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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仗是在敌情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打的。二渡赤水后，红军后尾有川军潘文华部、滇军孙渡部的紧逼压迫，前方有黔军王家烈部和中央军薛岳部的迎头堵击，机动回旋的余地已经不是很大。再加上红军有土城新败，川滇边境又无法立足，今天看起来，颇有几分“走投无路”的感觉。如此形势下，敢于积极向军委请战求歼黔敌，而且面对国民党中央军的增援敢于坚决顶住不退，为一军团侧翼迂回包抄赢得了战机和时间，彭德怀横刀立马之大勇，林彪也要自叹不如。
两个主力军团的“自动配合”，同样也包括林彪的善战。
林彪作战，极善于捕捉时机。时机不到，他会谨慎得让人觉得胆小。时机一到，也会大胆得叫人咋舌。
彭德怀的三军团与敌反复争夺老鸦山、打得不可开交时，林彪在遵义城东山包上一言不发地用望远镜观战。一军团隐蔽集结在这一带丘陵地区待命出击，敌人全然不知晓。
待吴奇伟全部力量重心都压向老鸦山前三军团阵地，山谷突然响起一片号声，一军团之一师、二师像两只猛虎，迎着公路排山倒海般冲杀下去。
战局转折十分突然，已经得手的吴奇伟部竟然突然失手。公路上运动的敌人最先掉头往后跑，敌军整个阵线发生动摇。
林彪眼看面前形势，从参谋的包里拿出一个本子，撕下一张纸，又把这张纸对折撕成两半，分别在上面用红蓝铅笔标出追击方向，并在上端写了一个很大的“追”宇，分头传达两个师的指挥员。红军排山倒海的追击开始了。
林彪命令：二师向南追，以乌江为界；一师向西追，沿鸭溪、白腊坎方向猛打猛扫。部队回问：追多深？答：可以追出100里。
就像川戏中的绝活“变脸”，小心谨慎的林彪，一抹脸就变成了颇有几分狂气的林彪。
黄克诚当时是防守老鸦山主峰的三军团十团政委。半个世纪后他回亿说：
在山底下我见到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我对林彪说：“好险啊！”林彪不以为然地说：“你们当初守卫在山头上就是了，不应该去追击。”我说：“敌人已逼近遵义城，不将敌人赶跑怎么得了！”林彪若无其事地说：“当敌军正在向你们进攻的时候，红一军团的部队已向敌军侧后包抄过去，我军已化险为夷；陈赓到了你那里时，敌军的败局已定。”说话之间，果然敌军已全线崩溃。林彪当即派一支部队去追击溃退之敌。我基于前次追击吃亏的教训，建议林彪多派些部队追击。林彪说，全线溃败之敌，已无斗志，我有少量精干部队追歼即可解决问题，无须动用大部队。
说彭德怀敢于战斗，不是说他就不善于战斗。数十年摧枯拉朽的沙场宿将，岂能仅靠匹夫之勇。同样说林彪善于战斗，不是说他就不敢于战斗。
人都有自己的特点。但红军将领中，唯彭德怀、林彪置于一起时，特点反差最大。二人原有的特点，皆被对方的特点衬托得更为鲜明。
二人皆率领红军的主力军团。把握特点，便相得益彰。
这便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了。
被打垮的吴奇伟部，并非一触即溃的乌合之众。林彪也许并不知道，在这支被他“猛打猛扫”的部队里，他还任过见习排长。
吴奇伟的第四军，就是当年颇富盛名的北伐劲旅“铁军”残留下来的部队。吴奇伟与林彪当年同为铁军第十二师的人。吴奇伟久经沙场，为十二师三十四团团长；林彪从黄埔新近毕业，刚分来任十二师独立团见习排长。一个粤军前辈，一个黄埔后劲，皆在河南临颖战场对张作霖的奉军奋勇作战。
虽是铁军，到底也有共产党、国民党之分。共产党人叶挺率铁军一部举行南昌起义，国民党人吴奇伟、李汉魂率铁军另一部镇压南昌起义。铁军四分五裂。随之而来的新军阀混战中，更是九死一生。打剩下的最后一点儿老底由吴奇伟统辖，编成五十九、九十两个师，参加“围剿”与追击红军。
增援王家烈时薛岳留了一个心眼。他将欧震的九十师留在贵阳，让完全是黄埔系组成的直辖九十三师唐云山部随吴奇伟北上。
林彪给他老部队的礼物是侧面迂回、正面猛追。五十九、九十三这两个师，据说参加第五次“围剿”以来从未败过。这回被红一军团追得全军溃乱，建制崩溃，丧魂落魄。即便逃过江的部队，重武器和伙夫担子行军锅灶也一律丢光。
二渡赤水的遵义城一战，吴奇伟的部队起码一半是被林彪追垮的。
可惜欧震没有渡江北上，失去了一个与历史邂逅的机会。欧震也是铁军中人。当年随叶挺参加南昌起义，南下在广东汤坑与粤军陈济棠和薛岳激战时，薛岳部已被击败，师部也被包围，关键时刻起义军营长欧震阵前倒戈，使薛岳得喘息之机，遂与赶来增援的邓龙光部向叶挺展开猛烈反攻。
南昌起义主力在汤坑战败，欧震也从叶挺部下投到薛岳门下。
当欧震拒绝服从吴奇伟的命令率九十师过江时，也许感觉到了从遵义漫山遍野追杀过来的红军部队，就是自己当初背叛了的起义军火种。
