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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毅就是从这个时候起，练就了后来照耀其一生的大度与豁达。他表示，毛泽东说的“陈毅主义”是非无产阶级的东西，自己也要和大家一起打倒这个“陈毅主义”。他先向前委传达“九月来信”，再和好几位前委委员谈话，一个一个做工作，最后派专人把中央“九月来信”送去蛟洋给毛泽东看，并附自己一信，请毛泽东尽快回前委工作。
陈毅从来不愿意向困难低头，却愿意向真理低头。
毛泽东心情舒畅地回来了。陈毅诚恳地向毛泽东当面检讨，并转达了李立三代表中共中央对毛泽东的问候。毛泽东说“八大”时因为身体不好，情绪不佳，写了一些伤感情的话。他给中共中央和李立三写信，表示在中央正确指导下，四军党内的团结完全不成问题。信中有这样的话：“陈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达到。”
毛泽东真切地感受到了陈毅那颗坦荡的心。后来谈起陈毅今后的工作安排，毛泽东同样真诚地对陈毅说：你哪里也不用去，就在这里。
后来真的成了“哪里也不用去”。86000主力红军长征出发了，陈毅却留下来坚持最困难最危险的根据地斗争。
遵义会议后，陈毅才成为中央苏区军分会委员之一。这一次是毛泽东使他重新上台。
重新上台也是受命于危难。
龚楚的叛变使北山游击队损失严重，陈毅冒着生命危险去处理。他带着两个警卫员昼伏夜行十几天，下瓢泼大雨也行进不停。劳累加淋雨，陈毅伤口复发，身边无医无药，就打来一盆山泉水，自己挤伤口的脓血，还叫警卫员帮忙。警卫员挤一下他的全身就触电一般颤抖，脸色蜡黄，大汗淋漓，实在不忍心再用劲挤。陈毅就叫拿带子把自己的伤腿绑在树干上，自己背靠另一棵树，硬是把开刀没有取干净的一块碎骨从伤口挤了出来。
就这样及时赶到了北山游击区。
游击区正在发生极大的动摇。为了防止逃跑，夜间派两个人放双岗，一个监视一个也不能制止。后来又放三岗，以为三个人中总有一个靠得住的，还是照样跑。两人一起跑变三人一起跑。十几天时间二百多人的游击队跑得只剩下一百多人。
陈毅集合起游击队讲话。他说，游击战争非常艰苦，打死、病死、饿死随时都可能发生。身体弱的，跑不动的，不能坚持，可以自愿回家，发给路费。不过出去了要站稳立场，不要叛变，不要去当反革命，不要翻脸为仇。不要不辞而别，要握手告别，后会有期。出去了，待不住，愿意回来的可以再回来。
说到这里，他站起来，摸着自己的脸说：“你们别看我面黄肌瘦，长着满脸胡子，我是要在这个地方坚持斗争的，就是剩下我一个人还是要干，这是党给我的任务。”
听了陈毅讲话，一个人泪流满面地站起来说：“你能坚持，我们为什么不能！”
这是陈毅的警卫员宋生发。他情绪激动地向大家讲述了三天前陈毅在林子中把自己绑在树上挤脓血的情景。
众人深受感动，几个人同时站起来说：“我们也要坚持到底，决不动摇！”
给人以火星者，必怀火炬。陈毅是一团火，即使面黄肌瘦、满脸胡须、只有一盒万金油治腿伤，也仍然是一团不熄的火。红军时期不少人对政工人员持保留态度，认为这些人满嘴空话，“卖狗皮膏药”。陈毅是我军最早的政治工作者，从来不卖狗皮膏药。他的政治工作不用语言技巧，也不靠权力威逼。他用自己的生命贴近别人的生命，用自己的热血激发别人的热血。
对北山这些剩下来的游击骨干，他高兴地说：“真正革命的同志要坚定信心。留下一点星火，定能燃遍万里江山！”
说这些话时，他一定想到了1927年10月的天心圩。
那是南昌起义部队最困难的时候。起义军师以上党代表走得一人不剩，只留下一名团级政治指导员陈毅。部队面临马上溃散的危险。
按照当时大多数人的去向，可以去香港避追捕，可以去上海找中央。还可以转去苏联学习深造，以待东山再起。更何况陈毅在北京还有同学、在上海还有哥哥、在四川还有朋友，路子宽得很。
陈毅搞武装的决心极其坚定。八一起义那天他还在汉口，不知道南昌要发生暴动。他对好友陈梦云等人说：“清朝政府骂孙中山是土匪，现在国民党又骂我们是土匪。好，我偏要去当这个‘土匪’！”
他是星夜疾行、跑步追赶上起义队伍的。
分配他去七十三团当政治指导员，周恩来怕他嫌官太小。陈毅一句话：什么小不小，你叫我当连指导员我也干，只要拿武装我就干！
一个决心干到底的朱德，一个除了搞武装哪也不去的陈毅，再加上一个革命不胜利就不剃胡须的王尔琢，南昌起义余部的坚强核心在天心圩建立了起来。
这个“余部”若真溃散了，还有今天的人民解放军吗？
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并不排除在关键时刻，领导者的决心与意志是力挽狂澜的中流砥柱。
