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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这一切完全取决于你与霍斯之间的关系。这至关重要，卓娅亲爱的，这不仅关系到吉恩和你自己，而且关系到我们大家。你必须利用这个人，在他身上下点功夫——你就要去和他呆在同一个屋檐下，利用他！请忘记那自命纯洁的基督教的道德观吧，利用性来做一切值得去做的事。请原谅我这么说，卓娅，去和他好好睡上一觉，他会乖乖听你摆布的。听着，地下组织掌握了霍斯的全部情况，就像我们掌握了利波斯波恩计划一样。霍斯对女性身体有一种压抑的强烈欲望，敏感而软弱。利用它！利用他！把一个波兰男孩弄出集中营纳入到那个计划中，对他来讲毫发无损——毕竟这是给第三帝国的赠品。和他睡觉也不算什么同谋，而是间谍活动——第五纵队！所以，你必须尽全力好好在这家伙身上下功夫。看在上帝份上，卓娅，这是你的机会！你在那房子里干的事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对每一个波兰人，犹太人，以及这集中营里每一个受苦受难的人都意味着一切。一切！我恳求你——别让我们失望！”
时间过得很快，汪娜必须得走了。在她走之前，她给苏菲留下了最后几句指示。比如说，她会在司令官的房子里遇上一位叫布罗尼克的勤杂工，他是集中营的地下组织与这栋房子之间的可靠线人。霍斯的房子里必须有一个男佣。他表面上是党卫军的走狗，很得霍斯的信任和宠爱。但这位表面上头脑简单的奴才，内心深处却跳动着一颗爱国之心。事实上，他虽然大脑受损却还算明白，甚至可以说聪明——德国人的药物实验将他变成了一个可信赖的白痴。他出不了什么主意，却能够可靠地完成交给他的任务。一个很好的工具，波兰的！汪娜告诉苏菲，她很快就会发现布罗尼克在他所处的角色中是最安全可靠的。以霍斯的眼光来看，他是一个没有任何可疑之处和危险的苦力——作为一名地下工作者，他的作用中兼有美的和残酷的两面性。汪娜说，你要信赖布罗尼克，如果可能的话就尽量利用他。此时，汪娜必须走了。她给了苏菲一个长长的泪流满面的拥抱，然后离开了——留下苏菲一个人，孤独无助，怅然若失……
苏菲带着这一使命来到司令官的家，在这儿度过了十天，然后以闹剧结束了这段日子。对那一天她记忆犹新，我在前面已经描述过：她企图引诱霍斯，但因为恐惧和惊慌，她完全忘了该干的事，直接向司令官提出了利波斯波恩计划，于是失去了拯救吉恩的最好良机和惟一合法的途径，只得到一个痛苦然而甜蜜的保证——可以亲眼见见自己的儿子。（那天晚上，她在回地下室的途中想，她要集中她的全部智慧，在第二天早上——霍斯答应把她儿子带到办公室见面的时间——把她的计划简要地告诉他。）也正是在那天，另外的恐惧和痛苦又向她袭来，这些无法承受的责任和风险的重担最终击溃了她，使她终于无法完成汪娜交给的任务。四年后，在布鲁克林的一个酒吧里，她向我谈起了至今萦绕在她的脑海里让她绝望的羞愧感。这是她向我忏悔的最阴暗的部分。她一遍又一遍地说着一个词——“糟透了”，而我开始明白这“糟透了”的含义远远超过（在我看来）她为引诱霍斯的那种笨拙方式，以及试图用她父亲的小册子来影响霍斯的同样笨拙的举动而感到的内疚。我开始明白在苏菲的自我中，对纯粹的罪恶已完全麻木了。最后，苏菲痛苦地回忆说，她的失败化解了一次很容易的尝试，而一个用金属、玻璃和塑料绕成的收音机是多么重要啊，汪娜曾交待她一定要偷到一台收音机，可她把这个机会化为了泡影……
