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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原敬的政党内阁能够取代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执国政之牛耳的藩阀官僚政权呢？背景之一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内外民主主义高涨，形成国民要求参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时代大趋势。寺内内阁由于米骚动和出兵西伯利亚而遭到批判，走投无路的寺内正毅以身体有病为由辞去首相职务，将继任首相人选问题全部委托给素有“首相制造者”之称的山县有朋。山县推举元老之一的西园寺公望为首相，但西园寺称疾固辞，并说服了山县，推荐原敬出任首相。原敬立即开始接近事实上掌握着首相任命权的山县有朋，就当时政局交换意见。山县虽然支持寺内内阁，但采取就事论事的态度，在很多问题上对第一大党政友会采取了合作的姿态。原敬坚信藩阀官僚内阁已走到尽头，政党内阁取而代之的时代已经到来。从表面上看原敬接近山县是为讨其欢心，实际上原敬是在为移交政权做周密的准备工作。
山县经过不断与原敬交换意见，逐渐对他的人品、实力给予很高评价。山县认识到在藩阀官僚势力中没有能顺应时代的人物，最终接受了西园寺的意见，同意由原敬担任首相。当时的时局令山县担心，国内米骚动和要求实现普选制的民众运动以及民主主义思潮高涨。国际上则面临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局势发生激烈变化，美国开始抬头，俄国爆发革命，中国在李默涵的领导下民族主义高涨。冷静的山县不得不认识到藩阀官僚政治家已无法担当应对时代的重任。
到了1918年的后半段，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接近尾声，交战的双方都填进去了几千万条生命。也许上天也觉得战争应该结束了，于是它送来了西班牙流感作为催化剂。
“西班牙流感”也被称作“西班牙女士”（spanishlady），不过它却有些名不符实。首先，它似乎并不是从西班牙起源的。其次，这场流感绝对没有它的名称那样温柔。
现有的医学资料表明，“西班牙流感”最早出现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funston）军营。1918年3月11日午餐前，这个军营的一位士兵感到发烧、嗓子疼和头疼，就去部队的医院看病，医生认为他患了普通的感冒。然而，接下来的情况出人意料：到了中午，100多名士兵都出现了相似的症状。几天之后，这个军营里已经有了500名以上的“感冒”病人。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美国全国各地都出现了这种“感冒”的踪影。这一阶段美国的流感疫情似乎不那么严重，与往年相比，这次流感造成的死亡率高不了多少。在一场世界大战尚未结束时，军方很少有人注意到这次流感的爆发———尽管它几乎传遍了整个美国的军营。
随后，流感传到了西班牙，总共造成800万西班牙人死亡，这次流感也就得名“西班牙流感”。9月，流感出现在波士顿，这是“西班牙流感”最严重的一个阶段的开始。10月，美国国内流感的死亡率达到了创纪录的5％。战争中军队大规模的调动为流感的传播火上浇油。有人怀疑这场疾病是德国人的细菌战，或者是芥子气引起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土崩瓦解的最后日程，在极短的时间内集中了深重的苦难和混乱。继10月初向威尔逊总统发出的停战呼吁之后，是互换照会和讨价还价。但是老虎钳夹住了德国，它无法提出条件。逃脱不可避免的命运的企图，以10月27日鲁登道夫迫于压力辞职而告终。保加利亚已于9月下旬退出战争；土耳其于10月30日签订停战协定；奥匈于11月3日退出战争。10月下旬公海舰队中的兵变开始向全国扩散。11月9日社会主义者弗里德里希？埃伯特担任首相；10日德皇逃往荷兰，11月11日上午5时，在贡比涅森林一节火车厢内德国代表团签订了失败的停战协定；后来另一次大战中，希特勒曾在此地令人恶心地跳起欢乐的快步舞。
