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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儒商是业界天才，经营着一家房地产公司，身家逾亿。她说话的口吻并没有炫耀的成分，她只是把这个事实传递给我，是的，她只是让我和她一起骄傲。在旅馆里我们吃了很多芒果。她用瑞士军刀把芒果切成薄片，递给我时她犹豫片刻，后来，她走过来，对我说，张开嘴。我就张开嘴。她说伸出舌头，我就把舌头伸出来。我为什么要张嘴，我为什么要伸舌头呢？我不仅张开了嘴，伸出了舌头，还把芒果片小心着吞咽下去。一起吞咽的还有她的手指。她的手指有点咸。她的手指蹭着我的牙齿，不光蹭了我的牙齿，还蹭了我的嘴唇、鼻子和喉结。当她抱住我的头颅时，我的耳朵贴住了她温热的、跳跃着的乳房……后来所发生的细节，我没任何记忆，似乎记得她是骑在我身上的，那一刻我好像上了录像一样。我羞愧地发现，我的惊讶超过了我的快感。她已非多年前那个害怕地震的女孩。她那时最怕天花板把她的身体挤成三明治。
“你别劝我，没用，你不知道我多厌恶她。”他安慰我，“天下最毒妇人心，她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厉害的女人。我真想弄死她。”他声音亢奋起来，“她已经给他们家人写了遗嘱，说哪天她要是死了，一定是我干的。”他把另一条泥鳅剔成一根骨头，“三哥，电视，你看，电视……我没忽悠你吧？”
快餐店的电视里正在播报午间新闻，几个客人也在看。我听到女播音员有些颤抖的声音：
“今天上午八点，我市出现群蜂。它们成千上万地徘徊在市区。十二点正是下班高峰，已有数十名路人被蜜蜂蜇伤。为保障市民安全，市消防支队特勤二中队的消防战土穿上密不透风的防蜂服，开始力克群蜂。只见消防战士手拿高压水龙头，对着树上、电线杆、墙上的群蜂用水一阵猛冲，蜜蜂如密雨般纷纷落下，顷刻间，整条路上全是蜜蜂尸体。半个钟头后，机场中路的饿蜂被彻底清除了。消防车又开向其他被蜜蜂占领的路段。”
电视里配合着蜜蜂被歼灭的画面，那些蜜蜂的尸体像黄金覆盖了路面、消防车的顶盖，还有几只不时撞向摄像机镜头。电视里水龙头的哗哗声、消防人员大声吆喝的声音和过往行人惊恐的尖叫声将画面渲染得有些像恐怖片。
“你们这里经常这样吗？”老四看起来有些慌乱，“你们这里不是流行地震吗？怎么，现在又流行蜜蜂了？那么多蜜蜂从哪儿飞来的？”
我说我也不知道。我也从来没见过这么多蜜蜂。以前只有春天时，南方的养蜂人才会开着卡车，拉着蜂箱来这里采蜂蜜。
“我想洗澡，你带我去桑拿成吗？”老四擦着眼镜，不时观望着窗外，“那些蜜蜂不会跑你们小镇来吧？蜜蜂很厉害的，美国内华达州九六年就出现过蜂灾。那次总共有十六人被蜇死了。”
我说请他放心，小镇上会很安全。我这么说时其实心里也很不安。后来我说，你要洗澡的话，家里有热水器。不过你要真喜欢桑拿，小镇上也有两三家。
“那就别去了，在家里洗。这些泥鳅真不错。多钱一盘？这么便宜？我干脆带回大连好了。味道真香。”
出饭店时他没提那盘泥鳅。他已忘了它。我觉得我有必要带他去泡桑拿。我要把他带回家洗澡，他会不会笑话我，我虽然在小镇上生活，可是，我们小镇也不像以前了，大城市里有的，我们这里都有，比如茶馆、咖啡店、小姐什么的。对了，我是不是该给他也找个小姐。我给单立人打电话。单立人是我表弟。单立人不光是我表弟，还是个很有办法的人。
