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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那年，他在湘潭桂在堂与夫人周诒端学习舆地，自绘地图；27岁那年起，他在陶家读中国地理百科全书；38岁那年，他在湘江与林则徐对谈新疆边防。这些当年看来完全无用的经世致用学问，45年后，竟然马上可以全部派上用场！左宗棠心中涌起一股激动。
但国防大事，谈何容易？！更何况，众人都反对的事，一定是最难做的事。
人要取得成功，要主动去做难事。要取得巨大成功，就必须去做一桩世上最难做成的事。
左宗棠逢难必挺。他怎么在戈壁荒漠的不毛之地上建立起自己的不世功业？
＇1＇ 是指“科举时代称有年谊者的晩辈”，是同年登科者两家之间的互称。安徽合肥人李文安与湖南湘乡人曾国藩是1838年的同科进士，属于“同年”。李文安是李鸿章的父亲，李鸿章现在拜曾国藩为师，在师承关系上又属于晩辈。
＇2＇ “合肥”即是李鸿章，他是安徽合肥人，所以他又叫李合肥。东汉以后，人名取字才越来越讲究，情况也越来越复杂，还常常以被取号人的地望、官爵、谥号等命名，如北宋王安石称王临川。
＇3＇ 民国版的《沧县志》曾披露过张宗禹投河后的去向，曰：“张酋败后，逃至邑治东北之孔家庄，变姓名为童子师，后二十余年病死，即葬于其庄，至今抔土尚存焉。其临殁时告人曰：‘吾张宗禹也。’”
第十三章 西征幕后
祭旗西征
1875年5月3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
新的任命打断了他的洋务强国梦，也中止了他退休回湘阴柳庄做幸福生活梦。他只能继续做当代诸葛亮大梦，由一条转战江湖的野龙，蜕变成一条出边入塞的飞龙。
1876年初，左宗棠出征前夕，情势十分紧迫。阿古柏政权蠢蠢欲动，准备搞“疆独”。设计都做好了，脱离中国，投入俄罗斯怀抱。
回想起林则徐在1850年湘江夜谈对左宗棠的预警：“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预言现在终于变成了让人悲哀的事实。
左宗棠兴师，先在政治上取得正义。他明确宣布：“大军规复旧疆，是吊伐之师，与寻常讨贼有异”。“吊伐”是吊民伐罪，“讨贼”是讨伐家贼。这用“外战”与“内战”将征伐阿古柏卖国政权与剿灭太平天国运动区分开来，矛头直指背后的英国与俄国。
楚军这时成立已有15年，历经剿灭太平军、平定捻军，安定陕西、甘肃回族变乱，士兵个个身经千战。
新疆地域广漠，大规模地出征，楚军势力单薄，已经无法胜任。
左宗棠在楚军的基础上大加改造，成立西征军。
从率领楚军的将领，变身西征军的统帅，左宗棠要转型，从身先士卒，变成善于用将。
组建西征军，左宗棠用将，继续沿用楚军的要求：用武人不用文人，重经历不重学历。
任命的西征大将，有两位重要人物：一是老湘营的统领刘锦棠＇1＇，一是曾做过手下旧将的将军张曜（yào，照耀）＇2＇。
刘锦棠的老湘营，不属湘勇直接管辖。追溯渊源，可到1852年。
1852年，湖南巡抚张亮基命令曾国藩调集湘乡团练1000多人分两批赶到长沙，王錱带领一营。
王錱第一次出战在曾国藩的指挥下进行。王錱以2千团练对阵太平军数万精锐，在岳州羊楼洞一败涂地。部下尽死，王錱侥幸乘船逃脱。
王錱认为失败原因，全因曾国藩瞎指挥造成，宣布要脱离湘勇。
王錱其人，很有特点。他思维敏捷，口才超群，声音洪亮，遇事爱发议论，争论时总想盖过别人一头，闭门吟颂的谦谦读书人对他多有反感。
但个性张扬的另面，王錱却有他不可替代的优点：自负但从不浮夸，学习武术最勤奋，武学造诣很深，擅长军事训练，精通战略战术，论带兵打仗的实际本领，当时湘勇无人能出其右。
王錱骡子脾气，倔强勇猛、独立性强，不怎么服管，与左宗棠有点相似。曾国藩用人要“朴诚”，王錱完全不合他的味道，指责他既不听指挥，又战场脱逃，不是人才，向朝廷打他的小报告。
跟直管领导闹翻，像头上压了块天花板，王錱在曾国藩手下干得无比郁闷。
岳州之败后，王錱自作主张，招湘勇3000多人，以图东山再起。曾国藩对未经他批准擅自招兵再次恼怒，命令王錱除原带一营外，新招的湘勇，只留二营或三营，营官由自己来委派。王錱手下勇丁人数被砍到只剩十分之一。这还不算，在军费、后勤供给等方面，曾国藩也对王錱作出种种限制。
