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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梅护理黄彩的第三天正是礼拜天，很多教友姊妹们都来看望黄彩。她们要把黄彩扶到教堂里和大家一起做礼拜，黄彩这才开始晃晃悠悠地说：“我自己能站起来。”可当她真想站起来的时候却头昏眼花怎么也起不来了。姊妹们把她抬进了教堂，黄彩看到这些衣衫褴褛、面色苍白但心地善良的姊妹们心里就有些发酸，特别是听到唱诗班那些小孩们吟唱的时候，不觉心里一紧，又一头扑倒在被褥里。
从这以后，黄彩把教堂当作了自己出家的庙宇，她变卖了家里的大部分田地，把另外的一些山林和土地也分给了他的管家、佣人和常年帮他的佃户。
那天，她回来的时候，桔色的太阳被压得扁扁的，躲在一溜紫色玛瑙般的晚霞中。黄彩想起了送徐匡走的情景，不由得坐在土墩旁边号啕大哭，引得同来陪她的问梅和王四妹也跟着哭了起来。
黄彩带了些钱和什物干脆就住进了教堂。来做礼拜的人依然很多，可黄彩却再也没有了过去那样的健朗和热情。李子良也来过一次，黄彩本来就不想见他，问过几句保重的话之后也不想再说什么。
黄彩按照苏珊的嘱托主持教堂内务，问梅也认真地准备每个礼拜的布道。表面看来，黄彩该做的事都做得井井有条，然而问梅却经常发现当她一个人的时候就静静地坐在十字架前。她再也不像往常那样喜欢写字画画，到了晚上也不点油灯，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有时半夜醒来还会看到她独自待在院坝里。她不是在那里打拳舞剑就是静静地坐在石墩上，呆呆地望着乌黑的大山，望着茫茫的天空，无声无息。
黄彩还特别关心天上打雷的声音，凡是听到雷声，不管她在做什么事情，都会马上放下手里的东西。她会从屋里飞跑出来，痴痴地望着风起云涌的天空。那雷声有时从云层里发出，慢慢在天空里隆隆滚动，然后又猛然发出轰鸣的声音。在这个时候，黄彩总会不断叨念着同样的话：“这是远方的召唤。你看那雷声不正是北方吗？那北方在欢迎我们哩。” 这是徐匡临行前最后给她说过的。
问梅知道，在这个时候谁也不能去打扰她。要是那雷声真是从北方发来，她的眼睛马上就会发直，全身不住地颤抖，脸色也会发青。一直等到一丝闪电从云端里划出，或是一个大炸雷向大山里劈去，她才会慢慢地舒缓过来。若是那雷声过后没有下雨，黄彩就会显得非常焦急；如果下起了小雨或是倾盆大雨，她就会在雨里慢慢地走来走去；在走来走去的时候，她总是闭着眼睛不说话，觉得那雨水仿佛就是
徐匡带来的书信，这时候，她会对着天空张嘴大笑，任凭雨水把她全身浇淋。
1949年冬，国民党军队已溃不成军。成千上万的军队退向大西南，重庆失守，成都失守，弯弯拐拐的盘山公路上到处都能看到被丢弃的炮车和吉普车，险峻的大小山野中都能拣拾到完好的子弹和武器。溃军四散奔逃，到处风声鹤唳。惊惶失措的散兵就像遍地飞爬的蝗虫，谁也搞不清会突然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溃军为祸，百姓胆寒。可这回龙县自古就有自保的传统，据说在明朝末年张献忠剿四川的时候，回龙县就比邻县的人死得少。就像这里的儿歌唱的那样：“一朝天子一朝臣，保个小命成大人。”这儿歌言简意赅，代代传唱还深入人心。回龙人的想法也理直气壮，他们说，我们回龙又不是边关，从来不跟外面那些什么东洋、西洋来的鬼子打仗。这边充其量是打打蛮子，可那蛮子也是中国人，中国人干中国人是窝里斗，说不上什么气节，又何必那么认真。
国民党快垮台了，上上下下都搞得一塌糊涂。朱县长不是本地人，半个月前就跑了。可代理县上事务的赵秘书和同僚们都是本地人，眼见大势已去，不得不想想怎么能改换门庭。而眼前又是面临溃兵入境的兵灾，这实在是让人心焦的事情。赵秘书马上就请来各界人士献计献策，共商如何保全县里平安的问题。
原来县里最具实力的冯鸿举虽已是落魄之人，可也不愧是见过世面的人物。他在这献策会上说：“凡如此规模之溃兵，上上下下的长官谁都想各自保命。那些当兵的跑了几天早就饿慌了，饿慌了就要抢吃的，抢吃的也是为了要逃命。如果让他们能吃上点饭，就不至于在城里乱抢。等他们吃得半饱，再找几个人叫‘追兵来了！’兵丁们肯定会马上逃命。我说啊，不管用什么办法，能让他们跑出县城就好了。”
