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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方针、政策，具有长远的指导作用，建国以后中央军委及总政治部曾几次将这一报告重新印发部队。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东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与创建和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参与组织领导辽沈、平津等重大战役中的政治工作，为提高部队战斗力、保障作战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南军区暨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华南军区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等职。为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特别是思想政治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1988年11月6日，谭政在北京逝世。
当时，全营的布置是：第一连除在清凉山、宝塔山、飞机场担负警戒任务外，于南30里铺设立了检查站，主要是检查可疑的行人；第二连于老爷庙一带保卫毛泽东等中央首长和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固定哨位达10个；第三连于延长凉水崖守卫黄河关口，保卫仓库和粮食，固定哨位12个；第四连于蓝家坪、李家湾、杨空岭保卫机关和电台；第五连守卫延安各个城门；通讯连仍担负机要通讯任务；机枪排于各山头上担负防空警戒任务。
贺福祥勇救周恩来1937年5月的一天，警卫排战士贺福祥用自己的机智与勇敢演绎了一个动人的故事。
一级警卫英雄贺福祥（1）
贺福祥，1914年出生于陕西省清涧县，1933年7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4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早在1935年给中央军委特务连当通信员期间，以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安危为己任，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组织上放心，领导人满意，被誉为“党的忠诚卫士”。
警卫营的一个排乘坐汽车，护送周恩来副主席去西安工作。劳山是必经之地，这里是一个土匪出没的地方。此时，这里已经是树叶发绿、桃花开放的时节。
警卫营的战士们警惕性都很高。第一辆卡车上坐的二十多个战士刚越过山顶，当第二辆卡车上坐的周恩来副主席等二十余人快到山顶时，树林中埋伏的土匪突然开了枪。司机当场牺牲，坐在副驾驶位上的助手也被打伤了。幸好司机助手及时踩住了刹车，卡车安全地停了下来，没有翻下山去。坐在车上的周恩来副主席依然十分镇静，他对车上的战士们说：“赶紧还击！”第一辆卡车上的战士们听到枪声后，迅速地跳下卡车，开枪还击敌人。但由于土匪占据了有利地形，警卫战士们难以展开战斗，所以战斗非常激烈，我方伤亡较大。
情况十分危急。这时警卫排战士贺福祥首先想到的就是周恩来副主席的安危。他紧握着两支手枪，和另一位战友一面进行还击，一面机警地掩护周副主席跳下汽车，冒着枪林弹雨，迅速撤离到树林中安全地带。贺福祥又火速跑到三十里铺给延安军委打电话。随后，他又和战士们一起保卫周恩来安全地返回延安。
1947年国民党几十万军队向延安发动进攻，为了有效地消灭敌人，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决定暂时撤离延安。贺福祥和警卫排的战士们，日夜警惕地保卫着毛主席。他们的共同心声是，为了毛主席的安全，随时准备把自己的生命贡献出来。每次行军，不论天黑或下雨、上山或下山，他和战友们都机警地保卫着毛主席。
贺福祥与战友一起学习一天深夜，冒雨行军，爬上一座山时迷了路，加之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情况万分紧急。贺福祥凭着娴熟的军事常识，用伏地听动静的方法，顺着狗叫的方向，很快找到向导，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
同年6月的一天，部队行到葭县白龙潭附近，这里已经能听到国民党军队稀疏的枪炮声，贺福祥意识到，必须尽快保卫毛主席到安全的地方。但因为暴雨过后，山洪暴发，葭芦河水流湍急，又没有桥，他和战友们泅水过河，找门板搭桥。在取绳子时，不慎掉进激流中，被救上岸后，周恩来副主席脱下自己的衣服给他换，他怕首长冷，坚决不肯穿。他立即和战友们一起把桥搭好，保证了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机关的同志顺利过河。
