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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色朦胧中的上弦月，照例挂在城墙的角楼上，它发现谁也不觉得六月的这一天，在玄武门所发生的一切，对大唐王朝来说，意味着什么？平康里那厢的性服务行业，姐姐们照常开门接客，酒家胡开的西域饭店，半裸的胡姬笑靥迎人，曲江池的进士们经常聚会的歌厅，妖娆的歌伎余音绕梁。总之，夜未央的长安城，仍是一派升平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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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苦迭打”（3）
这种投入极少，产出极大的政变，可谓破天荒的纪录，不是我们中国人总爱炫耀那辉煌的过去，就拿这个“coupd’Etat”来说，翻开《不列颠百科全书》，解释这个词汇所引用的例证，简直令人笑掉大牙。书中认为1799年11月9日（雾月18日），波那巴？拿破仑推翻督政府；1851年路易？拿破仑解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为典型的政变。哦！天哪！那小儿科的叔侄俩，所搞的“苦迭打”，与大唐王朝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根本不在一个档次上，是无法相提并论的。
李世民政变水平何以如此之高，因为他“夺大位之心”久矣！
大唐王朝建国以来，面临着内忧外患、立足未稳，李世民当然不会搞“苦迭打”。公元622年（武德四年），解决了窦建德、王世充两位军阀的内忧以后，而外患突厥颉利还在集结力量之时，他认为可以腾出手来，进行“苦迭打”的谋划了。虽然正史有关玄武门之变的记载，非常简略，而且反复强调，是太子李建成和齐王李元吉逼迫陷害之下，李世民一再退让，退得无可再退的自卫反击。这当然是御用文人的说辞，掌握了国家机器和舆论导向的李世民，即使拍胸脯，让其秉笔直书，他们也不敢拿自己脑袋开玩笑的。
第一，李世民可不是一个脓包；第二，李渊、李建成、李元吉加在一起，绝不是他的对手。逼迫是有的，陷害也是有的，而李世民之所以一再忍受，不作反弹，正是其狡猾处。两兄弟根本不晓得他们自以为得意的，施之于李世民的一切恶行，恰好给了李世民用来制造舆论，用来邀买民心，用来激励部属，用来张大形象的绝妙卖点。
公元624年（武德六年），也是六月，李世民开始进行政变的试探，他搞了一次盛大阅兵式，以献俘的名义，以凯旋的形式，亲率野战部队，进入京畿重镇，直接挑战太子的近卫军和皇宫的御林军，实际上是准备武装叛乱的实兵预习。
正史是这样记载的：
“太宗亲披黄金甲，陈铁马一万骑，甲士三万人，前后部鼓吹，俘二伪主及隋氏器物辇辂献于太庙。高祖大悦，行饮至礼以享焉。”（《旧唐书》）
如此旌旗蔽日的千军万马，如此剑戟戳天的铁骑劲旅，这不是示威，还能是什么？老爷子无论如何也是“悦”不起来的。没有办法，他有亏于这个儿子，对这位拥兵自重，率部压城的秦王，他有沉重的负债心理。怎么办，李渊只能以超规格赏赐，来安抚他，实施政治上的赎买了。
“高祖以谓太宗功高，古官号不足以称，乃加号天策上将，领司徒，尚书令。”（《新唐书》）
“十月，加号天策上将，陕东道大行台，位在王公上。增邑两万户，通前三万户。赐金辂一乘，衮冕之服，玉璧一双，黄金六千斤，前后部鼓吹及九部之乐，班剑四十人。”（《旧唐书》）
为什么老爷子感到歉疚呢？据《新唐书》载：“初，高祖起太原，非其本意，而事出太宗。及取天下，破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等，太宗功益高。”没有秦王，不可能有李渊的今天。但是，武德元年，禅隋立唐，按嫡长制的封建继承传统，他立李建成为太子。这当然无可厚非，然而却是一步臭棋。这个庸君，多好说不上，多坏也说不上，指望他有超常的英明之举，立嫡选贤，是不可能的。但这样一来，摆不平这位立下汗马功劳的儿子，制造了三兄弟的尖锐矛盾，成了老爷子的心病，也成为唐朝初年的乱源。
