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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没有得到丝毫改变。在和大华电厂开始谈判时，他就提出大华一定要帮助解决纺织厂工人的再就业问题。大华集团领导说，你是准备“用你们的牛车来拉我们的大炮”啊！说归说，大华电力集团本来也有解决当地下岗工人的打算，他们同意在电厂招工时优先考虑接受高中文化程度、年龄在40岁以下的纺织厂和其他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这些人上不了一线，但也可以到辅助性岗位上。
纺织厂的职工队伍状况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在全厂接近三千的工人当中，已到或者说即将到退休年龄还没办理手续的有七百多，40岁以上的老工人有一千二，而在剩余的40岁以下的一千多工人中，具有高中文化的还不到四百人，且这些人的年龄多数是三十好几了，至于青工基本上没有，因为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开始，不景气的纺织厂就再没有招过工。
这样说来，按电厂的要求只能照顾不足七分之一的人员，而大量的退休老工人，仍然是难以解决的问题。怎么办？
厂里先是办起高中速成学习班。多年不使用的大礼堂略微打扫就成为教室，他们在路山六中、七中等几所城郊不起眼的学校里聘请了二十几个老师，又是通过电视，又是通过报纸的，通知年龄在45岁以下的工人马上到厂报道，否则按自动辞职论处。很快把大家集中起来，进行为期半年时间的文化知识补习。补习的课程主要是和电力有关联的物理，也顺便学习一些数学和化学课程。当然，课还没有正式开，有关领导就悄悄指示地区教育局，翻出前几年已经撤消的工农教育办存放的印章，特别加工了一批文凭，按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时的要求和样式，给这些工人学员们办理好高中毕业证书。对于300多名参加学习的40到45岁的工人，厂里又准备了另外一套方案，在给他们发放文凭的同时，指示厂人劳科通通把他们的年龄改到40岁以下。当然，这些事情都是在他们本人也不知道的情况下做的。这样一来，有近一半工人将得到安置。
对于那些已经退休的老工人，厂里按照最初改制的想法，筹集足够的资金，或者给他们交纳充足的养老统筹保险，或者让他们一次性买断工龄，使后事一步到位彻底解决。路山开始实行养老保险制度已经好几年了，但对纺织厂而言是一个空白地带，有王大佑这样随时可能准备逃走的厂长把握大权，哪可能有钱给工人们交纳一分。粗粗算来，全厂光补交的保险金就得一千多万，如果再多出现几个买断工龄的，兴许就上了两千万。职工代表会最后定下用拍卖土地款交纳养老保险、补发工资。
伴随着西部大开发的东风，路山又是搞城市改造工程，又是建设高速公路、租赁煤矿、建设火力发电厂，经济形势出现了高速增长的态势，经济的增长带动房地产业高歌猛进，城里的地皮价格一路飚升，在城区已没有地皮可供开发了，社会上一听说近郊的纺织厂准备拍卖地皮，房地产商们闻风而动，都使出浑身的解数，短短十来天倒有20多家开发商报名，准备参加竞买。
拍卖前两天，地委给厂拍卖委员会和地区工作组成员开会，语重心长地说，一个曾经造就了多少神话、使产品在世界上都小有名气的厂子，就在市场经济中悄然消亡了，从感情上讲实在不好接受。但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市委领导严厉地再三强调，拍卖一定要体现公开、公正、透明、平等的原则，坚决制止弄虚作假的不正常现象。
和预计的地价没有大的偏离，不到一百亩地拍卖了两千二百万，这些钱除足额给老工人们交纳了养老保险外，还余出一些，工作组给厂里约法三章，这钱先集体存了，只有通过厂职代会方可使用。当然，存钱以前先给那些上补习班的工人们每人发放一千块的补助。顿时，工人们高兴得一蹦三尺高，直说改制好，使死宝变成了活钱。平时经常聚在厂门口骂娘的老工人，此时也直说，现在的社会还是有共产党啊，是党才叫咱们老有所养。
四十四