与薛岳一起长追红军的吴奇伟，自在乌江边上大哭一场后，便再未与共产党的军队打过大仗。解放战争中他任过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但很快借口到南京汤山养病，辞掉了这个职务。
蒋介石却一直记得他。尤其在蒋年龄越来越大、心腹将领一个接一个连遭败绩的时候，他越来越回想起对红军围追堵截的那些年代，以及参加围堵的那些将领。1948年1月，国民党政府授予吴奇伟二等云麾勋章。8月，国共即将开展战略决战之机，蒋介石委任吴奇伟为华北“剿总”副总司令。华北“剿总”附近的解放军领导人，多是吴奇伟当年的老对手。蒋介石希望他与傅作义一道，在这个战略区稳住华北的聂荣臻，堵住东北的林彪，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再做一次顶门柱。
吴奇伟却心力交瘁了。当年跟在红军后面走了一两万里尚无可奈何，现在阻止共军的南下更无可能。他北上很短时间，就南返广州，不想再去卖命了。
人民解放军突破长江天险后不到一个月，他便与几个粤籍将领在粤东发表《我们的宣言》，宣布脱离国民党，投向人民。
吴奇伟到北京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还受到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的设宴欢迎。这位当年率部对红军穷追不舍的国民党将领，1949年10月1日站在北京的观礼台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
三、鲁班场，周浑元
毛泽东1956年在八大预备会议上讲自己打过的4次败仗，第四次“茅台那次打仗”，即指三渡赤水前的鲁班场战斗。
这场战斗的影响远比今人想象的大。战前毛泽东差一点儿丢掉前敌总指挥职务，遵义会议成果几乎成为泡影。四渡赤水后又有林彪写信要求改换指挥。
鲁班场是毛泽东的街亭。
说鲁班场战斗，必须谈林彪的打鼓新场战斗。
谈林彪的打鼓新场战斗，必须谈中革军委于遵义大捷后确定的战略方针。
谈中革军委新确立的战略方针，必须看蒋介石的实际部署和设想。
真是一个连环套。
的确如此。如果你想解开历史之谜，必须解开这些连环。
解开它们，你便得到了历史。
红军遵义大捷以前，先有蒋军的“土城大捷”。
2月2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委员长身份，“悬赏购缉共军首领朱德、毛泽东、徐向前、彭德怀、林彪、董振堂、周恩来、张国焘”。蒋介石自己也记不清他是多少次悬赏捉拿这些人了。他对这些人的头颅兴趣极大，但对这些人头颅中所想，却几乎一无所知。
也不是一点儿不知道。红军二渡赤水的当天2月18日，薛岳就从滇军得报：红军放弃入滇计划折向黔北。两天之后，投降的红一军团二师供给部出纳员何彬说，红一军团正在向东急进，其余各军团也在后跟进。作战要求是打倒王家烈，消灭周浑元。
薛岳连忙调动军队，重新部署，却为时已晚。
但薛岳还是及时地搞到了毛泽东上台的消息。
一渡赤水前，三军团向土城前进途中宿营时，担任掩护的五师突遭黔敌袭击，部队颇有损失，五师十四团政委田丰被俘。敌人从他那里得到了遵义会议的情况：
“红军内部的井冈山派与苏俄派在遵义斗争非常厉害，井冈山派主张硬干，坚决反击国民党军；苏俄派则空谈理论避重就轻，斗争结果是毛泽东的井冈山派胜利。”
薛岳得此重要情报，大受震动。他立即把田丰召到贵阳面谈，一面将毛泽东上台的消息上报蒋介石，一面通令各部队。
对薛岳2月初报上来毛泽东重新上台的消息，蒋介石半信半疑。一直到嫡系中央军在遵义大败所展示的红军用兵风格中，他才确定毛泽东的确上台了。
对手之间是最知根知底的。
1934年12月10日开幕的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上，因为对中央苏区的全面占领和湘江一带的堵截，蒋介石好不风光。国民党中执委、中监委115人出席会议，希望国军在蒋介石率领下“再接再厉”，将红军“根本歼灭”。
三个多月过去了，不但没有“根本歼灭”，反而让红军一口气吃掉了五六千人，垮掉了十几个团。他拍电报骂薛岳，说这是“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
蒋介石明白，这一失败恰恰证明了薛岳给他的情报的正确。
3月2日，蒋介石带着陈诚亲自飞往重庆。到重庆后第二天，便发出一道公开命令和一封私人信函。
公开命令给各部队首领：“凡我驻川、黔各军，概由本委员长统一指挥，如无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进退，务期共同一致完成使命。”
