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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军团均改为从下游十二公里的凤凰嘴渡过湘江。红九军团、红十三师过江时均遇到敌机轰炸，而最后过江的八军团则损失更为惨重。八军团战士多数是刚入伍不久的新兵，缺乏训练，在敌机的空袭下，队伍顿时显得混乱，正在涉渡的红军成批倒下，被湍急的江水卷走。随后，从新圩追来的桂军突破八军团后卫，又向渡口冲来，用大炮和重机枪向渡口轰击。八军团费了很大力气才将敌人打退，冲过湘江。八军团从苏区出发时有一万余人，过湘江后只剩1200余人，编成一个团给五军团，军团建制撤销。据凤凰嘴当地的老百姓说，战斗过后，他们在江边掩埋了三天的烈士尸体，而更多的阵亡将士则沉没在江底。在全州旁边有处叫岳王塘的湘江曲弯，湍急的湘江水流到这里后流速变得很缓，上游顺流漂下的尸体和各种遗物几乎全都汇到这里。在那长长的水湾处，红军将士的尸体密密麻麻，一眼望去，湘江都是灰色的。
这天下午，敌军占领了全部渡口，严密封锁了湘江两岸。除红六师第十八团和红三十四师被敌人切断前进道路无法过江外，东岸的六个师有五个师在付出巨大牺牲后渡过了湘江，历时六天的湘江战役才宣告结束。而被阻挡在湘江东岸的红三十四师余部在敌重兵包围中一直孤军奋战到12月21日，演绎了这支英雄部队的最悲壮的绝唱。
无疑，此时的红军虽然已经伤痕累累，但却从另一面打开了通向胜利的大门。
警卫遵义会议（1）
国家政治保卫团保卫中央红星纵队渡过湘江以后，继续向西挺进。离根据地越来越远了，困难也越来越多，伤病员多了，负担重了。表面上看这是湘江之战所带来的直接后果，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紧张的战斗中，红军所携带的印刷机等辎重基本丢失，也就是说丢下了那些坛坛罐罐，从而能够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地进行作战。如果没有湘江一战，也许还舍不得那些沉重的包袱。更为重要的是：几乎把红军葬送的湘江之战也为遵义会议召开提供了契机。因为红军广大指战员们从惨重的损失中都感到，过去在毛泽东领导的时候，打仗是不断的胜利，都能够化解国民党的包围，但是有了错误的领导之后，越来越被动，国民党围追堵截，使红军陷入了困境，于是强烈地要求改变中央的错误领导。
1934年12月11日，红军先头部队打开了湖南通道县城。15日占领了贵州黎平县。中央红星纵队随即经通道县进驻黎平。在这里，中央政治局召开了一次重要的会议，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坚持在黔东北和敌人硬拼，然后与红二、六军团会合，毛主席则主张向黔北发展，建立新的根据地。周恩来副主席、朱德总司令、王稼祥主任等同志赞成毛泽东的意见，作出了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预定遵义为新根据地中心。
黎平会议后，红军改向贵州遵义进发。但是要攻取遵义，必须跨过天险乌江。红军先头部队边打边走，政治保卫团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随后跟进。
1935年1月2日，红二师飞速抢占了乌江南岸的江界河渡口，经过激烈的战斗，强渡了乌江，击溃了守敌，很快架起了浮桥，中央红星纵队安全地通过了乌江，向遵义前进。
遵义会议旧址此时，蒋介石慑于川陕红军的胜利与强大，遂把围剿的重点转移到红四方面军，认为“只有徐向前的一股在川北地区，最为猖獗”，蒋介石即命令辞去“剿匪总司令”之职的刘湘，于1934年10月22日复职，并以“刘湘及川中内外绅士邀请中央派兵”为由头，派嫡系胡宗南的一个加强团，由甘肃进入四川，调集了二百个团的兵力，对我根据地，疯狂地发动了“川陕会剿”，妄图置红四方面军于死地。就在红四方面军全力以赴地反击蒋介石发动的“川陕会剿”时，1935年1月9日，中央红军到达贵州遵义。
遵义是红军长征以来占领的第一个大城市，它是贵州的第二大名城，特别繁华。新城是商业区，旧城是住宅区。国家政治保卫团和中央政治局及领导同志住在旧城里，总司令部住在旧城的枇杷桥。国家政治保卫局住在天主教堂里，国家政治保卫团第一营住在旧城附近的山坡下的学校里，负责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工作，刘伯承参谋长兼遵义警备司令。
住进遵义不久，邓发局长就对负责中央领导同志安全警卫工作的政治保卫团第一营营长吴烈说：“中央准备在这里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会场周围和行动路线的警卫工作由你们负责。”说完，他们又详细看了开会的地点，会场附近的地形和环境。
