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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的确要充分考虑到张国焘的煽动能量。
当初凯丰大段引用导师话语、以一篇《列宁论联邦》反驳张国焘时，张国焘一句“他们是洋鬼子，修洋头，穿西装，戴眼镜，提着菜盒子，看不起我们四方面军这些‘老土’，不想要我们”，就在土生土长的四方面军中，把几个莫斯科毕业的中央领导者划出去了。这方面，张国焘确实是老手。与二、六军团会合后，他会不会也用同样的手段？会不会把他与中共中央的分歧简化和煽动为中国革命中“土”与“洋”的分歧呢？
应该承认当时条件下，这是一发分量不轻的炮弹。
果然，两军前锋刚刚会合，张国焘就派出“工作团”，向二、六军团散发小册子，散布党中央有错误、单独北上是逃跑等舆论。
当时一些具体情况，今天已经不可能知其详了；但从一些回忆中，仍能看出斗争的复杂与尖锐。
六军团总指挥萧克回忆说，他在甲洼与四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合后，曾盲目相信了张国焘追随者制造的舆论，“但当我见到朱总司令，他诚恳地向我说明了事件发生的经过后，就改变了态度。”
萧克参加过南昌起义、参加过湘南起义，是参与朱毛红军和井冈山根据地创建的老资格人物之一。这样的同志对张国焘追随者的宣传尚一时不能分清，可见那种宣传的煽动性还是相当强的。
不仅萧克，中央红军与四方面军会合后，长期跟随毛泽东、支持毛泽东的林彪，听到旁边有人说张国焘路线不对时，也反驳说：你说他路线不对吗？那他们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哪？我们才几个人哪？
林彪说话时还拍了桌子，把桌上的盘子也打翻了。
张国焘的影响能力与煽动能力，绝非我们今天想象得那么低能。
所以更可见朱德苦口婆心工作的可贵。
为澄清事实真相，朱德又同六军团政委王震整整谈了一个晚上。王震回忆说：“在甘孜休息时，张（国焘）一个一个把我们召去谈话，送给我四匹马，给我们戴高帽子，说我们勇敢、能打”，“张认为我们是娃娃，想把我和萧克及六军团买过去，反对毛、周、张、博”。与朱德谈完话后，王震明白了要同张国焘斗争。
二军团上来后，朱德、刘伯承又与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秉烛长谈，告之一年来党中央与张国焘斗争的经过。朱德回忆说：“任、贺来了，我和他们背后说，如何想办法会合中央，如何将部队分开，不让他指挥。贺老总很聪明，向他要人要东西，把三十二军带过来了，虽然人数少，但搞了他一部分。”
假若没有在红军中有巨大影响力、并及时通报情况且苦口婆心做工作的朱德，情况又会怎样呢？
若无留在四方面军中的朱德、刘伯承，张浩的担心、中共中央的担心，就很有了几分道理。各路红军达成统一起码需要更多的时间、遭受更大的损失、走更长的弯路。
而在当时世界的东方各种矛盾趋于沸腾、新的战争形势和革命形式已迫在眉睫之际，中国共产党人手中还能掌握多少机动时间呢？
幸亏历史不是假设。
毛泽东并非对二、六军团不了解，尤其是对贺龙。
通过两把菜刀闹革命，毛泽东很早就知道大名鼎鼎的贺龙。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八千余人编为1个师，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为副师长。但不足20天，部队就垮了一大片，只剩下几百号人。
大量减员很大一部分是逃跑所致，尤其是领导干部领头逃跑。
师长余洒度借口到省委汇报，首先离队。毛泽东后来对斯诺说：“余洒度逃跑以后，部队在到达宁冈进行了改编。陈浩被任命为残余部队的指挥官，约有一团人，后来他也叛变了。”编为一个师，师长跑掉了。编为一个团，团长又要逃。不仅仅团长，还有副团长徐恕，参谋长韩昌剑，都要逃。
余洒度后来竟然成为国民党复兴社重要成员。1934年因贩卖吗啡，被蒋介石下令枪毙。
陈浩、徐恕、韩昌剑，则被工农革命军处决。
一支四面受敌的起义军，内无粮草、外无救兵，领导干部又带头叛逃，拿什么来鼓舞士气呢？
毛泽东想起了贺龙。
9月29日三湾改编时，毛泽东说，我们不要怕失败，中国共产党是不怕失败的。古人说，失败是成功之母，重要的是，我们能够从中总结教训，从而逐渐取得革命的胜利。现在，敌人在我们后面放冷枪，这有什么了不起？贺龙同志两把菜刀闹革命，现在当了军长，带了一军人。我们现在还不止两把菜刀，我们有两营人马，几百条枪，还怕干不起来吗？你们都是起义出来的，一个可以顶敌人十个，十个可以当一百个。我们有几百人的队伍，还怕什么呢？
毛泽东在最困难时刻的讲话中，为人们树立的榜样是贺龙。
毛泽东知道贺龙，张国焘更知道。贺龙1961年回忆说；“张国焘这个人，我还是有所了解的。南昌起义前两天，他作为中央代表来到南昌阻止起义，我还和张国焘发了脾气。后来，在瑞金我入了党，又和他编在一个党小组里，整天走在一起，直到潮汕失败才分手。”