5
单立人找了个比较熟的女人。他说她捏骨的技术不错。我问他为什么不找两个？他愣愣地盯住我说，你发烧了吗？我说没有啊，后来想一想，我又说，我是有点发烧。
这个女人圆滚滚的。我相信老四喜欢这样的女人，他口味该和我差不多。他第一个女朋友，在某高校当打字员的那个姑娘，就是个丰润肉透的女人。那时老四多喜欢她啊，他把她带到海边，租了帐篷，一晚上做了六次。当然，他是用抒情的方式描述那个结束处男身份的夜晚：他提到大海淫荡的涛声，提到满天荡漾的星光，提到海鸥旖旎的欢叫，他甚至提到干破了的避孕套和在黑暗中的恐惧，“我干了她六次。真的，六次。”他那时还戴着黑框眼镜，看上去像大学里诚惶诚恐的年轻助教，“我真怕我精子流尽了，像被暴晒的海蜇那样没一点水分，干巴巴地死了。可一点事都没有。不过第二天，倒是她不会走路了。她走了两步就瘫在沙滩上。我想，我一定会和她结婚。我毕业后就跟她结婚。”
我不知道那个打字员是否嫁给了他。他进了包厢，我继续躺在休息室看电视。电视里的“热点透视”正在播放市民灭蜂的行动。主持人邀请了一位昆虫研究所的老教授，正在讨论蜜蜂的生理构造。那个老教授严肃地提到一些奇怪的名词，巢牌、蜡鳞、蜡腺、意蜂……然后他又兴致盎然地介绍新采的花蜜的含水量和含糖量，他说花蜜的含水量一般在5055％，含糖量4550％；成熟的蜂蜜，含水量45—50％以下……
主持人似乎也意识到老教授的言辞已经偏离主题，于是她开始转移话题，谈到了民间组织是如何对付这次蜂灾的。她说下午两点，出现了一支自愿前来收蜂的队伍。三个收废品的人从这里经过，由于他们以前都养过蜂，见此阵仗，他们估计蜂王有可能就在附近，于是三个人头戴塑料布，开始在隔离板上一层一层地拨开层层叠叠停在上面的蜜蜂，寻找蜂王，可是不到二十分钟，三个人的手掌、额头全都被蜜蜂蜇得肿成了馒头。又疼又急，三个人只好放弃。
这些疯狂的蜜蜂是从哪里飞来的？为什么陆西亚还不给我电话？我还在发烧，我想陆西亚。我觉得有点奇怪，我怎么会想她，一般都是她埋怨我不惦念她。陆西亚总是隔三差五来我这儿，洗个热水澡，顺便将脱下来的乳罩、长统丝袜晾到暖气片上，她把它们铺放得很平整。她每次都把这些贴身衣物摆放得很平整。她是服装厂的裁缝，一眨眼的工夫就能将两片布头缝成条肥大内裤。她说，他们厂的内裤全部出口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那些阿拉伯男人穿着他们厂的内裤去海边洗澡，或者去上班。她说话时那么自信，很长一段时间，我都以为那个国家的女人，如她详细描述的那样，蒙着白纱，骑着自行车，穿着“家美”牌超肥短裤去清真寺做祷告。并且，我因此爱上了她，有时候，我觉得她就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里的一个女人。这种联想很容易让人激动。
6
从浴池出来，我们并没有发现蜜蜂。正是下午两点，本应日光最强，但天空低沉，没有往日高远的游云。空气里挥发着铁锈的腥味。像是要下雨了。
“爽吗？”
“一条死鱼。”