这便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在“柏公馆”举行，并定于晚上召开。中央对这次会议的警卫工作十分重视，除警备连负责“柏公馆”内卫外，城区四周大部分为政治保卫团的指战员，几个山头上还有机枪阵地，严防敌机偷袭。按照警卫方案，从大门到一楼再到二楼会场，关键位置都布了岗哨，24小时轮流站岗。与会代表将由这里步入公馆，然后进入二楼会议室。出席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朱德、陈云，以及政治局候补委员、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等。政治保卫团光荣地担负了这次我党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会议的警卫任务，主要负责警卫会场、保卫首长等特殊的任务。由于绝大多数党和军队领导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警卫任务无疑十分重要，政治保卫团的官兵们十分谨慎认真，布置警戒，护送首长来回，一丝不苟。
15日晚饭后7时左右，天刚擦黑，柏宅大门上的煤油灯就被点亮了。博古来得最早，他披着大衣，沉着脸，表情凝重，在公馆门口下马后，警卫员把马牵走，他则低着头，缓缓走进院子，就连警卫战士持枪敬礼，他也似乎没有注意到。
政治保卫团的班长胡昌宝布置警戒后，小心翼翼地护送毛泽东和张闻天从穆家巷住地前往会场，直到扶着毛泽东登上又高又陡的楼梯，他才退了下来，精神抖擞地警卫在楼前。毛泽东披着一件缀了补丁的单袄，长长的头发分在两边，显得特别清瘦。他夹着一只烟卷，与张闻天并肩而行，两人低声交谈，张闻天不时点头。
李德和伍修权来得最晚。李德穿了一双看起来很沉重的大皮鞋，奇怪的是，他一反常态，以前走路爱指手画脚，高谈阔论，这次却紧握着烟斗，一路无言。
这次会议一开就是三天，每天都是晚上进行，凌晨结束。17日胜利闭幕，会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遵义会议期间，董老、徐老、邓大姐等中央首长都对胡昌宝说：“小鬼呀！你们警卫班的担子今后可不轻呐。要好好照顾主席，保卫主席啊！”人们纵情欢呼的动人场面和高干们相互嘱咐的话语，久久地震撼着警卫战士们的心。他们进一步意识到：毛主席是党和红军爱戴、拥护的领袖，他的健康和安危关系着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自己有幸在毛主席身边工作，不仅是个人最大的幸福，而且还意味着党对自己的极大信任和考验。
遵义会议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它标志着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对党中央统治的结束和毛泽东时代的开始。从此，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党和红军转危为安，很快创建了新的根据地，建立了新的红都，不仅有了延安，还有了北京，瑞金也于1949年8月重新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政治保卫团的官兵圆满完成了遵义会议的警卫任务，受到了党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的高度赞扬，并与遵义会议一起载入了历史的史册。
遵义会议后不久，根据毛泽东加强部队战斗力、充实连队的指示，部队进行了整编，取消了国家政治保卫团，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下的保卫大队，全团除留下一营与保卫局的特务队合编为保卫大队由吴烈继任大队长外，其余的都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分别编入红一、三军团。
同时，国家政治保卫局也进行了整编。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仍是邓发、侦察部部长李克农、执行部部长王首道。保卫大队归国家政治保卫局领导，统一归总司令部指挥。
1935年初，政治保卫大队从遵义出发，保卫前敌总指挥部、军委总政治部等领导机关及毛泽东、朱德等首长继续长征北上。
渡过金沙江、大渡河
