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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诒端协助一事，见左宗棠第三个儿子左孝同《先考事略》：“周氏有新楼，公止其上，详阅方舆书，手画其图，易稿则先妣为影绘之，历岁乃成。”1838年，又抄录了《畿辅通志》、《西域图志》和各省通志，“于山川关隘、驿道远近，分门记录，为数十巨册。”
＇7＇ 事见左宗棠第三个儿子左孝同《先考事略》：“时贫乏不能与计，偕先妣出奁百余金助装。会姑母朱孺人贫不能举火，府君即悉举以赠。”“亲党有赆（读jìn，临别时赠送给远行人的路费、礼物）者得百金，与仲父（左宗植）启行北上。”
＇8＇ 见《左宗棠家书·与周人丁酉》，原话是：蔗农师尝戒吾：气质粗驳，失之矜傲。近来熟玩朱儒书，颇思力为克治，然而习染既深，消融不易，既或稍有觉察，而随觉随忘，依然乖戾，此吾病根之最大者，夫人知之深矣。比始觉先儒“涵养须用敬”五字，真是对症之药。现已痛自刻责，誓改前非，先从寡言、养静二条做起，实下工夫，强勉用力，或可望气质之少有变化耳。
第三章 天降机遇
闻联识人
1836年，24岁的举人左宗棠应湖南巡抚吴荣光的邀请，来到今天的湖南醴陵，担任渌江书院山长。＇1＇
不能做官，便去教书。
现在，他一介书生，手无寸权，无法直接去改变国家，那么就先来改变学生。
左宗棠经历后已经懂得，科考取官对芸芸学子大部分都很遥远，而湘水校经堂的经验又让他明白，传统的经史子集不是培养人才的唯一出路。当下中国的乡村社会，最缺的不是会背诵、善空谈的书生，而是能实干、懂科学的建设性人才。
渌江书院有住读生60多个，算是英才荟萃，他们之前朗朗的背诵声，让左宗棠闻出了“寻章摘句”的酸腐味。左宗棠现在来做山长，首先对教学内容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大量删减四书五经中大而无当的说教，新增自己原创的舆地、兵法和农经等课程。为了避免所学与所用脱节，他还带领学生走出书斋，在田间山林亲身体验。
他将自己22岁作出的“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写成对联，挂在书院内，作为校训。
古陋的渌江学风，被左宗棠几下点化，学风为之一新，初露“经世致用”、“内圣外王”的锋芒。＇2＇
学生们对生动可感的实践教学都很感兴趣，左宗棠自己也十分满意。夜深时分，他在学校写信给远在湘潭的妻子分享：近来学生个个在好好学习、努力向上，并不怨我管得太苛刻。古代读书人有句“制外所以养中，养中始能制外”，我就是用这句话来要求学生的，自己也“时时省察，不敢怠肆”，很有一番教学相长的乐趣。
但左宗棠的梦想，不是当个好山长，而是做“今亮”。
诸葛亮26岁前避战祸而隐，卧居南阳茅庐，自吟自唱：“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说得委婉含蓄、内里自信满满。
左宗棠没有诸葛亮那样贵族气熏染出来的优裕与自如。
主要是他没有诸葛亮那样过硬的社会关系。中国传统社会，培育出来的本质上是一种“关系文化”。一个人的社会关系，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一个人的命运。诸葛亮早年通过岳父黄承彦，在刘表的荆州士族圈里，构造了一个显赫的社会关系网。左宗棠的岳父周衡顶多是个有钱的地主，也就是土财主，无社会关系可仰仗。
依然功名心切的左宗棠，草根一个，朝中无人，如何靠自己单打独斗，依靠真本事出人头地？在宗法的姻亲关系社会，在关系远远重要于本事的社会，实现梦想比在当时坐上飞机还难。尤其当他没有得到科举考试认证，却又痴迷于建功立业，比坐天宫一号梦想登月计划更难实现了。
这段时期，左宗棠内心有着强烈的焦虑。一方面，他还在痴迷梦想一夜之间金榜题名，另一方面，他又不得不接受屡考屡败的现实。
但左宗棠一生巧就巧在，事情坏到头，好事也就快来了。
机遇像启明星一样，开始来召唤他。
1837年的秋天，左山长一边教书，一边准备明年第三次会试。
这天，醴陵县令张世法突然登门来拜访他，说一个大官马上要到醴陵来了，令他作几副对联，表祝贺。
