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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上正在集中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学生。在一个破旧的大仓库里，一个脸色严肃的军人站在一个高台上报着各人的名字，口气凌厉，与那天的逆风大雪连在一起，更觉得寒冷。报到名字的学生知道了自己的编队，高台下有一批脸色更严肃的军人站成一横排，让学生们根据编队排在他们身后。
这个编队，按军队体制分成连、排、班，是今后几年我们劳动和生活的单位。编队不分原来的学校和地区，完全打乱，这使我顷刻之间感到一种解脱。前几年在学院所受的全部窝囊气，一时化作了云烟。我向排在我的前面和后面的陌生人打招呼，头顶传来领队军人的喝令：“不准喧闹！肃静！”
就在这时，一件让我高兴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这批人，是由学院的四个“革委会”领导押送来的，其中两个是工宣队头头，两个是学院的造反派头头。四人中领头的，就是那个工宣队的“第一把手”。
他们每人披着件军大衣，这是几年来所有造反派头头的典型装束。与正式军人不同的是，造反派穿军大衣越随便越时髦。你看他们几个，“第一把手”虽然披着大衣却没有把衣袖套在手臂上，而是让它们在两边晃荡着；另一个工宣队员倒是把手臂套进袖子了，但没有扣衣扣；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王的哲学教师，把大衣穿严实了，却又冷索索地笼起了双袖，把两只手对插在袖筒里，像一个村头老农；学院造反派头头中那个姓马的舞台美术系学生，则干脆把两个大衣袖子捆扎在腰上，大衣整个成了鼓鼓囊囊的棉裙。
记得出发之前我们在学院操场集合，他们四个就是这副样子对我们训话的，大意是：“你们以前的一举一动，我们都会告诉部队首长；你们今后的一举一动，我们也会知道。”训完话，播放乐曲上路。乐曲是“第一把手”指定的，他没听说过吴江县，却知道有个余江县，毛泽东主席曾为那个县写过诗。他便混在一起，决定播放那首诗的乐曲，给我们送行，自以为这样做很政治，也很文化。但那诗的题目是《送瘟神》，这引起了我们的哗然。“第一把手”说：“不管是不是瘟神，由毛主席来送，就是幸福！”
这就是说，直到我们离开校门的那一刻，我们的身份、名号、祸福，都由他们这些人随口决定。但是，当我们这些幸福的瘟神一进入松陵镇，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早注意到，他们很想去靠近军人说些什么，军人完全不予理睬，还一再把他们当作闲杂人员赶开。他们尴尬地偷看我们是否发现了这个情景，我们谁都发现了，又装着没发现，好让事情继续发展。他们四个，在百无聊赖中点起了香烟。
突然，高台上一声大吼：“你们几个，把衣服穿好了！吊儿郎当，真不像话！”全场立即鸦雀无声，所有的目光都随着台上军人的手指，集中到那四个人身上。
紧跟着“第一把手”的另一个工宣队员上前一步，扬着手说：“我们是护送人员，我们是上海戏剧学究的护送人员厂但他讲的不是普通话而是上海话，在一个大空间中用上海话来讲这两个句子，是连上海人也听不明白的。军人只当他是挥着香烟在狡辩，更愤怒了，说：“这儿是粮食仓库，你们再抽烟，我把你们几个全逮起来！看你还哕里八嗦！”
四个人立即蹲下身去，把烟头在泥地上掐灭。
还没等他们站起身，高台上的军人已经发出命令：“各连注意，全体向农场出发！”
这情景，实在让我高兴。
三
后来我们知道，这位军人是一名作战训练股长，叫王延龄。我们开心地问王股长，知道不知道他训斥的是我们学院的领导？他说：“领导？领导不是都被造反派打倒了吗？”
我们说：“那就是造反派领导。”
他又说：“造反派？不是都交给我们来改造了吗？”
根据这种简单而明确的逻辑，军人显然没有把学生造反派和工人造反派放在眼里。
对于这一点，当时我显然高兴得有点过分了。我把自己的期望投给了一个偶然举动，我夸大了军人呵斥那四个造反派头头的意义，甚至对于被呵斥的人与我爸爸单位造反派头头在外貌上的相似作了不切实际的联想。于是，我突然觉得这个农场是一个值得留驻的好去处，一时精力旺盛，在非人的苦役中拚命奋斗。
