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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冯保怀着惊恐而又冷酷的表情前来求计时，张居正深知双方的决战已不可避免，既然战刀已经出鞘，就很难不带血而还。既然争夺和拼杀的目的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势，那么此时的张居正也就顾不得其它了。于是，他顺水推舟，以政治家出色的才能，为冯保献出奇计。他知道，只要此计成功，高拱必败无疑。
冯保按照授意，急忙赶到万历的生母李太后、也就是刚加封不久的慈圣皇太后和万历的养母仁圣皇太后宫中，磕头不绝，声泪俱下，添油加醋地将高拱在穆宗驾崩时所说的“十岁太子如何治天下”一句，纂改成“高拱斥太子为十岁孩子，如何做人主”，并谎称高拱要废掉万历，准备拥立周王做皇帝……万历皇帝的母亲虽是太后，其实只有30多岁，对政治角逐的洞察力自然不够敏锐，况且她早已风闻高拱其人专横跋扈，在朝廷唯我独尊，有时连太后和皇上也不放在眼里。终于，在冯保一番入情入理的表演后太后震怒了，她决心惩治这位声名显赫的首辅大人。而在这场政治较量中，小皇帝万历也站在了冯保一边。当万历还是皇太子的时候，冯保就日夜伴随着他，提携掖抱，悉心照料，几乎形影不离。因此，小皇帝万历曾亲切地称他为“大伴”或“冯伴伴”，并视为心腹。
第二天，百官奉召在宫门前集合。冯保手执黄纸文书，诸臣下跪听他宣读。这是两宫太后的懿旨，也是新皇帝的圣旨，“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皇帝圣旨：告诉你等内阁、五府、六部诸大臣，大行皇帝宾天前一日，召内阁三大臣于御榻前，与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东宫太子年幼，全赖尔等大臣辅导，但大学士高拱，揽政擅权，威福自专，全不把皇上放在眼里，使我母子昼夜不安……”黄纸文书一经宣读完毕，大臣们一个个惊呆了，只有张居正心中有数。至于跪在前列的高拱更是神色大变。他已被褫去官衔职位，勒令即日出京，遣返原籍。这位声名显赫的内阁首辅原以为这次召集群臣，是采纳他的意见驱除冯保，没想到大祸竟落到了自己的头上，由于圣旨说“即刻起程，不许停留。”他连家也没敢回，在街上雇了一辆牛车又羞又愤地回河南新郑原籍去了。此时，张居正取高拱而代之自属理所当然。但是，高拱和张居正之间的政治角逐却远没有结束。既然高拱还没有死去，随时就有复仇的可能。也许，在这一点上，张居正尚没有能力致高拱于死地。十年之后，高拱终于射出了复仇的利箭，致使张居正及其全家罹难。
高拱被赶走不久，另一名阁臣高仪也病故了。这两个顾命大臣的一走一死，自然使已成为首辅的张居正高兴异常。他推荐了一个对自己构不成威胁的好好先生、原礼部尚书吕调阳入阁作为自己的助手，而实际上的朝政大权则完全控制在张居正的手中——这时距老皇帝去世才刚刚一个月。
张居正以胜利者的姿态开始了他新的政治生涯。但此时朝中官员却议论纷纷，除对高拱给予同情外，还对张居正勾结内监极为不满。于是，怨言四起，朝野大哗。面对这种危局，张居正很是不安，他知道，如果不能树威，便不能服众，他在伺机寻找这个树威服众的时机。
终于，又一个天赐的时机到来了。
万历元年正月的一天，皇帝朱翊钧依照惯例上早朝，当他出了乾清宫，只见一个无须的男子穿着太监的衣服，在朦胧的曙色中躲躲藏藏，行迹可疑。这位男子很快被卫队拿下，经冯保询问，那人自称叫王大臣，原是一名南兵，是从总兵戚继光那里来的。
早在明朝的嘉靖、隆庆年间，海上倭寇基本荡平，而北方鞑靼土蛮、董狐狸两个部族却常来骚扰。隆庆元年，已入内阁的张居正把江南名将戚继光调到北方，让他总管蓟州、昌平等北方各镇的兵事并节制各镇总兵。一代名将戚继光一上任，看到边兵久缺训练，毫无战斗力，便决定从头开始操练兵马。他从南方训练出来的“戚家军”中抽调一部分将士，作为练兵的骨干和头领遣到军中。这王大臣便是这批南兵中的一员军士。他来到北方后，由于经受不住环境和生活之苦，又加思念江南家乡，便决定跑回南方。当他借着月色溜出军营来到北京城时，忽然想出了一个看看紫禁城的念头。于是，他左拐右穿，终于来到了巍峨壮丽的紫禁城下。这时天近黎明，城门已开，一些穿太监衣服的人进进出出，很是热闹。出于一时的好奇，王大臣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大着胆子偷了一套太监衣服穿在身上，混进宫去想看个究竟。想不到这一进去就再也没能活着出来。