左宗棠问：那你告诉我是谁。张世法说，两江总督陶澍（shù，及时雨）。
左宗棠心气高，不会见人就贺，本想了解一下来者何人。他听说是陶澍，眼睛都发直了，开阔的脸膛瞬间激动得通红，满口答应下来！
陶澍到底何方神圣，能让左宗棠如此紧张、兴奋？陶澍是湖南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科举考试做上总督的高官。他少年天才，文章名于世，权力盛于时。对当时的湖南人，尤其对了解他身世与文章的读书人来说，陶澍就是学习的榜样，是偶像级的带头大哥。
一个管理着今天江西、江苏、安徽三省地盘的湖南籍封疆大吏＇3＇，突然衣锦还乡，来到一个小举人的地盘，而这个小举人对这个封疆大吏仰慕已久，钦佩有加，那会带来怎样一种激动与心荡？
仿佛在寻找一个隔年的知音，一个能与自己对话，给自己指点的神人，左宗棠马上面对，不免紧张。古代读书人做美梦，不就渴望能遇见高人么？
张世法作为官僚，正按照官场逻辑，紧锣密鼓准备山珍野味：武昌鱼、君山龟、资江虾、安化笋、醴陵藕、衡州莲、九嶷菇，等等，四处搜来了。为了让陶澍吃到正宗的家乡菜，他特地派人从安化找来烟熏麂肉、云雾芽茶；为了让陶澍喝到正宗的家乡水，他派人专去安化，在陶澍出生地安化小淹石磅溪，打来了清冽的山泉水。
古代森严的官场等级，溜须拍马的讨好伎俩，在此显露无遗。当然，这种接待与以往不同，除了按官僚套路办事，确实还带有乡情。张世法相当于干了今天“两江省驻湖南株洲接待办主任”的事。面子功夫做得越足，陶澍衣锦还乡感越强。
左宗棠这边，激动过后，诗兴、灵感，也如涌泉。他挥笔而就，写下两副对联，交给了张世法。
耐心等到陶澍到来，左宗棠才头一次见识到，什么叫大官，什么叫权力。进县城门的路上，鸣锣的鸣锣，吆喝的吆喝，不是“肃静”，就是“回避”。下轿后去下榻处，县令张世法侧身陪同，负责介绍，陶澍一路走，一路谈，一路看。沿路对联像今天楼盘封顶挂的彩球，琳琅满目，热闹地俗气着，像“热烈祝贺”、“热烈欢迎”之类内容空洞、姿态媚俗的广告词。作为读书人，不管好不好，他都会细看，有时略微点了点头，又不经意间摇了摇头。
但走进大厅后，右壁前，一副字体刚劲、雄健，气势豪迈、从容的对联，瞬间锁定了他的眼睛。他先看了一遍，再读，不禁念出声来：
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
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谁写的？陶澍有点疑惑，忍不住叫了一声：好！有点激动起来。他没有想到，在醴陵偏僻小地方，居然有这等人才，能写出这么绝妙的对联！侧头问张世法：作者是谁？答渌江书院山长左宗棠。陶澍眼前一亮，哦了一声，马上通知张世法：快请左先生来见面。
故事到这里，有两个说法：一说左宗棠刚直、高傲，拒绝来见，是陶澍主动屈尊，去渌江书院见左宗棠；一说左宗棠当即前来。真实的情况是，左宗棠接到邀请，立即赶来了。左宗棠自己后来回忆，“乃蒙激赏，询访姓名，敦迫延见”。“敦迫”就是催逼、催促，“延见”有两个含义，一是召见，二是引见，合起来就是县令催促左宗棠快快跑过去拜见。陶澍其时文名动中国，左宗棠见他，至少像见文化名人。
总之是见面了。两人一见面，陶澍一眼就认定，左宗棠是天下少有的奇才。《左宗棠年谱》的记载是，“目为奇才，纵论古今，至于达旦，竟订忘年之交。”陶澍还留左宗棠跟自己住谈了一晚。
两人相见恨晚，陶澍回乡计划打乱了。他特地推迟一天回安化，第二天专门约左宗棠一起游醴陵。
这是一段过于奇特的遭遇。1779年出生的陶澍，这时已经58岁高龄；而左宗棠呢，不过25岁的毛头小伙子。两个人不但年纪相差33岁，社会地位上，也很悬殊：一个是大总督，一个是小举人。
左宗棠确实激动得不行。他跟周诒端后来说起，称陶澍是中国第一大官，谦虚礼让竟然到了这种地步，我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这事想起来就感到十分惭愧啊。（“督部勋望为近日疆臣第一，而虚心下士至于如此，尤有古大臣之风度，惟吾诚不知何以得此，殊自愧耳！”）
我们难免会纳闷，陶澍这是怎么了？凭一副对联，靠一次见面，就对小青年左宗棠如此推崇、肯定？还打破世俗传统，结为朋友。背后难道有什么别的原委？
说来就话长了。