贺福祥成为了卫戍警卫部队的楷模，先后参加过30多次战斗，曾获“学习模范”、“特等保卫模范”、“劳动英雄”等荣誉称号。1950年9月，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战士英雄代表会议；1953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授予他“一级警卫英雄”的荣誉称号。
周恩来既是世界著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创建人和领导人，更是一位受人民和解放军官兵爱戴的长辈。周恩来总理一直关心警卫部队官兵们的生活，关心战士，他曾经多次在夜晚到哨岗上看望战士们。为了把警卫部队的生活条件改善得更好一些，他还努力地为警卫部队争取一些东西。
晚年的周恩来总理受到了膀胱癌的困扰，这一病情一直牵动着北京卫戍区部队，特别是多年来警卫周恩来总理的警卫一师官兵们的心。后来在北京卫戍区的一些老同志中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北京卫戍区数百名官兵曾经给周总理献血治病，这其中就有警卫一师的官兵。这件事让当时的官兵们激动万分，那场面绝对比上战场还要让人激动。为此，笔者采访过曾经在卫戍区工作过的一些老同志，他们都肯定了这个事实。有人说，当时由于这事来得比较突然，快速地从卫戍区部队抽出了二三百名官兵献了血，没有多少人知情。后来，有人写过这次献血的总结，但由于只是在一张很普通的信纸上写出的，卫戍区保密室一直没有找到这张不引人注目的信纸。有人推断，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当成普通的废纸早就销毁了，要么还夹在文件中。
至于为何要选择卫戍警卫部队来献血，笔者作了如下推断。其一，警卫部队是一支经过了战争和和平环境洗礼的部队，政治上可靠，身体健康状况上也是一流的，特别是卫戍区这样的部队，在当时是十分特殊的一支部队，从某种程度上讲，是直接受中央领导的部队，当时有什么请示报告都是直接呈到了周总理那里，卫戍区领导有什么事也都直接到总理那儿汇报。其二，组织警卫部队献血，比较好组织实施，不必兴师动众。
笔者采访时，卫戍区的一些老同志说，给总理献血的事应该发生在1975年上半年的时候，但也有说好像是下半年的。为此，笔者又查阅了《周恩来年谱》，对周恩来总理生命的最后两年的病情进行了摘录，由此就不难看出卫戍区老同志的说法是符合事实的。
1975年3月26日，周恩来总理进行了第三次大手术。6月16日，周恩来总理给毛泽东主席写信，他在信中说了3月26日做第三次大手术后的病情及治疗情况，并告诉毛泽东主席，这一段时间“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但“膀胱出血仍未断”，癌细胞屡有发现。经与中央常委四人研究后，决定提前进行膀胱镜电烧治疗。周恩来总理还说，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61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信中他还请毛泽东主席“早治眼病”，以利于健康和工作。当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治疗手术。9月20日下午，周恩来总理做大手术治疗。当时，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和邓颖超等人都在医院守候。在进入手术室前，周恩来总理要身边的工作人员找来自己在1972年6月23日在中央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国民党造谣污蔑地登载所谓〈伍豪启事〉问题的报告》的录音记录稿，用颤抖的手签上名，并注明签字的环境和时间：“于进入手术室（前），一九七五、九、二十。”之后，周总理躺在平车上询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总理握住邓小平的手，说道：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进入手术室时，周恩来大声说道：“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在场的邓颖超要汪东兴将此情况报告毛泽东。手术过程中，医生发现癌细胞已经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周恩来总理病情继续恶化，终日卧床不起。这天晚上到第二天凌晨，医疗组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汪东兴等人在医院守候。12月中下旬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已经病势危重，靠鼻饲、输液、输血等维持生命，时常进入昏睡状态。负责治疗的医疗小组成员分班昼夜守护，监视病情发展。每当周总理醒来时，头脑仍然清楚，或与前来探望的人作简短交谈，或要求医护人员给他读国际简报、国内动态和参考资料等，有时还要求听听广播。为减轻病痛，医生不得已使用了安眠药和止痛针，并竭尽全力，延长周总理的生命。