王大臣不识路径，东跑西逛，想出宫却找不到道路。正在他心惊胆战，焦急万分的时候，见一大群人簇拥着一个男孩朝自己走来，他躲藏不及，便被卫队、宫监当场捉住。
由于王大臣的供词里牵扯到戚继光，冯保又知道张居正跟戚继光的关系非同一般，便把此事告诉了张居正。张居正闻听先是一惊，在沉默半晌后，终于心生奇计。他对冯保说：“戚继光现握军权，绝对不能把他牵扯上。至于王大臣此人的处理嘛——”张居正附在冯保的耳边悄悄说：“可以借机除掉高氏。”
冯保心中自然明白张居正所说的高氏就是被赶走的那个过去的首辅高拱。张居正显然是要借刀杀人，准备对高氏家族斩草除根。
冯保心领神会，也自然乐意干这个差事。回去后，立即派一个叫辛儒的太监，给王大臣换上一件蟒裤，带上两把剑柄上饰着宝石的短剑，然后押送到由冯保作为主监人的东厂。
王大臣被押到东厂后并未受刑，却由辛儒陪着他饮酒。辛儒对王大臣说：“你惊了圣驾，一定要追究主使你的人。你要不讲，就得被活活打死。”
王大臣吓得魂不附体，哀求辛儒出面救他。
辛儒故作怜悯地说：“看在你上有老，下有小的份上，我就救你一次。这样吧，你只要说是高相国派你来行刺皇上的就没事了。”
“高相国是谁？我不认识他。”
“你就说是高相国的仆人来找你的就行了，他的仆人叫高旭。你只要这样说，不但自己可以免罪，还要赏你一千两银子，封个官职。”
王大臣终于答应了，并在冯保审问时按辛儒教的话重复了一遍。冯保拿到证言，立刻派人去新郑逮捕高拱的仆人高旭。消息传出，举朝大哗，大臣们怎么也不相信高拱会干这种蠢事，并断定是有人暗中搞鬼。于是一齐上表，要求皇帝慎重查处。不久，皇帝下诏让冯保和都御史葛守礼、都督朱希孝一同会审此案。
高拱的仆人高旭很快被解到京城，朱希孝找了一些校尉来，把高旭杂在当中，要王大臣辨认。王大臣自然认不出来。
会审那天，按照规定要先对被指控犯罪者打一顿板子，然后过堂，而当板子打到身上时，一直蒙在鼓里的王大臣大喊道：“不是说好了要给我银子、官职吗，怎么又来打我？”
冯保面带不悦，问道：“是谁指使你干的？”
“不就是跟你一样打扮的人教我的吗？怎么又反来问我？”
“胡说！”冯保勃然大怒，大声喝道：“那你上次怎说是高相国？”
“那是那个太监要我说高相国，我怎么认得什么高相国，矮相国？”
这时冯保面如紫茄，无言以对。朱希孝趁机问道：“那你这蟒裤、双剑，又是从哪里来的？”
“也是那个太监给我的。”王大臣指着冯保说。
朱希孝不再追问，吩咐退堂。冯保一见阴谋戳穿，便秘密派人给王大臣饮了哑药。王大臣无法说话，又不通文字，案子无法审下去了，最后刑部只好以王大臣是个傻子，犯了惊驾罪而将他斩首，草草了结了这个案子。
高拱一家险些被灭了九族，吓得赶紧关上大门，谁也不再接见。而他的党羽门生，路过中州的时候，怕受牵连，也都绕道避开新郑。至于朝中的大臣们，从这次事件中真正认识了张居正，并在他的威慑下不得不表示臣服了。
至此，在万历一朝的初年，朝中形成了两股强大的势力，其代表人物分别是张居正和冯保，而张、冯的短暂结合，对日后的政治将产生深远的影响。这一点，一个只有10岁的少年天子，自然是无法预料的。
在锁链的捆绑中成长
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以后，除了处理日常的军政要务以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辅导他的学生——年轻的皇上。在这件事上，张居正昼思夜想，费尽心力，企图把这位新任皇帝引向他所认为的理想境地。为此，张居正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为万历精选了5位主讲经史、两位主讲书法的老师和一位侍读，所学内容也由他亲自编订。实际上，此时的张居正，已成为教育年幼的皇帝和处理军政要务，身兼内外双重职务的万历一朝最为瞩目的重臣。
明朝开国之初，朱元璋接二连三地砍了几位宰相的脑袋，并且严旨后代不复设立，以免大权旁落。但后来的君主并不像他们的先祖那样勤政，到他的儿子朱棣时，随着政务的繁多，便开始让殿阁大学士参预政务，并逐渐行使起宰相之权。开国皇帝朱元璋费尽心机避免发生的事情，到万历初年还是发生了。