其实，当时军队也是积极响应文化大革命的，只不过他们认为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是加强无产阶级专政，而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就是军队，因此，这是他们的时代。
很快，我们直愣愣地面对了另一种骄横。
一个副营级的文职军官，并不是管教我们的，那天不知道为了什么事来到农场，把我们集合起来训话。一上来就说：“不要以为知识分子有什么了不起，我今天要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要诚实回答：你们究竟蠢不蠢？”
一片沉默。
“我再问一遍：你们究竟蠢不蠢？”
“蠢！”大家拖着音，转着调，懒洋洋地回答。
他来劲了，再问一句：“你们究竟傻不傻？”
“傻！”这时大家是高声回答了，干脆利落，回肠荡气，近乎欢呼。
“那么，”他得意地要宣布结论了，“你们全体要脱裤子——”他故意在这儿停顿，双目炯炯地扫视了大家一遍，男女同学们不知道怎么来执行他的命令，幸好他终于说完了全句：“割尾巴！割小资阶组的尾巴！正是这条尾巴，让你们又蠢又傻！”
四
这事很快被一个真正管教我们的罗股长知道了，罗股长是正营级，大怒，当着学生的面便骂道：“他算什么东西，敢到我这里来敲锣卖糖！成天骗人家说自己是大学生，见到真的大学生，就来训话过过瘾。还当着女学生的面说什么脱裤子，我哪天非派几个战土真把他的裤子脱掉不可，拖到这里来叫他示范！”
但是，也正是这位快人快语的罗股长下令，根据军区某司令指示精神，把我们行李中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籍全部上缴、焚毁。
这是一场真正的劫难，所有的学生知道这次下乡是一辈子的事，因此认真挑选了一些能够最终维系自己文化身份的书，这么一烧，也就烧尽了有关文化的最后一个梦。
那天，两只装满书籍的水泥船离开农场要到吴江县城去焚毁的时候，大家在水边默站着，就像送别自己的灵柩。
后来知道，每个人都想方设法为自己留下了一本、两本。我给那位来检查书箱的姓陈的排长塞了一包香烟，偷偷留下了一部丁福保编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是一九五九年重刊的断句排印本，一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是王造时翻译的一九五六年三联版，心想以后晚上入睡前也有东西可以在帐中翻翻。
当时陈排长把那包香烟塞进口袋，紧张地拿起这两部书胡乱翻看了一会儿，便问我：“里面有没有反对毛主席的话？”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林副主席的？”
我说没有。
“有没有反对解放军的？”
我说也没有。
“你保证？”
我说，我保证。
五
农场的活，艰苦得难于想象。
原因是，我们其实并不是在农场劳动，而是要在太湖中开出一个农场。这也就是我们一开始只能在吴江县城报到的原因。
这么冷的天，必须跳到太湖的芦苇荡中，挖起一团团湖底的泥，一点点垒堰。一下水，脚已冻僵，被芦苇根割得鲜血直冒还没有感觉。
芦苇荡边有稍干的土坡，由我们自己搭建宿舍。用泥土一方方夯紧，垒墙，盖上稻草，就算成了。每人分四根竹子往泥地上扎，到扎不下去时就在上面搁一块木板，这便是床。
每次劳动回来都累得像死狗一样，拖着身子蹲在水沟边草草一洗，吃几口饭倒头便睡，早晨醒来头边全是白雪。
昨天晚上脱下的泥水衣根本干不了，只能闭眼咬牙，套在身上。热烘烘地刚从被窝里钻出来的身体套上昨天湿衣服的感觉，在几十年后的今天写来还是一身寒噤。
当年每天早晨就这么寒噤着，直到跳进彻骨的湖水中，不再寒噤。
渐渐，泥堰连起来了。接下来的事情是把泥堰里面的水抽走，再挑泥固堰，于是成天挑担。我有很长一段时间，肩上一直血肉模糊，从未愈合，因为天天都有重担在压、在磨，愈合不了。
六
严冬季节终于过去，春天来了。但太湖的春天一点也不能叫人稍稍轻松一点，因为立即要投入春播春种。