当年与贺龙吵过架的张国焘，担心与二、六军团搞不到一起，主要就是担心贺龙和任弼时。
张国焘是个实力派。看问题历来从实力出发。他看到中共中央掌握了与共产国际的联系，掌握了与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关系，不论抗战问题还是统战问题，皆掌握了主动权；而他手中只掌握着与二、六军团的联系，正在向四方面军靠拢的任弼时、贺龙等人，态度到底怎样还很难说。里算外算优势太小，加上张浩以国际代表身份施加的影响、四方面军南下作战失利、二、六军团北上后的压力，只有痛下决心，于6月6日取消第二“中央”。
作出这一决定前他颇不放心，于5月30日电张浩，机关枪一般设问：
“兄是否确与国际经常通电？国际代表团如何代表中央职权？有何指示？对白区党如何领导及发展情况如何？对军事和政权机关各种名义，军委、总司令部、总政由何人负责？如何行使职权？对二方面军如何领导？”
对取消第二“中央”之后的处境，张国焘满腹狐疑。
真实的情况是这个时候包括张浩在内，中共中央还未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第一次联系在6月16日方才沟通。
在宣布取消第二“中央”的会议上，张国焘掰着指头计算：“在陕北方面，现在有八个中央委员，七个候补委员，我们这边有七个中央委员，三个候补委员，国际代表团大约有二十多个同志。这样陕北方面设中央的北方局，指挥陕北方面的党和红军工作。此外当然还有白区的上海局、东北局，我们则成立西北局，统统受国际代表团的指挥”；“我们对陕北方面的同志不一定用命令的方式，就是用互相协商的形式也还是可以的”；“我们的军事上依旧一、四方面军会合时的编制来划归军事上的统一。军委主席兼总司令是朱德同志，军委副主席兼总政委张国焘同志，政治部主任陈昌浩同志”。
张国焘不得不挥师北上。但他的北上，并不想与中央会合，发展陕北根据地，而想单独夺取河西走廊。他说：“河西走廊将是未来西北抗日局面的交通要道，正是我们可以大显身手的地方，而且因此也不用与一方面军挤在一块，再发生摩擦。”
但此时他的意愿已经不能够左右一切了。
7月1日，二、六军团齐集甘孜，同四方面军胜利会师。
贺龙回忆了会师后与张国焘相处情景：“到了甘孜，他人多，我们人少，我们又不听他的，得防备他脸色一变下狠手。我有我的办法，我让弼时、向应和朱老总、伯承、张国焘，都住在一幢两层的藏民楼里。那时，在甘孜组织了一个汉藏政府，叫‘巴博依得瓦’。我们大家就住在主席府，整个住处的警卫是我亲自安排的，警卫员每人两支驳壳枪，子弹充足得很呢！你张国焘人多有个大圈圈，我贺龙人少，搞个小圈圈，他就是真有歹心也不敢下手！张国焘摘分裂，我们搞团结，可是对搞分裂有歹心的人不得不防嘛！还有开庆祝会师大会，张国焘是红军总政治委员，自然要讲话。在主席台上，我坐在他身旁。他刚刚站起身要讲话，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给了他一句悄悄话，我说：‘国焘啊，只讲团结，莫讲分裂，不然，小心老子打你的黑枪！’”
朱德后来也讲过：“张国焘对弼时、贺龙都有些害怕呢！一起北上会合中央，贺老总是有大功的！”
7月5日，按照中革军委命令，红二、红六军团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
按照中共中央意图，两个方面军终于携手北进。
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西北局成立，由张国焘任书记，任弼时任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
8月1日，得知两个方面军经过艰苦跋涉，通过了茫茫草地，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任弼时：接占包座捷电，无比欣慰。
越向北，张国焘感到越来越不能掌握控制四方面军的部队了。
中共中央要四方面军北上，共同执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张国焘却想西渡黄河。面对不断接到中央来电商讨战略步骤，陈昌浩被朱德说服，在争论中基本站在朱德一边，反对张国焘。
9月16日在岷州三十里铺召开的西北局会议上，陈昌浩面对面与张国焘争论到深夜。张国焘突然宣布辞职，带着警卫员和骑兵住到了岷江对岸。结果当天黄昏又不放心，派人通知继续开会。在会上张国焘被迫说：“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是少数服从多数，既然你们大家都赞成北上，那我就放弃我的意见嘛。”