私人信函则写给薛岳：“毛既已当权，今后对共军作战，务加谨慎从事，处处立于不败之地；勤修碉堡，稳扎稳打，以对付飘忽无定的流寇，至为重要。”
同时还把红军作战已改为飘忽无定、要分外慎重的信空投给了吴奇伟。
从抵贵阳之日起，蒋介石便如同战场指挥官，实际代替了薛岳的指挥。
接函的薛岳倒也多了几分安慰：对毛泽东用兵有所畏忌的，绝非他薛岳一人。
失败使蒋介石再一次清醒了。
清醒归清醒，对红军的战略方向，却依然判断不清。
红军下一步到底往哪里走，对国民党来说，一直是个谜。
对红军走向的猜测与判断，成了国民党高级将领的一道智力竞技题。
刘湘最担心红军入川，便认为红军必然入川。朱德、刘伯承都是四川人，与川军有关系，尤以刘伯承对泸州一带了若指掌，所以红军在这一带徐图渡江与张国焘、徐向前会师的可能性极大，而回湘图与贺龙会合的可能性极小。
薛岳与刘湘相反。他最害怕红军久留贵州，便认为红军在贵州久据的可能性最小。他率10万大军入黔后，已经把贵州看做自己的地盘。红军二渡赤水时，他刚刚就任掌握全省军权的贵州绥靖主任，觉得红军入滇入川均有可能，唯独贵州不比江西，山穷水恶，久据不易；若再东驱回湘，则更是不得已的下策。
龙云与薛岳一样，怕红军入云南，便认为红军在云南生根很难。他觉得红军多是江西客籍，除朱德、罗炳辉在滇军做过事外，其余将领基本不熟悉滇北滇西地方民情。云南民风强悍，组织严密，红军过路是上策，久据是下策。
陈诚则完全代表蒋介石，分析问题的心理与刘湘颇为类似。蒋介石最怕红军向东威胁其中枢，陈诚便估计红军有极大的可能向东。他认为朱毛入川与张国焘、徐向前会合，或回湘与贺龙、萧克会合，是战略上必然的两个腹案；川滇地处边陲，红军久据可能性不大，不足为虑；最应注意的是红军东返与贺、肖会合。如此追剿较难，影响也较大。
众说纷纭。红军到底会去向哪里，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陈诚、薛岳、刘湘、龙云，把红军入川、入滇、回湘的可能性都估计到了，皆认为红军图黔的可能性极小。
红军却偏偏要图黔。
黎平会议就看中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移至遵义西北地区。”一渡赤水后又提出：“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以战斗的胜利开展局面，并争取由黔西向东的有利发展。”
除了遵义会议后到一渡赤水前短暂地把注意力放到了四川，红军领导人一直没有放松对黔省的注视。
二渡赤水取得遵义大捷后，图黔决心更加坚定。为彻底实现以遵义为中心的川、滇、黔边区根据地设想，中共中央决定与追击军主力周浑元纵队决战。
于是继土城之战后，再次出现“决战”这一字眼。
3月4日，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来、王稼祥签发命令：“为加强和统一作战起见，兹于此次战役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前敌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前敌政治委员。”
命令中所提的“此次战役”，即指预定的歼灭周浑元。前敌司令部也专为歼灭周敌而设。毛泽东以政治委员的身份，担任实际的总指挥。
同一天《红星报》提出口号，“为赤化贵州而战！”
3月8日更发表了《党中央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赤化全贵州告全党同志书》。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我们在遵义附近的战役中，消灭并击溃了王家烈、吴奇伟11团之众，这是反五次“围剿”以来第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一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追剿计划。这一胜利给了我们在贵州首先在黔北站住脚跟、开始赤化群众、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可能。这一胜利给了我们进行部队的休息、训练、整理、扩大的可能。这一胜利配合了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更加开展了中国苏维埃运动的局面。
同志们！粉碎敌人新的围攻的决战就要开始了，我们当前的中心口号是，打大胜仗来赤化全贵州！全党同志一致动员起来，团结在党中央与军委的周围，反对任何机会主义的动摇，用你们的模范作用，经过你们党的支部，去领导全体红色指战员，继续遵义战役的胜利，争取当前战役更伟大的胜利。中央主力红军的胜利将不仅赤化全贵州，且将配合红四方面军与二、六军团的胜利，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以至湖南地域的广大地区！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万岁！
