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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的人，即使是在情绪高涨的时刻。没错，他不太擅长描绘人体姿态，而他画里的船在博斯普鲁斯海上的位置有时也显得笨拙（它们看似迎面朝我们来）；尽管他对建筑物和人物极其注重，有时却像孩子般把它们画得不成比例。但我们正是在这些缺陷当中看见梅林的诗情，他的诗情意境使他成为一个对当代伊斯坦布尔人发言的画家。当我们发觉海蒂斯宫中许多女子跟苏丹的后宫妻妾相貌雷同有如姊妹时，梅林的纯真视野使我们露出微笑，他同细密画家的亲密关系使我们感到自豪。
07梅林的博斯普鲁斯（3）
他使我们了解这座城市的辉煌岁月，他对建筑、地形与日常生活细节的忠实，是其他深受西方表现手法观念影响的西方画家所不曾企及的。他在地图里指出他从佩拉画克兹塔和于斯屈达尔的地点所在——距离此刻我写下这几行字的这间位于奇哈格的书房仅四十步之遥。他画托普卡珀皇宫，是从托普哈内山坡上某家咖啡馆遥望窗外的它。他从埃于普的坡地画伊斯坦布尔的天际线。他在我们熟知并热爱的这些风光中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天堂景象，在这天堂中，奥斯曼人不再把博斯普鲁斯看成一串希腊渔村；而是他们声明自己所拥有的地方。当建筑师们受西方牵引的同时，这些风光画也反映出纯正的失去。由于梅林提供给我们的过渡文化之影像如此精确，谢里姆三世之前的奥斯曼帝国似乎十分遥远。
尤瑟纳尔曾描述她在观看皮拉内西关于18世纪的威尼斯与的蚀刻版画时；“手持放大镜”，我也愿意这么观看梅林伊斯坦布尔风光中的众生相。就从托普哈内广场和托普哈内喷泉的这幅画开始——梅林经常来此参观，不断仔细观察，细至厘米——我看着左方的西瓜贩子，愉快地发现今日的西瓜贩子仍以相同方式陈列商品。多亏梅林的明察秋毫，让我们得以看见这座喷泉在梅林的时代高于街面；而今，在喷泉周围的街道铺以卵石、后又铺以层层沥青许久之后，喷泉坐落在坑里。在每一座花园，每一条街上，我们都看见母亲紧紧握住孩子的手（五十年后戈蒂耶断定梅林喜欢画带小孩的妇女，认为她们较不惹人心烦，而且比独行的妇女值得尊敬）；他画的城市（跟我们的一样）到处可见叫卖农服和食物的小贩，把货物陈列在三脚桌上；一个年轻小伙子在贝希克塔斯的旧捕鱼站捕鱼（喜爱梅林如我，可不会说贝希克塔斯的海始终不像他刻画的那般风平浪静）；距离小伙子仅五步之遥有两个神秘男子，他们出现在《白色城堡》土耳其文版的封面上；在坎地利的山丘上有个男子和一只会跳舞的熊，他的助手摇着锣鼓；在苏丹阿密广场中心（根据梅林的画，此为拜占庭大剧场），一名男子似乎无视人群和古迹，以真正的伊斯坦布尔人姿态，与驮着货物的驴子缓缓并列而行；同一幅画中坐着一个背对人群的男子，出售至今仍叫“芝米”的芝麻圈饼，而他的三脚桌就跟今天某些“芝米”小贩还在使用的三脚桌一模一样。
无论历史古迹多么伟大，景致多么壮观，梅林绝不让这些东西在他的画里占首要地位。虽然梅林跟皮拉内西一样喜用透视法，他的画却不具戏剧性（即便当托普哈内的船夫跟人起口角！）。在皮拉内西的版画中，其建筑垂线的戏剧性暴力落在人物身上，使他的人物沦落为怪胎、乞丐、瘸子和衣衫褴褛的奇人。梅林的风光则给予我们某种水平的动感，没有任何东西跃入眼中。借助伊斯坦布尔无限可能的地理与建筑，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奇妙的天堂，邀请我们随意漫游。