岷州会议后，张国焘带着他的警卫部队先行北上，连夜骑马赶到漳县，进门就说：“我这个主席干不了啦，让昌浩干吧！”未参加岷州会议的徐向前、周纯全、李先念等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张国焘的眼泪已经掉下来了：“我是不行了，到陕北准备坐监狱，开除党籍，四方面军的事情，中央会交给陈昌浩搞的。”
哭过之后张国焘虽然还是一再抵制北进，但他已经感觉出身边那种谁也抵挡不住的洪流了。
9月26日，就战略方向问题，张国焘向中央连发四电，中午12时那封电报中已经有“我们提议洛甫同志即以中央名义指导我们”等语，这是他第一次表示放弃同陕北党中央保持“横的关系”，接受中央领导。
中共中央与中国工农红军这次持续一年之久的分裂危机，经过多方努力，终于基本解决。
10月9日，朱德率红军总部到达会宁，与中央派来迎接的一方面军部队会合。这个辛亥革命时期的老军人如此激动，与红一师师长陈赓谈话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同日，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革军委致电朱德总司令和全体指战员，热烈祝贺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境内大会合。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在贺龙、任弼时率领下到达会宁以东的兴隆镇、将台堡，与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
至此，全体红军完成了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师，令蒋介石大受震动。剿共近十年不但未能剿灭，反将红色力量都剿到了一起。
当时中共中央正式任命潘汉年为谈判代表，直接与国民党代表陈立大会谈。毛泽东8月底致电潘汉年：“因为南京已开始了切实转变，我们政策重心在联蒋抗日。”
蒋介石却又在转变心思、要变卦了。
他对冯玉祥说：最担心中共手中的军队。他说，与中共谈判的内容有三点：
一、人的问题好解决，以前大家在一桌子吃饭，一屋子开会，现在变成对打的冤家，这有不得不打的原因，现在如妥协成功，仍在一起，对外并无不可。
二、党的问题也好办。
三、军队问题，这是最不容易解决的问题。
最不容易解决也要解决。
蒋介石还是想军事解决。
他想乘红军云集陕北、粮食弹药供应均极为困难之际，发动围攻，最低限度也要压迫红军全部过黄河，然后在谈判桌上迫使共产党就范，完成“招安”。
蒋介石又弄错了。他把中共“联蒋抗日”政策看做是软弱的表现。
11月10日，潘汉年在上海沧州饭店与陈立夫、张冲晤谈。陈立夫的态度大不如前，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是：
首先是对立的政权和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至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按此解决，政治方面各点就好考虑了。
条件突然变成如此苛刻，是中国共产党人意料不到的。毛泽东9月8日致函邵力子、朱绍良、王均等人说：“从井冈山就同先生打起，打了十年了，也可以休息了！”
看来蒋介石还是要打下去。
中共谈判代表潘汉年针锋相对地指出，这是蒋先生站在“剿共”立场的收编条件，不能说是抗日合作的谈判条件；“蒋先生目前有此设想的原因，大概是误认为红军到了无能为力的地步，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
陈立夫回答说：谈判一时难成，蒋的中心意旨是必须先解决军事，其他一切都好办，可以请周恩来出来和蒋介石直接谈判。
潘汉年明确答复：停战问题不解决，周恩来是不可能出来谈判的。
陈立夫又说，能否停战，蒋的意思要看你们对军事问题能否接受来决定，而军事问题必须双方军事直接负责人面谈。
刚开始的谈判就立即破裂。
还是要战场上见。
1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剿共军事会议。策划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往西北剿共前线，任命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驻前方督战，并召集二十多名高级军政大员聚集西安待命，图谋一举消灭红军。
11月上旬，红军宁夏战役失利。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决定改变从外蒙提供援助的计划，开始研究从新疆哈密帮助红军的新方案。