朱德在天心圩军人大会上说：“大家知道，大革命是失败了，我们的起义军也失败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革命的。同志们，要革命的跟我走；不革命的可以回家！不勉强！”
陈毅后来说朱德在天心圩讲了两条纲领：共产主义必定胜利，革命必须自愿。
1935年底他在北山对游击队员们讲的，就是朱德在天心圩讲的那两条。
星火燎原，他相信留下来坚持在根据地斗争的火种也会如此。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革命史中，陈毅无疑是一位传奇人物。古往今来的传奇人物中，有些人靠经历曲折艰险，有些人靠性格磊落坦荡。陈毅主要属于后者。
他说人的一生要经过三个会议。一是庆功会，欢庆胜利，大家都高兴，应该多开，却不能开成批判会、斗争会。最后是追悼会，功过如何，盖棺论定，却只能别人开，自己不能参加了。
他用生命的全程参加了这三个会。
用忘我的奋斗，迎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没有更大的会场，超过1949年10月1日的天安门广场。
用迷惘与激愤，面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爆发。960万平方公里的会场，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大批判会场。
最后是在八宝山。就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的地位来说，那也许是一个最小的追悼会场。如果没有毛泽东亲自前往参加，大多数中国人甚至不知道他的去世。
中国革命最困难的1927年，没有人怀疑陈毅革命的坚定性。同样的阿拉伯数字倒换到1972年，很多人连毛泽东为什么一定要参加陈毅的追悼会也弄不清楚了。
决定是突然作出的，事先完全没有安排。毛泽东一觉醒来穿着睡衣就要去，谁劝也劝不住。周围一片忙乱。主席身体也不好。陈毅曾经是元帅，但军衔已经取消了；曾经是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又早已靠边站了；只是个“九大”的普通中央委员，而且还是“右派代表”。“九大”前到京西宾馆参加八届十二中全会，这个当年在天心圩维持南昌起义余部不溃散的唯一一个党代表，竟然被一些年轻服务员讽刺为“老右”，看稀罕物一样驻足观看了。很多人不明白，主席为什么要亲自去参加这样一个人的追悼会。
周围人不明白，毛泽东却明白。在轿车向八宝山疾驶的路上，他眼前可飘过当年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请他回前委工作的情景？
跑了林彪，死了陈毅，从井冈山一路走到天安门的毛泽东内心之悲哀，恐怕是簇拥在身边只会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的人们，永远无法理解的。
四、万劫也复
佛家称世界从生成到毁灭的过程为一劫。万劫，言谓时间之漫长。万劫不复，意为永远不能复原。《景德传灯录？韶州云门山文偃禅师》云：“莫将等闲空过时光，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
1990年9月13日，广东乐昌县长来镇悄悄来了一位年过九旬、双目失明的老先生，从海外返回定居。他离开大陆前，曾是国民党中将。
老先生姗姗来迟。别说中将，就是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不也照样回来了吗？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二十几年，国民党内地位比他高的人来来去去多少个，谁也不像他这么谨慎多虑。
他必须谨慎多虑，如果人们知道他的真实身份的话。
他就是当年的大叛徒龚楚。
龚楚在红军内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中央军区参谋长。
他在国民党那里担任的最后一个职务是韶关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
1949年韶关地区被人民解放军解放，龚楚被迫率部投诚。
1935年，他也是这样在重兵压迫之下，向国民党“投诚”的。
不过这回实在令他心碎。向之投诚的对象是林彪——当年龚楚担任红四军前委委员、二十九团党代表、被并列称为“朱毛龚”时，二十八团那个年纪轻轻、沉默寡言的营长。
现在林彪是共产党第四野战军百万大军的统将，他龚楚不过是国民党一个小小的行署专员兼保安司令，见林彪一面连想都不要想。林彪下级的下级的下级就会非常得心应手地像掸掉一个跳蚤一样处理掉他这个反动派，更别奢谈“朱、毛”了。