在霍斯阁楼下面那段楼梯一侧的平台处，有一间小屋子，以前用作前室，现在被爱米占用着。她只有十一岁，是五个孩子中的老三。苏菲曾无数次经过这间屋子到楼上的办公室去，注意到她的房门常常开着——她曾经意识到，在这样一个暴君专制的铜墙铁壁中，哪怕小小的偷窃都是一件不可思议之事，同谋杀一样不可能。苏菲曾不止一次在那门前停留，用几秒钟的时间飞快些地扫视这间一尘不染的整洁的房间：一张铺着印花床单的单人床，椅子上堆满填塞动物，一些银制器皿，一个布谷鸟报时钟，一面挂着许多镜框的墙（镜框里嵌着一些照片，年轻希特勒青年团员行进在阿尔卑斯山上的山景（爱米在其中笑逐颜开），她本人着泳装的海景，还有嬉闹的小狗，元首的肖像，“海尼大叔”希姆莱，笑逐颜开的妈妈和爸爸，等等），一个衣柜，一个放着首饰盒的化妆台，盒子旁便是那台便携式收音机。正是那台收音机常常吸引住她的目光。苏菲很少听到它的声音，无疑是因为楼下那台整天播放着美妙音乐的留声机。有一次她经过那儿时，发现收音机打开了——里面正要播放一首华尔兹舞曲，声音很清晰，可以判断是德国军队的电台播出的，不是在维也纳就是在布拉格。
但苏菲陶醉的不是音乐，而是收音机本身，它是那样不可思议的小巧。苏菲从没想到科学技术居然有如此魔力。但那时，她已了解到第三帝国新生的电子科技正在发生突飞猛进的变化。这台收音机不超过一本普通书的大小，褐红色的表面烙着“西门子”字样，面板是塑料的，一根天线从上面伸出来。苏菲看着它既害怕又羡慕。十月的那天黄昏，与霍斯交锋后，她回地下室的途中又经过那扇开着的门，又看见了那台收音机，她想今天不能再犹豫了，她必须设法偷走它。这一想法令她感到极度恐惧。
她站在过道的阴影中，离斜顶小屋的楼梯只有几步之遥。收音机里播放着柔和的华尔兹舞曲。霍斯的脚步声从下面传来，他已离开房间去巡视。她静静地站了一会，感到又饿又冷，浑身无力，像要病倒了。她一生中从未有过这样的时刻，现在她希望这一切不过是个恶作剧。不，她还没有完全失败：霍斯至少答应让她见见儿子。但回头想想刚才发生的一切，再想想即将来临的集中营的折磨——这一结局令她无法接受，无法理解。她闭上眼睛靠在墙上，因饥饿而感到一阵恶心。那天早上就是在这儿，她把吃下去的无花果全吐了出来。现在这里已被党卫军的奴才们打扫干净了，但在她的想象中，这里仍有一股酸甜的香味。她的胃一下子痉挛起来，疼痛难忍。她闭上眼睛伸出手向前摸索，突然触到一把软毛，像魔鬼身上毛绒绒的小球一样令人毛骨悚然。她发出了一声短促的尖叫，睁开眼睛，意识到自己摸到的是一个牡鹿的鹿角。这是霍斯1938年在视野开阔的科尼西山坡上的捕获物——她听见他对党卫军来访者说，“三百米远一枪命中”。（谁知道呢，也许她当时也听见了这致命的一声枪响！）
