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不久前，王毅到札幌市访问时，游说上田文雄市长“仿效横滨，建条中华街”。“在中国，滑雪和寿司也很受欢迎，”他说，“今后会有更多的中国人去札幌的。”
王毅谦和、有节制的“中国式”的笑容出现在东京的各个场合——对于日本人而言，“有节制”是中国人典型的美德。日本朝野都对这副中国面孔给予了异乎寻常的关注，“王毅急速的行动说明他急于打开中日关系的僵局。”日本外务省官员评论说。
这句话显然有这样的言外之意：中日政治关系停滞的责任在于中国，而王毅则被视作中国伸向日本的橄榄枝。这种一厢情愿的心理明白无误地显示了中日关系的吊诡之处。中日现实政治的争执和历史恩怨的纠缠，加上相互间的不了解和不信任以及种种非理性的民族情绪，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外交“明星”的升起
对于公众而言，对王毅的熟识源于自去年至今年在北京举行的三轮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但对于外交部的工作人员来说，王毅在外交部早就十分闻名。
王毅出身与外交并无渊源，自1982年从北京市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专业毕业进外交部亚洲司任科员开始，王毅成了外交部里升得最快的干部。19年的时间，他超越了许多先于他进外交部的65、66届毕业生，成为外交部有史以来最为年轻的副部长。
外界一度有传说王毅是某位高层领导的女婿。事实上，他的岳父钱嘉东曾是前总理周恩来的外事秘书，后来担任过中国驻日内瓦大使，最多只是副部级干部。王毅被重用，显然还是靠他的勤奋和智慧。
朝核问题由来已久。从1990年代开始，美国根据卫星照片怀疑朝鲜有研制核武器的设施，扬言要对其进行检查，朝鲜则反称美国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威胁朝鲜安全。朝鲜半岛的核安全问题成为影响东亚政治形势和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因素。
2003年8月，在中国的努力斡旋下，中、朝、美、日、韩、俄六方会谈终于在北京举行，有着一张“英俊面孔”，看起来不太像正统政府官员的中国代表团团长王毅开始从幕后走向前台。
在三轮六方会谈中，王毅作为东道国的代表团团长，其长期积累下来的对亚洲问题的掌控能力，在这个时候得以充分体现，尤其是他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三度导演了六方代表集体握手的历史性画面，给世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在前台风光的背后，是许多事无巨细、反反复复的工作，王毅以他的机敏和韧性，多次在关键时刻挽救危局。据消息灵通人士透露，第三轮会谈开始不久就遇到几乎“崩盘”的难题，美方几乎买好了机票要退出，以王毅为代表的中方，通过艰难的协商和说服，终于使美方重新回到谈判桌前。
会谈中，王毅一直显得精神，但很少有人知道，他是以带病之躯出席会议。5月份，王毅还躺在医院里，接受了一次摘除良性肿瘤的手术，随后还住院休养了约一个月。
朝核六方会谈下来，王毅已经拥有明星般的知名度。日本《新华侨报》发表评论说，王毅作为中国新一代外交官的领军人物，是中国外交战线升起的一颗耀眼的新星。
“新派”外交家
在外交部不少年轻人眼中，王毅和其他领导一样，有些不苟言笑，喜怒不形于色，让人难以琢磨他的内心——这符合一般人对中国官员的认知。但是了解王毅的人，都说他“非常聪明，头脑清醒，条理分明”。
这样的性格也许不全缘自官场习气浸润，而与王毅的个人经历有关。他是1977年“文革”结束后的首批大学生，入学时年龄已经有25岁，在同学中算是年龄较大的，因而一进校就担任班长。王毅的同学王小平回忆，当时王毅已经“非常成熟”，相貌端正，举止稳重，考虑问题深思熟虑，风格自是与众不同。
事实上，王毅更多的个性隐藏在随和但谨慎的外表下，其显露需要环境和时机。
当有关王毅的消息从东京传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更具亲和力、更愿意在公众面前暴露自己性格和情感的人，与此前任外交部副部长的风格似有不同。
9月28日是中秋佳节，他选择与留日学子一起度过。晚会其乐融融的气氛中，他针对学生们的希望拍胸脯表示：“大使馆今后的工作方针就是多办实事、大办好事、快办急事、妥办难事。”
