际上，我所召集的会议，既不是军事会议，也不是游击会议，甚至也不是党务会议；它不过是普通的会议，例行的会议。我简直还没有习惯发号施令。而同志们不习惯他们自己当指挥员，同时也不习惯我不仅是他们的领导者，而且是他们的司令员。在这里集聚着稣维埃和党的工作人员、农学家、工程师、集体农庄主席、小学教员……接着来了另一个想法。原来大多数出席者正好是那些反对收容被包围者的人，他们还没有亲身经历到战争的负担和真正的危险。他们只由流言蜚语知道包围是怎么回事，被围的人是怎样的恩，他们的命运曾经遭遇到哪些考验。他们知道这些事是由益处的。
“德米特里·伊凡诺维奇，”我打断了比沙拉勃的话，对尔凡诺夫说。“请您告诉他们，您是怎样来到这座森林的。”
单就我用名字和父名来称呼尔凡诺夫这一点，已叫同志们惊奇。大家知道，惊奇就提高了注意力。
尔凡诺夫也觉得惊奇。但是他胸有成竹地站了起来，挺着身子问道：“需要我的自传吗？”
“不是，任务是这样：我要以您的实例来向同志们表明被围的人是怎样的人，为什么应该把他们接收到游击队里来。”
“明白了。让我尽可能简略地来说吧。我是从开战第一天起就作战的。我最后的职位，从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五日以来，是副官长，步兵部队的营参谋长。因指挥作战有功，曾两次受到旅长和师长的表扬。九月九日九点三十分，德寇包抄了我们的驻扎地波诺尔尼察区鲁集齐村。我带着三名通信兵在司令部里。德寇对着司令部的屋子开起机枪来。我们只有几枝冲锋枪、手枪和一支马枪。弟兄们用冲锋枪掩护着我。我拿了最重要的参谋文件，奔过街去伏在高粱地里开始用马枪来还击，打死了五个德国鬼子。他们都喝醉了，这帮助我消灭了他们。但是有一颗子弹打中了我的胳膊。我向一个土坑爬去，里面全是 肥和垃圾。我把文件埋在垃圾里，绑好受伤的胳膊，再向一间草屋爬去。我顺着栏杆怕，看到栏栅上有个窟窿。我的副排长基谢列夫躺在那里，左肩和右手掌都受了伤。他已经设法把栏栅的木板敲下一块，可是无力爬进孔眼去。他恳求说：‘中尉同志，救救我！’我们勉强爬进了院子。这时候德寇已经完全占领了村子。我们爬进一间草棚，棚里有一个猪圈，还有些干草。基谢列夫情况很不好。我拿干草把他盖好，然后自己也钻了进去。到十一点钟，基谢列夫变得软弱无力了，要喝水。下午一点钟，有个老大娘进来喂小猪。我向她要水。老大娘看到血淋淋的基谢列夫和我受伤的胳膊时，劝我们投降。我们回答她说，这是不可能的。下午四点二十分，走来了几个德寇，和老大娘在院子里谈话。基谢列夫和我商量好，要是他们进来的话，我们先结果了他们，然后结果自己。我们听到德寇问他：‘老妈子，有俄罗斯人吗？’‘两个军官，’她答道，‘来过，走了。’天色黑暗下来的时候，我们爬出栏栅的孔眼，顺着高粱地爬到森林里。团队得到的任务是占领波诺尔尼察。我按照波诺尔尼察定了方位角。我和基谢列夫走了一夜。到东方发白，走进一片林中空地时，我们遭到了射击。我把方位角偏了西。路面上有许多脚印，是俄罗斯人的确高统靴的印子。我们跟着脚印走，遇到一座村子。我打听到我们的部队在四小时以前过去了。一个主妇给了我们一方烂布、一些面包和黄花烟①。我们吃了些东西，又吸了一会儿烟，绑好伤口便再往前走，想赶上去。我们穿过列依明塔罗夫卡，险些儿碰上那里的德寇侦察队。后来我们再向七公里那边的萨凡基走去。基谢列夫早已勉勉强强地移动了，每次走了五十公尺便得休息一下。我们花了五个钟头才走到萨凡基。
乌别季河横在路上。我们跟着马车的轨迹涉水过河。我背起基谢列夫，免得他沉下去。晚上十点十五分走进了萨凡基，乱敲着人家的大门。基谢列夫完全精疲力竭了，倒在大门上。”
尔凡诺夫就是用报告那样分段的、精确的语言说话。他站着说，也不靠着什么。
【 ①黄花烟，又名山烟，烟味强烈。】
我们这些听众却不是坐着，就是半躺着。根据他的讲话和举止，可以看出，站在我们面前的基干军人，不管在什么环境之下，决不会忘记他代表着苏联红军。德鲁日宁从后面走到我身边，弯着身子凑近我的耳朵，然而相当高声地用多数人能听得见的耳语说：“着不是让比沙拉勃，也不是让洛沙科夫来判断应否接纳尔凡诺夫到游击队里来，倒是该让尔凡诺夫来决定我们中间什么人合格了。”
尔凡诺夫继续作报告。他报告说，一个上了年纪的集体农庄女庄员娜塔丽亚·哈芙捷依，和他十五岁的儿子米沙收容了他和基谢列夫，给他们包扎伤口，供他们吃食，安置他们睡觉。当德寇进了萨凡基时，女主人把基谢列夫说成自己的儿子。尔凡诺夫便住到森林里去；只间或偷偷地跑进村子里去弄些粮食，把伤口重新包扎一下。他和村上的党组织的书记杜谢依·奥良尼克取得了联系，通过她又和省支队的游击队员们有了联系。
听众还没觉察，尔凡诺夫已经从自我报道一变而为演说了。我必须说，大家都好好地、同情地听着他。
