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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第26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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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向朝廷上表,请饷,打沉了六艘英舰,朝廷无论如何也要赏十万两,至少把抚恤出了吧。”

“不止六艘,十一艘。”满洲将军阿精阿说道。

“十一艘……,懂了,阿精阿大人尽可放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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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谈判

10月21日

“英夷商务督办义律,委托葡萄牙澳门大班传来口讯,希望能再次谈判,诸位大人怎么看?有什么章法?”

“谈判,谈什么?洋鬼子又耍什么花样?少穆兄,您看呢?”

林则徐皱皱眉头:“不瞒各位,我自禁烟以来,和英夷打的交道也不少,可他们的章法,我还没弄明白。须得找上熟知夷情的人,来问上一问。”

“少穆兄,你那个参事李颖修就不错,据说还在英格兰住过。”琦善转头对他的下人说:“你,去吧李参事请来。”

李颖修来了,琦善照例赐了他一个小板凳,然后有个师爷,将一律要求谈判的事重述了一遍。

“大人,义律此次谈判,纯粹虚与委蛇,他根本没有签订条约的协议,最多可以达成一个口头的短期协议。”

“李参事,我来问你,我听说英夷的大头目懿律重病回了天竺,呃,印度,海军提督伯麦兵败被责,陆军头目郭富也由于浙东的战事抬不起头来,现在难道不是这义律当家么?”

“大人,小民斗胆问一句,您现在贵为钦差大臣,有权定战和吗?”

琦善身为钦差大臣,身为皇帝的眼和手,代天巡守,可以按皇帝的旨意操办事务,但按照清朝的体例,他没有签订条约的权力。琦善到广东来,只有两件事:惩办林则徐和恢复通商,目的只有一个:安抚夷狄。

即使为了“安抚夷狄”这个总目的,琦善可以稍稍从权,赔偿鸦片损失并默认鸦片贸易。但琦善绝对没有签订条约的权力,自然也就没有权力定战和。

果然,琦善说:“本部堂没有。”

“那义律在英吉利,不过一个道台,比您的地位低多了,您都无权订约,他怎么能订约呢。”

“那义律是个道台?”广东巡抚怡良倒想到一件事,“一个小小的道台,却总和我们这些督抚部堂分庭抗礼,不妥不妥。”

“可是广东道台一级的人物,谁人通晓夷务?”

众人都看着李颖修,又对望了一下,还是怡良开口说:“李参事,你还是白身,本院就许你个道台,专办夷务。”

“院台,这不妥吧。”

“有什么不妥的,只要布政使就可以许候补道,目下协办大学士领直隶总督,广州将军,两广总督,加上本院,定个道台算什么。再说,只是加衔,让你有个名义,不设机构。”

林则徐插话说:“你和楚剑功,此次都有军功于朝廷,恩赏是少不了的,只是京粤之间,往返传讯颇费时日。加你个候补道,只为和英夷敌体。等朝廷恩赏下来,给你个布政使也说不定。好生为效力,朝廷必不吝赏格。”

“李颖修谢过诸位大人提拔。”没办法,站起来,跪下,谢恩吧。

“起来说话,我们刚才说到哪了?”

“说到义律无权签署合约,无权定战和。”

“那他为什么要和我们谈呢?”

“无他,自广东被英夷封锁以来,已经滞留了大量的货物,这些货物,有十三行的,有英夷商人的,还有美国,荷兰,西班牙商人的。不管哪一国的商人,都是怨声载道。别的可以不管,义律作为商务督办,非得给他本国的商人一个交代不可。”

“那义律此次谈判,是为了恢复通商啰。”

“是!”

“部堂,依我看,就不要搭理他,一口回绝了吧。李道台,你说呢?”

李颖修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开始说另外一件事:“这次虎门之战,镇远、靖远、威远、致远、同安、永安六炮台全毁,横安、巩固、定远三炮台上的大炮也损耗过半,自去年秋操以后开始储备的开花弹、链弹也消耗了一大半。英夷定然复来。如果要重建炮台,最好采用西洋大炮,比如32磅重炮和十八磅长管炮,配给这两种炮开花弹和链弹,我们还不能够造,要买。”

“这次用自造的大炮,不也打赢了吗?”