不知怎么，冯鸿举已说完了好一会，竟没人接话，在一阵面面相觑交头接耳之后，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回头去看看那位坐在后面的朱校长。这县中学的朱校长个子特别矮小，放在哪里也是个不起眼的人物。然而此时，他好像已非同小可，在大家看他的时候，不少人还显露出讨好的表情。朱校长也心领神会，清了清鼻子慢吞吞地说：“嗯，嗯。我看，冯鸿举刚才说的办法还是动了脑筋的。不过，我看，这事情也大意不得的。你们应该知道，那些家伙都是兵痞，他们吃饱了如果还要抢，那你说又怎么办？嗯，嗯。我看呐，县里的保安团是该出来一下了。县里的保安团拿了老百姓的钱，吃了老百姓那么多年的粮食，保过地方的平安吗？不过，我也要在这里说清楚，如果还不站在老百姓一边，过了这个村就没下个店了。”
大家都知道，朱校长在这样场合从来都是恭谦有加，那“嗯，嗯”的声音只是在对学生训话的时候才会发出的。要是以前他这么说话，那还了得。而现在，大家好像都知道这教书先生早就是地下共产党了，说话自然是不同凡响，不说县里的官员，就连保安团的邱团长在听
他说话的时候都是毕恭毕敬。
大家议论完毕，代理县上事务的赵秘书一定要朱校长作总结。朱校长推辞说：“不忙，不忙，时候未到，来日方长嘛。”
几个头面人物推辞了一阵，最后还是由赵秘书宣读了县里的告示。告示说：“各街道居民、商家、团体，置饭食（米粮各一升）于大街两旁。细粮、粗粮以及菜食的类别不限。凡路过本县之军人尽可随意进食。”赵秘书又补充道：“我能不能也跟大家提一下，饭菜要放在显眼的地方，不要光弄泡咸菜，家里有腊肉的，最好能弄点油荤摆出来。”
保安团的邱团长马上站起来提高了嗓门说：“我保安团今天晚上就去占领制高点，各家各户也应当加强自保以防不测。那些中央军胆敢入室抢人，我保安团决不认黄！”朱校长也严肃地补充道：“不认黄就好。我说，现在就看你们保安团的了。”他又嗯、嗯地清了两下鼻腔说：“我说，你们也不要随便打枪，如果坏了事，我们人民……是绝对饶不了你的！你就看着办吧。”
此时冯鸿举又走到朱校长旁边轻声说：“我看，是不是先不忙给那些保安团的兵发子弹，如果有人不听指挥先放了枪，那事情就不好收拾了。是不是最好找行事稳当的人来掌握情况，必不得已的时候才把子弹发放下去。”
朱校长想了想说：“好！这个主意好，想得也周到。我看，这火候要拿得准，老冯啊，我看你是最有经验的。那干脆就你去。”冯鸿举当团长的时候，朱校长曾做过他手下的文书，冯鸿举早就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虽然相互都不露声色，可从来也没点过他的水。他能来回龙县来当校长，那还是冯鸿举举荐的。他知道，虽然自己的大军已节节逼近，而眼前还是犬牙交错时候。这些人里面谁可信赖？那自然是眼前的冯鸿举。
县城里的老百姓也有自我保护的招数，好多人家都把自己家里的阳沟、阴沟清洗干净，上面盖上木板，木板上面再放棕垫棉被当作防避枪炮流弹的战壕，要家眷们，特别是小孩子们躲在里面不要乱跑。然而，那些胆大调皮的小孩哪里经得住外面的诱惑，纷纷从战壕似的阳沟爬向阴沟，总会在另外的地方找到出口。这些跑出来的小孩们一路爬去，看到在鸟瞰市区的火焰山上，地方保安团的兵丁们身着黑制服躲在密密麻麻的树丛里。树丛里的轻机枪、重机枪和那些三八大盖的枪口都黑洞洞的，街上空无一人，全城一片寂静。
县城的店铺全都上了门板，关得严严实实，大街两旁的人行道上整齐地摆放了无数的桌子，每张桌上都放着碗筷、泡菜和一大钵米汤。一个个米饭蒸笼冒着的白雾静静地在寒气中散开，街边树上的残叶也仿佛被吹得瑟瑟发抖，那些活蹦乱跳的鸟儿也好像不再嚣张，即使看到面前有那么多饭食也只是在房檐上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街上已无行人，店铺里的老板们都躲在门板后面张望，在这万籁俱寂的时候，连空气里都充满了等待的紧张和令人窒息的恐惧。
国民党的溃兵来了，飞蝗似的散乱无序。那些散兵游勇在嘈杂慌乱的嗡嗡声中从后山垭口间蜂拥而来，那些抱着小孩、穿着花花绿绿的旗袍、提着高跟鞋的家眷们也挤在其间，她们在泥泞湿滑的坡道上惊慌失色，一歪一扭奔逃的模样也实在可怜。溃兵们进入城区，突然发现满街的饭食，弄得他们几乎傻了眼。看来是几天没吃上饭了，丢下枪就抢，恨不得把全身都拱到饭筐里去。他们一边狼吞虎咽，一边东张西望，桌上的咸菜都顾不得了，一个个喘着粗气，不断大口吞咽着米饭。
