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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2006年第6期-第3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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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保证他不久便会出版一本小册子。” 
  他指的是《纯粹理性批判》。当时,康德自己都认为《纯粹理性批判》只能写成小册子。 
  达郎贝尔是哪个? 
  他是当时风靡欧洲的法国百科全书派中与狄德罗齐名的伟大领袖。 
  这是当年江湖上对康德绝无仅有的正面评价。 
  康德对所有的评价均无动于衷。他始终坐在书房里望着窗外的教堂尖顶沉思默想。成名之后他曾说:哲学无法教授,哲学永远是思想者的事业。 
  因此,苏格拉底说人类惟一的幸福秘方就是哲学。 
  11年后,康德动笔,仅数月,856页的《纯粹理性批判》一挥而就。在这本让康德昂首进入世界哲学史的皇皇巨著中,康德在前言里展现了与他身材截然相反的哲学巨人的雄才大略:“我在此斗胆宣称,这本书解决了所有的形而上学问题,提供了打开所有问题之门的钥匙。” 
   
  《纯粹理性批判》是康德哲学代表作,与《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合称“三大批判”。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一版序言中,康德专门定义了“批判”。简要说,他的“批判”相当于咱们通常所说的“分析”。 
  《纯粹理性批判》是德国哲学革命的开端,它彻底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奠定了批判哲学体系及其后全部哲学研究的认识论、方法论、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基础,至今仍是西方哲学经久不衰的最本质源泉。 
  特别要说明的是,此前德国哲学家写作都用拉丁文。《纯粹理性批判》是第一部用德语写成的哲学巨著,康德就此位列德语复兴主帅之一。在远离德国本土的东普鲁士,康德用德语展示了自己对祖国的忠诚。 
   
  三大批判,至今是哲学系学生心头的三座大山。 
  不过,康德哲学的中心思想,并不是大山。 
  康德的伟大,在于他将哲学从天上摘回地下。哲学从他起不再是神学。 
  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以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集西方哲学之大成,向形而上学顶峰发动了最富成效的冲击,终于建成有史以来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包罗万象、精美绝伦的形而上学体系,实现了亚里士多德的梦想——让形而上学成为科学之科学。因此,欧洲古典哲学通常直接称为“德国古典哲学”。 
  德国古典哲学是形而上学的顶峰和尽头,形而上学到此结束。康德形而上学体系之宏大,博得坊间名言曰:说不尽的康德。 
   
  “形而上学”这个名词的来源,是有故事的。 
  形而上学在欧洲文字中写作metaphysik。流传较广的说法是,公元前70年,希腊罗多斯岛的安德罗尼科斯发现了亚里士多德的失传著作。这些著作编号靠前的是自然科学著作,希腊文写作physis,其形容词为Physikos,这就是今天的物理学;而排在物理学后面的(“在……之后”在希腊文中由前缀meta表示)是研究存在原则的著作,因为它们“排在”物理学“之后”,所以安氏称之为Meta Physik(在自然科学之后),最后演变成 Metaphysik,大家便以此来称呼自然科学之外的科学。 
  中文把Metaphysik译成“形而上学”,源于老子的“形而上者,为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对该翻译,惊为天成者与怒斥伪谬者旗鼓相当。 
  17、18世纪是欧洲的世纪,1789年法国大革命、拿破仑席卷欧洲以及法兰西帝国的轰然倒塌,这两个世纪,指明人类历史发展方向的所有大事都与欧洲有关。 
  也与康德的哲学有关。 
   
  《纯粹理性批判》回答了人类最基本的问题:人类能够知道什么? 
  康德之前,通常认为人类认识的惟一来源是经验(实际上现在还有N多的人这样认为)。康德证明,经验在成为认识之前必须经过人类大脑的加工。就是说,在认识过程中,人本身比客观事物更重要。所谓“主观唯心主义”。康德认为我们根本不可能认识客观事物,只能认识客观事物的表面现象。最典型的就是“横看成岭侧成峰”,关键看观察者站在哪个角度。 
  这就是哲学史上著名的“哥白尼转向”。 
   哥白尼打破基督教会统治欧洲思想界一千年的“地心说”,指出太阳才是宇宙中心,人类并不是宇宙中心。因此,即便上帝创造了人类,宇宙也不是他创造的。 
  康德在哲学上做了同样的事情。 
  如果,在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过程中,人是决定性的,那么,人类眼中的“客观世界”,它的创造者就不是上帝,而是人自己。 
  康德得到的答案与哥白尼一样: 
  那我们还要上帝来做甚? 
   
