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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人占了改革的便宜不知报恩，赚了钱就来盘剥内地同胞的血汗，无耻，想想你们的所作所为。（2004年4月3日，新浪网，87次点击）
政府应对破坏社会经济的行为有所为，否则有谁能买得起房，共同富裕和所谓的物质文明从何谈起，难道我们都成了温州人的佃户？（2004年4月6日，新华网，62次点击）
最重要的是，要警惕温州炒房团。要声讨鼓励温州炒房团的温州政府、温州市委的领导班子成员，要追究其责任！该负刑事责任的要移交司法，该撤职的要坚决撤职！不要姑息。（2004年4月11日，新浪网，102次点击）
如果说网络的声音来自民间，仅供参考的话，那么掌握高端话语权的社会责任分子、精英人物的重量级批判就不能不洗耳恭听，引起我们足够的重视了。这样一种充满了阴郁、调侃、愤懑色彩的报道和言论随处可见，而反响最大、最具爆炸性的当属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博士尹中立的《不能再对“炒房行为”听之任之》一文。
在这篇2004年3月18日最早刊发于《南方周末》，并先后被各地广泛转载、引用的文章中，尹中立博士一一列数了房地产炒作的“八宗罪”，并言之凿凿地对温州炒房团明确进行了坚决追究刑事责任的缺席审判———
温州炒房团利用资金优势左右房地产价格牟取暴利，该行为和股票市场的庄家行为如出一辙，构成了操纵市场罪。《刑法》第225条规定：“违反国家规定，扰乱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我们认为，应该用该条款约束类似温州炒房团的操纵房地产市场的行为。
在温州“姓资姓社”长达20年的全国论战中，曾出现过一种奇怪的现象，远在千里之外的一些高官，一些名望足以让人景仰的学者，一生从没有踏上过温州的土地———或者仅仅是走马观花，也从来不屑于弯下腰耐心地倾听温州人四海创业的艰辛，他们却以不容置疑的无数条理由，毫不犹豫地将温州和温州人早早划入了“丑陋”与“罪恶”的行列。
让我们再来看看温州购房团的境遇。粗略翻阅google中“温州炒房”名下的11。6万条消息、特写、综述、评论，我们大体可以得出这样的印象：70％以上为完全转载、转抄，有的甚至找不到来源和出处；20％以上以他人资料整合为主；至多不超过5％为基本靠一手素材的独家报道。炒房者大多无名无姓，基本事实往往转手炒卖，其转手的频率远远高于炒房。这就是绝大多数社会公众所能获知的有关温州购房团的全部资讯，其间，误差、错觉、臆断乃至谎言沉渣四起。
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从一开始，温州购房者为了安家置业也好，为了商业投资甚至是投机也罢，其行为无疑属于纯粹的经济人范围。这与几乎所有温州人20余年的创业史一脉相承：个人富裕，让自己以及自己的家人日子过得更好。温州人喜欢实话实说，他们从不讳言自己强烈的致富渴望，也从不以品格高尚者自居。然而，在温州炒房团风潮的前前后后，无论是热情讴歌的“天使派”，还是慷慨激昂的“魔鬼派”，我们看到了一波又一波在缺乏细致入微的事实真相基础上的概念化、情绪化、道德化甚至泛政治化的喧嚣。
“10万人1000亿元”之惑（1）
“他们究竟有多少人、多少钱？”这是有关温州炒房团最具诱惑力的第一大悬念，其结论直接关系到社会公众对温州炒房团一切判断的基点。
到目前为止，这一悬念出现过四个版本的答案：第一，10万人，1000亿元；第二，10万人，1500亿元；第三，10万人，3000亿元；第四，10万人，5000亿元。其中，第一个版本得到了普遍的认同与最广泛的引用。
关键是，“10万人1000亿元”的来源在哪里，依据又是什么？就像张五常教授笔下的小蜜蜂一样，我在如花海一般的媒体报道堆里追根溯源，反复寻觅筛选，发现这一说法的可以确信的最早源头，是一家上海媒体。
2003年9月22日，该报一篇题为“温州千亿民资全国炒楼”的长篇综述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温州人不仅在本地炒房，而且还把目光瞄向全国各大城市。多位人士告诉记者，没有人能统计出温州有多少人、多少资金在全国炒楼。经多方求证、讨论，各方比较认同的数据是：10万温州人在全国各地炒楼，动用民间资金约1000亿元。