大华电厂落户路山，令郝智欣喜万分。要知道，这两年来在姜和平的竭力主张下，地区出台了许多政策，给各县下达了引资指标，鼓励扶持机关干部下海经商，又给外来的项目提供优惠，还给有门路招来商、引来资的个人提成。但政策像是用喇叭吹出来的轰轰烈烈的一场运动，是喊叫的多、做的少，声势大、内容小，特别是在基础产业开发上，除了低科技含量的“一养三蛋蛋”（一养是养羊，三蛋蛋指洋芋蛋、鸡蛋、苹果蛋）农业工程在风调雨顺中顺利实施外，其余的效果都很不明显。姜和平还别出心裁地在年初的工作责任制签订会上，给每个县级领导都定了招商指标，完不成任务年底自动写来辞职报告。说归说，等到了年底，各县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姜和平也无话可说了，辞职报告变成一纸空文。
郝智本是个稳健的人，面对乱七八糟的招商项目，他保持着不屑一顾的态度，在内心里永不放弃、瞄准的仍然是大的项目。他把全民的招商引资当作是调动大家工作积极性的一种手段和地委工作的一种姿态，主要目的是为了营造良好的经济建设氛围，把大家的兴趣从官本位主义里吸引出来。而所谓项目带动战略，也指的是真正的大项目，至于小杂粮、小水泥或者造纸、皮革等这些高耗能、重污染企业建设项目，发展多了反而是贻害无穷的。在一般情况下，郝智对任何事情总是三思而行，轻易不去冒险。
刚到路山时，西部大开发的号角刚刚吹响，郝智豪情万丈，恨不得在一两年里彻底改变路山的面貌。那些日了，他白天和各级领导进行谈话，晚上陷入深深的思考里，真是辗转反侧、彻夜难眠。从梁怀念一次提拔400多名官员里，他竭力想悟出个道理，但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徒劳。事实上，虽然他长期在共青团领导岗位上，也知道当今官场的黑暗和腐败，但真正融入路山后，才发现这里的黑暗不知要比自己想象的黑了多少倍。无奈，买官卖官是天知地知、只有买卖双方知道的事情，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也正因为如此，梁怀念的事中纪委的专案组兴师动众地调查，结果还是查无实据。
郝智后来养成了习惯，过去在省里的时候，他枕头边放着的是经济类书籍，但现在枕头边放的却是党的章程和纲领、法律法规和相关的文件，还有《长征》、《大决战》以及最新出品的反腐败电视剧DVD碟片，常常利用周末闲暇时间来阅读、欣赏，有时候甚至几个、十几个小时连续观看，从这些电视剧中深深感受到我党取得的胜利来之不易，反腐败工作的艰难，更看到我们党在一些规定和章程上的完美无缺。在省里的时候，一次，他和姜和平喝酒，姜酒喝高后和自己交心说，在我们的章程里规定，各级领导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是为人民服务的。为人民服务是理想化的东西，这不可否认是美好的人类追求，在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的总统也是为人民服务的。船能载舟，也能覆舟，这个道理世界上的领导都应该懂得吧！谁不为老百姓服务而光考虑自己，那老百姓迟早还不把他拉下马来？现在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时刻说领导干部是人民公仆，这就有点假了，领导是公仆，那证明人民是领导的老爷。领导廉洁奉公，不谋私利，一门心思给老爷们做事，还要受老爷们的监督和批评，哪有这样的事啊！领导都真是吃饱了撑的来当孙子？这样崇高的境界即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我看都不一定有。所以，准确地说应该称公仆为人民的管理者、国家资源的管理者。这里有个问题，既是国家的高级管理者，理所当然应该享受高额的工资和待遇，所谓高薪养廉也是这个道理。其实这在世界许多国家已是成为惯例的事，不说克林顿、普京这些年薪几十万美元的发达国家领导人，就是非洲那些不发达的国家，官员的工资也是很高的。可我们国家的公务人员拿着可怜的低薪，在有的时候连养家糊口都要成了问题。由于我们的规定和实际的严重脱节，造成领导干部都是穿着公仆的外衣、干着老爷甚至比老爷还黑暗而可怕的勾当，台上念着反腐败文件，而台下却干着腐败的勾当，这样，不仅对老百姓的心灵造成极大的伤害，使他们对社会现实失去了美好的期望，同时也必然造成干群关系的紧张和恶化，影响到我们执政党的地位啊！姜和平的话是有点偏激，但郝智听后觉得也不无一定的道理。
