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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国际组织的统计分类中，教育均被列为“服务产业”、“第三产业”。在1992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颁发的《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中，教育被明确列为第三产业，而且是“对国民经济发展具有全局性、先导性影响的基础产业”。《决定》提出要以产业化为方向，建立充满活力的自我发展机制，对包括教育产业在内的第三产业，坚持谁投资、谁所有、谁受益的原则。它被主张教育产业化的意见引为最重要的论据。我国教育主管部门的基本态度，是承认教育具有产业属性，尤其是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留学教育等。但从维护教育公益性的角度出发，反对提“教育产业化”，认为所谓“化”，就是彻头彻尾、彻里彻外之意。
在市场经济发展到今天，教育具有某种产业性质，教育需要引入部分市场机制以增强活力、提高效率，个人分担一部分教育成本等概念应当说已经被社会普遍接受。无论支持还是反对“教育产业化”，在这些方面是具有共识的，争论主要在教育产业“化”与不“化”的认识上。我认为这种词语之争其实并没有更大的理论意义，反而削弱了我们对这一进程的实际关注。
虽然我们的官方政策没有提“教育产业化”，但事实上“产业化”的问题之严重，是那些市场化程度更高的国家所没有的。一种理论的现实命运，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的，而取决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
二、“教育产业化”的现实表现在事实的层面上，究竟哪些行为、内容属“教育产业化”，同样众说纷纭。大家在使用这一词语时的所指其实是各不相同的。
狭义的理解，它主要指在学校举办企业、科技类和服务类的校办产业。中小学的校企在1980年代红过一阵后，大多衰落不振。在1990年代全民经商的气氛中，高校掀起大办校企的热潮，一时公司林立，教师下海，蔚为大观。至2000年底，全国近400所高校共有科技企业近2100家。至2001年底，全国高校已有控股或参股的上市公司33家，其中在上海、深圳两地上市的公司29家，总市值约占深、沪两市市值总额的3％左右。
这一成就背后的事实是北大方正、清华同方那样的企业屈指可数，大多数校办企业都是不赚钱的，高校深感风险巨大，无利可图。由于企业运作不规范，校企不分、产权不明晰，造成校企“小的亏了，大的跑了”的骑虎难下之势。尤其是企业文化与校园文化的冲突，商业化价值对大学精神的侵蚀和对教育行为的扭曲十分明显，影响高校正常的教学、科研秩序。2001年8月起，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进行校企改制试点，明晰学校与企业的关系，并最终使校、企完全分离。宣告了这一政策的终结。
发展教育产业也指发展民办教育、发育教育培训、留学教育等教育市场。的确，民办教育本来应当是教育产业化最重要、最主要的力量。尽管近十年来民办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仍然非常弱小。2002年，民办小学在校生仅占全国小学在校生总数的1。83％；民办普通中学在校生占0。9％，职业中学在校生占1。25％。具有颁发学历文凭资格的民办高校在校生32万人，仅占高校本专科生在校生总数的2。2％；即便将各类民办高教机构的学生都算上（包括大量高考落榜补习者），也只占9。6％。无论与1950年时的规模、水平还是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相比，几乎都不具有可比性。民办教育缺乏与公办学校平等竞争的政策环境，产权不明晰和难以保障等等，成为制约民办教育发展的重要问题。
广义的理解，教育产业化泛指利用市场手段扩大教育资源、利用市场机制“经营”教育的各种举措。其中最突出的，是多种渠道筹集教育经费和缴费上大学。中国农村的“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就是主要通过集资办学，所谓的“人民教育人民办”，农民自己为自己埋单而支撑的。
近年来随着农村税费改革和学校实行“一费制”，许多地方义务教育陷入难以为继、前所未有的困境。1997年全国高校实现“公费生”和“自费生”并轨收费，高校学费标准从1998年的1000余元快速攀升，目前多为4000－5000元以上，加上其他各种费用和生活费，大学生实际支出的费用要高得多，大约相当于一个城市职工一年的收入或两个农村劳动力一年的收入。由此，导致大学出现约占学生总数20％左右的“贫困生”阶层，每年都有家长因缴不起学费而自杀的悲剧发生。虽然国家有“奖、贷、勤、减、补”等五种方式帮助贫困生，但作为主体的国家助学贷款因种种原因难以大面积推进。