春播春种的活儿之重，全因为农场占地之大。当时部队做一切事都求大，为了上报一个漂亮的指标，把农场开得比实际劳动力所能承受的极限面积还大出三倍，这在围堰时已经有强烈的感觉，现在，围出来的土地要我们一亩亩、一尺尺、一寸寸去开垦和播种了。军人只是指挥和监督，实际劳动的便是几千名大学生。
为了抢时间、抢面积，每天只得凌晨四时起床，晚上八时收工。大家去上工的路上全在瞌睡，走得跌跌撞撞。
青春的力量终于创造了奇迹。如此超常的面积，春播春种居然全被我们吃下来了，连一个角落也没有遗漏。刚干完这么惊人的重活，一天也不得休息，必须立即转身去加固围堰，以防夏汛。这事还没有完，更可怕的夏收夏种来到了。
夏收夏种为什么可怕？因为它要比春播春种增加一倍的工作量。那么多稻子要全部收割、挑运、脱粒、晾晒，再装船运到苏州，然后再把春播春种的活重复一遍。那就只能每天凌晨二时半起床，晚上九时收工了，劳动中晕倒的人不知其数。
最难的活儿是挑稻担。这是因为，整个农场还是湖底软地，挑着一百多斤的担子脚下很难着力，更麻烦的是半途不能搁担，一搁，稻担就粘在泥里陷下去了。整个农场都是软地，因此一旦担子上肩，你就必须软铺铺地走完几里地，才能搁在围堰上。这中间，会无数次地觉得已经到达生命的尽头，表情龇牙咧嘴，如酷刑至死，却还在奔逃。
机械学院的一个男学生用电线缠身，自杀了。留下遗言是：实在太苦，再也熬不过任何一天。
我们的心都为他抽搐了一下，但严密安排的作息时间使大家没有可能稍加体会，手脚躯体立即投入了快速运转。
七
那是夏收夏种季节即将结束的时候，八里路之外的松陵镇居民利用星期天来参加义务劳动。他们跨过木桥、翻过围堰、绕过草房、穿过麦垛，终于看到了我们。
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外面的居民，他们的细皮白肉、整洁衣服使我们大吃一惊，好像每一个都是瓷人儿；而他们见到我们就更慌张了，所有的人都立即停步，张大了嘴，几个妇女还惊叫一声。
终于一位老年人开口了，他问：“你们，就是大学生？”
‘
我们说：“是啊！”
话音刚落，他们就流泪了，很快便抽泣成了一团。
这使我们惊讶——我们，难道变得那么可怕了吗，居然把他们吓哭了？
按理，当年小镇的居民也十分贫困，对于艰苦绝不陌生，但他们无法面对这样一群人：身架极瘦，肤色极黑，衣衫极破，头发极乱，脸上戴一副眼镜，腰上扎一根草绳，肩上压一副担子，担子的重量，不是居民中任何一个所能承受……而这群既像乞丐，又像苦役犯的年轻人，居然是才二十岁出头的大学生！
这群哭哭啼啼的人在当时显然影响了挑担者的脚步。这既加重了肩上的负担，又阻碍了队伍的进度，一个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扭了一下被重担压歪的脖子喊道：“快跟上，别打岔！”
挑担的大学生们非常听他的话，立即跟上了脚
步。
那些市民觉得“别打岔”也许是指他们，知趣地后退了几步，呆呆地看着。
这个发号施令的戴眼镜的瘦个子青年，是这帮劳动者的小领班。
他就是我。
八
我在军垦农场中的劳动劲头，把许多身强力壮的汉子们镇住了。结果，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小领班。
开始，我的劳动劲头是出于一种回归心理。这要从到农场的第一天说起。
那天学院的四个造反派头头受到军人训斥后很想挽回一点面子，觉得不能遭到冷遇就半途返回，执意要把我们从小镇送到农场。但是，通向那个尚未开出来的农场的路，是一条刚刚踩踏出来的泥泞小道，这两天被雨雪浸泡得滑溜无比，他们几个没走出几步已经摔了好几跤，浑身污泥地站在路边对着我们傻笑。但光是站着就又有一个滑倒了，他去拉边上两个，三个一起趴倒在地上。
那年月大学生经常下乡，都学会了走这样的路，上海的工人却没有这样的本事，所以那两个工宣队员摔得最惨。照理我们学院的两个造反派头头以前也下过乡，不应该这么狼狈，可惜他们今天要摆领导架子，都穿了皮鞋，结果也就寸步难行了。
除他们之外，我们所有下乡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穿了劳动胶鞋，因此也就相扶相持地迈步向前了，还笑着向他们挥手，就像挥断一段历史。
这中间，要算我走得最爽利了。同学们都有点怪异地看着我的脚下，我才恍然大悟，此时此刻，我的全部童年正在脚下展示骄傲。
上林湖和吴石岭，一下子出现在我背后。