王錱率真直性之人，哪里受得住这种打压？马上与骆秉章走近。骆秉章下令不裁人，让王錱驻在省内，听候自己调令。据《续湘军志》说：“錱亦不愿受曾国藩节度，乃独成一军，隶于湖南巡抚，是为老湘营之始。”
王錱与曾国藩从此在组织、制度上完全脱离关系。
曾国藩将王錱彻底否定，让王錱心里很受伤。但左宗棠与王錱气味相投，两人一见面，左宗棠认定他是一等一的人才。王錱感动得一塌糊涂，从此将左宗棠看成知音。
王錱是真正的湘勇元老，办团练事实比曾国藩还早一年。他不服管教，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现在独立成军，自主安排，严明纪律，令出身随，声势日壮。
自此时起，人们称王錱的团练为“老湘营”，区别于曾国藩统领的湘勇。
老湘营在王錱的带领下，战斗力超前强大。
王錱带领老湘营取得一生中最辉煌的战绩，发生在1857年5月至6月。
那次战斗，王錱率3000士兵孤军深入，对垒太平军10万余兵。老湘营一鼓作气，杀掉太平军1万多兵，自己只伤亡几十人，创造了中国战争史上的奇迹。
从此每逢出战，太平军都相互先告诫“出队莫逢王老虎”。清人罗正钧的《王錱年谱》说：太平军只要看到“老湘营”旗帜或者王錱本人，不逃即躲，绝不正面迎战。王錱很得意，也有意从此让地方团练冒充自己，打起老湘营旗帜，换上他们的衣裳，以壮团练声势，太平军也从来不敢靠近。
“老湘营”从成立起，没有打过败仗。曾国藩领导下取得的岳州之败，成了王錱一生中在湘勇旗下唯一吃到的一次败仗。
左宗棠创办楚军后，邀请王錱加盟。王錱与左宗棠无争不吵，配合默契。从此王錱孤军深入，历经百战，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为楚军品牌立下汗马功劳。
王錱这种绝无仅有的军事奇才，在整个清朝也就一例。但天妒雄才，1857年，王錱病死于江西战场，年仅32岁。
王錱死后，老湘营由王开化、张运兰各领一半。
刘锦棠的叔叔刘松山在张运兰手下做部将。＇3＇
1864年，张运兰战死，刘松山接任，改归左宗棠调遣。刘松山跟着左宗棠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平捻”和“安定回民”变乱。
刘锦棠父亲刘厚荣战死时，他才9岁。抱着为父报仇的愿望，叔叔刘松山带他开始了戎马上的铁血童年。16岁那年，刘锦棠已成长为“少年将军”，带兵上马杀敌。
1870年2月14日，老湘营统领刘松山在甘肃金积堡战死。左宗棠大胆起用老湘营营务总理刘锦棠接替。这年，他26岁。
刘锦棠从此就成了左宗棠的嫡系。
西征路途艰险，体力消耗巨大，左宗棠决定大胆起用年轻人。1876年初，刘锦棠按左宗棠要求，将老湘营扩充到2万人。
这年，刘锦棠32岁，老湘营营务总理罗长祜，才28岁。
左宗棠不是科班出身，用人不看门派，唯才是举，着眼五湖四海。他第一个打破湘勇的地域局限，在西征军里起用张曜。
张曜生于1832年，比左宗棠小20岁，祖籍在浙江上虞。
张曜靠在河南固始办团练起家。咸丰皇帝刚登基那段，他驱赶捻军有功，钦差大臣僧格林沁十分赏识，上报朝廷。咸丰皇帝以他“御捻护城”有功，赐封号“霍钦巴图鲁”。“巴图鲁”是满语，相当于汉语中的“勇士”。
稍后，他做了固始的知县。做知县期间，他抵御李秀成围城立功，1860年提升为知府，晋升为道员。第二年击败捻军，又提升为河南布政使。此后，他率军长期转战于河南、河北、山东。
河南布政使本来是个文职。也是命运多舛，御史刘毓楠不知哪根神经搭错了，以“目不识丁”罪名向朝廷弹劾张曜，而咸丰皇帝居然批准了。
这跟左宗棠当年被樊燮弹劾为“著名的劣幕”一个模式。张曜远没有左宗棠那样运气，他的“目不识丁罪”被朝廷认定成立。清朝历来重文轻武，张曜由布政使一下子降为总兵。
张曜由文官眨眼变武官，仍归僧格林沁节制。
张曜感到委屈。他的文才其实了得，写得一手好诗，曾经做出“酒阑乘兴独登台，万幕无声画角哀”这样的好诗句。但不幸被独裁专制皇帝认定为“文盲”，至少也是真的“假文盲”。
申诉无门，张曜只好自己假装成真文盲，镌刻一枚“目不识丁”印章，时时佩戴在身，可能是自励，也可能在自嘲。
张曜做事能干，为人廉洁，处世慷慨，完全符合左宗棠的“廉干”标准。左宗棠对出身不高、受过挫折的人十分欣赏，认为他们有真才干，靠得住，可以委托重任。张曜底层出身，没有酸腐的名士派头，也很对左宗棠的味道。
现在，张曜以提督的身份，随左宗棠西征新疆。
