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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该死的电话，带给你一个消息——你买的彩票中了五千万美元的大奖。我这样比喻一点也不夸张（可以提醒一下大家，有一次我曾说过我从未在女人面前赤身裸体过），苏菲温柔的提议使我惊喜交加，再加上她手指的抚摸，直截了当的挑逗，我感到一阵气紧，不停地大口喘气。我想我现在正处于换气过度的状态，有一会儿我以为自己要晕过去了。
当我抬眼看她时，她正扭动身子脱下她在可罗尼亚专卖店买的泳衣，于是我便从几英寸远的地方看见了我以为要等到中午才能看到的情景：一个年轻女性的身体，油一样光滑的皮肤，丰满的Ru房上两颗逗人的棕色｜乳头，光滑的肚腹上像一只圆圆眼睛的肚脐，还有（还好，我还能思维）一片迷人的三角形上的荫毛。我觉得所处的文化环境——整整十年远离漂亮女孩以及对人体普遍的封锁——束缚着我，使我几乎忘记女人所拥有的这最后一道防线。我仍然呆在那儿；这时苏菲已转身向海滩跑去。“来呀，斯汀戈。”她大叫着，“把你的衣服脱掉，我们到水里去！”我站起身呆呆地看着她走远。我敢说没有一个贞洁和长期以来被性饥渴所折磨的天主教骑士能像我这样在第一次看到苏菲跳跃的屁股——那令人神魂颠倒的情物时，就这么垂涎欲滴地傻眼干看着。接着我看见她水花四溅地扑进混浊的海水里。
我想我一定是太过惊慌以致忘了跟着她下水。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太快，我的思维被锁住了，脚也像在沙滩上生了根。情绪的巨大转换——刚刚还在谈着华沙的恐怖，一下子变成了现在放荡的嬉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激动异常却又迷惑无助，没有什么能指点我该怎么办。我在过度的偷偷摸摸中——尽管那地方非常僻静——把裤子脱下，站在翻滚着奇异云彩的灰蒙蒙的天空下，一任我的男子气飘向那无翼天使。我呷着啤酒，醉醺醺的，但心里充满快乐。我看着苏菲游泳。她游得很好，很轻松，但我希望她不要那么轻松。有一瞬间我担心她喝了那么多威士忌酒还游泳。空气很闷热，而我像患了疟疾一样在冷热两极之间不停地战栗着。
“嗨，斯汀戈，”她游了回来，咯咯笑着，“Tu bandes。”
“Tu……什么？”
“你那儿硬起来了。”
她马上就看见了。当她往回游的时候，我曾不知所措地想用床单把它安排好。为了使自己不致显得太笨拙，我做出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躺在床单上——或者说在我瑟瑟发抖之中尽可能地显出无所谓——用我的前臂把它挡住；但这种努力并不成功。当她猛地倒在我身边时，它忽地一下子跳入她的视线，我俩便像海豚一样滚进了对方的怀抱。从那时起，对这种拥抱的极度渴望把我折磨得彻底绝望了。我一边吻着苏菲，一边像马驹一样嘶叫着，但我能做到的也仅仅是亲吻；我紧紧搂住她的腰，不敢去抚摸她的任何部位，害怕我那双鲁莽的手会损伤她。她的肋骨仍然很脆弱。我想着内森的脚踢，也想着她过去的极度饥饿。我还在不停地发抖；我能感觉到的只是她嘴里香甜的威士忌酒味。我们俩的舌头纠缠在一起。“斯汀戈，你抖得厉害。”她把舌头缩回去小声对我说，“放松些！”我发现我居然流起口水来——当我们的嘴唇又紧粘在一起时，这愚蠢的流涎使我更加羞愧难当。我不知道我的嘴巴为什么会泄漏，而这一担心妨碍了我对她的胸部，臂部，还有梦寐以求的那个角落的探索。我完全陷入一种莫名的瘫软麻木的状态，就像一万个长老会主日学老师在长岛上空云集，他们的出现使我的手完全残废了。几秒钟像几分钟一样过去了，而几分钟又像几小时一样过去了，而我仍然无法动一动。这时，好像是为了结束我的受难，或许是为了让事情进展下去，苏菲自己采取了一个行动。