李颖修不想在大炮费效比上废话,只是说:“就算用老式大炮,也最好能用进口的炮管,能打得久一点,弹药虽然我们可以自产,但生产速度赶不及下一场大战。”

“还有钱的问题,我听十三行的消息,广州目前积压了超过一千万斤茶叶,仅就茶叶能收上来的税,也有五十万两了。”

林则徐问:“你说的西洋大炮,找到卖家没有。”

“找到了,荷兰东印度公司,有艘战舰损坏,上面有炮54门,可以想想办法,另外上次卖给我们骑兵炮的西班牙人,可以弄到18磅长管加农炮。”

“那就这么着,我们允许通商,借这个机会买些武备。”琦善说道:“谈判的事,就交给洋务通商善后局去办。”

“洋务通商善后局?”怡良明白过来,“恭喜了,李道台,李善后使。”

在广州的几位一品大员商议的时候,他们的对手义律正在读印度总督奥克兰写给自己的信:

……您有必要促成贸易的重新开放,我们有两万吨船舶被我们自己的舰队封锁在广州外海,这些船舶本来应该在六月以前,将三千万磅茶叶运到伦敦,财政部将因此得到三百万金镑的关税。

……我授权给您,在索要鸦片赔款和商业损失的问题上可以作出让步,这些我们一定会得到,但不必急于现在得到。不列颠不会为不道德的商人而丧失理智。

……同时,如果能在广州保持一个较为和平的态势,则有利于我们将英印兵团有限的兵力,投放到阿富汗……阿富汗对不列颠的利益重大,您很清楚这一点。

……当然,我们所追求的和平并不会违背我们对清国开战的既定国策。但在我们重新凝聚力量的时候,不妨争取一些和平的红利。您要知道,这次对中国的远征失败,将在加尔各答和伦敦引起激烈的检讨,这会让下次的远征会晚一些到来。您所期待对清远征将需要一个专门的兵团,而不是从英印兵团中抽出几个小分队。这也需要漫长的准备。

PS:关于积压茶叶和关税的内容见《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一卷3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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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朝廷的浆糊

10月24日

“邓制台,这一趟,我真是不愿意来。”

“颜大人不必如此,都是为了社稷。”即将卸任的闽浙总督邓梃桢说道。

他口中的颜大人,就是前来接掌闽浙的颜伯焘。

英军侵扰沿海,丧师失地,一定有宵小奸臣作乱,有负王命。英军8月份北上白河口的时候,道光帝就认为林则徐“行事孟浪,激反外夷,深失朕望。”派琦善前往广东,查办林则徐,一方面是为了安抚英夷,另一方面也是对林则徐办事不力的惩戒。

而在广东和林则徐共同禁烟的邓梃桢,也是处在风口浪尖上。

广东禁烟以后,有烟贩改道福建,继续走私。当初道光将邓梃桢从两广总督调为闽浙总督,本来也是看中他在广州禁烟的成绩。道光在这时,对邓梃桢还是肯定的。

然而英军北犯,夺取定海之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为了推卸罪责,指英军在到达定海前三日已攻击厦门,邓梃桢将闽浙水陆师主力集于泉州,又没有及时向浙江通报。道光帝便对邓梃桢大为恼火,责令邓梃桢专管福建防务,而让两江总督伊里布督师浙江,这就是为什么楚剑功在浙东作战时主帅是伊里布的原因。

抛开浙东战局不论,道光早在1840年8月就已经决定,撤换邓梃桢,而派遣一位新的闽浙总督,这个人,就是颜伯焘。

颜伯焘此前一直在西北西南任职,在平定张格尔之役中办理军需事务,在云南平乱时为巡抚,亦在军备上出力。道光帝甚为赏识。

禁烟事起,颜伯焘上书道光帝,一方面支持禁烟的主张,另一方面提出了“开边衅”的可能,请求小心戒备,定海丢失,颜伯焘又是第一批上书指着闽浙地方守土无方的封疆大吏。

当颜伯焘一接到续任闽浙总督的旨意,便交卸了在云南的职务,奔赴福建,他在途中,先后见到了江苏巡抚裕谦和浙江布政使刘韵珂,三人一致“东南三省固结同心,内治世道人心,整饬汉奸,外御诸夷。”

邓梃桢呢,算是英军第一次北上抵抗比较得力的官员,但颜伯焘为了得到闽浙总督的位置一展抱负,也顾不得那么多了,这才对邓梃桢说,他真不愿意来。

邓梃桢倒没有和他计较,只是问:“对英夷,朝廷是怎么个章程?”

“邓制台,我也不知道啊。”

道光对不列颠人的态度,一直首鼠两端,最开始要查禁鸦片,便鼓励林则徐放手施为,等英军北上夺了定海镇海,威胁白河口,又责怪林则徐激反边衅,而在浙东大捷过后,便开始清算有主“抚”论调的官员。

两江总督伊里布已经被人参了,琦善已经上表自责,朝廷转送的报抄虽然还没到,但邓梃桢在福建已经听到了风声。

“圣天子游移不定,让我们做臣子的没有章法可循。”

“邓制台切莫忧心,我此次前来,已向户部请饷五十万两,休整防务,皇上的剿夷之意已决。只是要委屈邓制台几个月,等事情底定,制台还能大用。制台之能,简在帝心啊。”

