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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帝国最后的鹰派-第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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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宗棠当然会享受过程。

这些年,左宗棠“行走山水间”,经常骑着马,爬过峰头,或坐着船,见朗月,闻清风,在安化与湘阴来回奔走。教书、读书、家事交错,一阵子做这个,一阵子做那个,忙得有滋有味。

在陶家设馆,一呆8年。

8年里,左宗棠都收获了什么?

湘上农人

用8年时间,左宗棠不仅读完了当下湖南经世致用学风集大成者陶澍的实践心得,连中国古代诸子百家,三教九流之类的书也全读了一遍,他终于实现了自己22岁时立下的志向,“读破万卷”了。

这些正书与杂书加在一起,左宗棠免费自学成了一个“自由派进士”。

但自读不是空想,而是实干。教书空闲时,他抓紧回到湘阴,继续研究地理,忙农学实践。他规划好时间,教书与农庄,互不耽误。左宗棠自述这段经历,“自移家来柳家冲,署其曰柳庄,每由安化归,即督工耕作,以平日所讲求者试行之。日游陇亩,自号湘上农人”。

在陶家读完《康熙舆图》,又读了《乾隆内府舆图》,学问大有长进。他在自绘地图的基础上,对舆地的研究深刻、全面了许多。

在农学的实践上,左宗棠比起入赘湘潭周家时也有了更深入的科学实验。除了前面说到的《广区田图说》被左宗棠用进了实践,他还雇佣了一批农民帮自己干活,自己也亲自参加劳动。每年他从安化往返湘阴,中间有150里路,他就走访农家,观察农田,将别处的好种子、好方法,带回柳庄。亲手耕作,给人家示范。他将这些种稻、种柳、种竹的方法,及时总结下来。

甚至,为了证实“深水插秧,浅水耙田”这句农谚,他挨个问了几十个种田高手,然后自己下到田里去,扶犁掌耙,插田抛秧。

左宗棠潜心研究农学,科学种田,他尝试采用古时候流传下来的耕种方法,非常有效。又种上桑树和茶树、竹子等,来充分挖掘田地的优势,几年之后,单是茶园的收入,差不多就缴清了国家的赋税,其他产出全是纯收入。(“比以古农法耕柳庄之田,甚有效验。又种桑茶,植竹树,以尽地利。而茶园所入,今年差可了清国课。”)

左宗棠自己当然也想不到,这些眼下看来属“无用之学”的知识,为他日后平定陕西、甘肃,收复新疆打下了实践基础。他更加没有事先料到,当他以“湘上农人”自号,说出“长为农夫没世”,一心一意回到柳庄来建设晚清新农村时,他这时学到的农学知识,将为他收复新疆立下汗马功劳。

正是这段时间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种田、种树实践经验,20多年后,左宗棠对中国大西北的生态环境的建设,远大于六个英国国土面积的植树造林,给后人带来史无前例的贡献。

眼下,他只是凭一个读书人,一个农民的本能,在做好自己份内的事情。

他将这8年里种稻、种茶、种柳、种桑、种竹的实践研究,总结写成一本书——《朴存阁农书》。

他为什么这么替农民操心?生活经历决定的。左宗棠天天跟农民打交道,既懂他们,也对他们有感情,而作为一个民间知识分子,理性也在告诉他,“农为人生第一要务”。

上次与胡林翼观点发生分歧后,左宗棠越来越深切地感受到,接地气与尚空谈,水火难容,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左思右想,他终于想明白了:官员崇尚搞关系,通过一些手段,往往反倒博得虚名,获得利益,所以他们乐意玩关系与手腕。但农人不能这样,做实事必得扎实,一分投入,一分收获,农民不能欺骗土地。你去骗土地,三脚猫,花架子,土地依葫芦画瓢回报你,弄得你歉收。左宗棠跟朋友张玉夫比较后得出结论:“而古今颇少传书,颇思有所著述,且素患近人著书惟择易就而名美者为之,绝无实学可饷后人。弟近阅新书万卷,赏心者数种已耳。学问之荒,人才之敝,可见一斑”。

这段生活经历,对左宗棠的成长,有着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强化了左宗棠踏实的办事风格,同时也培养了左宗棠对底层民众的朴素情感。

左宗棠实践后悟出读书与作农之间,有一个共通的道理:“足知地利之不可不尽,而人事之不可不修矣。”他说,我最大的体会是,追究问题就要洞察根本,追求学问尤其要穷根究底。(“问之既洞其事,学之尤穷其理”)。

对这种边耕边读、既享受自然真味又求得了学问真知的农家生活,左宗棠十分满意,这也是他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那种开心的劲头,可与他后来被拜相封侯相提并论。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充分流露出那种道家自然的乐趣。他说:“兄东作甚忙,日与佣人缘陇亩,秧苗初茁,田水琮琤(cóng chēng,形容像玉石一样的流水声),时鸟变声,草新土润,别有一番乐意。”这种生活,在先秦的《诗经》里才可以找到,在庄子的散文里才可以看到。