  康德认为人类所有问题的最终答案不在经验,也不在上帝,而在纯粹理性。 
  我以前总觉得主观唯心主义就是闭着眼睛瞎说。“只要我没看见前面路上有块儿石头,这石头就不存在”——这是何等愚蠢的说法! 
  读了康德之后我才明白,这完全是对主观唯心主义的恶意歪曲。 
  愚蠢的是,身为大学教授的我居然相信这种歪曲。 
  宇宙中并没有不依赖于人类主观思想的“纯粹的客观存在”。例如人类根据太古以来的肉眼观察一直以为太空中有两个星系是邻居,而21世纪最新观测的数据证明,它们相距几千光年,只有从地球的角度看过去,它们才“邻近”。因此,我们相信了上千年的“邻近”这个“客观事实”,实际上并非“客观的存在”。 
   
  单看《纯粹理性批判》,肯定觉得超枯燥。 
  那是因为我们不明白这些字的意义。 
  以人类思想发展史论,这些字的威力超过法国大革命!所有看懂的人都血脉喷张,心跳加速,寒毛倒竖,汗如浆出。 
  这时已经接任普鲁士国王的弗里德里希二世虽然不看、也看不懂康德哲学,但自有一帮有闲有钱的处级、局级或者部级哲学官员替他搜集哲学界的风吹草动,详尽分析各种学说对政府的利弊,以此向弗国王证实自己并非吃干饭的。 
  其实,这时已经当了校长的康德并不想与政府冲突。他尽管在午餐会上慷慨陈词,发表些拥护法国大革命的言论,论证专制之必然发展到共和。但在讲坛上,在论著中,他非常谨慎地避谈国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康教授的职业决定他无法成为国王的忠实走狗。在哲学官员的大力举荐之下,文化部早就把康德列入黑名单。按思想论罪,康校长已够六马分尸。皆因他与弗国王谊交莫逆,文化部投鼠忌器,所以康德才得以躲进小楼成一统。 
  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到1791年,柏林谣言四起,都说弗国王要修理康校长。也是合当有事,1792年,康德将两篇论文寄往《柏林月刊》,第一篇通过终审,第二篇终审前恰逢国王颁布书报检查令,因为“过度的思想自由会导致国家根基的崩溃”。结果,不仅第二篇没通过,连第一篇也被殃及,禁止发行。 
  连任校长的康教授索回这两篇文章,与他新写的另两篇合并,以《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为题送往思想相对自由的耶拿大学哲学系审查,在那里获得印刷许可证,并于1793年在柯城出版。 
   
  我对此事曾经百思不解。康德穷困潦倒时拚命烧弗王子的冷灶,现在王子如愿登基,他官居校长,功成名就,德高望重,况且康校长年过六旬,血气也理应不再方刚,为什么突然冲天一怒,莫非失了心疯? 
   问题的答案是:在弗王子成长为弗国王的同时,康教授也在成长。 
  康教授不仅成长为康校长。他的真正成长在于他读了几十年的书。 
  从当年题献文章的奴颜婢膝,到今天执意出书的分庭抗礼,康德并没有变成海涅。 
  但是,胸中多了几十年来读的那些个书,迫使他不得不直起腰来。 
  我们不用追究他到底读了哪些书。真理是:读书改变心灵。读书改变命运。 
   