不知谁突然高叫了一声“共匪来了！”后到的溃兵就顾不得拿碗盛饭了，一个个抓起饭菜就往自己的钢盔、帽子以及所有能腾空的口袋里倒。满街都是大呼小叫的败兵，惊慌失措汗流浃背一起向河边码头奔去。他们一面嚼着饭食一面往前狂跑，把最后的枪支弹药都丢在饭桌下面了。
河边码头上早已停放了大大小小的木船，虽然那些败兵都知道上水船还没有人跑得快，可他们腿却已不再听使唤了。溃兵们拼命往船上挤，几乎每条船只装了半船人就急急地大叫：“共匪来了！赶快，赶快撑船哪！”
一个满脸胡子一身油污的长官在上船的时候回头望了望回龙县，突然抱拳向天泪流满面大声吼叫道：“我们冤啊！要是都能像回龙县的老百姓这样款待我们，我们哪里会像这样打败仗啊！”
可让这长官更加难以想像的是，正当他捶胸顿足感慨万千的时候，就在他能够看见的火焰山那树丛的后面，回龙县保安团的枪口正紧张地瞄着他们哩。
与此同时，由朱校长领导的地下党回龙支部组织了好几个学生小队，在溃军离开的山间路口上拉起大面横幅欢迎解放军。谁知，学生们刚把横幅拉起来，几个农民就跑过来大叫：还有两股国民党溃兵跑错了路，兜了一圈子又跑回来了。学生们赶紧收起横幅马上躲进了农民的家里，直等到他们逃跑之后才把横幅又拉了出来。
实际上，共产党的军队并没有从山路上追过来，他们走的全是大路。那先头部队只是一个班，班里也只有十几个人，他们乘了一辆从敌人手里收缴来的大卡车，车头上架了一挺机关枪就威风凛凛地从公路上开过来。他们在离回龙县五里外就听说国民党溃军已离开县城往北跑了。这消息让卡车上的所有战士都大笑不已，因为那北边已经设好了一个大口袋，就等着那些成千上万的溃兵往套里钻哩。大卡车刚进回龙县城，这先头部队就在夹道欢迎的人群中缓缓前行。刚开到县城最热闹的街道上，领头的一声令下，几个战士撩起军用挎包洒出了满天飞舞的小纸片。大家一阵涌动，猛然定睛一看，那小纸片竟然是一张张人民政府发放的小钱。这人民币面额虽小，却是一个生动的宣布：从今以后，这回龙县就是人民的天下了！
一群学生秧歌队挥舞着花花绿绿的彩绸从路口上直插到最热闹的人群里来，各种“欢迎、欢迎！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民声沸腾锣鼓喧天，那些到处乱窜的小孩子们也跟在后面尽情蹦跳。
在中华民族历史的长河里，又一个朝代就这样在中国大地上一步步诞生了。你说复杂她也复杂，你说简单她也简单，那是无数仁人志士前仆后继追寻的梦，那是历经苦难的民族从此真正站立起来的标志。然而，就大多数小民百姓来说，在这翻天覆地的革命振荡中，就犹如在这古老的大地上扬起了一阵阵狂风，他们的命运就像细小的沙尘在呼啸的狂风中飞舞，谁也不知道自己追寻的东西究竟会落在什么地方。就比如说，那站在卡车上架着机关枪威风凛凛开进回龙县城的解放军头头，竟然是四年前和查心梅一起私奔的小铁匠何大羽。
四年前，小沔镇上卖肉的查屠报仇不成反被冯家砍死在河滩上了。剩下的几个女人惊恐万状，收拾了所有的细软只想逃命。龙驹乡的小铁匠何大羽得此消息，连夜赶来帮她们埋了查屠，又向二秀发誓，一心要和心梅共患难同生死。就在当天凌晨，二秀带了探梅和问梅逃向渠府，何大羽听了李子良指点，带了心梅逃向了北方。
何大羽和心梅绕过云山一路往北，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到了哪里。过了巴中，绕道剑阁，稀里糊涂就来到了秦岭。在阳平关荒郊野外的客栈里遇上了几个年轻学生，这几个学生非常同情他们的遭遇，在一路同行了几天之后，何大羽才知道这些学生都是去投奔延安的。在和那些学生们的交谈中，那满腔热血抗日救国的真诚和眼前的无路可走，让大羽和心梅才开始明白了寻求解放的道理。可万万没有想到，这偶遇竟然就改变了他们一生的命运。在那天翻地覆的四年多里，何大羽参加了最后一年的抗日战争，在随后的解放战争中又屡立战功。他以自己的质朴、忠诚、勤奋和英勇善战，在国民党军队大批投降，自己的队伍迅速扩大而干部稀缺的日子里，何大羽从战士猛升到副团长。查心梅则以自己的细心和文化知识
，在团政治部里也当上了机要科长。他们都是回龙县人，在犬牙交错的动荡中，上级需要他们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