保卫大队保卫中央纵队渡过赤水后，1935年4月29日，党中央、中央军委发布命令，要各部队急行军，速渡金沙江，甩掉后面的敌人，去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命令下达后，各部队直插金沙江边，红一军团占领了云南禄功、武定，并抢占了云南通往四川主要公路上的元谋县城，向主要渡口龙街渡急行军。与此同时，红三军团也直向洪门渡进军，中央红星纵队的干部团向中间的绞平渡急行军。保卫大队保卫着毛主席、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刘伯承总参谋长等领导同志和中央纵队，于1935年5月3日傍晚到了绞平渡，从这个渡口安全渡过了金沙江。
过江后，中央和其他领导同志立即研究渡江后的行动部署和各项工作。
江边有几间茅屋和几个山洞。保卫大队的战士和首长身边的警卫人员，选了一个比较干净的洞，把里面的脏东西清扫一下，并找来一块小木板。毛主席亲自动手，和大家一起，在这个潮湿的洞里，把木板架起来当桌子使用，摆上地图。
1935年5月，红军夺取并通过泸定铁索桥1935年5月9日，过了金沙江，红军把长征以来一直尾追的敌人甩掉了。
5月中旬，红军到达四川会理县，在此地进行了休整。5月20日，毛主席在会理城郊外一个叫铁厂的地方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政治保卫大队担任了警卫任务。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了政治局委员以外，红一、三、五军团的主要领导同志也参加了会议。这次会议决定：红军继续北上，跨过大渡河，与红四方面军会合。
会理会议后，政治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向北进发。中央红军先遣部队已经一路冲杀，连克四川德昌、西昌等四座县城。政治保卫大队和中央红星纵队随后跟进。
特别是进入彝族区后，红军坚决执行毛主席规定的民族政策。保卫大队不断进行宣传教育，说明红军是帮助少数民族求解放的。经过艰苦的工作，红军顺利通过了彝族区，出其不意地占领了安顺场渡口，准备渡过大渡河。红军先头部队以神速的动作，占领了安顺场，歼灭了敌人两个连，缴获了一只木船，控制了南岸渡口。
5月26日，中央红星纵队到达安顺场渡口。毛主席一到渡口，得知因船只太少，大部队一时难以过河，部分敌人已经渡过了金沙江，正向红军赶来时，他立即召集有关同志开了紧急会议，当即决定，红一师及干部团用船迅速过河，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部队沿河右岸北上，两路部队直取泸定桥。
泸定桥是四川通往康藏地区的咽喉，桥东是泸定城，有守敌刘文辉部的一个团。桥头、河岸早已修好了工事，有重兵把守，桥板已经被敌人全部撤掉了，剩下的几根铁索悬挂在空中。
红军夺占泸定桥（油画）为迅速夺取泸定桥，按照毛主席的部署，红二师二团昼夜急行军，抢先占领了泸定桥西头。接着，组织突击队，同敌英勇作战，冒着敌人的火力，越过铁索桥，抢占了桥东头，同沿左岸赶到泸定城的红一师和干部团会合。部队在刘伯承总参谋长和聂荣臻政委的指挥下，向敌人发起了猛攻。
经过激烈战斗，红军将守敌歼灭，很快就夺取了泸定桥。前卫部队占领桥东头后，急速抢修铁索桥，搞了很多木板和门板将桥搭好，使大部队迅速过河。
随后，保卫大队保卫着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等领导同志，于1935年6月2日从泸定桥上过了大渡河。
胡昌宝献身保卫毛泽东（1）
1935年6月初，红军抢渡大渡河之后的一天，警卫班在胡昌宝班长的带领下随同毛泽东主席从花岭坪出发，计划当天赶到水子地宿营。
下午，途经一座大山，行军速度突然慢了下来，原来这儿竹林茂密，野草丛生，有些地段路窄坡陡人多，需要踩倒小毛竹才能踏出一条路来。这样，队伍便不得不常常停下脚步，等前面的同志通过以后，方能慢慢跟上。抓住这个机会，毛泽东从衣兜里掏出书本，边走边看起来。当他们走到山腰一段开阔地时，突然天空传来一阵马达声，胡昌宝抬头一看，只见几架黄膀子敌机正向他们这里飞来。警卫员们心情立刻紧张起来。胡昌宝再一看，毛泽东仍在爱不释卷地边走边看，仿佛正在思索着什么，一点都没有察觉敌情。以往，敌机总是转悠一阵才开始扫射或投弹，这次却好像发现了什么目标似的俯冲下来。接着，机翼下发出一串刺耳的尖啸声。
胡昌宝意识到敌机已经投下炸弹，忙大叫一声：“不好！陈昌奉，注意主席！”
说着，胡昌宝腾空跃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毛泽东推向岩后，随即纵身扑了过去。与此同时，陈昌奉也不顾一切地冲到毛泽东跟前。就在这时，只听“轰隆隆”一阵巨响，顿时，尘土腾空，弹片横飞，滚热的气浪掀起了层层烟雾，块块乱石，笼罩了人们的视线。一阵轰炸过后，敌机远去了，毛泽东从烟尘和弹片乱石堆中站起来，立刻发现用躯体掩护了自己的胡昌宝，只见他满身血污，腹部中弹，已经颓然倒在血泊之中。