在此期间，周恩来总理曾专门交代医务人员：现在对癌症的治疗还没有好办法，我一旦死去，你们要彻底解剖检查一下，好好研究研究，能为国家的医学发展做出一点贡献，我是很高兴的。早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就与夫人邓颖超共同商定、相互保证，死后将两人骨灰全部撒掉，不作任何保留。当周恩来总理知道自己的病已经不能再挽救的时候，一再叮嘱邓颖超：一定遵守过去的约定，死后不要保留骨灰，要将骨灰全部撒到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关于丧事，葬仪要从简，规格不要超过中央任何人，一定不要特殊化。同时，周恩来总理还多次询问毛泽东主席的身体状况，询问中央其他领导人的健康，并对一些回忆得起来的党内领导干部、民主党派人士、高级知识分子、文艺界人士和过去身边工作人员的处境、下落等，表示关切。
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总理做了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等前来看望、守候。1月7日晚上11时，周恩来总理已经处于弥留之际，他微睁双眼，辨认出面前的吴阶平等人，声音微弱地说：“我这里没有什么事了，你们还是去照顾别的生病的同志，那里更需要你们……”这是周恩来生前说的最后的话。1月8日上午9时57分，周恩来总理病逝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终年78岁。虽然，卫戍区部队官兵给周恩来总理献血的事实，我们还没有找到更有说服力的文字记录，但已经充分说明了，警卫部队的官兵们对周恩来总理的爱戴。
中央教导队成立（1）
1937年7月7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全面抗战的掀起和抗日战争统一战线的形成，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的政治威信空前提高了，党与国内各阶层的代表人物的接触，也日渐增多了。延安成为了全国抗战的政治领导中心。但这些，却对担负警卫任务的警卫部队增加了难度。由于各层面的人对延安给予了极大的注意，敌人则把延安作为他们破坏的主要目标。随着国内局势的变化，党中央所在的延安的内外形势，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曾派飞机多次轰炸延安；有些国民党的特务和日寇的间谍也混入了边区，进行破坏活动。另一方面，中央首长由延安到国民党统治区的往返次数大大地增加了。
1937年，毛泽东（左三）等领导人同参加宁都起义的部分人员在延安合影
警卫营的领导意识到了，必须加强驻地、护送和防空的警戒。经过充分考虑及报请上级批准，1937年11月，从黄河边上调回第三连，由其担负蓝家坪中共中央书记处的警卫任务，保卫刘少奇、陈云、康生、张闻天、博古、王首道等首长，共设内、外层及山头瞭望哨11个。这年的七八月份，警卫营还抽出部队修补了延安到廘县的公路二百余里，使首长乘坐汽车往返时能够通行无阻，并保证了护送部分中央首长到国民党统治区进行工作。为了加强防空警戒，12月，由延安保卫营调来80名防空队员，将机枪排扩充为防空队，他们的武器有苏式马克沁重机枪六挺，分布于杨家岭、蓝家坪、清凉山、宝塔山等山头上，一面对空瞭望，发出防空警报，使首长和居民及时隐蔽，一面开展对空射击。在日寇多次派飞机进行轰炸扫射时，防空队曾勇敢地与敌机作战十余次。
为了动员群众抗日、反对汪精卫投降日寇事件和纪念“五一”“七一”等节日，延安曾举行了多次群众大会，毛泽东主席等首长亲临大会讲话。警卫营除了在首长附近、会场周围及制高点布置公开的武装警戒外，还组织部分机警灵活的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分布在群众中，观察动静，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在群众中进行破坏活动。当中共中央于桥儿沟举行六届六中全会时，担负了会场附近防空警戒和中央委员会往返路途上的路线警卫任务，保卫了首长的安全。
由于日寇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等首长于1938年9月20日，由城内搬到杨家岭，警卫营第二连即随毛主席搬到了杨家岭担负警卫任务，在毛主席等领导同志的门口、附近道路、山头上共设七个哨位。同时，军委总参谋部搬到王家坪，四连也来到王家坪担负保卫朱总司令、王稼祥等首长和机关的任务。三连仍在蓝家坪担负中央书记处的大门、山头等外围警戒，并担负宣传部、军委直属政治部及李家湾、倪家湾、杨家岭电台等处的警卫任务，固定哨位八个。警卫营其他的部队在清凉山、西山等处保卫中央组织部、中央党校、总政治部、总供给部、军委二局、解放社、抗大等机关以及锄奸部看押犯人。同时，为了解决毛主席等首长的住房问题，为了便于警卫和首长办公，警卫营在杨家岭为毛主席等首长打了窑洞和防空洞。