西征军除刘锦棠、张曜两员大将压阵，同征的两路分别由金顺、刘典和徐占彪、易开俊、董福祥等大将统领。
至此，西征军吸收了来自湖南、河南、四川、安徽、陕西、甘肃、新疆、黑龙江、吉林等9省人才；楚军作为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也并入到浩浩荡荡的西征大军中去。
西征军全部加在一起，共121营。打仗的、烧火的、做饭的、搞运输的，加在一起，具体数目大约在8。7万。
明确了“吊伐之师”的政治定位，确定了西征军的将领，组建了庞大的军队阵容，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训练军队。
左宗棠坚持“自古关塞用兵，在精不在多”的原则，依然按训练楚军的模式，搞起他的独特练兵法。练兵的主要课程，一练心，二练胆，第三才是练力气与打仗的技术。
军队训练到位，出兵边塞，严肃军纪，就成了大问题。
新疆地远人荒，交通不便，军需物资赶不及，常年闹粮荒。但左宗棠对军队要求十分严格，要求绝对做到对百姓秋毫不犯。面对军心乱动，他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保证军纪。
史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一个小校在酒泉南门，实在饿不过，就抢了一个妇女卖的“甜米黄”吃。＇4＇
妇女大哭，正在出营巡视的左宗棠听到了，闻声赶来。问明原由，左宗棠马上命令军队集合起来，要妇女当面指认。妇女逐一验看，果然认出抢“甜米黄”的小校。
左宗棠提醒她：你不会认错吧？
妇女狠命地点头，不会错，就是他！
左宗棠叫来刀斧手，将小校绑了，剖开肚子看证据，果然发现“甜米黄”。左宗棠一声令下，刀斧手当即斩首示众。
从此，西征军里再没有抢夺老百姓的事情发生。
新疆大漠，军粮的问题，一直是头等大事。左宗棠年轻时在湘阴做“湘上农人”时发明的科学种田技术，终于可以派上用场了。
他在哈密实现屯田制度，规定士兵战斗时就做军人，战场下来就做农民。这种农民具体怎么做？那是一个庞大而系统的工程，不是农业专家，根本没办法来指导。左宗棠对中国农业研究的时代水平，相当于今天中国的袁隆平。他不但可以内行领导内行，而且还可以内行指导外行，凭个人早年的学识，改变新疆的面貌。
《左宗棠全集》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左宗棠当年具体的做法：
战事余闲，即释刀仗，事锄犁，树艺五谷，余种蔬菜；农功余闲，则广开沟洫、兴水利以为永利，筑堡寨以业遗民，给耕具、种籽以赒（zhōu，救济）贫苦，官道两旁种榆柳垂杨以荫行旅。自臣以下至营哨各官，于驻营之地，日巡行省视，以劳来而劝勉之。……所部楚军，向用农家，不收游手，其将领又多由佣耕作苦而来，故以其所习课其所能，不烦教督而自劝。
该准备的都准备了，马上可以开打了吧？
还不行。
天下大事，千头万绪，要万事俱备，不欠东风。组织人马、训练士兵、安排军事、粮食，这些繁杂的具体事务，才完成了茫茫大事中的一件。
老大难的事情，在后头等着。
内辩外攻
收复新疆，属国家大事；中俄国际战争，属于天下大事。
天下大事，必作于细。
处理大事的方法，首先得在宏观上做划分。
左宗棠运用政治家的眼光、军事家的方法，对西征新疆这项庞大的工程，作了理性的分析与周密的规划。他明白自己要集中精力解决好两大问题：一是政治问题，二是军事问题。要处理好两种关系：内部关系与外部关系。
无论问题还是关系，一切都是围绕人展开的，归结到一点，就是人的问题。而人的所有问题，无非是人心问题。怎么消化问题，处理好关系，幕后工作做得是否扎实、到位，就成了能不能收回的关键。
这需要先从解决人心入手。
左宗棠清楚地知道，组建西征军，对士兵练心、练胆、练战技，还只解决了微观问题上的内部问题。
作为成熟的政治家，左宗棠脑海里在反复斟酌朝廷内部关系。要处理好的至少还有：
一、海防派与塞防派怎么在争斗中保持合作？
二、塞防派怎么将自己一方的观点，通过行动与奏折，跟朝廷沟通到位？
三、在塞防派的内部，通过什么来凝聚人心，形成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气势？
在如此之多的错综复杂的问题与关系中，左宗棠需要理出一根主线，来作为自己行动的原则，做到牵一发而动全身。他确定的原则，是“内辩外攻”。