据悉，温州目前有专业炒家5000人左右，多为个体户老板、城市拆迁户和房地产界人士，1个人能连带周围20—40人。按照1带30计算，约为1。5万人。一般来说，这些专业炒家的炒房资金在200万元上下，预计1。5万人投入炒房资金300亿元。
此外，据不完全统计，温州市区及乐清、永嘉等县（市）约有8万多人在全国购置房产，其中至少90％以上是为了炒楼，保守预计，炒楼群体在7万人以上，以企业白领、政府官员家属及公司负责人为主。一般来说，每人手里都有1—3处房子（除自己居住需求外），如按1个人购买2套房子动用资金60万元计算，总资金额在420亿元。
目前，在外温州人有160万，以经商、办企业为主。市场人士认为，多数在外的温州人拥有上百万元周转资金，购置多处房产相当普遍。保守估计在5万人以上。按照1个人1套50万元计，共为250亿元。国外的温州人在国内投资房产的资金也不下几十亿。
紧随的另一个疑问是，这番数据从何而来？几经周折，采写该篇报道的记者周金易（化名）坐在了我的面前，这位籍贯温州的率直的年轻人给出了如下采访说明：2003年9月18日，按照报社领导的报道选题意图，他赶赴温州。当地政府对炒房团从未有过公开披露的统计分析，一切都得靠自己。茫然之中，他找到了既是同行又是朋友的《温州商报》一位房地产版记者。共同的职业兴趣，使这两位年轻人围绕温州炒房团话题进行了一个下午的热烈讨论，“10万人1000亿元民资”的讨论结果逐步清晰起来。但他承认，讨论结果“主要是根据新闻感觉和推论，缺乏有说服力的数据佐证”。兴奋与忐忑之下，在随后两天，他带着这个讨论结果分别造访了温州市建设局房地产开发处、市房地产协会、市人民银行及两家房产中介公司，同样没有得到有说服力的数据佐证，却得到了几乎一致的回答：“差不多，可以这么说。”有关部门的默认坚定了周金易的自信。
周金易是不该受到太多责难的，为了这几个谁都“说不清”的数据，他花费了整整三天时间，试图接近事实的源头，从而有幸采写了11。6万条有关温州炒房团的媒体报道中至多不超过5％的基本靠一手素材的独家报道之一。出乎他预料的是，由于更多媒体不假思索的复制、链接，凭借强大的传播力，不经意间，他竟成了温州炒房团有“10万人1000亿元资金”这一“事实”的权威发言人。
然而，这一从未遭遇过怀疑的“权威说法”的种种疏漏是显而易见的。仅举一例：该“权威说法”称仅被列为第一类的温州专业炒家即有5000人，按照1人连带周围30人计算，约为1。5万人，并预计这1。5万人人均炒房资金200万元以上，共计投入300亿元。一个致命的疏漏出自最基本的乘法计算错误，5000乘以30的结果应该是15万人而不是1。5万人，这个看似微小的错误实际上已经足以从根本上摧毁“10万人1000亿元资金”的数理基础。糟糕的是，凡是引用该“权威说法”的媒体对这一致命的错误均视而不见，无一不陷入“小数点门”。
由于温州购房者的纯民间性，其购房行为是广泛而分散的，地域跨度极大，至今又没有任何政府部门为此进行过艰苦却有益的调查分析，在这样的前提下要对温州炒房团作出所谓精确的统计无疑是一种苛求。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让自己心安理得地成为似是而非的“感觉派”，分析和考证仍是必要的。只是分析和考证必须建立在数据扎实、外延清晰、逻辑严密的基础之上，哪怕它将是多么烦琐和枯燥。
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则，我们不断地进行还原事实真相的努力。在此，我十分愿意与每一个人分享这种努力的一些收获。你姑且不妨将以下分析列为温州炒房团究竟有“多少人、多少钱”的第五个版本。
根据2003年温州市统计年鉴，温州总人口为738万，约160万人（含子女）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以出卖劳力为生者寥寥，主要是经商办厂，累计投资1050亿元，开办工业企业1。57万家，经商户70余万户。另外，开始于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三次移民浪潮，使温州成为中国著名的侨乡，目前共有40多万温州人活跃在全球87个国家和地区。