不难认识，近年来教育产业的发展是有其正面价值的，如教育培养能力扩大、效率得以提高，教育经费的来源更为多样化，教育服务、教育消费概念已经形成，教育市场和教育的选择性开始出现，学校与政府、社会和学生之间的新关系开始建立等等。
但这一进程的弊病和代价同样巨大。教育资源短缺形成的巨大市场与陈旧落后的体制相接，出现了种种“寻租”活动，致使教育行为扭曲，教育腐败丛生。各种价值模糊、产权暧昧的“改制学校”，如“民办公助”、“国有民办”的学校，实行“一校两制”的“校中校”、“二级学院”等等，利用国有资源和名校品牌大赚其钱。社会腐败风气对学校、教育的侵蚀，连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学术剽窃案、“注水文凭”、逐渐制度化的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人为制造的“择校热”和巨额的“择校费”，以及严重的教育乱收费等等，导致学校的功能、面貌变异，教育的社会形象和公信力受到严重影响。社会舆论对“教育产业化”的强烈批判和否定，正是基于这种最宽泛的认识，即把学校围绕经营、创收等产生的种种怪事乱相都归于“教育产业化”名下。由于教育产业、高等教育市场化在理论上毕竟具有特定内涵，因此我更倾向于将上述弊端归因于“单一财政视角”的改革所导致的后果，这是我们当前特别需要认识和辨析的。
三、对“单一财政视角”教育改革的反思
在教育经费严重不足的背景下，多年来教育界推行的是一种被称为“财政视角”的改革，或者说是一种“经济主义路线”的改革，其主要动机为弥补教育经费短缺，兴奋点围绕着创收、经营、转制、上市、产权、市场化等问题，以增长和效率为主要追求，而缺乏对教育公平、教育品质的关注，经济话语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教育话语。因此，现实生活中出现这样强烈的反差：一方面，教育的数量增长、规模扩大，人们受教育的机会显著增多；与此同时，教育越来越昂贵，越来越“豪华”，享受“优质教育”越来越成为金钱和权力的较量。一方面，各级教育的发展达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与此同时，出现教育价值失衡、教育行为失范，以及教育品质的恶化，公众对教育的评价降至20年来的最低点。
“单一财政视角”的教育改革的局限性和后果已经彰显。为此，我们需要深入反思，重新认识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基本规律、基本价值，认识在市场环境中政府的教育职能和行为定位。
1。教育的健康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的教育理想，维护教育公平的基本价值。
由于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学校与社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越来越密切，警惕和防止市场价值对教育功能、教育价值的异化，保持教育的人文性、公正性、纯洁性已经成为对现行教育的一个基本挑战。不能不看到，一些学校被迫的创收压力正在变成主动牟利的动力，并形成某种利益集团（最近北航招生丑闻即是一例———编者注）。在以经济利益为主要追求的教育活动中，有的地方将重点学校作为地方财政的财源；许多地方通过政府干预，用借贷等方式创办完全脱离中国国情的昂贵的“重点学校”、“示范学校”（建一所高中动辄花费几千万元、一亿元、两亿元甚至更多），用高收费的方法将债务转嫁给学生家长。类似地，如果私立教育以营利为目的是不合理的，那么用政府经费举办、拥有优质资源的公立学校，大规模公开牟利的行为难道是可以允许的吗？
我们需要重温渐被淡忘的教育宗旨和教育方针，认识现代教育制度、教育政策的道德基础，认识义务教育和公立学校的本质功能，需要重申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世界各国共同遵循的教育价值，尤其是社会公正、教育公平的价值，从而避免教育改革蹈入目中无人、惟利是图的价值真空。
2。明确政府的教育功能定位。