看着柳庄里家人越聚越多,左宗棠心花怒放。他甚至操心上了厨艺。岳母来的那天,他亲自迎接,并且动手蒸米酒,为老人家接风。

家里没有酿米酒的工具,他就去邻居那里借来一套。他从仓库里取出自己去年收割的糯米、坚米,找来木香、青藤、地绵、乌药、黄荆配成的曲料,忙得不亦乐乎,一手酿起酒来。

一个星期后,米酒蒸了出来。他舀出第一杯米酒,恭恭敬敬地端到岳母面前。岳母连抿了几口,笑眯眯地说:味道很好,也很正,不错不错,你们自己也快喝。左宗棠哈哈大笑,说:“赊八百里洞庭当春酒,韵味无穷啊!”他这一高兴,口气又大了起来。

随后几年,事事顺心。

1846年,周诒端在连生三女后,给左宗棠生下第一个儿子左孝威。随后几年,张茹又接连给左宗棠生下三个儿子,一个女儿。四子四女,一家十一口,其乐融融。

此外,还有两桩大喜事:

1846年,老师贺熙龄将自己的三女儿许配给了左孝威,两家定下一门娃娃亲。

1847年,大女儿左孝瑜满14岁,左宗棠去安化给陶桄和她举办了盛大的婚礼。

左宗棠跟陶澍正式结成亲家,这种史无前例的姻亲关系,消息传出,在湖南官场产生了巨大震撼。时任陕西巡抚的林则徐在千里之外,也听到了。

陶桄结婚,表示成年。左宗棠的家教生涯,就此结束。从此他不用在安化、湘阴两头奔走,可以安心在柳庄扎下根来。

1848年,陶家搬进长沙城。左宗棠为谋生计,继续在长沙徽国朱文公祠设馆授徒'5',这次他带了5个学生,陶桄仍跟他学习。

然而,就在左宗棠咂摸品味这种“农夫、山泉,有点田”的小日子,过得还有滋有味,全然忘记了多年来的失落与不快时,一个巨大的劫难,这时悄悄地笼罩到了湘阴上空。

在连续两年大旱之后,1848年,湖南突然遭遇汹涌而来的洪灾。

三湘四水,全部满溢。被两年旱灾已经折磨得骨瘦如柴的老百姓,瞬间被洪水团团围住,遭受折磨。没有吃,没有穿,一边逃命,一边还得乞讨,怎么受得了?

柳庄是逃灾的必经之路。

左家历来有慈善的家风,左宗棠看不得穷人苦。他自己虽然才摆脱穷苦,但当即想到拿积蓄来接济。

他含着泪,吩咐两位夫人,将家里的谷全部舂成了米,用来熬粥,每天接济逃难的苦民。碰上有病痛的,他还学会了中医,给他们做药丸治疗。

但这次洪灾大得出奇。个人家底再厚,面对人头攒动、黑压压涌来的难民,无疑杯水车薪,眨眼见底。左宗棠自己才脱贫,家里转眼又空了。半饿着肚子,他学父亲当年,跑到县城里,发动族人来捐谷。他发起建立了一个“仁风团”义仓,选举出经理,订立规章制度,到官方备案,作为一个组织,向外县扩张。很快,长沙、善化、湘阴、湘潭、宁乡等地的地主、乡绅,都跟着左宗棠来救灾,捐出了价值5000两白银的谷和米。

左宗棠作为乡绅,利用个人强势的能力,利用自己的名望和威信,就这样组织了中国早期的民间社会自治组织。

然而,在晚清封建专制里,湘上农人左宗棠这种过好自己日子,帮助湘阴人、湖南人过好日子的社会自治,只能在自然灾害肆虐时发挥一点作用。灾害一过,马上被当作潜在的暴力组织,被朝廷以各种名义摧毁。

难道做一个安分的老百姓一旦遇上天灾就没活路了吗?是的。但这个事情你不能问朝廷,强权政治既然不会给你活路,当然也不会给你发问的机会。

左宗棠自己当时肯定想不到这些。在19世纪末,在闭塞的湖南湘阴,他也不可能凭空生出民主、自由、自治的观念,想着做一个好公民。

那真是一场要命的灾难。“淫雨不止,大水为灾,柳庄之田,各尽发芽,收成已绝望矣。”左宗棠自己住的房子,房顶一直在不断地渗水,墙壁不久就轰然坍塌了,田里的青蛙,湘江里的小鱼,都爬到他的卧室里来,畅游嬉戏,周围所有的平地,全部都成了江河,家里能典当的东西,全部都当光了,锅里灶里找不出一颗粮食,全部空空如也。左家12口人(包括岳母与侄子左世延),每个人都患了病。(“而所居屋漏壁坍,蛙游鱼戏,平陆成江,直无一片干净土。典质既尽,悬釜无炊,加以一家十二口无不病者。”)