“同志们，通过党组织的书记，住在村里的伤员们已经从你们这里获得粮食的接济，并且现在还在继续收到；你们的护士长走去给他们包伤口，发药品。这是很好的。十分感激你们。不过单是接受救济而自己不打仗——就丢了苏维埃人的脸。有些伤员已经复了原。我认为有责任说，在你们营地四周的森林里，可以找到不在少数的忠诚的苏维埃人。不把他们当自己人看待，他们是很苦痛的。要是我的意见多少还有可取之处，我请求也考虑一下我的建议：把第二十六小队，卡尔普希的和雷先科的小队，还有其他的小队，都认做游击队，和本地的游击队同样给遍进省支队。”
还有两三个人发了言。我还记得德鲁日宁的简短而坚决的讲话：“同志们，实际上没什么值得争论的。我们和你们都在作战。我们是一支特殊的作战部队。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的队伍里总免不了有些损失。而这种损失是应该加以补充的，否则我们便会伤亡得不成其为作战部队，不成其为游击队。顺便说说，我自己也是突围到你们这里来的。有人说，我被接纳进来是因为从切尔尼多夫省来的，领导方面都了解我；有人说，德涅普罗夫斯基也是因此当作自己人被收容的。在这里比沙拉勃甚至建议单单收容切尔尼多夫当地人，或者甚至只收容组成支队的这一区的居民。这是错误的想法，有害的想法。这样的地区主义不会得到好结果。我们的祖国是整个的苏联，不是列依明塔罗夫卡区或者波诺尔尼察区。我们遵照党的指示和号召，组织若干游击队，预先挑选好留下来。但是为什么必须在这些支队里挑选省委所了解的人员呢？因为他们要组成骨干，组成游击运动的基础。我天真地想，我们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没有后备人员、没有补充，能做些什么事……”
“同志们，我看问题清楚了吧？”我问道，虽然不是人人都肯定地回答了，但是我说，会议结束了。
“明天你们会接到命令的。”
比沙拉勃困惑地对我瞧瞧，接着和坐在他身边的卡普拉诺夫嘟哝了一阵，又转向洛沙科夫窃窃私语。
“比沙拉勃同志，您还有什么地方不明白吗？”我问。
比沙拉勃没有回答。地下室里开始笼罩着难堪的静默。
卡普拉诺夫代替他回答：“他问，为什么没有决议？他说，为什么要这样进行，不来一次表决？为什么麻烦他，把他叫到这里来？”
我不禁失笑。其他的一些人也跟着我一起大笑，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这样。
我必须重说一遍，明天他们会接到命令的。
下午四点钟过后，司令部的地下室里已经开始昏暗。天气是冷冰冰、阴沉沉的。劲风扯下最后的一批树叶。树叶在窗前闪过，打着旋儿聚成一堆堆。
会议结束后，我们和各支队的指挥员们一起吃午餐。
午餐时，大家无精打采地开着玩笑，都用这样的语句来提到将来：“尼古拉依·尼基吉奇，我们以后会有大炮吗？”
“那还用提吗！当然有！炮兵也有，骑兵也有……”
“也会有统计处，”卡普拉诺夫补充说。“您想，没有统计怎么能生活下去呢？我现在按一百公分配给，多了没有？”
“联络工作也要象钟表一样调整好，”我在尼古拉依·尼基吉奇说了后，用更爽朗的声调接下去说。“要和党的每一个区委会取得联系，在队伍里要和每一个中队用电话和无线电取得联系。和前线每天要有呼应。和莫斯科本身也要进行谈话：‘喂，您好呀，这里是切尔尼多夫游击师。’”
同志们大笑起来。大家认为我的话象开玩笑似的夸大其词，深圳因此有些发愁。
萨宁——支队副指挥员之一——突然用手掌拍了一下地面叫起来：“这些混蛋！他们把我们赶到森林里，赶到熊穴里、洞子里来了。人们都在屋子里，我们却象软体虫似的在坑坑洼洼里。您把那个德寇交给我！我用自己的胳膊，自己的牙齿来结果他！……”
坐了一会儿，我提醒大家，明天或者最迟后天会接到命令的。而现在暂时还得留在原地不动。
话总是谈不起来。个人都有自己的心事。支队指挥员们陆续散了。我和他们告别以后，便到营地遛达去了。
天黑了。空中不知是雪花，还是小雹子在旋转，钻进了衣领，灌满了耳朵。人们都坐在地下室里，一些极小的窗户里闪着昏黄的灯光。有一处地下室里有人在拉手风琴，另一处地下室里在唱着一支忧郁的歌儿，这支歌儿和秋风和我的心情很相应。唱得不好。
有很多事情我看不惯，特别是比沙拉勃的行为，但更使我担心的是许多人认为自己并不是进攻的一方，而是防守的一方。
虽然我们在会议上争论过应不应该吸收突围的人员和脱逃俘虏，可是说实话，我很赏识这些外来人的战斗品质。他们成为游击队员是环境逼迫的，不是预先报名的；但同时却有战斗经验，却有对敌人的深仇宿恨，这也是在战斗中和流浪中获得的。他们比我们队伍里的弟兄们见识得多，体验得多。在沦陷区潜行了两个月之后，我已经懂得，在沦陷的土地上，对苏维埃人来讲，没有比游击队的地区更可靠、更好的了。是的，人们要把仗打得好，必须经过考验。甚至要发现自己，也必须经过考验。在第一次重大的战斗以前，就是经验丰富、上了年纪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