我正是在这样的泥路上赤脚长大的。不是妈妈没有给我鞋，而是我的小学同学中有很大一部分没有鞋，我受不了他们在雨天把小小的赤脚插在泥塘间旋滑的痛快，因此一下雨也赤脚。其实小孩子都受不了诱惑和传染，结果，全班同学，不分男生女生，不分家庭贫富，没有一个下雨天穿过鞋，没有一个不是嬉戏泥泞的好手。而对男生而言，有一大半连晴天也喜欢赤脚，包括我在内。
这种习惯早就遗忘，因此今天连我自己也有点吃惊，发现幼功未废，故技仍存，我居然能够在这么多城里人步履维艰的地方随心所欲地搀扶这个，拉拽那个，甚至还可以奔跑、跳跃！
九
这一个小小的优势，使我抓到了一点自身生命的原动力，兴奋莫名。
兴奋的原因，我现在说得很简单，当时却是想了好几天才明白的。
我已经有几年找不到自己了，连一个最小的支撑点都没有。政治上，我是对立面，却没有作为对立面的观点；学业上，我是高材生，却没有完成任何一门专业课程。我是一股可有可无的空气，我是一种可以加上任何名号的幻影，我的人生刚刚开端却未曾迈出属于自己的任何一步，而且，在可以预测的将来，不可能找到任何归宿。
本来急着下乡是为了解决自己的原始生计，还想给垂危的家庭一点补贴，没想到刚一下脚就像是接通了电流，先是浑身一颤，再低头看到了自己的插座。
我的眼前早已没有文化图像。还在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前，戏剧、电影界早已成为是非之地，我报考大学时朦胧出现过的文化憧憬已经破残不堪；文化大革命开始之后的大批判使残存的一切更成了一片狼藉；胡锡涛先生在文汇报社“枪毙”了我有关文化的最后一个梦幻，而来农场后军队下令缴书烧书，则把今后的任何一丝可能都荡涤干净了。这种层层剥除，开始有点痛苦，后来只剩下了痛快，觉得干脆一无所有，反而轻松，因此我对胡锡涛先生和军人没有怨言，反而感谢他们帮了我一把，帮我解脱。至于在帐子里偷偷留下两本书，则已经毫无企图，只为解闷，就像是无聊时抬头数星星，并没有航天意图。
我又想到了家乡的吴石岭。那么多古书都藏到山肚子里去了秘不示人，外面看去还是莽莽苍苍一派强蛮，这才是乱世存身之道，山河授人之诀。
人一解脱就来劲，只想一门心思干农活。
我与其他同学还有一点不同，那就是几年来第一次真正吃饱了饭。开始几天炊事班在小镇做了饭送来，常常在泥泞小路上打翻，剩下的就不够大家分了，我由于几年来已经饿惯，不在乎再饿一顿两顿，便轻松推让，这又使同学们对我的抗饿能力产生惊讶。但这样的事情很快就不再发生，因为炊事班不久也搬到我们白搭的草房中来了。其他同学还在抱怨菜肴不好，我则觉得软润喷香的大米饭已是天下至味，有几筷青菜下饭就已足够。
请想一想，一个年轻人忽然间挣脱了羁绊，吃饱了饭，拽足了劲，脚踩在自己完全可以掌控的泥土上，结果会是怎样？
结果是，生机猛醒，以苦为乐，率性大干。
十
我被大家选为临时班长，另外还有一位临时副班长。这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职”，但我回想起来，如果就选举的彻底真实性而言，这个临时班长可算作我一生任职之最。
这是因为，那次选举不可能渗入一点一滴劳动之外的任何因素，全凭大家每日每时的亲眼目睹，直接地判断了一个人的吃苦能力、带头能力和指挥能力。
对我来说，带头能力就是吃苦能力。每项活儿都有最艰苦的点，每天的活儿也有最艰苦的坎，只有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生命搁置在那里，一次也不要含糊，那也就是取得了带头的地位。
我每次都做到了。当然不是为了当临时班长，天下没有哪个疯子，会为了这么一个小差使去支付生命的代价。其实，我的目的就在于生命的搁置。在失去别的任何价值系统的环境里，把生命搁置在最艰苦的档坎上，才能最明晰地感知它的存在。
于是，第一个跳到不知深浅的泥沼中的一定是我，第一个挑着石料走过独木桥的一定是我，第一个扛起二百斤重的水泥袋涉水的也一定是我。我们班里复旦大学的毕业生沈立民对我说：“我发现你只要面对艰苦和危险，好像就失去了感觉系统。”
十一
有很长一段时间，我带领着全班向一片片刚刚围出来的淤泥滩涂进发，每天早晨面对的是满目芜杂，踏月归来时留下的是可以播种的良田，充满了开拓的喜悦。当时传媒间经常推出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