毛泽东轻轻而焦急地呼唤着胡昌宝：“小胡，小胡，昌宝同志！”
胡昌宝两手紧紧捂着热血直流的肚子，呼吸急促，微微睁开了双眼。当他发觉自己躺在了毛泽东怀里时，便想挣扎着起来。然而，严重的伤势，过多的出血，已使他无力动弹。
胡昌宝嗫嚅着嘴唇，十分焦急地探询道：“主席，你？”
毛泽东说：“小胡，我好好的！”
听到这回答，胡昌宝放心了，一丝欣慰的笑容浮上眼角，遮住了他脸上强忍的痛苦。
毛泽东急切地对卫生员钟福昌说：“小钟，快，给小胡上药，包扎！”
胡昌宝轻轻地摇了摇头，无力地阻止道：“主席，我怕是不行了，药，留给同志们用吧！”
毛泽东温柔地抚摸着胡昌宝的头说：“不，小胡，你会好的！再坚持一下，我们把你抬到水子地找医生治治，就会好的。”
然而，这时的胡昌宝却微微地闭上了双眼。
这时，毛泽东小心翼翼地将怀中的胡昌宝轻轻托起，慢慢地放下，从简陋的行装中抽出一条夹被，缓缓地盖在他的身上。
当时在场的警卫战士们无不被主席与士兵的这种真情所打动，都悄悄地流下了泪水。
胡昌宝
胡昌宝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毛泽东主席，这个感人的故事在警卫部队一直被官兵传颂，一直是激励警卫部队官兵搞好警卫事业的生动教材。
胡昌宝是卫戍警卫部队的英模人物，在英模谱等各种史料中都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他1914年出生于江西吉水县，1930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在担任警卫班班长期间，对毛泽东主席忠心耿耿，关心备至，照顾周全，在危急关头，又挺身而出。但作为一个英雄模范人物，至今还没有他家里人的情况。北京卫戍区警卫一师原参谋长张春水说，1987年他负责编写北京卫戍区英模谱时，曾经到过江西吉安地区进行调查采访，找到了胡昌宝生前战友，但他们都不知道他家里的具体地址。后来，他又到江西省民政厅在数以万计的烈士名录中查找，也没有找到胡昌宝的相关情况。最后，他找到了陈昌奉回忆录，因为他与胡昌宝是同时入伍，一起从江西走上的长征路，但他也不知道胡昌宝家的具体地址。但是在陈长生的回忆录中有不少地方写到了胡昌宝的事迹。张春水参谋长便以此为基本素材，编写了胡昌宝的英勇事迹。
翻越夹金山，走出水草地
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红星纵队通过渺无人烟的高山后，没有道路可走了。天下着雨，脚下烂泥很深。保卫大队的指战员们就砍倒一些树枝，让首长们坐在上面休息。等到天亮后，红军才走下山去，向天全县出发。
红军先头部队击溃了敌川军的堵截。1935年6月8日先后占领了四川省的天全、芦山、宝兴几座县城。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纵队到达天全县住了一天，因敌军逼近，随即赶到了宝兴县。接着又从宝兴县开往大晓碛。挡在前面的是高耸入云的大雪山——夹金山。但是保卫大队的指战员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战胜困难，征服雪山。
红军翻过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夹金山，位于宝兴县城西北，懋功之南，又名神仙山，是一座海拔有四五千米的大雪山，一上一下要走七十多里路。
6月11日黄昏，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红星纵队到达山下，抬头仰望，山峰直插云霄，看不到山顶。
1935年6月12日上午，红军开始翻越夹金山。虽然已近夏天，但到了夹金山上后，就感觉寒气逼人。红军战士们都只穿着单军衣翻越雪山。保卫大队的队员们的情绪都很好，谁也不愿意掉队，还互相关心照顾。有同志病了，走不动了，大家都帮助他们背枪，背被包，扶着他们走。有的不小心滑倒了，旁边的同志就立即上去扶起来。有时不慎掉到几米深的雪窝里，大家会主动递去木棍或绑腿带子，拉他上来。
来到山上后，保卫大队的队员们发现，这雪山真是个“怪山”，气候多变，一会儿突然出现一块黑云，随即刮起怪叫的狂风；一会儿大雾弥漫，一时浓一时淡，使人觉得像腾云驾雾一样。风雪吹打在脸上，像针刺般的疼痛，队员们能披的东西都披上了，但还是难以抵抗寒冷，他们咬着牙向前走着。越往上走，空气越稀薄，呼吸越困难。有的同志头晕目眩，一步一停，一步一喘，但却不能停下休息。红军与恶劣的大自然搏斗着。
一天下午，保卫大队保卫着中央首长和中央纵队安全翻过了山顶，队员们以为这下可以松口气了。没想到下山也不好下，身子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