但这一方案显然不切实际。中共中央11月8日复电共产国际及王明，认为除非将物资运至安西，否则要红军经过1500里荒无人烟的沙漠接运，极为困难。因此，虽可组织西路军设法前往哈密方向前进，但“红军主力一般看来将不得不改变向四川、湖北或山西”。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再次作出万一在陕甘无法立足这种最坏情况下的打算。
11月13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蒋军已将红军主力与红军渡过黄河部队从中隔断，河西部队已组成西路军，令其依照国际新的指示向接近新疆的方向前进。
同一天，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新的作战方针。这一新方针虽然提出由河西部队组织西路军创建根据地，并争取在一年内打通新疆，但事实上红军主力已放弃了打通国际路线及靠近苏蒙的计划，决定全力向内地发展，以游击战争方式实行战略大转移，以解决红军主力的生存和发展问题。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王稼祥、彭德怀、贺龙、任弼时、徐向前等红军将领19人联名发出《致蒋介石》的信：
“先生一念之转，一心之发，而国仇可报，国土可保，失地可复，先生亦得为光荣之抗日英雄，图诸凌烟，馨香百世，先生果何故而不出此耶？”“吾人诚不愿见天下后世之人聚而称日：亡中国者，非他人，蒋介石也。”
从1935年冬开始，到1936年冬持续一年的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终于落下帷幕。
山雨欲来风满楼。蒋介石决心“围剿”到底。
但历史的决心从来不属于个人。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
中国现代史发生质变。
没有红军胜利的万里长征，不会有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三位一体”。
没有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组成“三位一体”，不会有西安事变。
从江西围追堵截红军一直到陕西的蒋介石，明白这个道理吗？
西安事变时，全世界独家报导这一事变的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回忆：“从西安事变到卢沟桥事件的7个月期间，现在回想起来是决定日本命运的时刻”，认为西安事变不但是中国现代史的重大转折点，同时也是日本昭和史与中日关系史的重大转折点；待半年之后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战争全面开始的时候，国民党与共产党已经达成第二次合作，形成了统一战线。
1935年12月27日，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写下这样一段话：
讲到长征，请问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经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12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却开动了每人的两只脚，长驱二万余里，纵横11个省。请问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吗？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又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11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不因此一举，那么广大的民众怎会如此迅速知道世界上还有红军这样一篇大道理呢？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11个省内，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终。
历史巨人已逝去多年，回音壁上轰隆之声，仍然如雷贯耳。
第十六章 狂飙歌
20世纪在世界东方，最激动人心的话题莫过于救国与革命。这个世纪狂飙突进。没有哪个世纪像这个世纪战争与革命风起云涌，金石掺瓦砾大浪淘沙。没有哪个世纪像这个世纪以如此众多的精神财富砥柱于奔腾不息的历史长河中流。
叱咤风云的人物纷纷消失之后，历史便成为一笔巨大遗产，完整无损地留给了我们。
历史是兴衰，也是命运。在世界东方，不知多少人因中国而失掉名誉，又因中国而恢复名誉。“盖棺论定”讲一个人生命的完结，却不能讲一段历史完结。不是每个人，都能以短暂的生命辉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