梅林离开的时候已在此地度过半生，因此把他在伊斯坦布尔度过的时光视为某种“训练”并不正确。他在这些年发现他具备的特质；这里是他开始谋生的地方，谋生的同时创作出他最早期的作品。如同本地居民观看伊斯坦布尔的细节与素材一样，梅林无心采用许多画家和版画家的方式将场景异国化或东方化，例如巴列特的《博斯普鲁斯之美》、阿罗姆的《君士坦丁堡与小亚细亚七座教堂之风光》和法蓝丁的《东方》。梅林认为没必要在他的画里填入《一千零一夜》里的人物，他对此时大为风行的西方浪漫主义运动丝毫不感兴趣，从不耍弄光与影、雾与云，或把城市和居民画得比实际上弧形些、起伏些、胖些、穷些或“阿拉伯风格”些，以增添气氛。
梅林的观点是内行人士的观点。但由于他那时代的伊斯坦布尔人不知道如何画他们自己或他们的城市——其实是不感兴趣——因此他从西方带来的技巧仍赋予这些坦率的画作某种外国风情。梅林像个伊斯坦布尔人看这座城市，却又以西方人的锐利眼光画它，因此梅林的伊斯坦布尔不仅装点着我们认得出的山丘、清真寺与古迹，也是个绝美之地。
08母亲、父亲和各种消失的事物（1）
父亲常去遥远的地方。我们会一连几个月都见不到他。奇怪的是，我们在他已离开好一阵子之后才会发现他不在家。到那时，我们早已习惯他的不在——颇像是迟来地发觉一部难得骑的单车遗失或遭窃，或者有阵子没来学校的某个同学不再回来上学。没人解释过父亲没跟我们在一起的原因，也没人跟我们说他预计何时回来。我们没想去探问消息：我们住在一栋拥挤的公寓大楼里，叔伯姑嫂、祖母、厨子、女仆包围着我们，因此很容易忽略他的不在，且不加过问，也几乎很容易忘记他不在这里。
有时从我们的女仆哈呢姆过分热情的拥抱、祖母的厨子贝吉尔对我们说的话作过多的解读，还有伯父艾登周日早晨开着他的“1952道奇”沿博斯普鲁斯兜圈时过分的虚张声势，会感受到并未被我们完全遗忘的悲哀境况。有时从我母亲一大早跟我的姨妈们、她的朋友们和外婆的电话长谈中，我便知道哪儿不对劲。母亲穿着她那件印有朵朵红色康乃馨的乳黄色长袍，双腿交叉而坐，长袍的折层披泻在地板上，使我迷惑。我看得见她的睡衣和她美丽的肌肤，也看得见她美丽的颈子，想爬到她腿上，依偎在她身边，靠近她头发、颈子和胸脯之间的美丽三角地带。我母亲多年后亲口告诉我，在餐桌上跟我父亲大吵一架过后，笼罩在我们家的灾难气氛确实很令我甘之如饴。
等待母亲留意到我的时候，我坐在她的梳妆台前摆弄她的瓶、口红、指甲油、古龙水、玫瑰香水和杏仁油。我会翻遍抽屉，玩着各式各样的镊子、剪刀、指甲锉刀、眉笔、刷子、梳子以及其他各种尖头用具。我注视着塞在桌上玻璃板底下的我和哥哥的婴儿照。一张照片中的我坐在高脚椅上，穿着同一件长袍的她正喂我吃一口“妈妈”，我们两人露出的笑容是广告中才看得见的那种微笑，我边看着照片边想，可惜现在谁都听不见我快乐的叫嚷。
百无聊赖的时候，我会玩一种跟我后来在小说中玩的十分类似的游戏来给自己找乐子。我会把瓶瓶罐罐和各类刷子推到梳妆台中央，还有我从未见母亲打开过的上锁花饰银匣，接着我把头向前倾，以便看见自己的头出现在三联镜的中央镜板上，我把镜子的两翼往里或往外推，直到两边的镜子映照彼此，于是我看见几千个奥尔罕在深邃、冰冷、玻璃色的无垠当中闪闪发光。