“你的雀雀长得很可爱，斯汀戈。”她说，一边轻轻地但却很果断地抓住了我。
“谢谢。”我听见自己咕哝了一声，脑海里仍然闪过一丝不相信（我想她确实是抓住了我的），但我假装很圆滑老道地问，“你为什么叫它雀雀？在南方我们叫它别的名字。”我的声音颤抖得厉害。
“内森是这样叫的，”她回答说，“你们在南方管它叫什么？”
“有时我们叫它鹤嘴锄。”我小声说，“在南方的北部地区，人们叫它筒或工具，还有的叫做彼德。”
“我听过内森叫它是他的D·rk，要么就叫Putz。”
“你喜欢我的吗？”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声音。
“它很可爱。”
我已经想不起最后是什么——如果真有的话——结束了这段可怕的对话。当然她是想用夸奖来使我更兴奋——说我“巨大”甚至“大”都行，什么都比那“可爱”强。也许是我突然的沉默促使她开始像个熟练的挤奶女工一样熟练而热切地揉捏着我。她的动作十分剧烈；我听见她的呼吸急促起来。我也同样喘着粗气。这时她低声说：“翻过身来躺着，斯汀戈亲爱的。”我脑子里突然闪出她曾描绘过的与内森贪婪地Kou交的情形。这一切让我难以忍受——所有的揉捏摩擦，还有（我的上帝，她叫我“亲爱的”）突然间与她共尝禁果的命令。我像一头等待宰杀的公羊一样发出一声痛苦的哀鸣。我的眼睑紧紧闭上，一下子像洪水决堤似的溢精了，接着便瘫软得像死人一样。在这种时候她肯定是不应该笑的，但她的确笑了。
几分钟后，她意识到我的沮丧，说：“别让自己太难受，斯汀戈。这种事时有发生，我知道。”我像一只湿透的纸口袋一样瘫在那儿，眼睛闭得紧紧的，简直无法回想我的这次失败。早泄（在都克大学的心理学成绩4B）。我绝望极了，我想我再也无法睁眼面对这个世界——我简直就是海底里最低级的软体动物。
我听见她又咯咯笑起来，于是睁眼往上望去。“瞧，斯汀戈，”她在我不相信的凝视中说，“这对美容有好处。”我看着这个疯狂的波兰妞儿拿起酒瓶喝了一大口威士忌，而另一只手——那只同时带给我极乐和极度的羞辱的手——轻轻将我刚溢出的东西抹在她的脸上。
“内森常说这玩意儿含有丰富的维他命。”她说。不知什么原因我一直盯着她的纹身，它在此时好像与此情此景很和谐。“别这样悲哀，斯汀戈。这不是世界末日。每个男人都有过这种情形，尤其是年轻人。就拿托泽夫来说吧，在华沙时我们第一次Zuo爱时，他也是这样，与你完全一样。他也是个童男。”
“你怎么知道我是童男？”我沮丧地问。
“唔，我就是知道，斯汀戈。我知道你和那个叫莱斯丽的姑娘没有干成，你只是编了一个故事说你俩上了床。可怜的斯汀戈——哦，说实话吧，斯汀戈，我并不是真的知道。我只是猜的，但我猜对了，不是吗？”
“是的，”我咕哝着，“我纯洁得像白玉一样。”
