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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一切外公都很满意，不满意的只是“破产”两字，觉得晦气。他与工作队商量，能不能再改一个字，改成“无产地主”，理由是“无”比“破”更彻底，却在字面上好看一点。
他压根儿不知道有光荣的“无产阶级”这一说，工作队里的年轻人本想笑出声来，后来一想他很有文化，便怀疑他是讽刺，训斥了他一通。
既然在运动之中被划成了地主，那总该像敌人一样被批斗一下。外公的家由农会作了“封闭式隔离”。大门关上，门口贴一份隔离通告，还派一个农民看守着，不准随意进出。
这下祖母急了，他们吃什么呢？而且她估计，外公想不出任何办法。她自己则是危机处理专家，越是遇到麻烦勇气越大。
她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给我妈妈下达两项指示：第一，中午就由我妈妈拿着红提桶去给外公家送饭。她说“关监狱还准送牢饭，你把提桶交给看守的农民，他不敢拒绝”；第二，立即写信给安徽的叔叔，让他开一张证明出来，证明自己也是土改工作队员，这样我家就成了工作队员的家属，更容易解救外公。
事情比祖母预料的还简单，工作队由妈妈送饭的事想到了政策，居然很快撤消了封闭。只是勒令外公外婆，不能继续养尊处优，必须在路边河滩参加一些公益劳动，例如拔草。
那天听到不仅外公，而且连外婆也蹲在我家后门不远处拔草了，祖母显得有点慌乱。不是由于外公，而是由于外婆。
我说过外婆虽是我妈妈的后母，却与我妈妈极其投合，每次妈妈去，母女俩都避过外公，在楼上轻声嘀咕半天。但她从不出门，因此只在爸爸、妈妈的婚礼上与祖母见过一面。今天她以“地主婆”的身份到我家后门拔草，对祖母而言，无异于国使来访。
祖母一手提着一把小椅子，一手绞着一把热毛巾一颠一颠地走到外婆跟前，把外婆按在小椅子上，然后抖开热毛巾塞过去。这时妈妈也跟了上来，祖母吩咐妈妈，陪外婆一起拔草。
外婆想阻止又不知说什么话，只一味慌乱地喊着：“阿嫂……阿嫂……”
九
爸爸每次回乡探亲，总要到朱家村看看外公、外婆。
爸爸总觉得，外公如果不从上海回到乡下就好了。新政权在大城市里行事比较谨慎、谦和，外公的两个弟弟作为资本家在上海受到礼遇，外公既然已经没有财产就只能算作一个“待业职员”，哪里会划为“破产地主”？
但是爸爸又知道，这事与自己的婚姻有关。为嫁女而陷于贫困的外公，待在上海更加狼狈。当然也可投靠大女儿，我的姨妈，但姨妈闲话多，爱指点，老人不会舒心。几个儿子自己也都没有安定，只能指望老实、善良的小女儿照顾了，而小女儿又到了乡下。爸爸觉得自己作为小女婿没有出息，无法在上海安顿妻子，结果也牵累了岳父。
外公每次听爸爸这么抱歉地支支吾吾，总是瞠声一笑，“在上海能留几年？我家坟山在这里，迟早得回来！”
他所说的“坟山”，是指离他家和我家都不远的吴石岭，山脚下有他父亲朱乾利先生的墓。这是我见过最考究的私家墓地了，占地大，三面有盘龙白墙环绕。可惜，正因为过于考究，频频被盗，越到后来越不成样子，反而比不过周围其他的普通坟墓了。
我祖父的坟墓很普通，也在吴石岭上，是外公书的碑。妈妈嫁到余家后，看到祖母、爸爸、叔叔很在意坟墓的祭扫，下决心要亲自用黑漆把主碑和侧碑上的碑文全部涂描一遍。妈妈是用绣花般的细心来做这件事的，因此速度很慢，整整涂描了五天，每天都工作到夜幕降临后看不见字迹才歇手。在荒僻无人的山岙里，在密密层层的坟墓间，一个刚从上海回去的青年女子孤身一人这么做，把我的祖母深深感动了。以后祖母去上坟，路过朱家村，总会远远看看外公家的檐顶，但她还是没有去拜访。
十
吴石岭可不是一座普通的山。