郝智把自己和路山的工作定了位，那就是深刻吸取梁怀念的教训，坚决淡化官本位思想和意识，把党员干部的工作重心，由跑官买官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他把自己的思想和廖菁谈了，平心而论，廖菁觉得他的淡化官本位思想有些道理，她评价说，想法很好，有创意，但难以实施，更不可能总结出什么经验到全国推广。因为结合国情来看，这乌托邦式的想法过于幼稚和可笑。把人们对做官的兴趣引导到经济建设上来，真是闪耀着理想主义的色彩。在中国这个特定的国度里，争夺和买卖各级各种官位，就是人们的追求和信念。有了官位，就可以占有任何公共资源，甚至占有人。这样，官本位还能淡化得了吗？面对她泼的凉水，郝智诚恳地说，自己也知道这里面闪耀着理想主义的火花，可难道四十来岁的人做梦也错了吗？如果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都没有了理想和正气，那我们的国家会变得多么可怕啊！到那时国家都没有了，有钱又有什么用啊？难道有钱人最后都选择出国逃离吗？再说了，“三年穷知府，十万雪花银”，应该说地委书记几年下来，中饱私囊那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但问题是自己要那么多的钱干什么？在路山从吃到喝、衣食住行，自己基本上不需要花一分钱的工资，家里就一个孩子，迟早要被妻子接到美国。再退一步说，虽然整个社会风气都恶化了，但反腐败的事情中央持之以恒，总在监管，而且监督的力度越来越大，处罚也更加严厉，连全国人大的副委员长都处以了极刑，足见我们执政党的决心有多大。所以，就算你自己的良心容许这样做了，说不准哪天就会成为那些被捉住的人之一呢。即使今天捉不住，但不意味着永远捉不住，本来平安的岁月由于自己的贪婪变得心惊胆战，那又是何苦呢！一番感慨过后，廖菁也不得不承认说，兴许你说的很有道理。
郝智这种淡化官本位思想的直接体现，就是在路山以务实精神办实事。围绕项目带动战略搞经济建设，他们翻新改造路山老城，上九个小型电厂，还引来甲醇制造、农产品加工等几个工厂，卖几座大型煤矿，使地方财政收入连着翻番。同时，“一养三蛋蛋”工程取得的成效，促使农村政治经济出现了繁荣。全区干部职工的工资也按时得到发放，保持路山地区经济的快速增长，社会治安也得到了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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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干部使用上，路山地区继续采取只退不提、减少官员任命的办法，三年来除了工作要停滞的个别单位外，地区基本上没有动过什么人事，这其中当然和梁怀念时代官满为患、人浮于事有很大的关系，郝智就是要慢慢捅破梁怀念时代编织起来的那张人际关系的网。从另外一方面说，减少官员的使用，提高工作效能，是郝智的追求。他谁都没有告诉，而是在自己的心里做了一个盘算：在交通、通讯和管理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地区这一级机构究竟有多少存在的必要性？
主张平淡政治的郝智，最近的生活变得不平静起来，这都是因为接二连三的举报信引起的。举报信检举的还是永平煤矿发生的矿难。信中说，矿难之所以能发生，是青年营长期欺压百姓、无法无天的必然报应，也是他们恶行暴露出的冰山一角。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地区行署竟敢欺上瞒下歪曲事实真相，在《华夏报》进行揭露后，一边组织人收购报纸，隐瞒欺骗群众，一边继续弄虚作假，收买政府高官，还给省报驻路山记者站站长夏华资助八万元，收买他炮制“路山地区全力治理整顿采矿秩序、确保生产安全”的文章，在省报显著位置发表。材料里详细披露发生矿难的经过，并明确指出矿难死亡人数根本不是地区调查报告里所说的4人，而是达12人之多，后面还详细列出12名死亡者的名单。举报信还说，这个青年营自成立至今，一直都由梁姓家族把持着，多年来路山地区水土保持、防护林工程建设、中低产田改造和扶贫资金、移民工程等农业方面的无偿投资，几乎有一半通过各种名堂转到青年营，说穿了这里是梁怀念家族攫取财富的基地，是他们倒行逆施的场所，梁怀念是当代的刘文彩，梁少华是今日的南霸天。这些材料直把郝智看得目瞪口呆，甚至都有点不知道这是现实生活还是小说、电视剧。