“此次外放伊犁,我也不想再能起复,只求史家,能对我有个公允的评价,我禁烟,防夷,已尽全力。”

颜伯焘对自己的前任安抚了一番,第二天,便洋洋洒洒,写下了《闽海备夷务折》。在这份奏折里,他大胆批评了前任总督邓梃桢,备战不力,所修炮墩,俱为沙土累就,经海浪冲刷,已败坏不堪。然后,在上次请饷50万两的基础上,再次请饷100万两。

在奏折中,他还向皇帝转述了邓梃桢的怨望,说皇帝心志不坚,让臣下无所适从。现在,如果皇帝下拨了这150万两,那就等于向天下人表明的抗敌的决心。

他这封信到朝廷的时候,江苏巡抚裕谦弹劾两江总督伊里布的折子也到了,广东的钦差大臣琦善报捷的折子也是差不多时候到。同时琦善还为林则徐求情,说道英夷已退,不用再惩办林则徐来安抚英夷了。

“皇上把这几份折子,一股脑儿给批了下来,等着咱们回话呢。曹中堂,您怎么说。”军机大臣穆彰阿说道

曹大人是修黄老之术的,说起话来不急不忙:“切莫慌张,凡是要镇之以静。”

“苏、浙、闽的三位督抚都上了表,外备逆夷,内惩奸邪。哼哼,群情滔滔啊。”说话的是隆文。

“奸邪,谁是奸邪,是激反外夷的林则徐、邓梃桢呢?还是畏敌如虎,梭巡不战的伊里布、琦善呢?”

“皇上怎么看?皇上认为谁是奸邪?”

“皇上让琦善查办林则徐,又将邓梃桢发配伊犁,你以为皇上怎么看?”

“要是这么简单,皇上会把这些折子发到军机处商议吗?”

穆彰阿不住冷笑:“可巧的是,主张安抚的伊里布得了浙东大捷,琦善在广东取了虎门大捷。林则徐、邓梃桢大言惶惶。”

“敢问三位,”一直没有说话的军机大臣王鼎插嘴,“到底这英夷有多厉害?我只听说坚船利炮,火器犀利。可看浙东大捷和虎门大捷,歼灭英夷陆师3000人,击沉英夷炮船十一艘,似乎也厉害不到哪去啊?”

“合臣老哥,战报这些,你难道不清楚吗?一个首级,他敢报五个。我看,歼敌千五,击沉舰船七八艘,便是了。”

“就算如此,打赢了总是事实。”

“要我说啊,指不定伊里布、琦善到了那边一看,英夷不过如此,便放手打了。”

军机大臣们谁也没见过英夷,谁也不知道英吉利在什么地方,一切的一切,只好靠猜。

“该给皇上什么回话?”

“好办,”曹大人说,“尽在八个字,老成持重,刚毅果决。”

这个……军机大臣们回味着似乎有点自相矛盾的这八个字,从心底眨巴出一个“好”来。

在朝廷里主“抚”是老成持重,情况不明,不可言战,到了前方,见识了英夷的真面目,便刚毅果决的主“剿”了。

这么说,谁也不得罪,等伊里布和琦善去摆弄吧,裕谦、刘韵珂、颜伯焘要折腾,且由着他们折腾去。如果将来,要有什么事情兜不住了,自然是不够老成持重,不够刚毅果决了。

“那林则徐和邓梃桢如何处置?还要责罚吗?”

责罚,当然要责罚。四位军机大臣在这里议论得沸反盈天,其实,各个心里都和明镜似地:

道光皇帝老了,不愿意多生事端,禁烟是好事,但禁烟弄得英夷骚扰白河口,沿海各省鸡犬不宁,那就不划算了。惩戒林则徐、邓梃桢,是给下面主战的小子们一点风头,让他们别闹腾了。

“定海、镇海、宁波、余姚、奉化,三日之间连失数城,邓梃桢身为闽浙总督,丧师失土难辞其咎,贬伊犁戍边。林则徐备战不利,所筑炮台尽为英夷所毁,夺其两广总督职,改任黄河河工督办,戴罪立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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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行商

11月4日

“恭喜恭喜啊,道台大人。”十三行的富商之一,张大富张大老板站在自家大门口,向李颖修拱手道。

“哎,什么啊,张老板你们还不知道我的底细,我就是对英夷熟悉一些,挂个道台的头衔,在两广总督府里掺和而已,张老板你不要取笑我了。咱们还和从前一样。”

“老弟啊,”张老板又恢复了往日口气,“年纪轻轻就成了道台,还是有实缺的,专管通商洋务,前途不可限量,以后十三行的老兄弟都要在老弟手边讨饭吃了。来来来,请屋里坐。”