到我家后他又洗遍澡。我很奇怪陆西亚怎么没在家。这个时候她该在浴室，或者躺沙发上看电影杂志。老四洗完后光着身体在狭小的客厅里散步。他从沙发旁走到巴西木前，再从巴西木走到沙发前。后来他去了阳台，蜷进一把黑漆的竹椅。他的样子让他看上去像只疲惫的猴子。他的肋骨还那么清晰，仿佛钢板上微微隆起的创记。他不停地抽着香烟。一根没抽完就掐了，接着点上一根，掐掉，再点上一根。
“你为什么不问问，我这些年都做了什么坏事？”他说，“你还像当年那样闷头闷脑，你一点没变。你干吗总这样软不拉唧的？”接着他又安慰我说，“不过，这样也挺好的。”
我递给他只削好的苹果。他咬了两口，把香烟头按在果肉上。我最怕闻到苹果和香烟混淆的气味。
“你把我的公文包拿过来。我给你看点东西。”我递给他，他有些笨拙地在公文包里翻来翻去。他从里面翻出了一只女人的乳罩，一双男式球袜，一些散乱的页码。
“这是我给她写的最后一封信。”他说，“我以后再也不给她写信了。你知道吗，我这半年里给她写了一百零八封信，几乎一天一封。可我没心情伺候她了。我他妈玩腻歪了。”
他没想到我翻了翻将信又递给他，“你的字还和从前那样烂。我看不懂。”
我们都笑了起来，笑出了声。他和以前一样，笑起来时，脸颊上浮现出两个他最讨厌的梨涡。
“我给你念，你听着。”
王翠秀：
这是我给你的最后通牒。我是个
重情意的人。这是我最大的弱点。两
年来，你这个贱货，就是利用我最大的
弱点，打击我，不让我过好日子。从我
们认识那天起，你就勾搭我，还一直追
到我家，和我上了床。你虽然流了点血，可是谁知道你是不是，抓破了身子的某个部位，冒充处女呢？你逼我和你结婚，说你有了孩子，虽然我不清楚是不是我的孩子，但是我没逼你打掉。我们结婚后，孩子四个月就死在你肚子里。
他的声音断断续续，平仄不分，他的身体在朗读的过程中缓慢地伸展开，大腿支到阳台上的窗棱，一只胳膊搭住花盆里的棕榈树。我看到一只蜜蜂从纱窗的破洞里钻进来，蛰伏在他的脚趾上。他的脚趾没动，也许他根本没发现它。后来他的声音开始有了起伏，愈来愈急促，那些我久违多年的充满了海蛎子味儿的大连方言在蜜蜂的嗡嗡声中，将阳台点缀得不安而充满危机。我摸摸自己的额头。很凉。我想我已经不再发烧了。我默视着老四的嘴巴，他的嘴唇上也落着一只蜜蜂。那只蜜蜂在老四的嘴唇上急速扇动着花纹翅膀，后来，是的，后来，我眼睛里全是蜜蜂了。我看到无数只蜜蜂飞进阳台，它们跳着蹩脚的8字舞，将没有花朵和蜜汁的阳台变成了一只潮湿、阴柔、巨大的蜂巢。
“你怎么了？”
“没什么。”
在精神病院的那段日子，你这个
贱货，每个星期还来一趟，坐在我的身
上和我干还当着另外两个精神病人的
面。我出院时你又怀孕，我想要孩子，
你却把他打掉，说那段日子我吃药，怕
孩子有毛病。我知道你心虚。你在我
住院期间，到底搞过几个男人……
“你听明白了吧？这个婊子就是这么迫害我的。”他笑着说。
我没吭声。我不知道要说什么。
“我想离婚，她不想离。”说完他从躺椅上站起来，“我离家出走过一次。我去找了王美。还记得王美吧，眼睛贼大的那个胖子。我跟她睡了三天觉，第四天早晨，我正在刷牙，我老婆就踢门进来了。”他皱着眉头，“她是个疯子，她怎么知道我跑到了王美那儿呢？她身后是我们单位的局长，还有公安局的。”
我盯着他。