为什么是“内辩”而不是“内斗”？因为内部问题，说到最后都是自家的问题，将对方斗得越惨，自己受到的拖累也会越大。塞防派虽然已经在行动上大胜海防派，但两派的利益，说白了都是国家利益。中国人内部的事情，除了合作，还是合作。如果内部不合作，左宗棠成了“光杆统帅”。没钱没粮，没法包打天下。
但跟政敌怎么合作？
最好还是用辩驳的手段，从观点上去赢得对手，堵住政敌的嘴，赢来做事机会。
以李鸿章为首的海防派，还在千方百计地考虑怎么拆台。
左宗棠既已出征，马上面对另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粮草从哪里来？只能从海防派那里来。
左宗棠做过统计，收复新疆，一年需要的白银开支，在800万两左右。但朝廷的国库，早已空虚，每年名义上可拨下500万两，而实际到账只有200万两。
亏欠如此之多，左宗棠只有向朝廷求助。但中国商人哪里凑得齐这笔巨款？左宗棠想到，在保卫台湾时，沈葆桢曾有过向洋商借款的办法，他请求朝廷允许自己按照沈葆桢之前筹备海防时的方法，筹借洋款1000万两，每年付洋商8厘利息。
清廷既然充分相信、并且全权委托左宗棠收复新疆，当然不会再打折扣，答应下来。但国家内部钱财已经被贪污腐败掠夺一空，外部存款已经被列强强权压榨干净，政府的钱库里也没有余钱。朝廷只好要沈葆桢“代为筹借”。
不说还好，这下又捅到了旧伤口。
沈葆桢本来是反对塞防的。他再次气愤起来：是你左宗棠要去收复新疆，我一直就没同意过，现在好了，你做事，我借钱。你会帮助自己反对的人，援助自己反对的事情吗？不会。对不住，我也不会。
沈葆桢不但不愿意“代为筹借”，反而又抓住这难得的机会，算起了旧账。他找出新的理由，认为赶紧放弃新疆才是上策。趁现在没开打，放弃还来得及：新疆广袤万里，一二年也平定不了，即使收复，与强俄为邻，今后朝廷麻烦可多了。借洋款要海关担保，海关应接不暇。西陲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需饷也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责各省接济吗？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又无可担保了。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这哪能忍心！此臣等所以反复再四而不敢为孤注之一掷者也。（“新疆广袤数万里，戈壁参半，回部皆其土著，根深蒂固，既无尽剿之理，又无乞抚之情，似非一二年间所能就绪。即使事机至顺，逆回弭首，诸城尽复，与俄为邻，互市设防，正重烦朝廷擘画，而非放牛归马之时也。洋人肯以巨款借我者，恃有海关坐扣，如取如携也。洋人取之海关，海关仍待济于各省。向日各省仅筹协饷，已催解不前；今令兼筹协饷之息，能如期以应乎？协饷愆期，而海关病；海关无可弥补，不得不亏解部之款，而部库病。……进兵愈远，转运愈难，饷需亦愈巨。将半途而废乎，势必不可；将责各省于还债之外另筹接济乎，势又不能；将再借洋款乎，海关更无坐扣之资，呼亦不应，徒令中兴元老困于绝域，事岂忍言者！”）
沈葆桢逆潮流反对，出于两个原因：一是他与李鸿章私交很深，从同学到同事到同僚，都在一条船上，当然要继续帮李鸿章说话；二是沈葆桢在私利上考虑：只有朝廷同意加强海防，才会重点投入和关注，自己的政绩才可以瞩目，官才越做越大，油水才越来越多，官场网络才越结越广。
沈葆桢当然清楚自己现在怎么做。至于千百年后中国会怎样？天下、国家、民族大义，这些事情既大又遥远，他为什么要考虑？
沈葆桢这种清廷精英不自觉地混同于平民，国家与社会的希望又见灰暗。
沈葆桢一唱反调，李鸿章马上唱和。为了保证沈葆桢不会“代为筹借”，他马上写信支持，并表明观点：一说“左帅拟借洋款千万，以图西域，可谓豪举”。二说左宗棠老谋深算，向洋商借款数目巨大，为何自己不出面，却让别人“代为筹借，能不另有所谋？”
李鸿章知道，收复新疆现在已经符合“政治正确”，很难攻倒，他决定到左宗棠个人身上来找理由。“豪举”是典型的皮里阳秋，讽刺语气；“老谋深算”则是躲在左宗棠身后，闻他身上有没有曹操的奸雄气味。
左宗棠已经64岁了，垂垂老年，听到这些攻击，不生气了。他说：要做成一件大好事，怎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