由于张居正这种实际上的宰相兼太师的特殊地位，一方面决定了他的才能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并在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颇有成效的改革，另一方面，将自己的意志又强加于对万历的教育中，致使这位越来越不堪重负的少年天子，形成了一种被扭曲的特殊性格。其结局是，张居正在为行将垂死的大明帝国恢复元气的同时，也为它的彻底毁灭种下了难以治愈的毒菌。
这时的万历皇帝是一位公认的精明、早熟的君主。他五岁时就能读书识字，按中国旧时的计算方法，那时他的实际年龄还不足四岁。也就在差不多这个年龄的时候，有一天，他见父皇在宫中驰马，立即跑上前，说道：“陛下是天下之主，如此驰马急奔，倘马蹶失足，后果作何设想？”
穆宗皇帝听罢，立即跳下马来，把他拥在怀中，激动得热泪浸湿了眼眶，深为有这样的儿子而自豪。穆宗当场嘉奖了这位儿子，并在不久后将他立为太子。
如今成为皇帝的万历，在张居正的精心辅导下，学业日有进步。到万历二年三月，这位小皇帝将自己书写的“学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经之法”12个字的条幅，悬挂在文华殿的正中，接着又书写条幅，准备分赐给众官。张居正来文华殿见万历“纵笔如飞，顷刻毕就”，每个字足有一尺见方。12岁的孩子书写这么大的正楷字，这令张居正自然十分欣慰。为此，他特做《缉熙圣学》诗一首，颂扬其事。诗中写道：
冲龄已赋圣人资，典学尤勤恐后时。
努力寸阴常为惜，谈经终日竟忘疲。
闲观翰墨情偏惬，坐对缥缃手自披。
二帝三王心法在，文□高揭即著龟。
万历二年闰十二月十七日，小皇帝讲读完毕，遂将自己亲自书写的“弼予一人，永保天命”8个大字赐给张居正。这八个大字虽然反映了万历对张的无比信赖之情，但张居正出于政治和治国方针上的考虑，对万历此举进行了劝谏。他说道：“赐臣之大书，笔力遒劲，体格庄严，虽前代人主善书者，无以复逾矣。但以臣愚见，帝王之学，当务其大。自尧舜以至唐宋，所称英贤之主，皆以其修德行政，治世安民著称。不闻其有技艺之巧也。梁武帝、陈后主、隋炀帝、宋徽宗，皆能文章善绘画，然皆无救于乱亡。由此可见，君德之大，不在技艺之间也。今皇上圣聪日开，正宜及时讲求治理，留心政务，以古圣帝明主为法。书法一事，不过借以收心而已，即使殚精费神，直通钟王（钟繇、王羲之），亦有何益？”万历听罢，立即答应道：“先生说的是，朕知道了。”自此之后，在万历的功课之中，书法被取消，而只留下经史供这位小皇帝攻读了。
万历三年五月二十日，万历命中使捧出他母亲（李太后）所写的御书一帙，叫张居正看，并说自己的母亲不但每天在宫中看史书，还要坚持写字一幅。她不仅自己这样做，还令30岁以下的侍女都要读书写字。张居正听了之后，深以为然，并借此进行开导说：“圣母，母也，犹孜孜勤学如此。今皇上当英雄少年，将来有万几之重，何不锐精学问，讲究治理以副祖宗托付之重乎？伏望皇上仰体圣母爱育之心，及时典学无怠无荒。则睿智益升，聪明愈扩。”
万历当即答道：“先生言是也，朕当勉焉。”
万历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万历对张居正说：“朕于宫中默诵所讲书，多能记忆。间亦有遗忘者，温习未尝废也。”张居正听了自然大喜。
正当张居正为万历皇帝能按照自己设计的道路奋力前行而感到欣喜时，这位少年天子的幼小心灵因为受到刺痛而渐渐脱轨。书法课的取消以及经史的枯燥和讲读的紧张，使万历皇帝对所学功课日趋厌倦，便开始借故停辍。而张居正却一如既往地严格劝谏，毫不退让放松。
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闰八月初三，小皇帝借故暑雨太多太大，口渝令朝讲暂歇。张居正得知后，立即前来谏阻，并趁势讲了一番古今中外的大道理。在张居正严厉、恳切的劝谏下，万历不得不收回口谕，重新进入功课的忙碌中。