左家,又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这次天灾对左宗棠的刺激,比进士落榜还要大。他后来回忆,这比他在收复新疆的战斗还要痛苦、难忘。两位夫人在救助难民时,首饰都卖光了,要救的人还在源源不断涌来,而自己一家都要等人来救了。

痛苦万般时,左宗棠就只能以玩笑来转移注意力自救。他说:杜甫有首《同谷歌》,有句“男呻女吟四壁静”。现在对我来说,是名副其实的“男呻女吟四壁空”了!

这句诗,貌似乐呵呵,其实苦哈哈,心里气哼哼。以痛苦自嘲,是强者的举重若轻。但灾难还在继续,泪眼问天天不语,泪河流过空山去,欲哭无泪。

山雨欲来风满楼。

自然的灾害,追根溯源,可以归结到人祸。

左宗棠当然不会想到,是帝国的高度集权,导致社会自治脆弱,一遭天灾,抵御能力低下,弄得自己连“湘上农人”也做不成。

左宗棠短暂的幸福生活梦,就这样,被洪水几个波浪就轻易打碎了。

卧龙栖居山林,生死关头,进退失据,前路迷茫。

第二步他应朝哪里迈去?

'1' 《左宗棠家书·与妻书》中自述原话:“吾在此所最快意者,以第中藏书至富,因得饱读国朝宪章掌故有用之书。自海上事起,凡唐宋以来史传别录说部,及本朝志乘记载,官私各书,凡有关系海国故事者,无不涉猎及之,颇能知其梗概,道其原委,此亦有益之大者。”

'2' 斯诺著的《毛泽东传》中,毛泽东有段回忆,今天读来很有启发:在我读过《御批通鉴辑览》以后,我断定还是单独求学的好。六个月后,我离开学校。自己订立了一个读书的计划,规定每天在湖南省立图书馆中阅书。我十分地有规律和专心,在这个方式下费去的半年,我以为对我是极端可宝贵的。早上图书馆一开门我就进去。在中午只花去买两个米饼来吃的时间,这就算是我每日的午餐。每天我留在图书馆中一直读到闭馆的时候。

在这自修的时期内,我读了许多书籍,读到世界历史和世界地理。在那里我以极大的兴趣第一次阅读了世界的舆图。我读了亚当·斯密士[亚当·斯密]的《原富》和达尔文的《物种原始》[《物种起源》]和约翰·斯陶德·密尔[约翰·穆勒]所著的一本关于伦理学的书。我读了卢骚[卢梭]的著作,斯宾塞的《逻辑学》和孟德斯鸠所著的一本关于法学的书。

《御批通鉴辑览》是乾隆皇帝亲自参与、清朝官方纂修的一部纲目体编年通史。一百二十卷,记事上起伏羲氏,下迄明亡,是中国古代史籍中记事时间最长的一部史书,由正文和乾隆皇帝的批语两部分构成。“御批”一千九百多条,涵盖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朝代更迭的正统与偏安问题、储君的预立、君臣伦理纲常,都有精彩独到的见解。毛泽东不知天高地厚,小青年选择自学皇帝大书,天马行空,没有任何思想束缚。这对没有读过大学,只拿到过中专文凭的毛泽东(见李锐《毛泽东的早期革命活动》),要在思想资源上、行动的深度上超越当时北大的教授们,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3' 1923年毛泽东作《贺新郎·别友》:“我自欲为江海客,更不为昵昵女儿语。山欲堕,云横翥。”这四句后来自改为:“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毛泽东比左宗棠从性格到做法更彻底:左宗棠晚年位极人臣,被朝廷封为二等恪靖侯。毛泽东却不想要,他32岁那年就声称“粪土当年万户侯”。结果自己42岁就已位极主席。此后,他也不再说“粪土当年万户侯”或“万户主”,因为自己就是“主”,人不能自己打倒自己。人的思想是一段一段的,主张会随着身份、地位发生改变。

'4' 总结历史可以发现一个规律:成大事的人,在积累蓄势期间,必定有一个安宁心境的处所。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才能培养出“每临大事有静气”的修养,这也是为什么大人物初入职场叫“出山”。意思是说,入职前潜伏在深山老林,像和尚一样在清心寡欲地习读、悟世。

'5' 徽国朱文公祠是两个名称的合称:徽国,指安徽会馆,在上东长街(今长沙蔡锷路北段),今天已无。朱文公祠在原贡院东街(今长沙教育街),今天已无。朱文公指宋代著名学者朱熹,徽州府婺源县人,曾讲授于岳麓书院。朱熹住在安徽会馆,教书在贡院东街,后人纪念的祠堂就设在安徽会馆内,左宗棠教书就在这里。