德国的崩溃是许多因素造成的：西线消耗战积累的巨大损失；多条战线上的流血牺牲；封锁造成的缓慢而无情的经济压力；食物短缺和厌战情绪；布尔什维克的破坏和宣传；自由主义者对德国君主专制的不满。最后但并非最不重要的是：德军总参谋部制定的目标无限的拿破仑式的战略所提出的不可能实现的种种要求；这个总参谋部制定战略所依据的是好大喜功的幻想和德国“超越一切”的妄自尊大的观念。德国同半个世界打了仗，它的军队显示了勇敢、遵守纪律和无与伦比的战术技能，拥有鲁登道夫这样的战术大师，胡蒂尔这样具有远见卓识的将军，霍夫曼这样的战略家，但是当时及后来重大而突出的弱点是要求德国士兵达到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一个出自君主专制集团睥睨一切的目标，出自几乎是轻蔑地过低估计敌人的目标。
在1918年的后半段，中国的民族主义统治者李默涵只做一件事：隔离观察。早在1918年三月，李默涵就下令所有从美国到中国来的人，不分华人还是洋人，都必须在下船之后在专门的隔离区住10天，观察有没有感冒症状。后来发展到所有从国外来中国的人都必须接受隔离。
最初一个多月内，不管是华人还是洋人，都感到很不方便，觉得自己是受到了歧视。包括梁启超等人在内的多数人质疑李默涵。报纸和舆论上甚有破口大骂的人，英美日各国也派人来抗议。
虽然李默涵同时警告了南京和广州方面，但是北洋军阀和南方的军政府都没有理睬，直接忽视了警告。
上海、杭州等租界港区开始有人病死，世界疫情陆续传来，质疑的声音就小了。到了10月份，美国死亡20万人，11月世界疫情累积死亡数量已超过两千万。
由于李默涵的隔离措施采取得很早，而且是通过行政命令强制执行的，所以虽有漏网之鱼，但是总体上的疫情要轻得的多。这时候，舆论又转了风向，开始把李默涵捧上了天，大赞他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转世，同时大骂北洋军阀和南方军政府不顾百姓死活。
失去了外援，又遭到流感的打击，北洋军首先撑不住了。党卫军和国防军一路平推，很快就拿下了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和湖南的大部分。段祺瑞、冯国璋、曹锟、李纯、张怀芝、曲同丰等人死的死，被俘的被俘，北洋军阀彻底宣告土崩瓦解。
在南下的过程中，李默涵特地发布了一条命令，宣布任何一支北洋军的投降都可以接受，唯独制造了平江惨案的张敬尧部，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歼灭。湖南人恨透了张敬尧，对李默涵的这条命令极为拥护，都说李默涵总理是李青天。
之后，李默涵通过宋子文的关系，勾搭上了孙文，提出南北合流，和平统一的构想。孙文虽然名声在外，但是一直没有属于自己的地盘和军事力量，在南方的军政府里也一直受到西南军阀的排挤。孙文一番权衡之后，觉得拉着自己的一票兄弟北上，和李默涵一起干了。
在北京中南海，李默涵接见了孙文，在会议厅里挂满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和五色旗。孙文一进来就被晃花了眼。一愣之下，心中一阵激动。
李默涵则笑嘻嘻地迎了上去，微笑着上去搀扶着他，口称国父，邀请他和自己并排站好，方便下面的记者拍照。
孙文有些受宠若惊，他连忙说道：“谬赞谬赞，孙文愧不敢当。”
李默涵则一脸的不在乎，他笑容满面地说道：“孙先生革命历尽千辛万苦，在无数同志前仆后继的牺牲奉献下，终于成功缔造民国。虽前有袁贼窃位，后有北洋揽权。然孙先生功绩人所众知，故吾称先生为民国之父。先生当之无愧，万勿推辞。”
国父这个称号是孙大炮逝世后才有人提出的。但实际上也未尝不是他心中所想。曾有一段据说是孙文的自述，称：中华民国就象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是总比什么都没有好。
从这段话中就可以看出他对自己的定位，以及其时心中的悲凉。而看在他那么辛苦为民国也是为他自己的理想名声权位四处奔忙，李默涵就决定提早八年把他的称号奉献出来，让他能在生前享受一下这种感觉也好，毕竟这也是他应得的。
接下来的会谈并没有什么实质内容。不过是孙文大谈革命抱负，中国未来之建设前景等等。李默涵笑脸以对，滔滔谀词汹涌澎湃而出，其中倒有不少是从后世课本中所摘出。这恭维大浪涌向孙大炮这位前浪，让他几乎死在沙滩上，一时只觉飘飘乎欲仙，渺渺乎欲死，三万六千毛孔齐放，不知东南西北，今夕是何夕。孙大炮此时顿时发觉自己以往的看法大错特错，原来军阀中也是有这么理智，这么明理，这么了解兄弟我的理念与政策的好人呐。
不过，李默涵对这个称谓无所谓，不代表谁都不介意。送走孙文之后，梁启超和章太炎找到李默涵，章太炎很直接地质问李默涵：“孙文何德何能，配得上国父的称号？”
李默涵问道：“为什么孙文不配呢？”