在共产党基层政权建立之初，心梅担任了县委的组织科长，何大羽竟被破格提拔为县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这样的重担和荣耀是他们四年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在云山打了几年游击的地下党李子良也下山了，被委任为回龙县军管会副主任和县人民政府的副县长。何大羽见到李子良万分激动，不禁大叫着说：“子良大哥，没想到我们今天能有这样的重逢啊。大哥啊，是你把我引到革命路上来的啊。”
县里的第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清匪反霸，这清匪任务交给了李子良。这世事的沧桑说来也有趣，李子良原来就被国民党称为云山里的“共匪”，而现在却完全颠倒了过来，自己倒要去剿灭那些真正的土匪了。根据李子良的请示报告，县里宣布：凡是在1949年解放以前皈依云山游击队的，不仅不是“土匪”，还应该是革命的同志。那些穷凶极恶与共产党顽抗到底的家伙，才算是真正的土匪。李子良甚至比后来的土匪更加熟悉云山的沟沟坎坎，打起仗来自然是信心百倍遂心如意。
李子良领导的剿匪工作频频告捷，让县里各项工作都有了底气。发动群众巩固政权，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在回龙县雷厉风行地层层展开。县委书记何大羽和所有在战斗中培养起来的干部一样，每个人都深知“土地”是中国大地上历朝历代的变更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他们周围的战士几乎都是农民兄弟，最能体会农民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东西。何大羽在几年的战争中清楚地看到，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八百万军队之所以被打垮，那就是因为在势不两立的较量中，真正面对面相互拼杀的士兵，绝大多数都是换了军装的农民。国民党军队里的农民手里拿着精良的武器却盼不到他们所期望的土地，而共产党队伍里的战士却正是为自己的命运和土地而战，获得土地的曙光就在前面，那正是革命队伍决心为扭转乾坤而爆发出来的战斗力。当然，事情还不那么简单，这里面要有强大的宣传鼓动，要有像钢筋铁骨一般严明的组织，还必须要说到做到眼见为实的诚信。共产党许下的诺言何大羽都会全力去做，自然就应该把大小地主的土地和财物都分给天下的农民。
大规模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清匪反霸运动几乎是同时展开，被称为“侠女”的黄彩是云山的地主。不管她后来是不是把田地分给了农民，解放前三年以土地收租的都是地主，那是政策规定了的。再说，她还是别过手枪，曾经和反动军警、袍哥大爷、地痞流氓甚至和帝国主义的教堂混在一起的地主。一群热血沸腾的工作队员刚到云山教堂，自然就认定洋人办的教堂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这道理非常简单，教堂里的地主黄彩和查问梅自然就成了人民的敌人。工作组写了报告马上呈报到县里，同时也不由分说地把她们五花大绑押送到乡里看管起来。这时候，李子良和他原来的部下周高富正在深山里征战，也没有顾及到教堂这边发生的事情。教堂几经搜查，要黄彩和问梅坦白交代。黄彩交出了手枪，从问梅那里又搜出了冯淳从外国寄来的两封信，其他也没有搜出什么发报机之类的东西，可区里还是把她们管制了起来。
没想过了不久，县里的军管会来了公函，宣读了黄彩虽原本是地主，因为她曾经帮助过地下党，也是人民的朋友。又因为她和旧社会的关系复杂，暂且就叫她是“开明地主”。公函里说：黄彩积极参加过抗日宣传活动，暗地里协助过地下党做过一些有益于人民的好事。经县委决定，特增补黄彩为县政协委员。也就在这公函里，还宣读了查问梅在教堂期间也曾经帮助过地下党的游击队，经县委决定，调她到县里的干校去学习。
然而，这公函来迟了一点，这时黄彩和问梅已经被审讯、游斗、关押了一个多月，黄彩家里剩余不多的土地和房屋家什早被分光，教堂也不能待下去了，她只好孤身一人到了县里。
县里待她不错，还专门安排了一间临街的房屋让她们住下来。
黄彩去县里参加了政协委员会的第一次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