第五章 天人突现

天下危亡

就在左宗棠卧龙蓄势,准备轰轰烈烈出湖时,19世纪40年代湘阴接连几年的大旱灾与大水灾相继频发,让他个人与家庭如遇灭顶之灾,前途几乎全部断送。

左宗棠看到,个人的、群体的灾难,比起国家、社会、天下的灾难,小得已不起眼。但天下再大的灾难,都是由一个一个家庭的不幸小灾难聚积成。不能救自己、家人、族人、乡人,则国家、社会、天下也就无从挽救。

因天灾的意外裹袭,他个人的思想与行动轨迹开始过渡:由个人到家庭、到社会、到国家,逐渐融进时代的洪流。

第一次从陶家休假回来,左宗棠知道了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下子不得了,他拍桌子骂娘。国破山河在,百姓不安生。“问天下头颅几许?看老夫手段如何!”据刚过世的南怀瑾先生考证,正是左宗棠的名言。

左宗棠怎么这么冲动?湘水校经堂早年“通经史、识时务”的教育,让直率的左宗棠遇事常常直言不讳地评施政得失,口无遮掩地“谤讪朝政”。22岁时,他已有话在先,并且单方面发布了宣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1'

面对中华五千年来未遭遇过的西夷入侵,他心急如烧。全面了解后,他评价当下说:去年林则徐在广东发起禁烟,是一件大快民心的好事,英国人借口前来“启衅”,昏庸的朝廷不去反击,居然反将林则徐革职查办,充军新疆,“是非颠倒如此,可为太息!”

国家已被撕开一道伤口,他很难做到冷静,越说越愤怒:朝廷等到听说英国人已经霸占了香港,反对林则徐而主和的琦善也被拿下问罪,才慌了手脚,不知道战好还是和好,“而夷船且逼广州矣”,这些都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一气之下,左宗棠一口气写下四首“感事诗”,以抒愤懑,思考国事为什么变坏,左宗棠认为,根源在于朝廷“上下相蒙,贤奸不辨”。

他用一个辛辣的比喻,讽刺朝廷说:就好比有户人家,家里的仆人与侍从相互勾结,合伙来欺骗主人。汪洋大盗都进门了,主人才慌张问,什么情况?仆人与侍从联合起来撒谎说,是邻居家的夜狗在叫,哪里有什么盗贼?主人信了,又放心继续睡大觉,听凭汪洋大盗洗劫。这个主人真是蠢到家了啊!他借比喻骂当政者。(“譬之人家仆婢相通,蒙蔽主人,大盗及门,犹诿为邻犬夜吠,彼主翁主妇固惛然罔知也。”)

这段时间,危机从小到大,已经发生转移。由“左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转变成“国家,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左宗棠格外留意中国时事与发展动向。但一介书生,手无寸权,知道得越多,痛苦越深,却苦于无力,“世局已极颓靡,惟闭户私忧,仰天长叹已耳!”

夜深时分,星光寒微。忧坐在柳庄门前,对着前面那口水塘,见鳞光忽闪,有如波涛。左宗棠内心为之奔腾,看着看着,眼前仿佛变成一片海,对海隔岸的山上,高低黑树,像英国兵。有那么一阵,左宗棠真想冲过去,但一起身,发现椅子不能当船。

他只有按捺住冲动,继续陷入深思:

为什么天下的兴亡,老百姓也有责任?因为朝廷、政府,可能是个混账朝廷,混账政府,国家也可能使坏,帝王相信“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2'面对这样无能、无赖、无良的朝廷、政府,社会可能崩溃,国家可能灭亡,黄色人种可能灭种,天下老百姓可能会跟着朝廷,无辜被葬送。

这时怎么办?

正确的做法,将朝廷、政府、国家、社会,划清界线,该谁谁的。哪些是我们的义务,哪些是我们的权利?是你的,你不能推脱;不是你的,你不能抢。

因为不愿陪着无能、无赖、无良的“三无朝廷”一起快快变老,更不能跟着它一起陪葬送死,所以,天下需要民间能人站出来,鼓动起来,组织起来,联合起来,寻找自救。

左宗棠就是按照这个逻辑,做这种寻找。

1841年,他设想用明朝抵御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方法,来对抗英国人。也就从这时起,他对待西方入侵,定下一生稳如泰山的调子:主张坚决抵抗,反对和议。他用一首诗来表达:

一怒永维天下祜,三年终靖鬼方人。

和戎自昔非长算,为尔豺狼不可驯。

诗的大意是:我一旦愤怒了,那就要坚决抵抗。成功了,就可以维持天下老百姓永远的福利,得靠这争来的和平,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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