山的北边和西边，紧挨着上林湖。大约自公元二OO年至一二OO年（东汉至南宋）的一千年间，上林湖的越窑，是中国青瓷文化的圣地，汇聚着无限的历史精致。据记载，皇家一次就会向这里定制青瓷十四万件，赐赠全国高官。每年多少次？一次次加在一起有多少件？真是一个天文数字。这里烧制的青瓷还是当时中国与外国进行贸易的主要项目，一艘艘沉甸甸的货船小心翼翼地从不远处的明州港（宁波）起锚，驶向日本、高丽、菲律宾、波斯、伊拉克、印度和埃及。唐代诗人陆龟蒙的名句“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可以证明越窑在当时的崇高地位。
这“千峰”中的第一峰就是吴石岭。它把翠色映在上林湖里，再染遍万千青瓷，使得海内外千年杯盏间全是我家乡的湖山。
垒窑的石块，从吴石岭上采凿，烧窑的树木，从吴石岭上采伐。窑变过程中最重要的烘炭，也在吴石岭下一堆堆地烧制。吴石岭是千年越窑的靠山。
那么，越窑为什么风光了一千年而在南宋末年突然沉寂了呢？几年前我从一位杭州老人口中听到过一种动人的传说。
老人说，本来越窑到宋代因受到各地同行的竞争，势头见弱，但是朝廷遇北方强敌后仓皇南渡，偏安杭州，大建宫苑宅第，对青瓷的需求急剧高涨。越窑离杭州近，一时又兴旺起来。
当时的窑主也姓余，在杭州宫苑豪门间成了一个你争我夺的对象，因上林湖而被人称为“余上林”。余上林由于经常安排供货路线，熟知全国情势，一天在杭州宫苑遇到一个襄阳籍的太监，便随口说了句“襄阳已被蒙古军包围三年”。太监把这话传给一位同乡宫女，宫女又在皇帝宋度宗面前说起，使皇帝大吃一惊，因为当朝权臣贾似道从来没有给他说起过。皇帝一问，贾似道巧言解释了几句，转身便捉拿了那个宫女和太监，最后牵连出窑主余上林，一并杀害。
贾似道祸国殃民，终被谢太后罢官远贬，押解他的是一位会稽县尉，出于义愤在半路把他处决。半年后，元军攻人杭州，南宋灭亡。正当兵临城下之际，一个初春的黑夜，长长一队货运马车来到上林湖畔，押车的一位文官原是余上林的密友，找到余上林的年轻儿子，说车上是宫廷图书馆最珍贵的版本，破城之日一定会被付之一炬，希望能找一个地方密藏。
余上林的儿子是现在的新窑主，一听宫廷眼冒怒火。那位文官立即告诉他：“贾似道已被处决，你们余家的仇已经报了。现在，天下斯文的最后一脉，全押在车上。”说着指了指车队。
窑主想了想说：“这么珍贵的书，放在哪家宅子里都危险，只能藏到吴石岭我们开采窑石的一个洞窟里，但是山洞潮气重，要在四周存放大量的石灰和干炭。上岙倒是有一个现成的石灰坑，但那么多干
笑着说。我猜他当时可能也曾动心，是否找一个同乡姑娘成家，可惜乡下姑娘结婚太早，而他又来去不便，两头等不着。
五
由于叔叔，乡村开始演戏。叔叔找来剧本，请村里一个外出过的老人家指划唱腔和动作，由我妈妈带着几个女孩子做戏装。
乡政府正愁农村缺少文娱活动，因此大力支持，先演《碧玉簪》，再演《借红灯》，像模像样，观者如潮。演出地点就在祠堂，点着一盏汽油灯。演员都是本乡女青年，男角色也由她们演，演唱中间还与台下的乡亲打招呼。
多年后我担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时接受海外记者采访，记者问我最早的观剧经历，我说在乡村祠堂，我坐在台上看，睡着了。扮演李秀英的女孩子唱罢“三盖衣”后就把那件衣衫盖在我身上，怕我着凉。盖妥了，她接着喝。
叔叔是我乡戏剧的推动者，他自己住在家里时进进出出也都哼着一种曲调，却不认真，有一句没一句。
我问妈妈：“叔叔在哼什么？”
妈妈说：“《红楼梦》。一本很重要的书。他哼的是越剧《红楼梦》。”
那天叔叔有空，把我招呼过去，问我课外读过什么书。我报了几本，就问他：“我能读《红楼梦》吗？”
他好像吓了一跳，眼睛一亮，然后又摇摇头，说：“别去读。”
“长大了再读吗？”我追问。
“长大了也不读，那书太悲苦。”
六
与女子们相比，乡间男子逊色多了。尽管来来往往的“工作同志”以男性居多，但乡间的男子老实怕事、沉默寡言，认字比姑娘们慢，看戏只知傻笑。更麻烦的是，小伙子里出头露面的大多是那群无赖子，也就是那个恶婆婆雇佣来企图砸船的那些人，游手好闲，说东道西，让人厌烦。
又不知是谁的发明，乡村间在批判恶婆婆后，又发起了整治“懒汉”的运动，实在是切中时弊，又妙趣横生。