为了初步核实里面的一些情况，郝智先把信里涉及到的一些单位领导找来，婉转地询问了国家在这方面的投资和项目的具体情况，这些领导多数属于欲言又止的人，所以话说起来也含含糊糊的，只是林业局长是位性子直率、敢说敢做的老同志，他见郝书记对这个问题如此重视，长叹着气说，这两年国家退耕还林的款子使用的情况还比较理想，要像过去的话，国家投入的那点钱又会很难发挥效益了。郝智也就直来直去问他说这话是啥意思。局长说，那几年地委给各部局经常灌输青年营是全国闻名的典型、是新的大寨的思想，要各部门千方百计地给予扶持和保护。梁怀念书记还三天两头亲自搞现场办公，这个部门拿一点，那个部门挤一块，把好多的专项投资都流到青年营里，具体是多少，这么多年了，也没见哪个部门去进行审计汇总过。林业局长又说，凭心而论，起先青年营的确干了许多事情，为全区治理荒漠付出了努力，但后来他们的性质变了，变得不敢叫人和他们打交道了。
郝智电话里给廖菁说了此事，她说自己也接到了类似的材料，现在正在思忖该如何处理是好。她认为根据材料和自己从其他渠道掌握到的情况分析，青年营的问题肯定不小，很可能是个大马蜂窝，说不定还是一颗原子弹，如果哪一天引爆的话，会牵涉到许多人，弄不好甚至连你郝智也要搭上。她劝告说，千万不要亲自触动这个雷区，还是妥善考虑好对策和方案。
郝智不愿意叫廖菁卷入如此复杂的事情，也关切地劝告她说，这万全良策还是自己考虑好了，如果到时候需要她助一臂之力的话，那她是想推辞也推不掉的。最后，他们谁也没有说服谁，就约定等谁有了方案及时通气商量，但一定不能擅自盲目行事。
给他们写举报材料的人是《路山日报》记者张汉铭。去年，姜和平找张汉铭谈话时，看到姜专员十分诚恳的样子，张汉铭当时给了姜和平很大的面子，同意按照姜和平的要求不发关于矿难的后续稿子，当时他还善意地就舆论监督的一些具体事情，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当听到姜和平对着温彩屏说要重用自己时，尽管平时视官位如粪土，他心里也不由自主地亮堂起来。后来他多次回忆起这个情景，还对自己瞬间迸发出来的官本位思想感到不可思议，甚至恶心。这可能是每个人潜意识里的劣根性带来的，他只有这样给自己解释、宽慰。
当时，为了和《华夏报》搞好关系，张汉铭还真的随同地委宣传部新闻科长到邻省的《华夏报》社去沟通。在和他经常打交道的对外记者部主任面前，他红着脸编了瞎话，说矿难问题得到当地政府的高度重视，现在已经圆满解决，所以后续报道也没有写的必要了，如果要写，还不如发一篇路山地区重视这项工作的稿子。主任和几个编辑看到他的脸就明白了一切，再听了这番话，都好像不认识他一般，这不应该是从那个叱咤风云的张汉铭口里说出来的话呀！当然，新闻科长代表路山地委请报社领导和编辑吃饭的事情也没有办成，反而是华夏报社对外记者部请他们吃了顿饭。饭桌上，大家还对他的表现流露出了失望，听得宣传科长很是尴尬。后来一个平时跟他最铁的编辑在电话里偷偷告诉他，大家都认为记者队伍里又一个敢说实话的好记者被收买了，变成了一颗流星。
过了两个月，姜和平说的《路山日报》准备办“内参”的事情，温彩屏好像忘到了九霄云外。张汉铭拿着几篇新写的批评稿子，却不知如何是好，本报显然还没有这类稿子的市场，给姜专员寄去后又如同石沉大海。有时候想不如再发给《华夏报》，可想起哥们儿说的流星之类的话，也只得作罢。到了年底的时候，地委决定配备报社的班子，地委组织部来人装模作样地考察，尽管张汉铭的民主测评得票很高，但任命文件发出来，任命的却是经常和姜专员跑的那位要闻部主任。
看着那张薄薄的纸片，他感到自己真是被愚弄了。一时心血来潮又跑到禾塔继续进行调查，这次他不光继续披露矿难真相，还想对那个讨厌的青年营下手，看这么多年里，他们究竟干了些什么勾当。一天暗访下来，已知道矿难死亡的是12人，同时还得到了名单。再继续调查，又意外得知那个“指挥爆炸”的矿长，在事发后几个小时里被梁军他们扣押，之后再也没有音信。调查到第三天又发现青年营里好像还有地牢时，他的行踪被人发现，马上像惊弓之鸟般逃离了禾塔。
回到路山后，他心惊胆战，不知道如何是好。紧张和恐惧中，他给单位请假告病在家休息。一天晚上，妻子带儿子到少年宫学习书法，突然家里的门铃久违地响起，进来两个西装革履、颇有些气质、留着寸头的陌生人。见他疑惑地望着，陌生人用普通话说：“听说你病了，我们受人之托前来探望。”他听着，莫名其妙，问他们是受谁之托？究竟想干什么？他俩嘿嘿干笑着说，这世界上有些事还是别知道太多为好，因为舌头是块多余的肉。说着两人拿出一个大信封说，古人说的真好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得饶人处且饶人，希望你张大记者也以古人为榜样，好自为之吧！这些钱先拿去看病，要是想到省城里享受现代生活，老板自然会给你买套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