为了在变化了的新形势下，确保党中央的绝对安全，防止日本帝国主义的间谍破坏活动和一切亲日、降日的卖国者及国民党反动派的暗害阴谋，中央社会部决定成立一支新的警卫部队——中央教导队，以接替原来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保卫党中央的任务，并与该营一起分工负责保卫党中央的安全。1938年2月7日，中央教导队成立，接替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保卫党中央的任务，与该营一道分工负责保卫中央的安全。队长王金，政治委员萧前。
但是没过多久，王金调走，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的吴烈继任队长。本来，吴烈打算毕业后回三四四旅（原红十五军团）去工作，他是1935年10月从保卫大队调到红十五军团的。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副部长找吴烈谈了话，说：“你的意见是合情合理的，心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因为中央教导大队的任务很重要，一方面要担任中央领导机关、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警卫；另一方面要培养一批警卫干部，中央决定调一名师级干部去加强领导，我们认为调你去工作较为合适。”
教导队人员由八路军第三五九旅第七一八团、第三八五旅第七七○团等部和其他学校经过严格挑选调来的干部及老战士组成，辖三个区队，130余人，隶属中央社会部领导，担负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领导同志的内卫任务。中央教导队大部分是党员，经历过长征的考验。因此，教导队的组成人员的政治素质是高的。
萧前是江西省万安县人，1916年出生，原名萧锡尧。1931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三军团五师十六团连指导员、总政治部巡视员、红军总部直属队总支书记。萧前忠于职守，一有空就和吴烈探讨和总结内卫警卫的经验，充实和完善警卫措施。整个抗日战争期间，萧前都没有离开过延安。解放战争时，萧前到了东北，历任东北民主联军总部警卫团政委、东北民主联军总直属队政治部主任、东野7纵政治部组织部部长、44军政治部副主任。建国后，萧前历任军政治部主任，中南军区空军干部部部长，武汉军区空军副政委、政委，南京军区空军政委。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2001年去世。
为使全大队干部战士尽快熟悉警卫业务和工作特点，确保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中央教导队采取集中上警卫业务课和政治课的办法，让经验丰富的警卫战士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向大家传授警卫经验。并用以老带新的方法，对在警卫工作中可能遇到的一些情况，采取模拟的方式进行教育和训练，使大家都能在特殊情况下掌握处理问题的应变能力。
经过集训，全队人员都较熟悉地掌握了警卫业务知识，并能担负繁重的任务。
1938年4月，中央教导大队接替了原由中央军委警卫营担负的中共中央书记处及刘少奇、陈云、张闻天、康生、王首道等首长的内卫任务。在执行这些任务中，部队逐步摸索着内卫警戒的经验。
由于日军不断轰炸延安，毛泽东不得不于1938年9月20日由延安凤凰山下靠西北边的一个老乡家搬到杨家岭。第二中队立即赶赴杨家岭担负保卫毛主席、周副主席、刘少奇、陈云、任弼时和中央领导机关的警卫任务。朱总司令、叶剑英总参谋长、总政治部王稼祥主任等领导同志和军委机关搬到王家坪，由第三中队担任警戒和内卫执勤。中央书记处搬到蓝家坪，警卫任务由第一中队负责。第四中队在枣园担任中央机关驻地、固定和临时警卫任务。骑兵连主要担负迎接、护送中央领导同志往返的路线警戒和延安的巡逻任务。训练队则随队部住在侯家沟进行训练。在此期间，中央教导队不断摸索、探讨和总结内卫警卫等方面的经验，充实、完善警卫措施，为完成好警卫任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同时，中央教导队还挑选了一些精明强干，接受能力强，反应快，处理问题果断，作战勇敢，警卫业务熟练的同志送学校或训练队深造，培养了不少警卫参谋和警卫干部。
毛泽东为军委警卫营运动会颁奖
为了总结警卫工作，检查部队训练和开展体育运动的成绩，警卫营于1938年5月1日举行了体育运动大会。会上进行了射击、投弹、刺杀等比赛，总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