投诚的龚楚又逃往香港。
降将可纳，叛徒难容。古往今来，任何政治集团皆是如此。这一点龚楚倒是十分清楚。
在香港当寓公期间他写了一本书：《我与红军》。与后来张国焘写《我的回忆》颇为相似的是，谈起曾在中共党内和红军内任过的高级职务便眉飞色舞、津津乐道，对时隔久远的人和事也记忆清晰，那种颇有几分资本的心情详见笔端；对脱离红军以后的经历则缄口不言，避而不谈；其余的，便多是大江东去之慨了。
香港似乎也有几分不保险。他被子女接往美国的亚特兰大。对共产党领导的那片土地，他要离得越远越好。
位置越远，感情越近。身体越远，灵魂越近。龚楚是片落叶，身居海外，却一直紧紧盯着那片布满他喜怒哀乐的土地。
一直盯到双目失明。
他一直在等待。等待得既无言，又长久。他眷恋自己的故乡，又深知自己给共产党带来的伤害。看着别人先后返回，他心潮难平。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宣布不再追究新中国成立前原国民党军政人员刑事责任之后，他才下了回乡的决心。
1990年9月13日，年过九旬的龚楚回到故乡广东乐昌。63年前的1927年，他在这里组织农民运动。担任中共乐昌支部书记；41年前的1949年，他却在这里担任国民党的保安司令，率残部向共产党投诚。
63年过去了，41年过去了，现在乐昌县人民政府在长来镇为他修建了一幢两层楼房。他住进去后写了三封信，一封给邓小平，一封给杨尚昆，一封给王震。海外归来的龚楚，在信中向当年红军中的这些同事、今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重要领导人表示敬意和问候。
他还给邓小平单独发了一封电报，报告他已从香港返回故乡。他从百色起义开始就与邓小平一起共事。邓小平任红七军政委时，龚楚先任红七军参谋长，后任红七军军长。
羊城晚报海外版报道，邓小平从北京亲自给他挂了电话。
龚楚当年曾在自己的家乡给朱德、陈毅带路寻找根据地，那是一个共产党员给自己的队伍带路。他后来又给陈济棠、余汉谋带路诱捕项英、陈毅，那是一个共产党的叛徒给敌人带路。“朱、毛、龚”中的朱、毛都不在了，项英、陈毅也不在了，陈济棠、余汉谋同样不在了，却还剩下他龚楚。入党与脱党，忠贞与叛卖，打白军与打红军，投降与再投降，出走与回归，人生90年对他来说，变成了一剂难于言表难以下咽的至苦之药。
失明的龚楚什么也看不见了，却能颤抖地紧握着话筒，听着话筒那一边当年红七军政委、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声音，涕泪纵横。
孔荷宠与龚楚一样，在国民党内最后的军衔也是中将。他1943年因为贪污薪饷，被国民党军法部门判处三年徒刑。出狱后失去了官场地位，在汉口、南京等地经商做小买卖。虽然他早已在国民党内无职无权，但鉴于自己的叛变行为，这位当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中革军委委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得不像躲避阳光的蝙蝠一样，在重庆、昆明、云南建宁等偏远之地隐名匿居。
1955年2月，孔荷宠被公安机关查实后逮捕归案。
这样的人还需审判吗？历史已经对他完成了审判。
1956年8月，他病死在北京公安医院。
1995年7月，95岁的龚楚在故乡乐昌县长来镇家中去世。
一个人的生死，不过一劫，万劫不过是形容而已。“一失人身，万劫不复，不是小事。”有些禅语听来竟像警钟。孔荷宠万劫不复，龚楚竟然万劫有复。
孔荷宠没有龚楚那样幸运，他死得太早。
却也幸运，早早结束了活得太长的龚楚那种吞噬灵魂的痛苦。
第十章 瞩目大西南
蒋介石首次进军大西南。川军刘湘、黔军王家烈、滇军龙云，皆是收拾对象。遵义会议人事变动在黄平橘林商定。张闻天心中的“钦公塘”。毛泽东不是先知先觉，却以最大的历史自觉来到转折点。红军作战讲究出敌不意，入川行动却落入刘湘意料之中。
一、一石数鸟
人类的精神产品极其浩瀚，但个人的一生又极其短暂。于是古往今来，简单一句话影响一个人一生的例子，就并不罕见了。
于是很多人有了座右铭。
蒋介石的座右铭是其恩师陈其美的一纸手书：
“有万夫不当之慨，无一事自足于怀。”
他长期珍藏。
“万夫不当之慨”他做到了。1925年两次东征打败陈炯明，其间又回师打败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势如破竹。
1926年猛攻吴佩孚，1927年横扫孙传芳，势如破竹。
1928年打张作霖、张宗昌；
1929年打李宗仁、白崇禧；
1930年打冯玉祥、阎锡山；