“托泽夫在很多方面与你很相像——诚实，直率，这使他有时显得像一个大男孩。这很难形容。也许这就是我喜欢你的原因，斯汀戈，因为你让我想起了托泽夫。如果他不被纳粹杀害，可能我会嫁给他。我们谁也不知道究竟是谁出卖了他。这成了一个谜。但肯定有人告发了他。我们也常像这样出去野炊。这在战争时期非常难得——几乎没有什么可吃的——但我们也在夏天到郊外去了一两次，也像现在这样铺上一张床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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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令人吃惊。刚刚才做完那事儿——虽然失败了，却是我所经历过的有生以来最震撼灵魂的巨大灾变——她居然没事似的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中，似乎我们刚才的亲密接触并不比在某个舞厅跳两步舞更能打动她。难道这是痛饮的结果？她的眼睛有些迷乱，嘴巴不听使唤，像土豆贩子似的滔滔不绝。她这种满不在乎的样子使我痛彻心扉。瞧，她正把我刚才溢出的Jing液像擦面霜似的涂抹在脸上，不谈我（她刚才曾叫我“亲爱的”！）——也不谈我俩；而是讲起了一个已死去多年的旧情人。难道她忘了仅仅在几分钟前她刚刚把我引进那个我十四岁起就渴望进入的圣堂吗？难道女人们都像关掉电灯一样如此迅速地熄灭她们心中的欲火？托泽夫！她和她的这位旧情人快让我发疯了。她刚才对我的突如其来的激｜情表现不过是把我当作托泽夫的替身，用我的肉体来填补她空虚的幻象——我几乎不能再想下去，这一切像一把冰冷的刀子刺透了我的心。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她有些支持不住了；她的声音已变了调，嘴唇也变得麻木，十分笨拙地动着。她像被施了催眠术似的前言不搭后语。应该引起警觉了！我把酒瓶从她手中拿掉。
“这事让我很难过，斯汀戈。我真的很难过。这事怎么会变成这样呢？如果托泽夫不死就好了。我很喜欢他，甚至超过对内森的爱。真的！托泽夫从不像内森这样虐待我。谁知道呢？也许我们会结婚，如果真这样的话，一切都不是现在这个样子了。有一件事——他的姐姐，汪娜，我早该让他摆脱她那邪恶的控制了。酒瓶呢，斯汀戈？”在她说话时，我把剩下的一点点酒倒在了身后的沙子里。“酒瓶。汪娜那个Kvetch，她简直是个邪恶的Kvetch！（我爱Kvetch。内森，又是内森式的语言！）她应该对托泽夫的死负责。对，我承认……是该有人对那些出卖犹太人的人复仇，但为什么偏偏是托泽夫？为什么？那是汪娜定的，她有这权利，这个Kvetch。是的，她是那个地下组织的头儿，但让你的兄弟充当这个城市的惟一杀手，这公平吗？我问你，公平呢？他每次杀了人都要呕吐，斯汀戈。呕吐！那一切都快把他变疯了。”
她的脸变得灰白。我屏住呼吸。她极度绝望，到处摸索着酒瓶，嘴里嘟囔着。“苏菲，”我说，“苏菲，酒已喝完了。”
她完全沉浸在回忆里，似乎根本没听见我的话，而且她的眼泪也快流出来了。突然我第一次明白“斯拉夫式忧郁”这个词的含义：悲伤与痛苦像黑色阴影扫过雪地一样掠过她的脸庞。“上帝诅咒你这个妓女！汪娜！她是一切不幸的制造者。一切！托泽夫的死，我到奥斯威辛……这所有的事！”她开始抽泣，泪水像断线珠子似的挂在她脸上。我难受地动了动身子，不知该如何是好。虽然厄洛斯爱神已经飞走了，我还是伸出手去将她搂过来，让她躺在我的怀里。她把脸靠在我的胸口。“哦，上帝诅咒你！我太难过了，斯汀戈！”她嚎啕大哭起来。“内森在哪儿？托泽夫在哪儿？他们都到哪儿去了？哦，斯汀戈。我不想活了！”