七
“懒汉”这个称呼在这里，并不是品德定性，而是一个落后社会的结构性赘余，近似我们现在经常说的“边缘人物”，只是这个边缘地带十分辽阔。
他们不是不想干活，而是经常找不到活，干两天闲一阵，不像一个勤快人。其实鲁迅笔下的阿Q就是这样的人物，没有家，住土谷祠，给人家打点短工，没工打的时候更多，喝几口酒，听几句戏，打几回架，偷几个萝卜。以前人们相信“勤能致富”，其实未必。即便在小农经济时代，“自给自足”的难度也很大。每一项农活都是天时地利循环程序中的一个环节，能够有效掌控整个程序的农人，在整个农村中比例极小。因此，极大多数处于一种被动的“环节性雇佣状态”。
这些人中，有一半人吃苦耐劳，没活找活，干得累死还是一贫如洗；另一半人看明白了，心想既然结果都是一贫如洗还不如不干，何苦从辛苦里绕个弯。
这些人由于长久闲散，倒也见多识广，一有风吹草动必先冲上前去，观望、起哄，直至参与。阿Q就是这样跻身革命却未被准许的。我们乡间土改时期，这些人也站在前面，上上下下都来得，等到浪潮过去，他们又闲下来了，把从地主家分得的“胜利果实”，也一一变卖果腹，生活又很快难以为继。
我发现祖母与这些“懒汉”很谈得来。对于村子里那些老实本分的庄稼人，她会背后夸奖，而对于“懒汉”，却会当面说笑。相比之下，她尊重庄稼人，却喜欢“懒汉”。这里边的原因，我小时候一直不明白。
八
邻村有一个姓周的“懒汉”，比较有名，他还是祖母的表侄儿，绰号“滥料”。
土改时要把地主家的充公财物分给贫苦农民，财物已经登记造册，贫苦农民可以按照各家标准选择申请。他事先来问祖母该申请什么，祖母劝他选一些最实用的寒衣和农具。谁知他偏偏选了一把最不实用的红木象牙太师椅，搬进他家的茅茨泥地间，不知如何伺候。后来实在是又冷又饿伺候不下去了，便把它扛到周围的集市去卖，还开出了一个天价，观海卫、逍林、鸣鹤场都去了。这椅子死重，亏他一天天风雨无阻地扛在肩上汗流浃背，游走四方。
但是，那年月大家都在打造一种简朴的新生活，谁会买这种椅子？
有一次我爸爸从上海回乡探亲，在外公家问起那年与妈妈结婚时拜高堂，受拜的外公坐的那张大椅子何在，外公万分谦恭地说：“周同志保管着。”
爸爸觉得奇怪，便问“周同志”是谁，外公说出来的名字爸爸又没有听说过，只得回家问祖母。祖母听了大笑：“什么周同志，滥料啊！”
九
原来外公上街时已经多次见滥料把那张椅子扛来扛去，只是没有作声。这次祖母觉得外公把滥料恭称为“周同志”非常可笑，当作笑话到处说，结果反倒让滥料本人知道红木象牙太师椅是谁家的了，不免大吃一惊。他知道是亲戚关系，连忙扛着椅子到祖母面前道歉。
祖母说：“这椅子你是分来的，又不是偷来抢来的，道什么歉？只是你不听我话，没要两件棉衣，椅子又不能穿。”
滥料回答道：“也能穿，天天背来背去，一身暖和。”
祖母笑了，说：“还是我买下送回去，做个人情吧。你可不能乱喊价。”
滥料夸张地后退两步大叫：“我不可能要这钱，对亲戚不仁不义，今后还怎么号召群众？”他还带着土改时的一些词汇。
祖母趁机舀给他一袋粮食，又数给他一点零用钱，说与椅子无关，是婶婶救济表侄儿。
滥料忙摆手：别说救济，是借贷。
祖母说：“你还讲究这个，要说借贷就要还，不能名不副实。”
滥料说：“那就说帮衬吧。”
祖母笑了，说：“连你也会咬文嚼字！”
说完，祖母又请他帮忙，把椅子搬回外公家。
十
滥料办这等事总是太张扬，摇来晃去怕人家不知是怎么回事，一路说。还没走过河西桥，已经有小孩飞快地去报告外公了。
外公闻讯后堵住门，等滥料到了就说：如果再坐这椅子，这几年就算白“改造”了。
滥料没法，只得再扛回余家，报告祖母。
祖母听了有点生气，说外公“怎么进步得有点矫情了”。
妈妈在一旁说：“他倒不是矫情，是怕坐上这椅子想起以前虚有其表的日子。”
祖母一想，这事本该多问问我妈妈，现在卡住了，还是让妈妈处置为妥，因为只有她能体谅两头。
祖母把这个意思告诉了妈妈。
妈妈想了想，说：“村里演戏正缺一把太师椅，做道具。”