中国内战中，手握重兵的蒋介石无役不与，无往不胜，皆势如破竹。
唯独对红军不能表现出这种“万夫不当之慨”。紧迫之时他两次想腾空而去，两次害怕不能腾空而去。
1933年11月第五次“围剿”中，彭德怀奔袭浒湾，距临川仅一天路程。蒋得讯便带上随从和卫土，亲自到抚河边侦察水上飞机能否降落，以及起落的保险地点。
1934年4月红军逼近贵阳，蒋最担心飞机场安全，彻夜不宁而着凉，遗屎床上。第二天一早便大骂侍从副官蒋孝镇，说是让他住了透风的房子。蒋孝镇心有不服，知道是因为红军逼近心中害怕，暗中发牢骚说蒋“受惊了怪房子”。
在红军面前，蒋介石从未感到“有万夫不当之慨”，却时刻在咀嚼“无一事自足于怀”。
红军突围出江西苏区开始长征，初使他吃惊，继令他兴奋。他认为红军脱离赖以生存的根据地转入长途跋涉，军心必离散，士卒必思归；自古以来，中国从未有流寇能成事者；李自成九宫山的败亡，石达开大渡河的覆灭，都是鲜明事例。
他觉得机会来了。
这个机会又绝不仅仅是吃掉红军的机会。
攘外必先安内，“安内”不光包括“围剿”红军，也包括收拾地方实力派。
从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等宣布东北易帜以之后，蒋介石名义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一天也未统一。几年浴血奋战，打垮了两湖的唐生智和中原的冯玉祥、阎锡山，损耗了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但对西南军阀之实力，却丝毫未触及。
这是他的心腹大患。
西南军阀集中起来，主要即四川的刘湘、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三人。
这三人中，刘湘不满17岁进武备学堂，可算一个职业军人。
王家烈却出身于富有人家的家庭教师。
龙云则曾是川西滇北金沙江两岸的流浪汉。
在中国，带兵统将而出身微寒者比比皆是。因为军人必须流血牺牲。无出路而寻出路的热血青年，最多的就是热血。多少出身贫寒、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揣着救国、救民、救己的梦想，涌进奉军、直军、皖军、鲁军、晋军、陕军、甘军、粤军、桂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鄂军……绝大多数不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他们来不及走完那条枪林弹雨军阀混战的道路。少部分满身疤痕走过来的幸存者，聚集的能量，就绝非一条生命能够发出的了。
不论是富家子弟出身的刘湘，还是给富家子弟当家庭教师的王家烈，抑或流浪于金沙江两岸拜江湖术士为师的龙云，哪一个不是从硝烟血火中拼杀出来的？哪一个是只会花天酒地的酒囊饭袋？
还应该补充一句：面对蒋介石的中央军，哪一个没有自己的精打细算？
三人中，蒋介石与王家烈关系最深。
王家烈是国民党中很早的剿共老手。1927年9月他就率部进抵湖南沅陵，进攻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农军。可惜未同起义军接触，就与湘系军阀熊震、陈汉章等因争夺地盘打起来。王家烈客籍他乡，孤军深入，被人用武力扫地出门，只有返回铜仁。
1929年冬，张发奎、李宗仁联合反蒋，蒋特委任王家烈为国民军讨逆指挥官，并将军政部第四电台拨给他使用，与蒋直接联系。王家烈受宠若惊，百般效力，出兵黔桂边境。牵制李宗仁、白崇禧后方，接着又逼走四川军阀赖心辉，占据黔东南一带。
1930年7月，王家烈奉蒋命出兵湘西，配合中央“围剿”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因“出兵积极，会剿有功”，被蒋任命为湘黔边区“剿总”司令。
1931年7月，王家烈又伙同湘军章亮基部堵截北上与中央红军会师的李明瑞、张云逸的红七军。蒋介石当面夸奖他“剿共很有成绩”，特赏迫击炮16门，子弹20万发。后来又赠德国新式步枪1000支。
在蒋介石的支持和资助下，三年多时间里，王家烈新增加了几个团，部队装备也为之一新。1932年春在蒋介石怂恿下，王家烈率其精锐特务团和一、二、四团由洪江直趋贵阳，迫使贵州军阀毛光翔将大权交了出来。国民党中央立即任命王为二十五军军长兼贵州省主席。
当了省主席的王家烈，就渐渐忘记手中的权力是谁给的了。
为求自保，他一面将贵州土产鸦片烟运出，通过两广换回武器补充实力，一面同陈济棠、李宗仁订立三省同盟，暗中反蒋。这一密约被陈济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