  直接质疑上帝是否存在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反响强烈,广大改革派喜不自胜,掌权的保守派却暴跳如雷。 
  充满讽刺的,是当初教会名校弗里德里希书院用“奴隶待遇”强逼康德学得一手好拉丁文。几十年后,康教授以拉丁文为丈八蛇矛,枪挑基督教。 
  思想革命者,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们都是专制制度自己培养出来的。 
  虔诚教徒弗国王立刻致函宗教与司法部部长沃纳,表示不能再听任康校长贻害人民。随着普鲁士帝国在欧洲战场上的节节胜利,柏林书报检查机关开始大力查封刊物,限制教学自由。 
  一叶落而知秋至。1794年5月,年近七旬的康校长给老友、《柏林月刊》出版人毕斯特写信说,他希望在地球上找块静土安度晚年。 
  然而,康校长并未停笔。1793年9月,他发表《理论上正确的,实际上行不通》,转年4月又发表《月球对天气的影响》。这些文章都令基督教御用文人咬牙切齿,目眦欲裂。两个月后,他的《万物的终结》批评基督教正统神学,倡导理性宗教,镢头所向,直取宗教封建专制之精神祖坟,终于掀起轩然大波,批判文章铺天盖地,政府将饬令康德公开检讨或辞职的谣言满天飞。当时有个朋友写信邀他去不伦瑞克避风,康德还不以为然,认为自己并未犯法,婉言谢绝。 
  康德有所不知,专制社会,是否犯法并非善恶标准。多事之秋,秀才妄议朝政,国王很不耐烦。10月12日,康德收到沃纳秉承“国王陛下的特别命令”写来的训斥信:“陛下很久以来就非常不满地看着你滥用哲学——尤其是你的《单纯理性界限内的宗教》一书和其他文章——来歪曲和贬低《圣经》和基督教基本学说。我们一直期待你自行改正,因为你本人一清二楚,你的这种行为非常失职地违背了你身为青年导师的职责,违背了你自己心知肚明的国君旨意。我们要求你尽快做出认真检讨。要想保住陛下的恩宠,今后你必得避免此类过错,履行职责,运用你的声望和才能协助国君意志的逐步实现;否则,如果一意孤行,必将招致严峻的处理。” 
  捧着这封万年冰玉的王札,康德周身寒气彻骨。他忙不迭地回信,否认自己有意违背国王旨意,表示自己的文章完全是学术研究,其目的正在于促进基督教纯洁而更有力地注入教徒心灵。康德信誓旦旦:“作为陛下的忠实臣民,为了避嫌,我绝对保证完全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 
  很多学者认为这封效忠信是康德的一大伤疤,避之如阿Q之避癞疮。 
  其实,按鲁迅的标准,康德正是好榜样: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毕斯特挺身而出,代康德向弗国王申诉。但以开明和倡导人权驰名全欧、一直对康德优渥有加的弗国王却大发雷霆,当场饬回。 
   国王永远都是国王。教授永远只是教授。 
  教授们必须明白,与教授交谊,只是国王的一种休闲活动。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失宠国王的传言一出,牛鬼蛇神如茅房之蛆层叠而出,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高层,皆欲置康德于死地而后快。 
  不过,康德毕竟是欧洲学术名宿,无故加之,干犯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康德保住校长之位。不过,普鲁士内阁于1796年正式发布红头文件,禁止康德从事有关宗教的活动和发表论述宗教的文章。柯大所有神学和哲学教授亦受牵连,人人过关,签字画押,宣誓弃读康德宗教著作,弃开康德宗教学说讲座。一时万马齐喑,夜暗无边。 
  按照唯物史观,夜暗无边前面,正是黎明。禁令发出不到两年,弗国王翘了辫子,加之热月政变后法国督政府深陷危机,德国文化界对法国大革命失望日增,在德法战争中德军又捷报频传,继位国王威廉三世于是顺势上演开明秀,废除书报检查令。 
  1798年,刚退休的康德出版《学院之争》,在前言中公布弗国王训斥信和他的回信,并点出回信伏笔:他是“作为(弗里德里希)陛下的忠实臣民”发誓的。这誓言只在“弗陛下”在世之年有效,并非永远放弃一切有关宗教题目的公开学术活动。现在“弗陛下”既已不存,誓言当然也就随风而去。 
  以此事观之,所谓“知识越多越反动”,从弗国王的角度看过来,也不能说完全没道理。 
   
  跟战争、瘟疫、“超女评选”和世界杯不同,文化大事件很少立刻赢得万众瞩目。哪怕你是爱因斯坦。 
  它们几乎总是被追名逐利的社会忽视。因为它们领先自己的时代如此之远。 
   泰山北斗的《纯粹理性批判》亦不例外。这本“欧洲有史以来写就的最重要的书”(叔本华),出版之后竟无人喝彩。 
  《纯粹理性批判》持论固然宏大高深,但真正令人望而却步的,却是它的文辞诘聱,晦涩难解。它甫一出版,即夺得哲学史长句冠军——一个读者写信抱怨康德:“读你的书十个手指头都不够用,因为你写的句子太长了。我用一个指头按住一个从句,十个指头都用完了,一句话还没读完!” 
  不叫座,可以赖普通读者没眼水。但圈儿内也无人叫好。摩西·门德尔松就公开宣布自己读不懂康教授的大作。 
   