早在此前，张居正还仿照唐太宗、明成祖和明仁宗的做法，绘制天下疆域和职官书屏，悬挂在文华殿的后墙上，让万历朝夕观阅。这幅疆域职官书屏画得十分精详，全屏共分九扇，中间三扇绘天下疆域图，左右各三扇分别列文武职官的姓名、贯址、出身、资历等，而每个职官的情况，均用浮贴，如有升迁改调，可以随时更换。如此布局，按张居正的理想应成为“四方道里险易、百司职务繁局，某某官员贤否，莫逃于圣鉴之下。”对如此苦心，万历皇帝并不热情，他在览阅之后，只轻轻说了句：“先生费心，联知道了。”算是对张居正这番苦心孤诣的回报。
此时的张居正并未因万历对功课的厌倦而醒悟，也未对这位小皇帝精神上表现出来的痛苦而深究，他依然按照自己的人生哲学和一个臣僚对朝廷效忠的责任，来训导这个只有十几岁的孩子，有时表现得十分严厉和刻薄，甚至达到了令成年人都难以忍让的程度。
有一次，万历在朗诵《论语》时，把“色勃如也”，读成了“色bèi（背）如也”。张居正听罢，当即厉声纠正道：“应当读bó（勃）！”这一声严厉得近似指责的叫喊，使万历极为惊恐和愤慨，尽管他只是个十几岁的孩子，并称张居正为先生，但他又深知自己是当朝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的人都是他的臣民，都应该服从他的意志。张居正此时严厉而刻薄的责备，他认为这是对自己不尊不敬，有辱他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和少年自负的自尊心。类似这些事情的不断出现，使少年万历在心灵深处渐渐生发起了反抗的欲望，同时也埋下了对张居正本人忌恨的祸端。多少年后，张居正举家获罪，其本人差点被开棺戮尸，与这时种下的恶果是分不开的。
张居正当然不会理会这些。他在将自己的意志和理想强加给万历的同时，也在企图让这位小皇帝相信这样一个道理：他之所以贵为天子乃是天意，天意能否长久保持不变则在人和。要使国家兴旺发达，百姓安居乐业，就应当审慎地选择称职的官吏，而要选择称职的官吏，就必须信任张居正本人。确切地说，张居正才是引导大明帝国在夜航中前行，并有能力渡过急流险滩的不灭的灯塔。
事实上，年轻的万历和张居正本人都按这个理想去做了，且确有将暮气沉沉，已是破帆朽木的大明帝国这艘古船，引出漩涡和险滩的迹象。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张居正的油干灯灭，这艘古船重又进入了迷茫的黑夜，并加速向另一个漩祸驶去，直至撞得粉碎。
当然，此时这个少年天子精神上的痛苦，不完全来自学业上的压力、枯燥和张居正本人的严厉刻薄。他那只有三十多岁、精力充沛又满怀希望与期待的母亲——李太后，也在不知不觉中扮演了一个在儿子身上雪上加霜的角色。她一直和年轻的万历皇帝同住在乾清宫，并对这位亲生儿子能否尽心尽职和勤奋学习表现出了特殊的热情和关怀。她利用被称为小皇帝“大伴”的冯保，不断地向自己报告宫内外、包括皇帝本人的各种情况。由于这个太监兼特务的精明能干，使得她耳目灵通。也由于这个神秘莫测的特务，在不分白天黑夜地监视着她儿子的言行，使得万历皇帝渐生畏惧和厌恶。因为一旦母亲听到对皇帝不利的密报，这位年轻的太后盛怒之下，万历就会受到长跪的处罚，有时一跪就是几个时辰。这不仅使万历承受了肉体的折磨，更为重要的是让这位至高无上的天子感到了极端的难堪和精神的创痛。而这时的皇太后并没有因此而感到自己的做法有什么不妥，相反却认为自己做了既合乎祖训又不悖常理的极赋责任感的事。因为她的经历和思维方式无不在告诉自己：这样做是对的，不这样才是不可思议的。
明代开国之君朱元璋，怕自己百年之后子孙不肖，从而出现类似汉、唐那样外戚或母后专权的现象，所以明确规定后妃由良家挑选。李太后原出身贫寒之家，被选入宫后，在裕王府侍候那时还是裕王的朱载垕。她之所以没有像绝大多数宫女那样，在紫禁城中空虚寂寞了此一生，仅仅是一个偶然的契机，她与朱载垕在夜深人静时发生了一段情意缠绵、难以忘怀的爱情故事。就在她与他“私通”后的第二年，生下了儿子朱翊钧，并以“母以子贵”的缘故一跃成为皇贵妃。这位30多岁便守寡的女人，深知到达现在的地位是多么不易。她极爱儿子，是他给予了自己今天的荣耀和权势。但这并不妨碍她对儿子进行相当严格的管教。她年复一年地在每逢上朝的那天五更时分，推醒酣睡的儿子，带他去临朝听政。她这样不辞劳苦地培养儿子，当然是希望他成为一代贤君，自己也名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