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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村子慷慨地给了她大量的资本，这资本就是：闲话、夙怨、家族争斗、非法私通、天降横财——这些她都或有所闻。她谨慎地编辑着这些新闻，保护为她提供消息的人，防止产生任何疏漏。她像一位审慎精明的新闻记者，只给总统提供最可靠的消息，永远不会透露那个消息提供者的名字，所以她总能得到最直接、最可靠的消息。
然而，谣言总是会不胫而走——每个村子里都分布着这样一些居民——他们不断在街上游走，捕捉着每一丝风言风语，就像狗在追逐着皮球。
除了极少数人，村里的其他成年人每天都会到咖啡馆里转转。这些人中有一个很特别，他总是坐在酒吧最里面某个固定的位置上，仿佛要在这里待上一生。当有敌人走进来时，这个座位可是埋伏的最好位置。这人叫法瑞苟勒，是一名退休的中学教师。八年前，他结束了他的教学生涯，全力创作一本书，尽管他好像永远坐在这酒吧里，没有人知道他是什么时候进来的。现在，咖啡馆成了他的教室，而你，如果你走进大门不够快捷的话，那么你就是他的学生。
他是法国科学院的一员，发誓用毕生精力来维护法语的纯洁，对被他称为盎格鲁一撒克逊古英语对他的母语的污染深恶痛绝，他认为这是现代社会的众多悲剧之一。
眼下，在他无数忧患意识中最强烈的那个——我称之为愚蠢之极——是好莱坞强大得无以抵挡的毒害。法瑞苟勒忧心忡忡，他将好莱坞所代表的美国电影工业，看作是美国对法国实行文化侵略的开始。可他又不反对大家去看《泰坦尼克号》。假如你肯相信樊妮，那么他是因为偏爱男主角莱昂纳多·狄卡普里奥的颧骨，而不是对影片故事本身感兴趣。如果你问他对这部电影的想法，他会简明地表达出他充满赞誉的反思：“船沉了，灾难降临到每一个人的头上。这真是太爽了。”
在那些每天按时来咖啡馆的人当中，有一个在这儿待的时间仅次于法瑞苟勒的人，叫汤米，一个住在村子里的外国人。他来自遥远的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一个小国，多年来，他刻意雕琢，希望将自己培养成一个地道的法国农民。
他大约是现在硕果仅存的只吸没过滤嘴的高卢烟的人，而且吸烟的姿势完全是农民的样子：在烟还剩四分之一，也就是一英寸左右时，他会老道地将烟头夹入嘴角，粘在下唇上。每当说话时，烟头就随着他的嘴唇上下颤动。
他只喝茴香开胃酒，在这里他指的是巴斯达嘎酒（Pastaga）。他身上总是带着一种叫做欧品诺的折叠式小刀，用来切碎他每天中午都要点的炸牛排。切牛排时，他一手握着刀的木柄，横刀在牛排上，一手在刀背上轻轻拍打，好减轻那已黑得残旧不堪的刀刃的压力。看到这些，谁会想到他竟出身奥斯陆一个优雅讲究的中产阶级家庭？
汤米将自己定位为调停人——一名周旋于各种社会活动中的外交官——特别是在处理瓦尔兄弟陈年夙怨时。
这对兄弟相貌酷似，都有着威皮特狗一样的狭窄的面孔，脸色灰暗，青筋突起。他们在村子的溪谷里有一块相邻的土地，而且就因为这块土地，他们已经二十年没说过话了。没有人知道这场夙怨起自何时，或许是由于认为遗产分配有失公道，或许是为了一条河或一个女人，或许仅仅是因为彼此之间的厌恶。
瓦尔兄弟远远地分坐在咖啡馆的两端，偶尔站起来责骂或侮辱汤米几句，而汤米则时而凛然地耸耸肩，时而严肃地点点头，表示他仍继续期望他们和解。最后，他会起身走向另一个兄弟，不用说，会谈结束了。村里人对这三位聪明者共同导演的这场华尔兹都心领神会。
面包师的女儿朱赛特的狂热的爱情，是咖啡馆的老顾客们生活里的一个小小调剂。这姑娘的感情状态，可以根据她走进大门时穿的衣服来判断。
如果她目前的恋情正春风得意，她就会穿着超短裙，在平台上悠闲地走来走去，摩托车头盔像战利品一般在她手中悠来荡去。她走到酒吧的长凳前停住，坐下来傻笑，用涂着鲜艳口红的嘴唇喝着皮瑞尔薄荷酒，还不时地停下来，与樊妮交头接耳地说着什么，同时等待着罗萨利奥（Lothario）骑着摩托车到来。
可一旦她的感情出现了哪怕是短暂的低谷，超短裙就会换之以粗布工作服，笑声也变成了带着颤抖的叹息，樊妮也会到酒吧的后面拿来餐巾纸，为她擦去一脸的泪痕。