  《纯粹理性批判》证明:“一本书就是一个历史事件”。 
  德国哲学界群起研读。并非追捧,而是为了在门德尔松领导的大批判里赢得话语权。就像2006年大家都去看《无极》。 
  毛主席说: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这些心怀叵测的读者在充满敌意的阅读中却慢慢在这座美轮美焕、空前绝后的哲学尖峰殿堂中摸到了门路。 
  这些抱持傲慢与偏见的敌人和身扑地,幡然皈依,变成口服心服的信徒。 
  成名之路有二:一是让广大下里巴人口耳相传,最后那些不屑一顾的阳春白雪自会接受你的存在;二是直接把阳春白雪砍蒙,下里巴人将会因阳春白雪的五体投地而承认你的高妙。 
  卓别林、成龙、王朔走的是第一条路。 
  康德和爱因斯坦走的是第二条路。 
  实际上没几个人真正明白他们讲的是什么。但所有人都承认他们是天才。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57岁的康德来得很晚,但在迟到的这11年中,他打通了精神观照的任督二脉,修炼出飞临欧洲哲学之巅的不世内功。厚积薄发的他源源不断,一飞冲天,从此凌绝人世,翱翔青史。在勤奋的一生中,康德完成了53部著作。他几乎在一夜之间被整个大陆拜为大师,名扬德意志,气盖欧罗巴,先后当选科隆、圣彼得堡和托斯卡那科学院院士。当初视康德为杏坛笑话的帝都学术界,一致推举他入柏林科学院。同时代的文坛后生歌德称康德“毫无疑问”是新时代哲学家中“最优秀的”,并说“他的教导影响细密绵长,渗入我们德意志文化的最深处……您即使没读过他一个字,也处于他的影响之下”。自称拜康德为精神导师的,随便数数就有歌德、席勒、黑格尔、威廉·封·洪堡、谢林、詹姆士、叔本华、尼采和柏格森等,个个都是文化史上开山肩鼎的宗师。叔本华视康德为哲学发蒙必读:“想当哲学家,首先须得做康德门徒。不知康德者,只能算个蒙童。”
   康德成名之后五年(1786),弗里德里希大帝去世,康德当年烧的“冷灶”弗里德里希王子继位。刚当校长的康德代表柯大作文宣誓效忠新王,得到特别褒奖。 
  一年之后,63岁的康校长买下一幢房子,结束柯飘生涯。 
   
  升教授之前,康德辗转租住于柯城民宅。孟母三迁,康德八迁都不止。 
  对生命有追求者,对邻居要求必高。康德与邻居,有许多故事。 
  哲学需静思。康德因此视音乐为噪音。偏偏邻居有只勤勉晨鸣的公鸡。康德不堪其扰,高价买下准备一了百了。岂知该流氓邻居拿到钱后坚决反对康德杀鸡。最后,康德不得不把鸡养下去,只是这回公鸡在他自己的院子里叫了! 
  康德傍晚时分喜欢眺望窗外柯城大教堂的尖顶,休息眼睛,放松思想。然而另一邻居尼科罗维斯花园里的杨树疯长,不久即遮住教堂。康德向尼氏抱怨。尼氏比养鸡的邻居好。他应康德的要求把杨树砍了。 
  杨树不倒,我们是否能看到《纯粹理性批判》,还真难说。 
   
  德国人传统生活理想是:买一栋楼,种几棵树,养一只狗,结一次婚,生一堆孩子。 
  康校长只办到了一点:他买了一栋楼。 
  小楼位于市中心僻静后街,并不豪华,花园虽然美轮美奂,却是别人的,楼内根本看不见。一楼一边是能装80人的教室,另一边是厨娘睡房,常卧一猫一狗;二楼一边是饭厅、图书室和卧室,另一边是客厅和书房。书房里有两张书桌,一只三脚半圈椅。仆人住阁楼。康德私人藏书不超过五百本,比我的书都少。 
  可见书不在多,重在才华。 
  北京人买房百分百被发展商算计。康校长亦不例外。他入住后才发现书房正对柯城监狱。当时监狱改造思想的灵丹妙方是让犯人每天三遍高唱圣歌,唱得最卖力者可评“先进”缩短刑期。因此,犯人们唱起歌来都是情真意切,声震四野。 
  康校长大烦,盛夏亦不得开窗。为此,他多次求助于铁哥们儿、市长兼警察局长西佩。 
  这件事体现出欧洲法治的伟大。校长与市长的铁磁交情大不过法律书上那几行字。西佩虽然很想帮康德,却无法绕过市议会直接下令犯人停止唱歌。 
  这事儿最终愣没办成。康德的后两部大批判,都杀青于犯人们颂圣歌中。 
  此楼在康德死后几经转卖,今已不存。 
   
  据研究,哲学家能否伟大,与其生活是否规律成正比。康德是最好榜样。有传记作家表扬他曰:“康德的一生就像一个最规则的动词。” 
  是的。而且是一个从不与其它词搭配的动词。 
  康德这个规则动词,首先规则在他的起居时间表。海涅盖棺论定:“康德没什么生活故事。因为他既无生活,也无故事。”另一位著名康饭尼采倒是肯定康德有故事。他说,康德的一生就是“一个脑袋的故事”。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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