梁启超说道：“要称国父，这孙大炮还不够格。他不过在海外摇旗吶喊，骗骗海外华人，筹筹钱罢了。我认为，他就是个骗人送死上当的骗子。”
章太炎也说道：“真要论功评选国父，老夫觉得只有黄克强称得上。黄克强组织革命并亲身参与数役，每每亲临一线出生入死，对民国肇建可算的上是劳苦功高。”
李默涵笑了，说道：“正是因为这样，我才管他叫国父啊。你们想想，这父母自然都是疼爱子女的。但父母生养子女，各自干了什么事？作为父亲不过放上几炮，把那活儿甩两下，过后便做甩手掌柜。母亲则要怀胎十月，抱着大肚上房下地，又须承受阵痛，千辛万苦，出生入死，方能将子女生下。以此见之，对比孙文和黄兴各自做出的贡献，喊孙文一声国父，实至名归。”
此言一出，章太炎笑得差点在地上打滚，梁启超也是笑得眼泪直流，前仰后合。
李默涵也陪笑了几声，然后说道：“两位，我们统一中华的大事形式一片大好，但是欧战马上就要结束了，缓过神来的西洋人又要卷土重来了，大家可要打起十二分精神。”
梁启超自信满满地说道：“德国战败是板上钉钉了，幸好默涵你那时高瞻远瞩，现在我们好歹也能以战争国的身份去参加何谈，多少总能收回一些国家权利。”说着梁启超拿出一份他拟的文件，说道：“我已经拟好了，你看看。”
梁启超计划中国代表向西方列强提出取消列强在华特权，一，废弃势力范围；二，撤退外国军队、巡警；三，裁撤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四，撤销领事裁判权；五，归还租借地；六，归还租界；七，关税自由权。
李默涵摇了摇头，说道：“愿望很美好，现实很残酷，如果我没猜错，日本人肯定会提出要接手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
章太炎大叫道：“这没有道理啊，我们是战胜国啊。”
李默涵笑了笑，说道：“章公，你把洋人想象的太善良了。这世界奉行的是丛林法则，公理战胜不了强权。”
255。目标西南（）
第一次世界大战终于结束了，与战争刚刚爆发时的热情洋溢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战争真正结束的消息被证实之后，已经对战争感到非常厌恶的欧洲人开始反思这场带给欧洲混乱与饥饿的战争，战胜国的政治家门认为，如果要想使这场战争变得有那么一点意义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战胜者的优势签订一份足以遏制战争野心并警告那些战争狂人的终战协议，换句话说，必须签署一份严惩战败国的协议。
作为战败国的德国、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保加利亚，作为它们发动战争的惩罚，战胜国决定对这些战败国施以严厉的制裁，其中既包括领土的割让，也包括战争赔款的支付，战胜国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向世界表明它们维护世界和平的决心，同时也打算利用这些割让的领土和战争赔款迅速恢复本国遭到战争重创的经济。除了一份必要的和平协议之外，战胜国的政府之间也达成了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国际政治信念，那就是组建一个能够制止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组织，利用这个国际组织制裁那些试图发动战争或者已经发动战争的国家，保障集体安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战胜国决定在巴黎召开一次国际会议，这是一次和平的大会，但更是一次决定对战败国进行惩罚的大会，在巴黎和会上，战胜国将最终决定战败国的命运。
出席和平会议的都是参加了一战的战胜国，当然也包括了中国。和历史上一样，李默涵派出了以顾维钧为团长的中国代表团。临行前，李默涵对这些胸中热血激荡的年轻人说道：“我们这次参加巴黎和会，主要的任务是为中国争取权益。至于其他，我们大可以冠冕堂皇一些。现在，德国虽然战败了，但是我没必要落井下石。既然美国政府主张宽大对待战败国，那么，我们就坚决支持美国政府的立场，在发言的时候，诸位务必记住，要尽量的表现出中国人对和平的渴望。我们支持美国宽待战败国，那么既卖了美国人的好，也卖了德国人的好。”
顾维钧点了点头
李默涵又说道：“诸位此去欧洲，诸位除了参加巴黎和会之外，最重要的任务是从战败国搜集人才和技术，根据目前使馆方面传回的消息，柏林、维也纳仍是一片混乱，游行和小规模的武装暴动仍是此起彼伏，由于失业率非常高，许多有优秀技术的德国人、奥地利人找不到工作。那么，这就是我们的机会，我们完全可以将这些人请回中国，楚才晋用，利用这些流失的外国人才为中国的工业技术进步做贡献，争取在最短时间内使中国的工业技术能够与世界水平比肩。我希望你们认真对待，不放过任何真正的人才。”