从不为那颗多情的心所打动的——当然，假如这颗心还没有停止跳动，假如这颗心还没有为另一种埋葬道歉——是马里尤斯。为了他，我期望我能够在这个村子的行政体制里设立一个官方职位——企业家的豪华葬礼或村民葬礼的组织者。这可能有助于我们发现他的各种嗜好之间的共性，而他也一定会在同他未来的委托人——尤其是杰克，就是旁边那张桌子玩纸牌的老人中最老的那个——的周旋中学会更多的技巧。
“咳，我的老朋友，今天感觉怎么样？”
“还好，很好的。”
“哦，那真遗憾！”
如果对一个敏感多疑的人这样说，他一定会怒火中烧，甚至找个地方去自杀。但这种教训人的口气，我觉得对麦利尔斯很适合。我深信他会为了那被他称为最后的庆典的东西，而收起他那天生的淳朴狂放的热情，甚至可能会放弃参加那种被称为最后的比赛的机会。
那比赛的参赛者——如果你这样称呼他们的话——可以是村里的任何一位六十五岁以上的人。这些老人打赌，他们中谁最长寿，谁就可以获取最后的胜利。获胜者在葬礼后将得到奖励，奖金就放在墓碑上。
麦利尔斯认为，给生命投保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尤其是还有毫不费力地、一下子就可以得到的红利。
山居良策（4）
现在你能看出来了，在咖啡馆里，两性之间是很不平衡的，男人的数量大大多于女人。那么，圣博奈村的女人们都到哪里去了呢？
不同辈份的人因为不同的原因远离咖啡馆。年轻妇女要去工作，在她们下班以后，她们又要打扫房间，支付账单，哄孩子们睡觉，为年龄大点的孩子准备晚餐。就在她忙碌这些时，她的丈夫正泡在咖啡馆里，并打算一直待到她做完一切家务的安全时刻。
年纪大的妇女在对咖啡馆的处理上，碰到了两个非常棘手的问题。首先是樊妮，她们认为她是挑逗者，按照她们的欣赏习惯，她太轻浮了，过于活泼。特别是根据大众的审美标准，她的乳房真的……真的是太大了。其次，假如能允许她们这个民间审纪组织在村口的小广场开始工作，她们肯定能异常高效地履行她们的使命。她们会一致推选寡妇皮彭作她们的陆海空三军总司令，村里所有的事情都逃不脱她们雷达的扫描：邮局、面包铺、咖啡馆、停车场、市政府和教堂。很早以前，她们就已经卸下了一切伪装，不再掩饰自己了。她们毫无顾忌地捕风捉影，然后将那些道听途说和具有象征意义的只言片语在大腿上组织起来。她们就这样，对每个人的生活进行监控，然后加以点评。
在日常生活中，有很多变化并没有真正价值，但这细微的变化却常引起一连串的猜疑。一位年轻主妇比平时多买了点面包，那她家里一定新来了客人。他们是谁？一名坚定的异教徒突然去教堂祷告，那么他一定居心叵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一位本地的房地产经纪人突然脱离了黑社会，金盆洗手，改行当上了市长，还掌握着全城的重要文件。他想得到谁的房子？还有——哦，对了——别忘了还有这些旅游者。这些年轻女人竟然只穿内衣在街上闲逛！这简直就是裸体嘛！这是在圣博奈特一勒佛洛伊德，一个有声望重体面的村子！
假如再找不到什么能激起她们的好奇心，她们就会把目光转向咖啡馆里的男人们的酗酒，转向朱赛特的恋爱故事——“她不会有好结果的，那蠢货”——或者，在实在无聊的时候，聊聊那些过去一直未被确认的谣言，也能让她们兴奋一阵子。
如果你选择在一个狭小的、充满流言蜚语的社会群体里生活，你就必须建立一个独特的家庭，那么审纪委员会就是这个独特家庭的重要组成。但实际上，它却是村里正常生活的一大障碍。
多年以前，我曾经试着这样做过，那开始几天的一切我还清楚地记的。如果不是我们的邻居——一对老处女姐妹意外地出现在门口的台阶上，还进行了一番检查性的参观，我们可能早就进驻了新居。她们进行了全面的巡视，询问了每一件物品的价格。我们太幸运了——她们强调——竟然还有一部电话，整个村子不过只有有数的几部。第二天一早，她们的兄弟也来了，将他在过去三个月里积累下来的所有电话都打了一遍，然后在桌子上留了几个生丁作电话费。
我们忍受了这些，和随之而来的一切，因为我们是外国人，不得不小心谨慎地生活，不得不经常蹑手蹑脚、如履薄冰，生怕一不小心得罪了谁。我们已经选择了与他们一起生活，可他们却没有选择我们。