“来了,说正题了。”李颖修心道,眼睛往张大富的随从堆里一扫,见到站在张大富身后的一人,身着男子的常服,面容却极其妖娆。

莫非是女扮男装那一套?张老板没有儿子,只好把女儿当儿子养,以继承家业?李颖修心里转着龌龊的念头,和张老板进了厅房。

到屋中大家闲扯了几句,张老板说:“老弟,我们十三行囤积在广州的一千多万斤茶叶,英国人自己也屯了差不多的数目,现在困在广州,走不了,不知道林大人是个什么态度。”

“走,马上可以走,我已经和英吉利人谈过了,他们的商船,这几日就可以进广州。”

“那就好,那就好。”张老板用毛巾擦了擦汗,“这天可真热啊。”今天是11月4号。

张大富见李颖修不停的往他身后扫,便把手往身后一伸:“阿彪,快来见过道台大人。”

那名面容妖娆的男子便上前一步,行了个礼,说道:“小民张彪,见过道台。”声如洪钟,李颖修看见他的喉结一颤一颤,大为失望,问道:“这位是令公子么?”

“正是犬子,单名一个彪字,字静初。”

这时,下人进来禀报:“老爷,酒菜已经备好了,是不是请客人入席?”

“请。”

“请。”

在席上,大家吃了几口菜,喝了一点酒润了润,张大富说道:“颖修老弟,你看和英国人的生意,还有得做吗?”

“有的做,当然有得做,赚钱嘛,谁不喜欢?”

“不会打完了仗,就向康熙爷那时候一样禁海吧?”

李颖修扑哧一乐,张大富父子有些诧异的看着他,李颖修赶紧摆摆手:“我是笑,老哥你杞人忧天了,来,喝酒。”

他心里却在想着:等这场战争打完,不割个租界已是万幸,禁海?

这张大富今日宴请自己,大概就是受了十三行中大东家的委托,来探听官府的口风。像卢文锦等李氏船行的东主,和自己太熟,如果直接来问,万一话说僵了,连转弯的余地都没有

这时候,就听见张大富说:“老弟你别笑我。我祖上呢,是游商,贱籍,我辛苦了半辈子,靠十三行做买卖,使了一屋子的银子,才买了个民籍。如果禁海,我这民籍还保不保得住,就两说了。”

但自明末以来,大量的资本涌入工商业,使某些商人成为坐拥千万的巨富。例如垄断盐业的两淮盐商中居于散商之上的总商,多“富以千万计”,至于“百万以下者,皆谓之小商,彼纲总者,得嬉笑而呼叱之”。

十八世纪时,江浙粮商在镇江、苏州、杭州、湖州等处,遍设粮仓,各仓经常积谷至数十万石。像这样大量地屯积粮食,没有巨额资本,是难以做到的。而这种情况,并不限于江浙两地。

再比如十三行中的大行商伍秉建,据李颖修从卢文锦,叶上林等人和伍秉建的账目往来推断,其财产超过两千万两。

在行业中积累的资本也极为可观,比如广东沿海的诸位船商,拥有三四十艘沙船的有十余家,按每艘沙船七千两银子计算,每家船舶资产就有30万两左右。广东每年北上天津的沙船,不下数千号。这些船只,大的载货三千担,小的载货一千六百担。如此庞大的沿海贸易,其背后的资本也可见一斑。

十三行及其他商家以及某些地主的资本,不仅经营实业,还涌入钱庄、票号、典当业。康熙初年,全国典当业有两万二千多家。每家资本,最多达八万两,最少也有一千余两。全国典当业资本,按最低的估计,也在两千万两以上。钱庄、票号,在一些商业中心,也有很大的势力。上海在十八世纪初年,开始有钱庄的创设,至十八世纪末叶,则已超过百家。

广州开埠以来,钱庄票号的生意后来居上,由于专营外贸,商贾云集,最初均须携带现银,为数达数百万两。至十九世纪初,则改由汇票往来,专营汇兑的票号,在这里起了很大的作用。

钱庄已大批出现,这些钱庄拥有雄厚的资本,它们所发的钱票。有很高的信用,银钱交易,自一万至数万、十数万,只须在钱庄过账,不必银钱过手。

资本的流动,已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地域和行业的限制。广州的行商,是一个地域性比较浓厚的行业,但是不少著名行商的资本,就有来自福建、浙江乃至遥远的长江流域的。

但所谓“士农工商”,商是最末等的,商人处于从属和被支配的地位,有些商人,和妓女,工匠一样属于贱籍。

这位张大富张老板,在十三行中属于小字辈,但百万两的身家肯定是有的,好不容易脱了籍,官府只要一句话,就可以让他全家富贵化为尘土。

十三行中,绝无老实之人。倒卖鸦片的几人两广总督署已有备案,自不必说。像张大富这些人,平日难免用些浮滑手段。中英战事一起,他们身家所系的外贸断绝,也就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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