就工作来说，与老派外交人士相比，王毅被称作“新派外交官”。即使是在主持六方会谈前，外交部老干部们对他就已经有这样的印象：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善于吸收借鉴学界的新理论、新观点，勇于承担责任并善于与媒体沟通。
这次出使日本前，王毅在外交部召集了许多研究不同领域的日本问题专家，诚恳地请他们介绍他们对日本内政、中日关系等问题的具体意见。他发言表示，要在临走前“带上满满的智慧”，去突破横亘在中日之间的种种困难。
“新派外交官”王毅出使，彰显中央的深厚期望——在历史和现实的泥沼里原地踏步甚至步步倒退的中日关系，的确已经到了需要重新梳理的时候。作为国际上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主动出击，寻求中日邦交危局的解困之道，自是大国外交中的应有之义。而在如此关键的时刻缓和相互对立的民族情绪，驾驭和改善持续倒退的中日关系，要的不是一般的经验和能力，是新思路、新策略，是纵横捭阖的大智慧、大谋略。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毅描述自己的心境：“恪尽职守，报国为民，开拓进取，不辱使命。”
（宋伟对此文亦有贡献，谨此致谢）
创建时间：2005…3…17
Power by Softscape HTML Builder 3
双面郎咸平
2004…12…30 15：53：59 来源：南方周末
□本报驻京记者 夏英
■提名理由：
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痛陈国企改革中的国有资产流失流弊，引发了围绕国企产权改革的激烈论战，“郎旋风”引发的争论话题也突破了这一现象本身，触及对改革取向的反思。
台上的郎咸平狷狂自负，不为人言所动，坚持己见；台下的郎咸平孤独疲累，生活单调，不知人生是喜剧还是悲剧。正是这个复杂的角色在2004年挑起了一场波及全社会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至今余波未了
仅仅1。5平方米的空间。周围都是人，坐在椅子上的和坐在窗台上的，站在过道里的和拿张报纸席地坐着的，挤得水泄不通，前胸贴后背，一齐望向讲台上的那1。5平方米。
12月10日晚7时到9时，郎咸平在中国人民大学4101梯形教室开讲座。拿年少糗事和狷狂自嘲，抛大大小小的问题考听众，在东方和西方、历史和现实的事例中来回穿梭，既担忧现实也期许未来，自信，热情，手势的幅度很大，懂得抖包袱，掌声和笑声不断，最后听众蜂拥而上，无数的本子、书突破保卫的界限，伸过去要求签名。
这是今年在无数讲台上出现过的郎教授。但讲台下的郎咸平却鲜为人知。
夜11时，香港中文大学和长江商学院首席讲座教授郎咸平坐在记者面前。疲惫，双眼充满血丝，银灰色的漂亮领带被扯下扔在一边，叹气，“郎教授很累，很辛苦”———
这天早8时到晚6时给长江商学院的北京学员上课，然后是赶着北京城周五下班的交通高峰时段去城西北的人大开讲座，晚10时吃上晚饭。紧张的时间表天天类似。因为忙，几年前放弃了惟一的运动爱好——高尔夫球，“一打要一整天，太费时间”；也不去电影院看电影，因为“去电影院麻烦”；最大休闲是坐在酒店床上看动物节目，也看国家地理和探索频道节目，“这方面的事例比较真，有趣”。
几乎没有朋友，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是空中飞人，需要大量的时间阅读、思考，轻轻叹气，48岁了，需要做很多事情，但是“积累还不够”。
承认自己争强好胜，人生信条是“追求卓越”，这既是喜剧也是悲剧，因为争强好胜要付出代价，太辛苦，透过镜片凝望记者：“你明白吗？很孤独。”这半年的趋势是———越来越孤独。
并且，很难在工作和私生活中切换角色，私生活中的争强好胜，会带来很多不便和烦恼。在公众场合情商和智商很高，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在私下里，“发挥得不好”。
不愿跟公众说家庭生活情况，因为家人没必要在聚光灯下，愿意告诉大家自己身高1。685米，B型血，双子座，见记者不信，当场站起来和记者比身高。