村庄生活很快就教会了我们，如果你在这儿已拥有了伙伴和便利，那么你同时也就失去了个人隐私。窗外随时会出现一张关注你的脸，而且任何时候都可能响起敲门声。对这些，你无处逃避，也无法逃避。你可以暂时躲起来，但最终你肯定跑不了。他们知道你就在这里。因为你的百叶窗开着，没有谁离开家时不将他的百叶窗拉上。（当然，你也可以拉上百叶窗待在家里，假装你真的不在，但你以后的生活就会不可避免地陷入黑暗。）你的行动受到监视，你的信件受到检查，你的所有习惯都会被抖落出来，任人们说三道四。
我相信这种情况不仅见于法国。到赫布里底群岛、佛蒙特或慕尼黑郊外，随便找个什么小村子住上一阵子，你肯定能找到上述那种令人疯狂的感觉，而且你肯定会以为你已在这里住了五年甚至十年。
当然，肯定有许多人是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的，但我不行。我喜欢的是，在每个方圆五十码的范围内，不论我做什么，不论我从哪里走到哪里，我都不必对任何人进行解释。我希望在自己的生活中多留出一些个人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对于我来说，一个村庄——即使是在圣博奈特一勒佛洛伊德，我心中的理想的村落——也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去欣赏。它确实是一个值得游历的地方，但却不是我希望生活的地方。
第五章
这些老爷车们之所以还在路上顽强地匍匐着，我深信，是因为买一辆新车的手续实在太麻烦了，足以占去你的全部时间，打乱你所有的日程安排，让你忍无可忍，最后你不得不承认，你再也不敢进行这种尝试了。
行车历程（1）
驱车行驶在沃克吕兹后面的公路上，你会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一辆辆破旧不堪的老爷车链接成的死海。
这些车辆外表漆皮剥落，锈迹斑斑。发动机像患了深度的支气管炎，呼哧带喘的。排气管则摇摇欲坠，爆出古怪的声响。它们的年龄可能跟它们的主人一样老，只是因为主人们的仁慈之心，才一直容忍着它们的机械残疾。
我们第一次打算来这儿生活时，对这里居民天性中的节俭非常惊异，惊异于他们对这一堆堆废钢铁的忠诚，更惊异于这些老爷车的任何一个部件都那么桀骜难驯，不管你怎样软硬兼施，它们都不卑不亢、半死不活。但在自己也买了一辆车后，我就什么都明白了。
对于普罗旺斯的这些老爷车来说，节俭毫无意义，不论是这辆步履蹒跚的七一年款的雪铁龙，还是那辆已跑了四十万公里早该退休的标致。问题的关键不是缺钱。这些老爷车们之所以还在路上顽强地匍匐着，我深信，是因为买一辆新车的手续实在太麻烦了，足以占去你的全部时间，打乱你所有的日程安排，让你忍无可忍，最后你不得不承认，你再也不敢进行这种尝试了。
我们绝望地发现，光有一张有效的行车执照和一份空白支票，是远远不够的。买车者还必须提供一份官方证明，证明确实有你这么个人。但你千万不要以为拿着这张“签证”在那些大爷的鼻子底下晃晃就万事大吉了。你还必须提供一份文件（一般在这种情况下，你需要进行往返，不会一次将事情办成），以证明你的驾驶执照的确不是假的，你的支票簿和“签证”更不是经过了伪装的赝品。出于某种原因，那可能是对伪造者的警醒，电话账单和电子账单不能算数，因为这些与一沓写着你名字的旧信封组合，可能制造出一个巧妙的骗局。最终你会发现，买辆新车是个漫长的、痛苦不堪的、令人身心疲惫的旅程，需要你付出足够的耐心和精力。如果现在你已经走完了全部的程序，那么起步的时候肯定已是在七八年以前了。
事情也许会有所变化，我对自己说，这时我正准备换辆车。那是一辆新欧宝，看上去光芒四射，炉火纯青，是多国高效合作的硕果，每年都要出产几十万辆，而且能全部卖掉。当然，能拥有这种车，的确是我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所以即使事情没有发生变化，我也不会因这些事情再有无辜的感觉了。