这样一种特有的人口区域分布，催生了温州购房行为的五种主要形式：
———遍布各地的160万温州人约有数十万个家庭，长期落户异乡投资创业使购房成为必需，同时由于相对当地居民拥有较多的资金积累，购房数量户均基本在一套至数套之间，庞大的家庭基数造成其购房总量巨大。目的以安家置业为主，兼带投资升值。
———以扎根于各地城市的温州人为天然的“房产信息员”，以根植于传统乡土、宗法社会的“经济互动联盟”为纽带，拉动家乡人到所在城市购房。这种购房行为比较分散，规模不大，目的各异，如果是发展前景良好的沿海城市，安家置业的诉求比例往往较高。
———由温州本地头脑灵活、社会关系广泛的消息灵通人士作为牵头人，聚集身边部分亲朋好友，前往某一个或数个城市群体购房。这类购房者以万人计，目的以投资获利为主。
———温州数家媒体及一批房产中介公司出面直接组织购房团，成建制、有计划地向全国出击，目的大多是中短线炒作升值。这类购房行为声势最为浩大，但有据可查的实际累计总人数不足万人。关于这一现象，将在第三章中作详尽描述。
———侨居海外的温州人回国购房。地点相对集中于经济活跃、景色怡人的几座沿海大城市，目的为安家置业、投资获利兼有，其人数及购房总量有限。
同样由于人口区域分布的原因，温州购房资金有三种类型：
———温州有关部门曾通过跟踪定量分析，测算160万在外温州人的总资产超过1000亿元。在购房家庭众多的前提下，由此分离出来的购房资金应以数百亿元计。
———海外温州人在国内购房资金至多为几十亿元。
———需要着重掂量一下的是本土温州人的购房资金。主要有这样几个数据可供分析。据温州市人民银行截至2004年4月底的统计，包括100亿元外币存款在内，全市各项存款的总额为1846。27亿元，扣除政府存款、政策性存款及各类企业存款，居民个人存款为900多亿元。另有传闻称，全市百姓尚有手持现金1000亿元。但温州市人民银行货币信贷与统计科负责人斥之为“无稽之谈”：这意味着包括山区80岁老农和刚出生的婴儿在内，全市平均每人手里捏着2万元现金，根本不可能！他认为按照当地经济水平与合理规律测算，躺在温州百姓手中的现金只有200亿元左右。900亿元居民个人存款加上200亿元现金，再加上企业存款中来自民营企业的可能挪作购房的资金，总数应该在1200亿元上下。考虑到2004年4月之前各地购买商铺最低40％首付，购买住宅最低20％—30％首付，以及温州人喜欢现金支付的习性，本土温州人可以调动的购房资金的理论最大值将上升到2500亿元。这个数据也正是许多媒体对温州炒房团“千亿概念”深信不疑的最大支撑点。然而，这个数据建立在两个完全站不住脚的假设之上：假设温州人不吃不喝不穿不玩不做其他任何投资，全心全意炒房；假设全市无论城市乡村的100多万个家庭齐心协力，百分之百地全民炒房。对这两个假设进行合情合理的剥离后，源自温州本土实际用于购房的资金总额达几百亿元将是比较令人信服的。
还有必须厘清的是，炒房是一个内涵清晰的行为概念，应该符合以投机为目的、在较短时间内买进卖出等基本特性。而在上述分析中，无论是购房者人数还是购房资本量，显然包含了常态的中长期安家置业以及非常态的追涨杀跌型投机等各种购房行为。综合多种事实依据，我们大抵可以判定，温州累计购房总人数及购房资金总额将在“10万人1000亿元”以上，而准确意义上的温州炒房者及炒房资金总额肯定在“10万人1000亿元”之下。
但现实是，许多媒体在广泛传播中，有意或无意地将相关概念彼此混同，除了爆炒还是爆炒。
“炒房路线图”之谜
“温州商会现象”是最近10年中国制度经济学研究中的一个大热门。
在温州，这个听起来怎么也得和旧中国工商业者联系起来的玩意儿亮相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目前，温州本土市、县两级的各类商会达40多个。而散布于全国各地的最早一个是1995年8月28日成立的昆明温州总商会。截至2003年底，异地温州商会的数字已上升到69个，正在筹建的还有13个。
虽然只是自发的自治组织，你可千万别小瞧了温州商会。上海温州商会的首任会长刘际潘，竟然是一位退役不久的东海舰队副司令员，堂堂的海军少将；内蒙古温州总商会会长周永年曾经位居呼和浩特市政府副秘书长……光是听听这些领军人物就知道温州商会不是吃素的。游荡四海的温州人很明白，在家靠父母，在外就得靠组织，有组织才会有力量。
一位北京学者在考察了温州商会的运行后感慨：有了钱又有了组织的人真的是很厉害的。