政府最主要的教育责任，是依法履行实施义务教育的义务；最重要的教育功能，是建立和维护市场环境中的教育秩序，以及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其他措施保证教育公平。多年来教育经费不足的现实是迫使学校自谋生路、教育走“产业化”道路的根本原因。解决教育经费危机的根本之举是政府承担自己的教育义务。邓小平曾说过，“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方面忍耐一些，甚至于牺牲一点速度，把教育问题解决好”。这是至今仍未真正实现的小平同志的遗愿之一。切实保障教育经费投入，甚至不惜降低一些经济增长速度，把义务教育、农村教育搞好，是当前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现代国家教育政策的基本价值、政府的主要功能是促进和保障教育公平，这几乎是没有例外的。教育不能“劫贫济富”，没有一个政府是以扶持强者、制造和拉大差距作为教育政策的。用倾斜政策人为制造和扩大学校差距制造“重点学校”，以及移植泡沫式房地产开发思路，将制造豪华、昂贵的“优质教育”作为政绩工程和既得利益，是一种典型的反教育行为。需要真正贯彻基础教育均衡化的方针，而不是只当作一句时髦的口号。
3。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之举是改革宏观教育资源的配置方式。
旨在提高教育效率、扩大教育资源的“教育产业化”，由于在高端和宏观上教育资源没有放开、政府垄断没有打破的情况下，将危机下放到终端，让学校、教师在微观上去“搞活”，因而必然是畸形的和不健康的。提高教育效率的根本途径是打破对教育资源的垄断，吸引社会资金向教育的流动，把教育办成全社会共同参与的事业，建立民办教育与公办教育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促使民办教育的良性发展。
此外，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垄断、包办高等教育。正如不少学者建议的，在教育经费有限的情况下，一个可行的选择是政府集中力量办好一批优秀高校，让一部分高校转制，将节余的政府教育经费用于支持义务教育。
4。提高教育效率、改善教育品质需要推进教育管理体制改革。
政府包揽过多，教育管理、教育决策中行政化、长官意志主导的弊病严重，它与扭曲的教育市场的结合，极易成为教育腐败的温床。因而，有必要使教育改革走出单纯的财政视角，进入更为实质性的管理体制、办学体制改革。在现行制度环境下，促进管理体制改革，减少冗员冗政，建立信息公开、社会参与的民主管理，不仅可以有效地降低教育成本和提高效益；也是在市场环境下改善教育品质、促进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
（作者系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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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死刑核准权应予“突然死亡”
南方周末 2004…10…14 15：52：32
方舟评论
□郭光东
死刑核准权这个“人命关天”但又“老生常谈”的问题，近日又被重谈。10月10日至12日在广州召开的中国法学会诉讼法学研究会2004年年会上，与会人士再次强烈呼吁最高法院及早收回下放24年之久的死刑核准权。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此次“重谈”的不仅仅是学界人士，还有一个特殊的身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黄松有。他在本次诉讼法学年会上发言强调，实践中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的规定将部分死刑核准权下放到高级法院的做法不妥，“严格说来，收回死刑核准权不是司法体制改革问题，而是落实现行法律的规定，是法律上的归位问题。”
确如黄副院长所言，现行《刑事诉讼法》只规定了死刑核准权由最高法院独家行使，而规定核准权下放给省级高院的《人民法院组织法》，就明显与《刑事诉讼法》相抵触。《刑事诉讼法》是由全国人大通过的，是国家的基本法律；而《人民法院组织法》只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只是国家的一般法律。以一般法律违背效力更高的基本法律，无疑是不妥的。
其实，自1980年起，全国人大常委会因应特殊治安形势，先后通过颁布决定、修改《法院组织法》等立法途径，将杀人、抢劫等严重危害社会治安案件的死刑核准权下放给省级高院行使。不过，这一做法给死刑适用带来的消极影响，也屡屡为人诟病。
例如，按法律规定，死刑案件归属中级法院一审，高级法院便成为死刑案件的二审法院；既然高级法院对部分案件享有死刑核准权，那么，死刑复核与二审的合而为一也就不可避免，因为同一个法院的审判委员会不可能作出两个不同的决定。这样，防止错杀的目的就难以达到了。