当我看着镜中最近的倒影时，我陌生的后脑勺使我震惊，首先是我的耳朵——它们的尖端在后方变圆，一耳比另一耳突出，就跟我父亲一样。更有趣的是脖子后面，让我觉得自己的身体仿佛是伴随着我的一个陌生人——这个想法现在依然叫人不寒而栗。困在三面镜之间的千百个奥尔罕，随着每回我稍加更动镜板的位置而有所改变；虽然每个新的后继者都与众不同，但看见链条的每一环都依样画葫芦地仿效我的姿势，我感到骄傲。我试验各种姿势，直到肯定他们是我的完美奴隶。有时我在镜中的绿色无垠中寻找最远的奥尔罕，有时我忠实的模仿者当中有些手或头的动作似乎不跟我同时，而是慢半拍。最可怕的时刻是在我扮鬼脸——鼓脸颊、扬眉毛、吐舌头、从千百个奥尔罕挑出角落的八个时，然后（没留意到我已移动自己的手）看见我以为的另一群很小很远的叛徒径自比划了起来。
沉醉在我自己的倒影中，渐渐成为“消失游戏”，或许我玩这游戏是在为自己最害怕的事做准备：虽不清楚母亲在电话里讲些什么，也不知道父亲人在何处或何时回来，我却很肯定总有一天母亲也会永远消失。
有时她确实会消失。但在她消失时，大家会给我们理由，像是“你母亲病了，在奈里蔓姨妈家休养”。看待这些解释，我就像看待镜中倒影：虽知他们是幻影，却照样相信，任凭自己被愚弄。几天过后，我们被交给厨子贝吉尔或管家伊斯梅尔照顾。我们跟随他们一路搭船和公车越过伊斯坦布尔——到住在位于亚洲城区的埃伦寇伊亲戚家或博斯普鲁斯沿岸伊斯亭耶镇的其他亲戚家——看望母亲。这些看望并不让人难过：感觉像在历险。有哥哥做伴，我认为他能应付一切危险。我们造访的房子或雅骊都住了母亲的远近亲戚，这些慈悲的老姨妈和浑身毛茸茸的可怕舅舅们亲完我们、掐完我们的脸颊，给我们看他们家吸引我们注意的任何怪东西——我曾以为城里每个西化家庭都有的德国晴雨表（一对身着巴伐利亚服装的夫妻，依据天候的冷暖进出他们的家），或是每隔半小时绕轴转动、突然缩进笼里自动报时的布谷鸟钟，或者回应机械鸟而高声鸣唱的真金丝雀——之后，我们便去母亲的房间。
08母亲、父亲和各种消失的事物（2）
透入窗内的一大片灿烂海洋以及美丽的光线令人目眩（或许这是我一向喜爱马蒂斯南向窗景的原因），使我们悲伤地想起母亲离开我们到这陌生美丽的地方，但我们放心地发现她的梳妆台上摆着我们熟悉的东西——同样的镊子和香水瓶，同样的发梳，梳背的漆半剥落，还有空气中飘荡着的，她那无比的香气。我记得每个细节：她如何把我们轮流放在腿上，热烈地拥抱我们，她如何跟我哥哥详细指示如何应对进退，去哪里找我们下回过来给她带的东西——母亲向来喜欢下达指示。她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看着窗外，对她的指示毫不理会，只等轮到我坐在她腿上。
某回在母亲消失期间，父亲有天带个保姆回来。她个头矮小、皮肤苍白，一点算不上美，胖胖的，总是面带笑容。她照管我们的时候用一种似乎颇感自豪的自以为是的派头跟我们说，我们要像她一样听话。跟我们在别人家看见的保姆不同，她是土耳其人，这使我们大失所望，待她从不友善。我们知道的保姆多是新教派的德国人，而这位保姆对我们来说毫无威性，她会在我们打架时说：“乖一点，安静点，拜托，乖一点，安静点。”我们在父亲面前模仿她时，父亲总是呵呵笑。不久，这位保姆也消失了。多年后，在父亲的几次消失期间，当我和哥哥打得你死我活、母亲着实发火的时候，她就会说出“我要走了！”或是“我要从窗口跳下去！”之类的话（有回甚至把她的一条美腿跨出窗沿），却都无济于事。但每当她说“你爸就可以把别的女人娶回家了！”我想像中的新妈妈人选不是她一时愤怒下冲口说出名字的女人之一，而是那位苍白、丰满、好心、困惑的保姆。