首先是对联背后的故事。左宗棠这副对联，虽是灵感之作，但实在是神来之笔。他将陶澍一生精华，概括得差不多了。
1835年，陶澍做两江总督兼两淮盐政，开始了为官生涯中大刀阔斧的第一次改革，在两淮取消“纲盐法”，推行“票盐法”。用今天话说，就是打破国家对食盐的垄断，将价格推向市场，获得了空前的成功。陶澍改革大获成功，道光皇帝格外赏识，在养心殿西暖阁高调召见了他。
道光皇帝这次可能过于高兴，就国家大事对话完毕，意外跟陶澍聊起家常。他问到陶澍老家安化有什么特色？陶澍说起一个奇观：在资江流经家乡石门潭的地方，水中凸起一块巨大的方正石头，因形状像一方官印，取名“印心石”，他小时候跟父亲在江边读书，建了一间书屋，就叫“印心石屋”。
湖南人说话方言都很重，道光皇帝听不太懂，于是再次一字一字地问，陶澍一字一字地比画，道光皇帝终于听明白了：哦，印心石屋，这么写。他又继续饶有兴趣地听陶澍谈那些乡村趣事，沉浸其中，心荡神驰。
让陶澍梦想不到的是，第二天一早，军机大臣潘世恩等四人，捧着六寸长宽的专书“印心石屋”的匾额给他，后面写了“御书赐之”，有道光皇帝的签名，还有两方皇帝专用的印文。
满朝臣子知道后，都羡慕得不行。这可是最高褒奖啊！
好事还没完。
过了一段时间，道光皇帝又召见他，专门问起：我给你写的“印心石屋”匾额收到了吗？陶澍赶紧叩谢，一高兴，又跟道光皇帝聊起天来，历数史上那些皇帝给大臣题匾的故事，后世全成了佳话。道光皇帝更加开心了，自己给陶澍题字，现在还只是新闻，将来也要成为历史佳话。他开心了，再问：我题的字，你准备挂到哪里？
陶澍说，准备刻在石上。再问：石门何人所建？答：天生的，非人力可为，有七八丈高。
道光皇帝一听，说：我上次写的太小了，那么大的石壁，要配大字，我另外再给你写幅大字，我大字比小字写得好。
陶澍一听，激动得不行。哪里有皇帝两次给臣子题字，而且还是他主动提出来的？
第二天，陶澍就收到了新题字。幅长九尺多，每个字高宽各在一尺六寸左右。他赶紧收好，不久就刻在家乡的印心石上。随后岳麓山、庐山、金陵等10多处地方，都刊刻上了。
自己两年前人生最得意的大事，居然传到家乡省偏远的醴陵县来了，自然高兴得来不及。陶澍同时想到了，能知道这件事的作者，对自己又如此了解，对时事又如此熟悉，一定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关键还是，对联概括得那么好，立意高远，文字大气，气势浩荡，抬人，又不着痕迹。
我们回到对联，就能看出玄机：
“春殿语从容”，有如临其境感，仿佛是现场描画出来的。左宗棠又没看到，却可以凭借想象，活灵活现地赞叹陶澍在道光皇帝面前从容作答，满面春光，如沐春风，这既显得君臣关系亲近，又显得陶澍不亢不卑，春风得意蕴含其中。
“廿载家山印心石在”，陶澍1802年中进士，十年散官，授职编修，后迁御史、给事中。1821年调福建按察使、安徽布政使，1823年授安徽巡抚。离开湖南做官，20多年了，谁帮他记得这么清楚？
印心石本是他个人的自豪，经左宗棠这么一写，成了“家山”的自豪，也就成了所有湖南家乡人的自豪。既像在说事实，也在借事实夸人。
“大江流日夜”，说到了湘江与长江，即湖南与中国。湘江日夜不停地奔流，在出洞庭湖处汇入长江，指陶澍第一个将湖南人带进了全国，也暗指陶澍一生伟业千秋永在，取杜甫名诗“不废江河万古流”之意。
“八州子弟翘首公归”，既是明说现在醴陵代表整个湖南，热切期盼热情欢迎陶澍衣锦还乡、荣归故里，也暗借晋代陶渊明的曾祖父陶侃曾“督八州军事”的典故＇4＇，赞美陶姓远祖光荣的历史。这样将陶澍与陶家的祖先一并都表扬到了，历史纵深感很强，却又不显得突兀。
这么杂的事，这么多用意，简单两句话，要全部融合，高难度。
这副对联妙在，说是夸奖、吹牛拍马吧，又全是事实，看不出奉承痕迹。说是全在道事实、谈历史吧，寄托的情感，却在浩荡奔流，轰隆隐鸣，不可遏止，不像在客观述事。
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是评价大活人。对事外人而言，反正两方都完全不知情，全是陌生信息，怎么写都差不多；对被写的人，就完全两样了：你自己怎么样，想要表达成什么样？没有谁比你清楚。自己有时不一定能准确概括出来。别人评价，能说中一半，已经需要超凡功力，算“知人”的高人。能够说得让自己震撼，已近似“天人”。