“她指证我有精神病。他们就把我送进精神病院去了。”说完他从躺椅上蹿起，赤裸着身体和我面对面站立着，“医生逼我吃药，我就吃，给我做电击，我就做，让我绕着操场跑步，我就跑。有啥扛不过的？我只是受不了那个女精神病。三哥，信吗？她晚上对我进行性骚扰。这个花痴，乳房贼大，光着屁股，颤着两只大奶子，整天病房里溜达来溜达去，她还老幻想自己是个电影明星，让我求她签名。有时候她心情好，就躺到我床上自慰。”他突然笑了，“还有个老女
人，以为自己是根蘑菇，天天穿着黑衣黑裤，撑着把黑伞在院子里蹲着。”
关于老女人的这一段明显是他抄袭的，我以前在酒桌上听人家说过这段子。我盯着他。他和以前没什么两样，他的耳朵还是那么硕大，鼻子还是那么挺，牙齿还是那么白，眉骨上和蒙古人斗殴留下的刀疤还是那么突兀着暗红，说话时颧骨上的肌肉还是那样富有激情地抖动，并且因为急促的语速变得绯红——这让他看上去显得不安和羞涩……他这样一个人怎么就会被一个女人拖垮了？！
7
老四什么时候走的？他离开时和周虹离开时一样迅速。周虹说去看望我妈。她上高中时，最喜欢吃我妈炖的红烧肉。那天，老太太正在院子里翻一只斑点鸽。那只幼鸽被剪了膀儿，却不见了。我妈怀疑它是被一群野鸽子勾走的。她说她怎么都不明白，一只没膀儿的鸽子怎么会飞走呢？于是周虹和我妈到大街上找鸽子。她们在小镇电影院的垃圾箱里找到了它，据说当时它正在啄一只塑料拖鞋。她们把它用绳子捆绑好，以防止它再次失踪。周虹就是回去的路上离开的，她强行塞给老太太一百块钱，然后她就走了。我妈说她哭了，“这个害怕地震的丫头，在上海过得不好吗？她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老四是下午三点走的。他在我家总共待了一个小时。天气越来越凉，老四望着天空发呆。如果没记错，他是在他的手机爆响后变得焦躁不安的。他握着手机对里面大声咒骂，后来，他不光咒骂，还手舞足蹈起来。再后来，他关了机，将手机扔到桌子上。我问他在骂谁？他说在骂他们局长。我说你为什么骂领导呢？他说我愿意骂谁就骂谁，我想骂谁就骂谁。我说要尊重领导，对领导说话要心平气和。他愣愣地看着我，想说什么。可他什么都没说，他只摸了摸我的头发，说，他必须得走了。他说下雨时他在别人家睡不好觉，而他最忍受不了的便是失眠。他说我要是真舍不得他走，那么现在就去酒店喝酒，喝醉后他再走。他说他回去后就找帮痞子，把他老婆先奸后杀，他就自由了。他说等他彻底自由后，再来拜访我。他说再来拜访我时，希望我的摩托车能修好，那样他就能骑着摩托车去西柏坡旅游了。
“你手里有现钱吗？借我二百。”最后他说，“我来的时候，其实是打车来的，从富丽华出来，我随便叫了辆出租车就来了。从大连到唐山不远，可他跟我要了一千二。我回去只能坐火车了。”
我没送他，我把手里仅有的钱全给了他。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他离开时已经下雨了，我去拿雨伞时，他已经带上房门离开。在桌子上我看到了他的手机。他把我的手机装走了。我坐在沙发上闷闷地量体温。三十九度三。再后来我打开电视，那个女主持人还在介绍蜂乱，她说一名叫边浩的中年男子，开着辆白色奇瑞车经过，看到密密麻麻的蜂群，他立刻买来白糖，兑成水喷在车子外壳上，停在科华中路五号门口一棵被蜜蜂包围了的槐树下，片刻间，蜜蜂就把他的车子覆盖了，边先生说，这样可以把蜂王引出来，找到蜂王蜜蜂就会跟他回家。可是等了近一个钟头蜂王还是没有出现，边先生只好把这辆“蜜蜂车”开到了洗车场冲洗了……