“嘘，别这么说，苏菲，”我轻声说，一边用手抚摸着她赤裸的肩膀，“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抱紧我，斯汀戈，”她绝望地喃喃着，“抱紧我。我觉得我要掉下去了。噢，上帝，我快要完了！我该怎么办？我这么孤独！”
不胜酒力，伤心，疲乏，加上闷热——所有这些使她在我怀里睡着了。我也喝了不少啤酒，再加上精力耗尽，不知不觉也睡着了，紧紧贴着她的身体像裹在一张保护网里。我漫无目的地做起梦来，又是我一生中常常做的那种毫无目标地追逐某种东西的梦中之梦：爬上陡峭的三角形楼梯，坐着一条小船沿河而下，穿过荒凉的小巷和迷宫般的院落（在那儿我看见我崇拜的都克大学的英文教授，穿着一身花呢西服站在一辆急驶的汽车上），穿过了灯光陆离的地下室和隧道。还有一条奇异可怕的排水沟。我的目标像以往一样无法明确，好像与一条走失的狗有关。这时我醒了过来，第一件事就是发现苏菲不见了。我大叫了一声，但这一声却被卡在喉咙里，出来时变成了一声呻吟。我的心狂跳起来。我急忙穿上游泳裤，爬到沙丘上——这样可以看见整个海滩——但什么也没有。她不见了！
我又到沙丘后面去寻找——只有一簇簇凋萎的杂草，没有人。附近海滩上也没有，远远的只有一个模糊的人影蹲在地上，好像在冲我招手。我朝那人影跑去，渐渐看清是个身材高大的男子在使劲嚼一块“热狗”，他的黑发从中间分开贴在头皮上。他和气地冲我咧嘴一笑，算是打了个招呼。
“你见到过一个人……一个金发姑娘吗？就是那种金发碧眼……”我结结巴巴地问道。
他肯定地点点头，笑了笑。
“在哪儿？”我松了一口气。
“我不会说英语。”他回答说。
至今我仍然记得，就在听他回答的那一瞬间，我越过他那毛茸茸的肩膀看见了苏菲，她的头浮现在绿色的油浸浸的波涛中，只有一个小圆点那么大。我来不及细想便一头扎进水里朝她游去。我是个不错的游泳能手，但那天我真正做了一次奥林匹克式的伟大壮举，劈波斩浪奋力前行，惊吓与绝望使得腿和胳膊的肌肉力量倍增，使我以我自己都不知道的巨大力量向前游着。我在温柔的污浊的海水中轻快地划动着手臂；即使这样，我现在仍很惊奇她是如何游到那么远的，而当我踏着假水停下来小憩并确定她的位置时，我痛苦地发现她仍在不停地游着，朝委内瑞拉方向游去。我大叫了一声，但她仍不停地往前游。“苏菲，回来！”我大叫着，其实不过是白在那儿叫喊。
我深吸了一口气，心里默默向上帝祈祷——这是我多年来的第一次，然后再一次开始英雄般的壮举，朝那团金黄｜色的头发游去。我觉得我突然获得一种不可思议的巨大力量，使我以惊人的速度向苏菲游去；透过被海水腌痛的双眼，我看见苏菲的头越来越大，越来越近。我意识到她已停止游动，仅过了几秒钟我便追上了她。海水几乎淹过了她的眼睛，但她并未处于溺水状态；她的眼睛像一只被逼到角落里的猫一样闪着发狂的光。她喝了几口水，显然已精疲力竭。“别，不要！”她气喘吁吁地说，想用手把我推开。但我游了过去，从后面紧紧地抱住她的腰，吼道：“住嘴！”我已经有些歇斯底里了。我抱住她，她并未像我预想的那样挣扎。我一发现这点顿时松了口气。她靠在我身上，听任我带着她慢慢游向岸边，只是轻轻地哭泣着，泪水和着海水溅到我的脸颊和耳朵上。
我刚把她拽上岸，她便四肢摊开倒在海滩上，吐出了起码半加仑的海水。接着她哽咽着，悲痛欲绝，像癫痫突发的人一样趴在那里剧烈地颤抖着。我从未见过如此强烈的悲伤。“哦，上帝，”她呻吟着，“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为什么不让我淹死？我太不幸了——我一直都那么不幸！你为什么不让我去死？”