牡鹿的两只眼球向外凸着，苏菲的样子便映在那里面：虚弱不堪，死灰般的脸色。她死死地盯着那个映像，一时间迷茫，紧张，没了主意。她在想，怎样才能让自己不这么迷乱呢？在这几天里，苏菲好几次经过爱米的房间。她越来越渴望实施那个计划。她不想辜负汪娜的信任，这一直像噩梦一样困扰着她，但是——上帝，这多难啊！关键的因素只有一个：怀疑。如果这部稀有的收音机不见了，将会导致报复，惩罚，拷问，甚至滥杀。这所房子里的犯人自然都会成为怀疑对象；他们首先会被搜查，拷打。甚至包括那两个肥胖的犹太裁缝！但苏菲发现她可以利用另外一点，即党卫军的人也可以成为怀疑对象。如果只有像苏菲这样的极少几个囚犯可以到楼上来，那么这个图谋完全没有可能性，无异于自杀。但是，每天至少有十几个党卫军经过这里到霍斯的办公室去——传递消息和命令的通讯员，以及来自集中营各部门的各种人。他们也可能把贪婪的目光伸向爱米的袖珍收音机；他们中至少有几个人会被怀疑。事实上，有比囚犯多得多的党卫军成员经常到霍斯这儿来，苏菲觉得她完全能迅速摆脱嫌疑，这很符合逻辑——甚至她可以捕捉到更好的机会来做这事儿。
那么现在就是如何把握时机干净利落地行动的问题了。她已在前一天与布罗尼克悄悄说好：她将把收音机藏在囚服下面，然后迅速回到楼下，在黑洞洞的地下室里交给他，再迅速地转移到等候在大门外的联络人手里。同时，房子里肯定会乱成一团，地下室马上会被翻得底朝天。布罗尼克也会参加搜查工作，他会一瘸一拐地边走边提出一些建议，充分展示其走狗的丑恶嘴脸。但愤怒和混乱最终毫无结果。被吓得战战兢兢的犯人们逐渐又放松下来。而在部队驻地的某个地方，一个长着老鸨脸的党卫军小队长惊恐万分，因为关于他偷窃的指控正四下传播。地下组织从而获得一个小小的胜利。而在集中营的某个角落，男男女女围住这个宝贵的小盒子，收听肖邦的乐曲，音量被关得很小很小。他们相互说着鼓励的话，好像重又找到了生活的动力。
她知道她必须马上行动，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于是她移动脚步，心狂跳着，顾不上像魔鬼一样纠缠着她的恐惧——鬼鬼祟祟地走进屋子。她刚走了几步，身体晃动了一下，感到有什么不对劲儿。她预感到她在时机和策略上犯了可怕的错误：如果她把手一放到收音机那冰凉的塑料壳上，灾难便会马上降临。这感觉像无声的尖叫弥漫在这间屋子里。她后来不止一次地回忆说，当她的手触到那渴望已久的东西的一瞬间，她想起了她父亲在一个遥远的夏日说的话，那声音里充满鄙夷：你干的一切都是错的。但她还没来得及思考这个声音，另一个声音已在她身后响起，是那种冷静的说教式的德语：“你的工作可能需要你从这儿上下楼，但不需要你到这间屋子里来。”苏菲倏地转过身，爱米迎面站在那儿。
那女孩站在衣橱旁。苏菲从没在这么近的地方看过她。她穿着一条浅蓝色的紧身短衬裤，那十一岁的早熟的Ru房在同色的｜乳罩下隆起。她的脸很白，圆得令人吃惊，像块圆饼干，上面是一头卷曲的黄发；她的样子很端庄，但又显得有些堕落，圆鼓鼓的鼻子，嘴和眼睛都像画上去的——苏菲最初认为，是画在一个洋娃娃脸上，后来又觉得画在一个气球上。苏菲觉得第二个想法似乎更……也许不是堕落，而是……不天真？苏菲默默地看着她，想：爸爸说得对，我把一切都搞砸了；我应该先弄清楚情况。她结结巴巴地总算找到了词儿：“对不起，小姐，我只是……”爱米打断她：“用不着解释，你到这儿来就是想偷收音机的。我都看见了。我看见你马上就要动手了。”爱米面无表情。她神色沉静地从衣橱里拿出一条垂着流苏的白色长袍披在自己近乎裸体的身上，然后转过身去，用公事公办的口吻说：“我要去向我的父亲报告，他会惩罚你的。”