另外，核准权的下放，还造成死刑犯在法律面前的不平等。由于最高法院只保留危害国家安全以及贪污等严重经济犯罪案件的死刑核准权，犯此类罪的死刑犯能到最高法院核准死刑，但是，杀人、抢劫等普通死刑犯却只能由省一级法院核准死刑，这就似乎显得前者的“待遇”更高一样。各地方法院对判处死刑的标准可能不同，也会造成在这个省不判死刑的人，换到另一个省却要判死刑。
还有，我国签署的国际有关人权公约规定，在保留死刑的国家，死刑判决应当由该国最高的司法当局作出。下放核准权给省级法院，与公约精神也多有不合。正如黄松有副院长在本次年会上所言，“从政治上看，收回死刑核准权有利于在国际人权斗争中取得主动地位，彰显保护人权的声势，树立法治国家的国际形象，以实际行动抨击国际反华势力对我国死刑案件审理的攻击。”
而最高法院之所以迟迟未收回核准权，的确也有实际的难处。鉴于治安状况尚未根本好转以及现行刑法规定等原因，我国目前死刑的数量还相对较多，将死刑核准权全部收归最高法院行使后，最高法院的工作量势必大大增加，可能需要增加数百人的法官编制。当然也有学者建议，最高法院可设立巡回法庭或分院，受理死刑核准案件。或许正因如此，肖扬院长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回应人大代表的建议时表示，最高法院正考虑收回死刑核准权，但“具体时间尚未确定”。
这样一来，在收回死刑核准权的问题上就出现了一个困局，一方面势在必行，另一方面又暂不具备条件。但是当此情势，我们是否真的就只能等待，无所作为了呢？
或许不是。这里，我们完全可以换一种思路解困———
在收回条件尚不具备前，应该采取“突然死亡法”，先行取消高级法院目前行使的死刑核准权，暂时关押已被高院二审判处死刑的犯人，以待收回条件具备后再由最高法院依法复核。
此一设想，只需最高法院向省级法院发一通知即可解决。在上世纪90年代，最高法院就曾以通知形式下放死刑核准权，如今取消“省级”核准权，当然也可效法。因为依照法律，省级法院本来就没有此权。
人权的实现，须以程序保障为前提。本次年会上，与会专家围绕“修改三大诉讼法”的主题，提出了许多令人振奋的保障人权的改革设计，当然这都有待法律修订后才可能变为现实。而当下为保障死刑犯人权和促进法治文明计，先行取消“省级”死刑核准权，应属切近之举。
创建时间：2005…3…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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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祭孔子的新闻解读
南方周末 2004…10…14 15：57：04
□宋志坚
历史正像旧式自鸣钟的单摆，向左摆去多少度，向右也得回摆多少度。在“五四”时期开始遭到猛烈抨击的孔夫子，如今又快成为几千年才出一个而且一直光照千秋的圣人了。
据新华社济南9月28日电，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祭祀大典28日上午在孔子故里山东省曲阜市孔庙举行。这条新闻不长，其信息含量却相当丰富，不妨逐段解读。
【原文】与往年祭祀大典不同的是，今年的祭孔活动首次由政府举办。曲阜市政府官员、社会各界代表以及海内外游客3000多人参加了祭孔仪式。……本次祭孔大典最引人注目的是，自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现了公祭。公祭仪式由曲阜市副市长袁炳新主持。曲阜市市长江成通读了孔子诞辰2555周年祭祀大典祭文。
【解读】孔子诞辰三千周年还为期遥远，现在的人没有一个能活到那个时候，诞辰2555年的祭祀也就成了“大典”，政府官员、各界代表以及海内外游客3000多人，取的大概正是“弟子三千”的意思，这且不去说他。此处突出强调的却是一点：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出现”或“首次由政府举办”的“公祭”。“与往年祭祀大典不同”，也就“最引人注目”。曲阜市的市长副市长虽是地厅级，但市政府毕竟也是政府，于是我忖度，这条新闻是否旨在暗示读者，在这种“政府行为”中也包含着某种“政府导向”？
【原文】孔子是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他的思想学说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孔子思想已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
【解读】孔子是否“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无从考证，属于世界级的文化名人却是确凿无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