从此，每当戏演到一半，总会有人到台口眯缝着眼睛大叫滥料，要他赶快上台来扛椅子、换布景。那椅子实在太重，赖在他身上了。
十一
第二个著名“懒汉”住在我家对门的两间石屋里，叫方子。
清清瘦瘦，说话不多，在村子里没有一个朋友。有一次户口登记，登记员照往常习惯写了他的名字方子，他看了骄傲地冷笑一下，说：“不对，是石肪的舫，迟暮的迟，肪迟。”登记员不明白什么是“石舫”，什么是“迟暮”，他又冷笑一下，说：“递笔来，我自己写。”
他是外出回来的。到过哪里，做过什么，大家都不知道。在我印象中，他平日只做两件事，一是拉二胡，二是与我们学校的老师作对。我们有时追着他的琴声过去，他一见便停，问今天学校里老师又讲了什么课，我们稍稍回答，他便开始笑骂老师处处不通。他说，好多字是前人搞错了的，不用学得太认真。例如那个“矮”字，一个人戴着帽子蹲着脚在射箭，“矢”就是箭，那么这个字就应该是射；而“射”呢，寸身为矮，正好对调。
听他这么说我就佩服起来，他则叹一口气，苦笑一下，拿起二胡又拉了起来，声调十分凄凉。
祖母背后说他，年纪轻轻不干事，就靠老母亲纺纱织布养活。妈妈说，田头的活他看不上，他看上的事，人家看不上他。
十二
有一天深夜，两个村庄的孩子们准备一决高下，叫“打大阵”。早已花了几天时间做弓箭，箭是偷家里的筷子削的，头上包棉花，再浸煤油，到时候一点火，万箭齐发，喊声震天，孩子们拿着棍棒在喊声中冲锋陷阵，甚是壮观。现在想来，这阵势包含着很多危险：点火的土箭时时可能燃着草垛，而草垛又连着房舍，真不知怎么把大人们都瞒过了。
其实，那时还是有一个大人混迹于战阵之间，那便是方子。他坐在田埂边的一个瓜棚里拉着二胡，于是孩子们的整个战斗过程都有音乐伴奏。
他不可能看不到眼前的激烈景象，却又为什么全然不理？
这个图像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中挥之不去：黑漆般的大地，流星般的火光，潮水般的童声，幽灵般的男人，夜禽般的二胡……忽然二胡中断，只听茅棚那里传来他低沉的声音：“行了！”接着从脚步声听出他已经离开。
他好像把一种魔法施人了这两个字，轻轻一吐便使满田野亢奋的孩子刹那沉寂，悄悄退兵，各自回家。
第二天见到他，一脸寻常，似乎根本没有昨夜。
也许本不是他？但方圆几十里，还有谁能拉出这样好的二胡？这么一想，一身寒噤。
十三
第三个比较著名的“懒汉”叫越英，成天拖着鞋子走路，也不赤脚，也不把鞋子穿好。他父亲请前村一个老学究起一个好名字，老学究说，那就因地制宜，取“越国英才”的意思吧。越英自己觉得，这名字说起来酸里酸气，喊起来女里女气，很不满意，但不能改，因为父亲已被当地的土匪陈金木杀死，当时越英才十四岁。
他父亲那天在逍林南边的小路上挑豆荚，见迎面走来几个白纺绸衫的男人气色不同一般，就让在路边观看。其中一个男人冷笑一声说“看什么”，便拔枪一扬打中了他。这个男人，就是方圆几十里所有夜哭的小孩一听他的名字就会吓得不敢作声的匪首陈金木。
越英本来就没有娘，这下立即成了孤儿，两个年长本家凑钱叫他外出谋生，其实是送他到吴石岭南麓去拜一位山林武师学艺去了，目的不必明说，为父报仇。
没想到几年后共产党当政，快速搜剿乡间土匪，陈金木也被击毙。这消息传出的第二天，越英就回来了。他听村里孩子在唱现编的顺口溜“驳壳对驳壳，打死陈金木”（按我乡方言，“壳”和“木”是同韵）时，竟然没有高兴，这使大人们非常奇怪。只有两个老汉看出了他的心思：仇报了，但不是他报的。
他很想用学得的本领去擒杀陈金木的把兄弟，另一支土匪的首领王央央（这个“央”字只是谐音，究竟何字还须查考）。谁料不久又传来儿歌：“小枪对小枪，捉牢王央央。”他一下觉得目标失落，无所事事了。
乡间没有什么事情用得着他的那一点武艺，而既然学过了武艺，他对耕田、播种这些农活就看不上了。他没当成英雄却走上了末路。
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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