由于这些戏都在同一个小舞台上演，而且因为（我后来猜想每个真实的家庭都是这样）我们几乎总是讲同样的事情，吃同样的东西，即使争执也能够死气沉沉（日常生活是幸福的源泉、保证，也是坟墓！），因此我开始对这些突然的消失表示欢迎，借以免除可怕的无聊之咒。跟母亲的镜子一样，这些消失是有趣、令人迷惑的毒花，为我打开通往另一个世界的路。它们带我进入一个黑暗之地，使我记起自己，并使我恢复我曾试着遗忘的孤独，因此我没为这些消失浪费什么眼泪。
这些口角大多在餐桌上开始。然而后来，在父亲的“1959”里吵起架来更是方便，因为要让交战双方从一辆快速移动的车子里抽身而出，比要他们离开餐桌难度更高。有时我们展开一场计划了好几天的开车旅行，或只是沿博斯普鲁斯海岸行驶，离开家门不出几分钟便会爆发口角。这时哥哥和我便打起赌来：过第一座桥或是过第一个之后，父亲会突然刹车，把车掉头，然后（像个怒气冲冲的船长把船货运回原产地）把我们送回家，自己再开车去别处。
早年有一回争吵，由于具有某种诗意的庄严，而对我们产生了深刻影响。某天傍晚在我们位于黑贝里亚达的别庄吃晚饭时，父母两人都离开了饭桌（我喜欢这件事发生，因为这意味着我可以希望怎么吃就怎么吃，用不着听从母亲制定的规矩）。哥哥跟我坐在餐桌前盯着我们的餐盘好一会儿，听我们的父母在顶楼冲着彼此叫喊，而后，几乎是出于本能，我们也上楼加入他们。（就像几乎是出于本能，我发现自己开了这个括弧，表明我根本不愿回想这件往事。）我母亲见我们想加入这场混战，便把我们赶到隔壁房间，关上门。房间虽暗，却有一道强光透过两扇毛玻璃大门的新艺术图案直射进来。哥哥和我隔着明亮的玻璃，注视我们父母的影子互相走近又分开，再次走向前碰彼此，怒吼时合成一个影子。这出皮影戏时而失去控制，使布幕（毛玻璃）微微颤动——就像我们去卡拉格兹皮影剧场的时候——一切都以黑白影像进行。
09另一栋房子：奇哈格（1）
有时爸爸和妈妈会一块儿消失。因此在1957年冬，我哥哥被送往两层楼上方的姑妈和姑父家住一阵子。至于我——另一个姑妈某日傍晚来到尼尚塔石，把我带往她位于奇哈格的家里。她极力确保我不难过——我们一坐进车里（一辆“1956雪佛兰”，在196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很受欢迎）她就说：“我已经叫塞丁今晚带酸乳酪给你。”我记得我对酸乳酪毫无兴趣，倒是对他们有个车夫兴味盎然。当我们抵达他们的公寓大楼（是我祖父盖的楼房，后来我将住进楼里的一间公寓），我发现既没有电梯也没有暖气，而且公寓很小，使我大感失望。