我站在她赤裸的身体旁，一筹莫展。沙滩上只有那个刚才和我说过话的孤独的海滨行人，他站在那儿漠然地看着。我注意到他嘴唇上还沾有一抹番茄沙司；他用西班牙话对我们说了些什么，但我几乎听不见他的话。突然我身子一软倒在苏菲身边，这才发现自己早已精疲力竭。我伸出一只手疲软地放在她那赤裸的背上，从那时起便留给我一个极深的触觉印象：她的脊椎像骨架一样高高凸起，节节分明，整个身条像一条蛇似的随着她的呼吸一起一伏。天开始下起小雨，雨点打在我的脸上。我把头靠在她的肩上，这时我听见她说：“你应该让我淹死，斯汀戈。没有人有我这样多的不幸。没有！没有谁像我浑身充满不幸。”
但最后我给她穿上衣服，然后乘公共汽车回到布鲁克林的粉红宫殿。喝了咖啡后，她终于清醒过来，然后睡了一觉——持续了整个下午和晚上。醒来后她仍然紧张不安——显然，刚才那游向海洋深处的孤独之旅的记忆刺激着她，使她烦躁不安——但尽管如此，对于一个在悬崖边已走得很远的人来说还算恢复得不错。至于身体受到的其他损害似乎很少，只是灌下去的那些海水使她不停地打嗝，并在随后的几小时里不时呕吐。
后来——唔，上帝知道她已将我带到她过去经历的一些最深的深处，但也给我留下了一些没有答案的问题。也许她感觉到除非她完全回到过去，把那些曾向我隐瞒同时也对她自己隐瞒（谁知道呢？）的事情清楚明白地显露出来，她便不能真正回到现在。于是在那个阴雨绵绵的周末的余下时间里，她告诉了我有关她过去的更多的事。（比以前更多，但仍不是全部。有一件事仍一直埋葬在她心里。）我终于辨别出那个“不幸”的轮廓，这“不幸”从华沙到奥斯威辛，再来到布鲁克林这条惬意快乐的资产阶级街区，像个魔鬼似的一路无情地追逐着她。苏菲是在1943年三月中旬被关进监狱的，那是在托泽夫被乌克兰暗杀者杀害的几天之后。天空灰蒙蒙的，寒风阵阵，低矮的云层仍让人感到残冬的气息。她记得是在那一天的午后，当时她正乘坐一辆急驶的只有三节车厢的电力火车返回华沙。列车突然在华沙郊外急刹停下，发出一声刺耳的尖啸。她感到有什么事要发生。这不仅是一种凶兆——她将确凿无疑地被送往集中营。这个令人发疯的可怕念头甚至在盖世太保警察到来之前便突然袭上她的心头。十几个人走进车厢，命令所有人下车站队。她明白这是一次围捕。在火车剧烈的减速中她一直担惊害怕，那个突然的急刹车，车轮摩擦轨道产生的刺鼻的金属焦臭味，都预示着厄运的到来；或坐或站像挤在罐头里似的乘客同时往前一扑，手乱抓一气想找个支持点。末日到了。她想，这不是一次事故，是盖世太保所为。接着她听见一声命令：“下车！”
他们马上发现了那块十二公斤重的火腿。她的计策——把肉用报纸裹住塞在衣服下面佯装孕妇——现在看来太陈旧过时了，几乎马上就会引起怀疑。这根本不是个好办法，但她还是那样做了。那个卖肉给她的农妇一再要她用这个办法。“你至少可以试一试。”那女人说，“如果他们看见你公开拿着这肉肯定会抓你。还有，你的穿着打扮像个知识分子，而不像我们这些农妇。这会有用的。”但苏菲既没想到会遇到围捕，也不知道它的彻底性，所以盖世太保的打手把苏菲使劲推压在一面潮湿的砖墙上时，丝毫不掩饰对这个傻乎乎的波兰女人的笨拙诡计的轻蔑。他从外衣口袋掏出一把小刀，轻快地切进那个隆起的假腹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