对高官陶澍来说，左宗棠这副对联，巧就巧在，它像一次最逼真的进士考试，而且是开卷考试，陶澍既出考题，又现场阅卷。这样的考试最靠谱，这种对联，即使想要抄，找不到地方抄，因为现场命题作文，蒙是蒙不过去。考官的水平摆在那里，进门沿路，陶澍看过的劣质对联，还算少吗？
对智慧高超、阅人无数、经事累累的陶澍，不需要更多了，只要凭借这短短26个字，就能够准确地判断，信手写出这样一流对联的人，是个天才。
他再亲眼一见左宗棠这个壮实如牛、满身是劲的青年人，基本就可以判定：这样的人才，只要走对了路，一生会有怎样一个不可限量的前程。而且，他很可能已经在内心里掂量比较了一下，以自己的同龄之事做了比较，感到左宗棠论人比才，在自己之上。爱才是有才能的人的通病，陶澍内心里认定了，高兴是肯定的，只是他不会表现出来。一个经验如此丰富老到的大人物，不会在毛头小伙子前喜怒形于色。
这些，左宗棠自己就不一定知道了。一个25岁的小青年，聪明、有才能是一回事，但人生阅历、生活经验，几乎没有。天分再高，永远不可能代替阅历与经验。他也许只是觉得，遇到大人物了，本能想接近，通过他，带给自己帮助。但他的倔强与叛逆，个性与自尊，让内心里生出一种抵触的情绪，男人得靠本事拼出来，他不想通过任何人扶着自己成功，他只期望有个引路的人。
陶澍看似淡定，其实比他要急。不单因为他预感到身体快撑不住，在世时间不多了，作为湖南在官场上第一个考出去升上官的大人物，他得考虑为湖南留下自己百年后的东西。
从年轻时目睹复杂的官场关系，几十年来逐步经历满清官场争斗，对显规则与潜规则，明权力与隐权力都了然于心的高官大员，他这时有一个梦想，要将湖南一批有才能、有想法、有勇气的青年才俊，带出来，通过让他们抱团的方式，来改变湖南官场两千年来人才全面死寂的萧条状况。
左宗棠无疑是这样的青年才俊。因此，陶澍偶然发现了他，一方面要继续不动声色地考察他；同时，要通过自己的关系网络，一有机会就要适时地提携他，让他尽快地找到用武之地。
这真是一次旷世奇遇，我们或许还有疑惑：陶澍真的就凭一副对联，敢如此全面肯定左宗棠？
事实上，在看到对联之前，陶澍对左宗棠的名字、事迹，已经有了一定的了解。
这一说就有点神了，难道陶澍有专门的情报人员，一直在暗地网罗湖南的年轻士子？
当然不是。
这一切，全因左宗棠一个同龄朋友的推荐。
朋友名叫胡林翼。
识左托孤
清朝官场，流行推荐。同乡、“同年”、同学、亲戚、朋友相互推荐，成为时尚。
明明有科举制度，全国人才全都被考试筛了又筛，朋友再推荐，岂不是画蛇添足？
原因在于科举考八股，选拔上的考生，不一定有办事能力。会背书、善空谈的官员，有几个无所谓，多了国家就头痛。管理国家，事情大，责任重，毕竟需要大批真正有才能、懂实干的人。那些被考试误筛掉的人才，要再被选上来，最好的途径，就是推荐。
推荐最有说服力的是“同年”或同乡。“同年”是指那些考取秀才、举人、进士时名字跟自己写在同一张榜上的人。用今天话说，就是跟自己在同一年同一科“高中”的哥们。官场上最铁的关系是“同年”，科甲出身的官员，一般都有几百个“同年”。
左宗棠与胡林翼，是同乡、校友、朋友。同一年参加进士考试，但左宗棠没中，算不上“同年”。胡林翼推荐，多因他个人特别讲“哥们义气”。
左宗棠的好朋友不多，但铁哥们有。他独立不依，个性鲜明，不仅在清朝官场中十分另类，格外打眼，就是在封建官场两千年中比较，也是特立独行，反感他的人都敬而远之，喜欢他的人才会死心塌地。
一个好汉三个帮，如此孑然立世的人物，离不开朋友支撑。
胡林翼支撑他最铁心、最死心塌地。
胡林翼与左宗棠相同的一点，天分极高。当时湖南人才，论天赋他俩前两名。但就性格而言，他们是两种人。这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有关，与他们的成长环境有关。
一个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长在什么样的环境，基本就定下了他的性格、习惯、偏好，看事情的眼光，做事情的风格。
左宗棠出身贫寒，从祖父起，每代人以耕读为生，都没有什么大成就。曾祖逢圣公只做到了县学生员。＇5＇祖父左人锦一生也只得了个国子监生头衔，也等于是个秀才，有资格去见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