说罢李默涵又让人拿出厚厚一摞文稿，说道：“此行的要点都在其中了，你们路上可以认真看看，但是切记，要记在心里，看完之后立刻销毁。”
李默涵又嘱咐蒋方震、蔡锷等人，说红俄军战斗力很强，把白俄军打得丢盔弃甲。恐怕早晚要杀到远东来，蒙古和新疆、东北要早做打算。可以接受白俄白军，但是一定要解除武装后方能进入，并且要集中居住，集中管理，免得白俄军逃进我们国内祸害地方。
顾维钧等人开始准备参加巴黎和会，而李默涵则着手开始收拾西北和西南的军阀割据势力。
话说西南军阀主要是滇军和桂军，其中的滇军凭借护国战争，将势力扩展到了四川。袁世凯病死、护国战争结束后，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也正式形成。护国战争结束后，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希望在西南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所以梁启超极力与北京政府段祺瑞接洽，为他的学生蔡锷在四川谋取职位。段祺瑞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也任命蔡锷为四川督军兼省长。
但是，对于蔡锷入主四川，唐继尧并非很高兴。早在护国战争之初，蔡锷率军入川作战时，唐继尧就唯恐蔡锷部在与北洋军作战中发展壮大，于己不利，因而对蔡锷的护国军第一军多方掣肘，无论在经费、兵员、武器各方面都未予必需的援助。蔡锷被任命为四川督军，鉴于蔡锷的声望，唐继尧难以反对。对入川的滇军，他更无法进行遥控。
但是后来蔡锷去美国治病了，临行前，蔡锷保举入川滇军总参谋长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入川黔军总司令戴戡为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由于罗佩金早已倾向唐继尧，因此唐继尧得以遥控入川的滇军。
当时，入川滇、黔军占据了四川省大片地方和成都、重庆等重要城镇。罗佩金完全抛开蔡锷的“重建四川”的计划，秉承唐继尧的旨意，尽力搜刮四川的财富，掠夺盐税，强令四川人民负担入川滇、黔军的军饷，由此，与四川军民矛盾日深。罗佩金又奉行“强滇弱川”政策，扩充入川滇军，压制川军。
1916年冬，罗佩金召开编遣会议，裁减川军，激起川军五师长联名通电控诉。1917年3月，罗佩金又以武力解散川军第四师，川军将领深感祸将及己，第二师师长刘存厚乘机联络川军各部共谋驱罗。1917年刘存厚率部围攻驻成都皇城之罗佩金部，刘罗之战爆发。滇军用煤油喷射四周民房，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凭借民房伏击。刘存厚亦以大炮、地雷进击，很多炮弹落在民房区。双方巷战达七昼夜，死伤惨重。由于滇军增援部队赵又新部在资阳、内江地区遭到川军第二师的阻击，罗佩金孤立无援，被迫交出督印，率部从成都退往简阳、自贡等地。刘罗之战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是役，成都民房被毁三千余间，民众死伤八千余人，财产损失无数。
到了孙中山南下广州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护法运动的时候，唐继尧认为有机可乘，决定利用护法，把滇系势力重新深入四川，于是通电响应护法。但是，唐继尧并非站在孙中山的护法旗帜之下，而是另树一帜，宣布“靖国”，把滇黔所部八军编成靖国军，号称“滇黔靖国联军”，唐继尧自任总司令，以杨蓁为总参谋长，以顾品珍、赵又新、瘐恩旸、黄毓成、张开儒、方声涛、张熙、叶荃分任八个军总司令，加上黔军王文华第一师，共七十多营约四万人。唐继尧以川军刘存厚阻碍滇军为名，率滇黔联军誓师出发，发动了四川靖国战争。
四川靖国战争以滇军攻入成都，刘存厚等部退往陕南汉中地区告终。至此，唐继尧以夺取和控制四川为目标的靖国战争基本结束。唐继尧控制了滇、黔、川三省，声势显赫，更加飞扬跋扈。他自任熊克武为四川督军兼省长。他借援鄂、援陕名义，又连续任命八个总司令，即以黄复生、叶荃、王文华、顾品珍为援鄂第一、二、三、四各路总司令；以石青阳、颜德基、李国定、丁泽煦为援陕第一、二、三、四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