我觉得我根本就没发烧，我觉得一切都正常。我觉得这一切都是真的，我手里拿着老四的手机呢。而且，我觉得我很清醒，因为我想到了要和主任续假的事儿，我的病假已经超期。单位的电话老占线，我拨了四遍仍然占线。我只好拨了第五遍。我又失望了一次。后来我就紧紧地捏着老四的手机不放，好像它是一条滑不溜秋的鱼。这部手机至少是五年前的机型，又大又沉，我拿在手里就像拿着一只穿了好多年的鞋子一样。再后来我干脆脱掉衣服，我小心翼翼地将左腿卸下，扔在地板上，裸露着身体削苹果。几只黑头蚂蚁爬过来，啃着塑料假肢上的几缕淡血。虽然我一点不喜欢我的左腿，我还是用烟头烫死了蚂蚁。雨越发地大了，好像在打闷雷，闪电鬼魅地在房间蛇游。在雨声中，我似乎听到了蜜蜂“嗡嗡”的歌唱声。
桃红杏红
鲁 雁
表姐夫魏明到我们村“蹲点”的那年还不是我的表姐夫。
魏明进驻红花峪蹲点并不蹲着，而是村里庄外、梁上坡下不住地串遛，他走到哪里都让峪里的女人心里鸡飞狗跳。魏明的中山装很蓝很挺，胸袋上别的钢笔帽在太阳下泛着铜光，前额上斜长的头发随风颤动。那时候峪里的桃花水正四处漫流，坡梁上的土地润润的解透了冻；他的到来盎然了红花峪的春意，也启蒙了我的两个表姐的爱情。
魏明背着行李进村，比通知的早到了一天，弄得大队干部和看热闹的社员都有些慌乱。暖洋洋的风中甩荡着溪边的杨柳条以及村姑们的长辫子。大队长背着两手脚步快得像被赶的鸭子，来了来了，他嚷。大人们脸上兴奋得通红，似乎这天的阳光与往常的很不相同。
红花峪在上级眼里一直不红，有名的落后大队。分田承包本来是头年就该落实的事儿，结果是秋上没行，冬里也没动，分田到人，承包到户，红花峪慢了两拍子。
魏明站在山坡梁上，把铜帽的钢笔别进口袋，拂拂额上的头发，望着春风说，八十年代的春风都吹拂沂蒙山大地了，该行动了。
大队长扔掉“丰收”烟巴子，拍拍腚上的土末子说，该行动了。
我们一群跟屁孩儿，拾起烟巴子分享着。这样的情景我们在电影里见过，跟踪的人把烟头狠狠一扔，真的就要行动了。
坡坡岭岭上的麦苗已返了青，红花峪在那个春天里分了青苗。
大队长是一把手，他的手不光捏烟巴子，还捏巴着六百多口人。我父亲是大队的会计，弄不明白他算几把手，他除了扒拉算盘珠子，还常扒拉那本老字典，给村里的孩子起名儿。
我大姑和二姑都嫁在红花峪本村。大姑家的桃儿表姐和二姑家的杏儿表姐的名儿就是我父亲起的，但她们的名儿不是从字典里扒拉出来的，是从树上摘下来的。
魏工作员住进了大队部，和电影队来人一样，很多人来看稀奇。魏工作员的床头上有崭新的牙缸，还有几本厚厚的大书。
大队长捏着烟巴子说魏工作员得尝尝山里的香椿芽炒鸡蛋。
我父亲就慌忙吩咐人群里的桃儿表姐回家拿鸡蛋。
大队长一面叫人去代销部拿“丰收”烟，一面嘟哝光鸡蛋咋行，还得弄只鸡。
我父亲就慌忙吩咐人群里的杏儿表姐回家去捉鸡。
杀鸡的自然是大队长的兄弟二瘸子，他自告奋勇要跟杏儿去捉鸡，他一瘸一拐跟在后边，像杏儿表姐用辫子牵着的一条狗。
二瘸子就在大队部院子里杀鸡，他一副大干快上多快好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