更糟的是，隔天我闷闷不乐地想让自己习惯新家，却再一次被吓得六神无主：在我穿着睡衣像个备受娇宠的好孩子被安顿去睡午觉之后，我跟在家的时候一样呼唤女仆：“阿敏娥，过来抱我起来，帮我穿衣服！”得来的却是严厉的指责。或许正因为如此，待在那儿的期间，我尽量表现得比实际年龄成熟，而且有点装腔作势。某晚，我跟姑妈、姑父拉多（诗人兼出版人，出版过梅林的影印本）和我十二岁的表哥梅米特一道吃晚饭，而当我那令人不安的分身正从挂在墙上的白框复制相中低头凝视之时，我随便提到首相阿德南·曼德勒斯是我的伯父。我说的话没有像我希望的那样受到尊重，餐桌上每个人都笑了起来，这使我觉得深受委屈。因为我真的相信首相就是我伯父。
但是我只在心中某个加密的角落相信这件事。我伯父欧兹罕和首相阿德南两人的名字都是五个字母，结尾两个字母一样；首相才刚去美国，而我伯父住在美国多年；我天天看见他们的照片（首相刊在报上，伯父的照片则遍布我祖母的），而且某些照片里的他们看起来非常相像——错觉在我心中扎根并不奇怪。日后，我对这种心理机制的觉悟未能使我免于其他许多似是而非的信念、想法、偏见和审美偏好。比方说，我真心相信两个人名字相似个性也必相似，一个陌生词汇（无论是语或外语）在词义上必然跟拼法接近的词汇相似，一个有酒窝的女子，必然有着我过去认识的有酒窝的另一女子身上具有的某种气质，所有的胖子都一样，所有的穷人都属于某个我一无所知的团体，豌豆和巴西之间必然有某种联系——不仅因为土耳其语的巴西叫Brezilya，而豌豆叫bezelye，还因为巴西国旗看起来就像上面有颗大豌豆：我看过许多美国人也把土耳其和火鸡之间设想成具有某种关联。至今我心中仍把伯父和首相串联在一起，此种联系一旦确立，便难以截断，因此当我想到我曾在餐厅看见某个远房亲戚吃着菠菜炒蛋（童年时代的一大乐事是，无论去城里哪个地方，都能跟亲戚与熟人不期而遇），我内心有一部分相信这位亲戚在半个世纪之后，仍在同一家餐厅吃菠菜炒蛋。
借幻想抚慰并美化生活的才能，在这间我不受重视且没有归属感的屋子里对我很有用，过不久我便展开大胆的新试验。每天早上，表哥去德国中学上学后，我便把他那些又大又厚又美的书（我想是布鲁克豪斯版的百科全书）翻开一本，坐在桌前，抄下一行行文字。由于不懂德文，更谈不上阅读，我是不解其意地做这件事，可说是把面前的文章描画下来。我画下每一行每一句的确切图像。在完成某个含有难写的哥特字母（g或k）的字之后，我会跟细密画家将一棵大梧桐的数千片叶子一片片画下来之后所做的一样，让眼睛休息：透过公寓楼房之间的缝隙、空地和通向大海的街道，注视往来于博斯普鲁斯海上的船只。
我在奇哈格（我们家在财产逐渐减少之际也将搬来此地）首先知道伊斯坦布尔不是众多千篇一律的墙内生活——对左邻右舍的婚丧喜庆毫不过问的公寓丛林——而是由邻里组成的群岛，人人相互认识。我从窗户向外看时，不仅看见博斯普鲁斯以及在熟悉的航道上缓缓移动的船只，也看见房屋之间的花园、尚未拆毁的老宅、在老宅倾颓的墙间玩耍的孩子。正如面向博斯普鲁斯的许多房子一样，楼房前面有条陡峭崎岖的卵石巷，一路通往大海。在下雪的黄昏里，我跟姑妈和表哥站在窗边，与街坊邻居们一同眺望喧闹欢乐的孩子们乘坐雪橇、椅子和木板从这条巷子滑下去。
09另一栋房子：奇哈格（2）
土耳其电影业——当时每年出产七百部电影，排名世界第二，仅次于印度——的大本营位于贝尤鲁的耶希尔街，仅十分钟路程。由于演员多住奇哈格，因此此区到处可见在他们拍的每部戏中反复扮演同一角色的“大叔”以及疲倦而浓妆的“阿姨”。当孩子们认出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