郎咸平是台湾桃源人，少时学业欠佳，勉强考入台湾东海大学，之后奇迹般进入名校台大经济研究所，然后是当记者，服兵役，1983年得入美国名校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之后在世界银行供过职，也在美国担过几个教职，2000年前后，才活跃于大陆，因为对中国股市的抨击而有“郎监管”称号。
不过，他过去48年得到的灯光可能都没今年多。今年郎咸平发表了一次《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后，挑起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经济学家、网民、媒体都参与进来。
尽管批评的意见非常多，郎咸平自己却认为，“这是我48年人生获得的最大一次肯定。”
下面是记者在12月9日和10日两次对郎咸平的采访。对记者的这些问题，郎咸平的评价是，“太残酷，不是黑就是白，叫人不知道怎么回答。”
“这是一个追求卓越的社会”
记者：截至2004年12月5日下午4时，您在2004南方周末年度人物网上评选中获得投票数4142票，有17。82％的网民把票投给您，目前您获得的票数仅次于国家审计署审计长李金华，他目前获得28％的选票。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这个投票结果？
郎咸平：我想李金华和我本人在民众形象中都是敢言，敢批评，他还比我多一步，敢做，并且他以政府公职的身份，能够如此公正地去查案并且敢披露出来，很有勇气。他排在我前面，是实至名归，网民还是比较公正的。
他当选的话，我觉得不是他个人的成功与否，而是整个社会的成功，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偏向他这样的人，而不是偏向哪个有钱人、偏向影视歌星，说明我们的社会一点都不肤浅。当然我自己不好讲我自己，我所以能受网民的支持，也是一样，也是在这么多利益集团的压力下，我敢讲，根据我自己所做的研究，对些产权流失的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虽然有一些企业想告我，比如格林柯尔之类，但是我毫无畏惧，因为我的思维很简单，就是要保护国有财产，保护中小股民。
看目前的这个榜单，可以感觉出来，这个社会需要什么？这个社会需要公正。这个社会需要揭露腐败。这是一个追求卓越的社会。
记者：您在2004年8月9日，发表了《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演讲后，引发了一场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讨论，这场大讨论至今仍余波未了。一直有批评说，“学者不能去迎合大众的心理情绪”，您接受这种批评吗？
郎咸平：我本人做这件事的目的，绝不是像某些专家学者说的那样，是为了哗众取宠，是为了媒体追捧，或者是为了讨好谁来做的。
当时，我根本不知道社会大众会有什么反应，政府会有什么反应，更不知道这些被我批评的利益团体会有什么反应，我是在一个茫然无知的情况下，尽一个学者该尽的责任，把研究结果公布给社会大众。我的贡献其实很小，我只做了这么点事，事后引起如此巨大的反响，是我当初始料未及的。
我相信李金华做这么多事、揭露这么多腐败的案子也不是为了媒体来吹捧他。这是一个政府官员以及一个学者对国家的信托责任，这是该做的事情，很多人没有做，所以我们显得很特别，实际上一点都不特别。
假如社会多几个这样的人，你不觉得社会会有更强烈的正义感吗？你不觉得社会会更公正吗？这个社会的腐败能够受到更多的监督吗？
记者：我们发现，不但是网民和一些经济学家、企业家对你的评价有很大差别，而且媒体和媒体之间做的年度人物榜也有很大差别，比如在一些媒体的年度人物评选中第一轮您就被淘汰了，您怎么看这个事情，您失望吗？
郎咸平：有很多记者愤愤不平打电话给我，要我对落选发表看法，我不发表谈话。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只是尽一个学者该尽的责任，是以全民利益为主体，为了这个目标你肯定得罪很多利益团体，假如我有丝毫动摇的话，我有丝毫别的考虑的话，甚至我很在乎别人怎么想我的话，可能我的所作所为就失去了一个准则，失去了原则，反而得不到大家尊敬。
“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
记者：到底有没有失望？您仍然坚持您最初提出的观点吗？您有没有动摇过？