我知道自己将遇到什么，所以在走进汽车厂的样车陈列室时，已经有了充分的准备。我带上了一大堆我能够搜集到的、几乎无所不包的文件——其中有一般性的证明文件、证明我血型的表格、几张用过的机票以及我的会计祝我万事如意的贺年卡——我想，这些应该足以证明我是谁了。我已做好了最充分的准备，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
我决定去阿普特的汽车厂，直接去找那里的汽车商。这家汽车厂很小，还没有一间办公室大，但一切都显得简洁、高效、恰当……总之，井井有条。桌子上放着一台电脑，发出轻微的电流声，偶尔有个间断；宣传手册整齐地摆放在架子上；空气中散发着新车上光蜡的清香，一切都完美无瑕。两辆轿车被推进一块狭小的空地，有个人马上过去将它们擦拭干净。我告诉自己，这里有我要找的汽车商。一辆崭新的欧宝，就这样在普罗旺斯诞生。
但是汽车商在哪儿呢？几分钟后，我开始感到孤独了，这时一位妇女从摆满宣传手册的架子后面现身了，她问我想要什么。
“我想买一辆车。”我说。
“哦，那等一等。”她说着，又消失了。
又过了几分钟，我已经开始阅读第三本宣传手册了，就像是被这里的装潢和那些隔得一模一样的房间催了眠似的。就在这时，我无意间看到，一个身材魁伟的男人正从前院向我走来。他穿着有标牌的衬衫，戴着一顶与刚才那妇女一样的帽子。
“想买车的就是你？”他问。
当然是我，我告诉他。我还想接着告诉他，我希望的车型、颜色、车内装饰风格以及价格和送货时间。
“啊，好的。”那个男人使劲往下拉了下帽子，“你得先找个销售员。”
“很抱歉，我认为，这个人——就是你。”
“哦不。我只是看前院的。我儿子是销售员。”
“那我是否能跟您的儿子说几句话？”
“哦不。”他摇了摇头说，“他在度假。”
看来这个戴帽子的男人对于我毫无价值，但他的儿子是销售员，我断定，等他一周后回来可能还要休个假，我应该还用得着他。同时，我从宣传手册上了解到了近期的汽车价格和市场行情，他们存货已经不多了。我被恩准将这些小册子带回家，以便进一步深入研究。
你得承认，这如果不是一种绝妙的游刃有余的销售体制，那么一定是故意给顾客制造难题，以磨炼顾客的耐心和信念的一种疯狂的销售手段。这也正是我之所以喜欢生活在普罗旺斯的又一个原因。到处都游移着猎奇的目光，而这个很不情愿的销售员不过是其中之一。
在离开阿普特之前，我们有必要注意到另一个古怪的地方——镇火车站。
沿着主干道向前走过一段长路，就到了阿威格农。这是一座飘荡着梦幻色彩的建筑，建于十九世纪最繁荣的年代。那时，火车方兴未艾，正准备跟汽车和飞机一决雌雄。
这种建筑带有典型的铁路资产阶级风格。建筑分上下两层，结构坚固，小小的圆形窗，满带着那个时代的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的特色。
透过这些窗子望去，跨过一条马路，对面是维克多·雨果宾馆（那种提供给疲劳的游客的房间，带卫生间，每晚175法郎）。
火车站一侧，有个很小的、保存完好的公园，前面挤满了来来往往的车辆。还有一块女人裙子形状的空地，是专门腾出来作轮船码头的，由此可以航行到普罗旺斯的每一个地方，甚至更远的地方。
事实上，我需要两张从阿威格农到巴黎的TGV高速火车车票。我问一位坐在售票桌上的绅士，能不能从他那儿买到全程票？
“当然。”他说，他跳下来，坐到电脑前去查看火车的离站时刻表。“在这儿呢，”他骄傲地补充说，“在法国，不论去哪儿的票，我都能搞到——就是去伦敦的欧洲之星也没问题，虽然要在中途的里尔站倒一次车。什么时间的票对你的旅游最方便？”
我确定了时间，又问他火车什么时间离开阿普特，再从阿威格农搭乘TGV高速列车。他皱着眉在电脑里查着，好像我的问题再愚蠢不过。
“你不能从这儿出发。”他说。
“不能？”
他站起来。“跟我来吧，先生。”
我跟着他绕到火车站的后面，他忽地跳到门口，俯视着那显然早已废弃的站台，冲着一旁的小路摇动着手臂。
我睁大眼睛，徒劳地在冷森森的火车道轨上寻找着，目光扫过信号灯，扫过地平线上冒起的蒸汽。唉，可什么也看不到，没有他所说的正在离开、穿过夜幕、渐渐隐没在齐腰深的杂草中、拖着一条长长的尾线缓缓消失在远方的火车。
在阿普特的日子，就像是这两条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