苏维埃革命胜利万岁！
中国共产党万岁！
“打大胜仗”、“亦化全贵州”、“赤化整个云贵川三省”并“以至湖南地域的广大地区”；二渡赤水的空前胜利，使中革军委再一次急于求成。
一渡赤水前打败了黔敌就轻视川敌；三渡赤水前打败了吴奇伟就轻视了周浑元；事情就是这样一遍一遍演示：失败包含着胜利，胜利也包含着失败。
3月5日，前敌总指挥毛泽东决定各军团集中鸭溪，“突击周敌”。具体部署以红九军团在桐梓、遵义地区吸引川敌向东，集中主力一、三、五军团及军委干部团由遵义地区西进遵、仁路，寻歼周浑元，未果。
3月6日，毛泽东又准备在白腊坎以西迎击周浑元。决定以林彪的一军团由北向南打抄后路，彭德怀的三军团由南向北打堵迎头，五军团在白腊坎为预备队，九军团警戒大渡口；先以猛烈动作解决周浑元部萧致平九十六师、谢溥福第五师，7日再解决周部万耀煌第十三师。
毛泽东对这一仗踌躇满志，率前敌司令部亲至白腊坎。除要求各军团用无线电随时报告战况外，还特别规定了烧烟火办法：大胜利烧三堆火，小胜利烧二堆火，相持或不利烧一堆火。
结果一堆火也烧不起来。
周浑元根本就没有进入我预伏地域。
两次诱周决战未果，林彪按捺不住了。
3月10日，林彪、聂荣臻联名向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发出一封“万急”电报，建议以主力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具体部署是：
以三军团两个团切断三重堰至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以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两个团消灭西安寨之敌；
一军团主力4个团攻击打鼓新场，干部团佯攻敌周浑元部；
五军团为总预备队。
电报是凌晨1时发的，林彪思考一夜的结果。电文很长，对各部队行程时间、途经地域、到达位置，均有缜密算计，一如林彪以往的指挥风格。看得出来，这一建议决不是草率思索的结果。
西安寨、新场之敌为黔敌犹国才旅。林彪长思后提出该作战计划，核心是不想打周敌，想打黔敌。所以仅以“干部团佯攻敌周浑元部”。
但成立前敌司令部就是为了打周浑元。林彪突然站出来说不打周敌而转攻黔敌，给毛泽东带来了遵义会议以来最大的危机。
当天中央政治局在鸭溪召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提出的打鼓新场战斗。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认为红军两天以后才能赶到打鼓新场，届时滇军将与那里的黔军会合，旁边还有川军和中央军周浑元部的侧击，一打，又会碰硬。
但大多数人支持林彪的意见，主张打。
毛泽东只能苦口婆心地一再阐述不能打的理由，却未能说服众人。最后毛泽东也着急了，提出如果要打，他就辞去前敌总指挥的职务。未料想坚持打的人也针锋相对：“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
现场一表决，毛泽东当然是少数。于是会议通过了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毛泽东刚刚担任了6天的前敌总指挥职务被撤销，所遗空缺由彭德怀暂代。
这实在是个连张闻天也觉得尴尬的局面。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之人，6天前他刚刚提议毛泽东任前敌总指挥，6天后又不得不在自己主持的会议上认可了毛泽东的辞职。
遵义会议成果眼看将毁于一旦。
挽救局面的是周恩来，更是毛泽东自己。
天黑了，失去总指挥职务的毛泽东才理出一个办法：找周恩来。周恩来仍然是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而这个“最后决心”还没有下。
毛泽东是提着一盏马灯来到周恩来住地的。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毛泽东要求攻打打鼓新场的命令晚一点儿发，再想一想。毛、周二人在屋里作了一番讨论。周恩来采纳了毛泽东的意见，当晚21时即以军委名义发电要部队集中，以便寻求新的机动。第二天一早又开会讨论，到底把大家说服了。
取消了打鼓新场战斗，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