现在，这句话同样又适用于温州炒房团。有钱自不必说了，温州炒房团有组织的主要证据是两个：一是成群结队，群体性炒卖；二是在他们四处“流窜”的背后，还有一张神秘的“炒房路线图”。当年，一些坚定的左派人士将温州人遍地开花的商品经济行为斥之为“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党和社会主义发起进攻”，不幸的是，温州炒房团顽固不化，“有组织有预谋”的恶性至今不改。
温州炒房团的“罪孽”如此深重，使我们不得不对作为其重要“罪证”之一的“炒房路线图”认真考证一番了。此图曾被大小媒体津津乐道地广泛引用，对其描述也基本一致：
温州炒楼者按照房产升值空间及市场环境等因素，把全国房产市场分成四个等级，依次梯度推进炒作。
一级市场是上海、杭州、北京等钻石级城市，房价在5500元∕平方米以上；二级市场是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大连、烟台、南京、苏州、福州等城市，房价在4000—5500元∕平方米；三级市场是东西部结合地带的省会城市或西部经济发达城市，如武汉、长沙、合肥、南昌、成都、乌鲁木齐等，房价在2500—4000元∕平方米；四级市场是经济地位和地理位置均比较特殊的地级城市，如广西桂林、安徽黄山、海南三亚等，房价在1000—2500元∕平方米。
这样的路线图不禁让人浮想联翩，就像是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一野、二野、四野根据来自延安的战略部署，在辽沈、平津、淮海的广袤土地上纵横驰骋，分割包围，彼此呼应，百战百胜。温州炒房团的强大和凶悍由此暴露无遗，这不是“有组织有预谋”又是什么？
问题是，如此缜密完美的“炒房路线图”是怎么出笼的，究竟是谁的杰作？虽然有小范围抱团集聚秉性，但总体上仍属各自为政的温州炒房者是否真能将全国一盘棋运作自如？一次极偶然的聚会，一次新闻同行间随意的闲聊，使一连串的疑问烟消云散。
向我揭开谜底的刘建生（化名）是温州媒体圈颇具声望的资深人士，新闻人的职业敏感使他对家乡人的全国炒房现象兴趣盎然，他一直期望能与高层智者就这一话题作深入的探讨。终于有了机会。2003年8月，刘建生接到邀请，飞赴昆明参加中国住交会主流媒体宣传联盟昆明年会。春城最豪华的佳华·威思汀酒店流光溢彩，大腕云集：中国房地产业协会、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的高官来了，北京华远集团总裁、住宅产业商会轮值主席任志强，北京万通集团总裁、中城房网轮值主席冯仑等名声早已如雷贯耳的中国地产领袖们来了。国内房地产业的各种资讯扑面而来，刘建生的大脑皮层异常兴奋，他深知，这是一次不可多得的充电机会。
会议间隙的晚上，他叩开了一位地产领袖人物的房门。一杯浓茶入口，思想开始飞扬。大腕终究是大腕，谈论什么都能高屋建瓴、纵览全局：“温州购房团是温州经济和温州人富有活力的最新表现，必将成为中国房地产市场迅猛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要说温州购房团的整体构架和未来走势，我认为将会呈现出梯度清晰的多级化市场，一级市场是……”刘建生自始至终都听得极认真，唯恐遗漏了一个字。辞别这位领袖人物后，他又将关于温州购房团全国多级化市场划分的新鲜理论一一求教于到会的其他几位地产大佬。“炒房路线图”终于日渐清晰完善起来。
这一“思想者的结晶”堪称刘建生参加本次年会的最大收获。带着这一收获，刘建生回到温州。依然是一波波前来温州试图发掘“猛料”的媒体记者，接待、介绍、交流，刘建生乐此不疲。以他为资讯中心圆点，经由媒体传播，“炒房路线图”一说就如同池塘中的涟漪快速地扩散，并最终衍变成“温州人民的又一伟大创举”。
分析至此，如果我们就此认定“炒房路线图”与温州炒房者毫无关联显然会过于武断。他们没有这么去规划宏图，不等于他们不会这么去做。
支撑“炒房路线图”的还有一个民间流传的所谓温州炒房团“37。5℃”理论。其大意是，37℃是一个人的正常体温，37。5℃则表明人开始出现低烧。而温州炒房团往往是在某个城市房价出现37。5℃低烧的最佳时机切入，并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