“我只是想看一看！”苏菲临时想着对付的话，“我发誓！我从这儿经过了很多次。我从来没见过一台收音机这么……这么小。这么……这么可爱！我无法相信它真的可以收音。我只是想看看——”
“你撒谎！”爱米说，“你就是想偷它。我可以从你的表情看出来。你就是想偷，而不只是拿起来看看。”
“你一定要相信我！”苏菲说。她感到自己喉头发紧，就要哭出来了，浑身软弱无力，双腿又沉又冷。“我不可能想拿你的……”但她停了下来，心想这没什么用。既然她已贻误了这一时机，那就说什么也没用了。只有一件事对她仍然很重要，那便是她将在第二天见到她的小儿子。怎么能让爱米搅了这事儿呢？
“你就是想偷！”那女孩坚持说，“它值七十马克。你可以用它来听音乐，就在深深的地下室里。你是个肮脏的波兰人，波兰人都是贼。我妈妈说波兰人比吉普赛人更坏，而且更脏！”小鼻子在那张圆脸上皱成一团。“你身上真臭！”
苏菲眼前一黑。她听见自己呻吟了一声。因为紧张，或饥饿或悲伤或恐惧或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原因，她的经期推迟了至少一周（这事在集中营里已发生过两次），但现在它像山洪暴发似的突然来临；她觉得血大量涌出，眼前却变得一团漆黑，最后只看见爱米的圆脸。她觉得自己在往下掉，往下掉……恍惚中，她好像在波浪的摇曳中慢慢睡着了，耳朵里灌满遥远的声音，当她慢慢醒过来时，这声音越来越大，最后变成了一声凶猛的吼叫。有一会儿，她仿佛觉得这是北极熊的怒吼，而她正漂浮在冰上，身上刮过刺骨的寒风，她的鼻子都被冻僵了。
“醒醒。”爱米说。她的脸像腊一样苍白，离她很近，她甚至可以感觉到她呼出的气息。苏菲这才知道她正平躺在地板上，女孩蹲在她身旁，把一个小药瓶放在她的鼻子下。房间的窗户大开，放进了冰冷的新鲜空气。刚才那吼声原来是集中营的号角声，现在已慢慢减弱，只留下一丝余音。在爱米裸着的膝盖旁是一个刻着绿色十字的塑料药箱。“你晕倒了，”她说，“别动。把你的头放平，这样可以让血流畅通。深呼吸。这种冷空气可以帮你恢复。同时保持不动。”苏菲立时清醒过来，但她感觉好像在演一场戏，可戏中的主角却换了：是刚才的还是很久以前——不可能是很久以前，这孩子还像凶狠的冲锋队员一样对她大发雷霆，而现在却像护士一样对她悉心照顾。这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呢？苏菲呻吟了一声，身子动了动。“你不能动，”爱米命令道，“我有救护证书——一级。照我说的做，懂吗？”
苏菲静静地躺在那儿。她没穿内衣，不知道身上弄得有多脏。她觉得囚服的背后已经湿透了。令她吃惊的是，在这种情况下，她居然想她是否弄脏了爱米整洁的地板。在某种程度上，那孩子的行为更让她绝望。她觉得自己既是一个受害者，又是一个被看护的病人。苏菲发现爱米的腔调和她父亲一样，冷漠而疏远。当她唠唠叨叨地做着那些事时，完全没有一丝温柔（她用力拍打着苏菲的面颊，说急救手册上写着快速拍打可以帮助昏死病人恢复意识。她一直滔滔不绝地讲解着一些医学常识）。她像一个微型的党卫军中队长，党卫军的精神与准则——它的真正本质——已深深烙在她的遗传基因里。