郎咸平：我刚才讲，我的目的不是讨好任何人，我学公司治理，我作为专业学者，一生所戮力追求的就是这一点，维护国家利益，维护中小股民利益，因此我从2001年到大陆发言来，现在你回头你看我的东西，都是非常一致的，绝对没有东摇西摆的，那么这个目标到现在什么结果呢？是现在这样一个结果，所谓主流经济学家，某一些工商企业，对我相当有意见，那有意见就有意见喽！
他们的意见给大家造成了混淆，但这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我用我的数据，在保护国家财产，保护全民利益的前提下，我发言了，至于得到什么结果，那是我不能知道的，也不能操控的，我更不期望媒体给我什么好的坏的评价。我只是尽了责任———我一再强调一个学者对国家社会的信托责任，如果到现在我还在乎别人的看法，那我太失败了！我从来没有在乎过。
记者：事实上有很大反应，对这样的反应你有没有感到压力？
郎咸平：我感到吃惊。
记者：你感到吃惊？
郎咸平：对。因为我（沉默片刻），通过这件事情，我……我阅读最仔细的是网民的评价，因为我发现社会大众，姑且以网民为代表的话，他们发表的言论居然是如此精辟，这是我非常意外的。甚至别人在对我作批评的时候，网民的意见非常说明问题，对我的理论也非常理解。我发现我们这个社会，尤其整个产权改革大讨论，从开始到现在，包括你们的这个评选，给我一个很强烈的感觉，我们这个民族基本是追求卓越的民族，它追求绝对的公正，绝对的反腐败，绝对的卓越，这是我最大的感触。
记者：有人认为网民意见是盲动的……
郎咸平：（打断）这个说法我听过了，我跟你讲啊，这不由我们来说了算，历史会给出分析。
至于别人怎么说我，我从来不回应的，为什么不回应，因为我自己批评过别人，所以我一定要容许别人批评我。所以我在产权改革大讨论开始时候有些发言，中期我就不发言了，很多人提出别的意见来批评我，我觉得很好，这是个互动。
记者：您对强烈的批评介意吗？
郎咸平：坦白讲。我的真心话，我一点不介意，产权改革讨论本身就是具有时代意义的，至于你用什么方式，那是可以修正的，可能有些人谈话非常缓和，有些人谈话非常激烈，这是我不能要求的。是不是？你得给他余地，他缓和也好，他激烈也好，你得给他一个余地，他这是在反馈，我个人也在学习，我渴望与人互动，我在学习，他们也在学习，这是个很难得的机会，这么多学者在参与讨论。下次讨论我们会更成熟，说不定更能就事论事，但我们不能要求说一开始就能就事论事。虽然我刚才讲，一开始你会往其他方面走，或者是对个人方面提出很多批评，我强调这只是开始，经过这次互动后，将来我们的讨论会更成熟，因为每个人都在学习。
我想这次讨论会为将来立下很好的典范。记者：学术方面你有什么深刻的印象？郎咸平：学术方面，后期很多人提出新的思维。比如北大的一个前校长提到东欧的改革问题，这些都非常好，后期慢慢都出现，讨论慢慢转到正途来，讨论也比较有重点。这就是我刚才说的，一开始比较乱，凌乱，后来经过学习，磨合，大家慢慢能够有比较良好的互动。
记者：这场讨论到现在，您现在对您的观点有补充、修正或改变吗？
郎咸平：我从来没有改变自己的观点，我是经过多年的学术积累才讲出来的这一番话，是深思熟虑的，并不是拍脑袋出来的。（反问记者）怎么会改变呢？
记者：您有没有从讨论中得到启发？
郎咸平：我受到很多启发，包括网友的发言，以前我讲话可能比较学术化，现在我也学会讲“保姆理论”。只是表达方式调整，而不是理念调整，理念是几十年的积累，这个不会有改变。你懂我的意思吗？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观点。不同的阶层，不同的利益团体，他会有不同的感悟，有不同的参与热情，因此这次产权改革讨论才会变得这么有意思。这次产权改革好比一颗钻石，钻石有好多面，一个人或一个群体不可能同时看到所有面，那大家都来讨论，就可以看清楚这颗钻石。
“我绝对没有说国企比民企好”
记者：您能简单地再跟大家说说您对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观点吗？
郎咸平：国企改革（提高声调），它的目的是什么？我的看法是：不管怎样，它一定要以全民利益为前提，才会成功；不以全民利益为前提，它一定会失败。所以我希望提出一句话，很多学者提出，欧洲的改革可以自由化，我们的改革为什么不能自由化？我跟你讲，欧洲的改革，可以简单地归纳为三大定律，首先，在现有产权结构不变的情况下，聘请职业经理人来做经理人；第二步做得很好的国有企业，在伦敦的股票市场上把股权卖给中小股民，而不是私人资本家，因为他们想达到藏富于民的目的；第三步政府保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