终于，连续的拍打产生了效果，苏菲脸上终于出现了一层令人满意的红晕。女孩命令她坐起来靠在床上。苏菲照办了。慢慢地，她为刚才的突然晕倒暗自庆幸，因为当她把目光从天花板上收回来重新聚焦在眼前那些东西上的时候，她意识到爱米变得温和多了，或至少是一种可以容忍的好奇，好像她心里对苏菲的愤怒全被赶跑了；这一次的救护似乎成了一个宣泄的途径，使她可以享受一下为官的感觉；然后才又变回到那个胖胖嘟嘟的小女孩模样。“我要对你说一句话，”爱米小声地说，“你真漂亮。威尔曼恩说你一定是瑞典人。”
“告诉我，”苏菲用虚弱的声音轻声说，漫无目的地想缓和一下气氛，“告诉我，你这件长袍上绣的图案是什么？它很漂亮。”
“这是游泳锦标赛的冠军标志。我是我们班的冠军，是初级。我当时只有八岁。真希望能在这儿搞一个游泳比赛，可是不行。现在是战争时期，我只能到索拉河里去游泳。我不喜欢那条河，里面尽是脏东西。我在初级比赛里是游得相当快的。”
“在哪儿，爱米？”
“达考。在部队驻地里，有一个专为我们孩子修的很棒的游泳池，甚至还有温水设置。不过那是我们到这儿来之前的事了。达考比奥斯威辛好多了，但那是在帝国。看看我的纪念品。中间那个大的，是第三帝国青年团领袖波尔德·冯·希拉希亲自颁发给我的。我给你看看我的纪念薄。”
她从抽屉里捧出一大摞纪念册，上面贴满照片和剪贴。她把它们放到苏菲身边，转身去开收音机。里面传出静电的劈啪声，她调了调，杂声消失了，响起一段微弱的汉德尔的管乐齐奏，喇叭声，号角声，洋溢着喜悦和胜利。苏菲忽地打了个寒战。“那是我。”女孩一遍又一遍地说着，指着那个肥胖雪白，做着各种姿势，充满青春活力的女孩。难道达考从来没有阳光照耀？苏菲有些近乎失望地想。“那是我……那也是我，”爱米继续用她那胖胖的手指指点着，“我……我……我……”她说了一遍又一遍。“我已经开始学跳水了，”她说，“看，这也是我。”
苏菲不再看那些照片，眼前的一切变得模糊起来。她的眼睛寻找着打开的窗户，窗外十月的天空中已出现像钻石一样闪亮的晚星，令苏菲感到惊讶。这时，天空的云层突然涌动，地平线镶上了一道很粗的光环，一阵烟雾被阴冷的夜风从东边吹来。从早晨到此时，苏菲那天还是第一次闻到这股焚烧尸体的气味。比克瑙正在焚烧从希腊来的最后一批旅行者。号角！收音机里传出赞美的颂歌，公羊咩咩地叫着，天使报喜——令苏菲想到即将来临的那个早晨。她开始哭起来，声音不很大地说：“好在明天我就能看见吉恩了，至少还有这个希望……”
“你哭什么？”爱米问。
“我不知道。”苏菲回答道。她想说：“因为我的小儿子关在儿童营，因为你的父亲就要让我见到他了。他的年龄和你差不多大！”但她还没有说出来，便被收音机里一个雄浑的男中音打断了：“这里是伦敦！”她听着那个从远处传来的像蒙上一层锡箔纸的声音，知道这是对法广播，却在黄昏时分传到了喀尔巴阡山脉。她从心里感激着这位不知名的播音员，怀着激动的心情听到下面这句话：“意大利对德宣战……”虽然不完全知道具体情况和原因，但她马上跟着伦敦传来的声音欢呼起来（她直直地盯着爱米，知道这孩子无法理解）。她知道这条消息意味第三帝国真正的厄运降临了。她仿佛还听到了纳粹最终灭亡的消息。她集中精力去听下面的播音，可收音机跳台了，一片嘈杂。她又哭泣起来，意识到她在为吉恩……是的，但也为别的东西，更是为她自己，为没能偷走收音机，为彻底的失败而痛心疾首，羞愧难当。她知道自己不会再有勇气了。几个月前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