一、李世民一心要“苦迭打”而且除此以外，别无选择；
二、李渊怕李世民“苦迭打”，拼命采取补偿措施，封官许愿，物质满足；
三、李建成有危机感，很怕这位老弟搞“苦迭打”，便与李元吉结盟，并联络后宫佳丽，因为老爷子好色，枕头风很管用，努力打压削弱秦王。
权力，即诱惑，最高的权力，最高的诱惑。一个芝麻绿豆大的官，还抢得头破血流呢，何况皇帝？到了公元626年（武德九年），三兄弟针锋相对的权力斗争，已经公开化，白热化，基本上无法缓解了。而李渊突然火上浇油，更加剧了李世民的“苦迭打”的进展速度。
唐朝的“苦迭打”（4）
我估计，唐高祖刚刚花甲之年，已经患有老年痴呆的早期症状了。
也许中国当皇帝的人，位高权重，养尊处优，耽于声色，放纵欲望（不光光是性欲，还包括一切一切的欲），结果，反倒促使人的生物机能加剧退化。正如熟得过快的瓜，未破先娄，外观还说得过去，内里早就一锅糊涂糨子，这种越活越颠倒，越老越错乱的不死之死，似乎是中国最高执政者难逃的宿命。
“上（即李渊）晚年多内宠，（生殖能力倒老而弥壮，先后生有）小王且二十人，其母竞交结诸长子以自固。建成与元吉曲意事诸妃嫔，谄谀赂遗，无所不至，以求媚于上。或言蒸于张婕妤、尹德妃，宫禁深绝，莫能明也。”
一方面，是两个儿子告御状，一方面，是若干女人嚼舌头，李渊对李世民的政策，忽然一百八十度大转变，收回以前所有承诺，不再采取怀柔政策，与此同时，拆散他的队伍，调开他的将领，处置他的部属，削弱他的实力。高祖的变卦，不是在消解矛盾，而是在激化冲突，逼得李世民刻不容缓地启动“苦迭打”程序，决定在玄武门一锤定音。
而要将李建成、李元吉，齐聚于玄武门而歼之，他是请不动的，必须有父王的传唤，才能将他们召来。
六月三日晚，李世民决定激怒高祖，就抓住“建成元吉淫乱后宫”的这个“蒸”字，使得这只自以为雄风不倒的老公鸡，立刻血压升高，手脚冰凉。何谓“蒸”？即“下与上通奸”。接下来，李世民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陈情：“臣于兄弟无丝毫负，今欲杀臣，似为世充、建德报雠。臣今枉死，永违君亲，魂归地下，实耻见诸贼。”在气头上的李渊，正被绿帽子弄得怒火中烧，哪里再听下去，只是吩咐他：“明当鞫问，汝宜早参。”便回后宫处置那两个淫妇去了。（以上均见《通鉴纪事本末》）
次日清晨，他一心等着这场三堂会审，当面对质。可日已当顶，既不见原告，也不见被告。还在纳闷，还在游艇上闷闷不乐之时，那宫城北门早就驳上火了。冷兵器时代，其实是无声的战争，宫城又大，战场上的厮杀动静，根本传不到他耳边。
他哪里料到，心毒手辣的李世民，早做好套子，率部包围住匆匆进宫来的两兄弟。他在暗处扯满了弓，心里在说：“老哥，你就看箭吧！”他要先消灭这个抢了他太子位的哥哥，方解心头之恨。这就是杜甫那首《前出塞》的诗所写：“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了。
虽然他们同为一母所生，但不是鱼死，就是网破的决战一刻，也就无所谓血缘，无所谓亲情，他先张弓射杀其兄李建成，接着尉迟恭又与他一起杀了其弟李元吉。更无比残忍的是，嘁哩喀嚓，将太子五子——李承道、李承德、李承训、李承明、李承义；元吉五子——李承业、李承鸾、李承奖、李承裕、李承度等，统统斩草除根，一个不留。
一不做，二不休的李世民，随即进得宫内。其来势汹汹的样子，在场的大臣很清楚，显然是要和这位进退失据，前后矛盾，昏庸失察，轻信谗言的老爷子算账的。如果李渊硬是不合作的话，不是手起刀落，身首分离，就是推下船去，将其溺毙。对一个六亲不认，杀红了眼的人来说，已经杀掉这么多的兄弟子侄，还怕多杀一个亲老子？
宋人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唐高祖以秦王之故，两子十孙同日并命，不得已而禅位，其方寸为如何？”李渊只好识相，只能知趣，他不傻，别以为他这个儿子干不出弑父的事情来。虽然如今上了年岁，无论如何，想当年也曾经是一位枭雄，好汉不吃眼前亏的光棍原则，久惯江湖的他，还是懂得的。尤其看到那个满身披挂，持矛带刀的尉迟敬德，他儿子李世民的最得力助手，必然是这次政变的武装力量总指挥，已经命令游船靠岸。
那一张铁青的脸，使他顿时清醒。第一，他不再是昨天的李渊；第二，他儿子也不再是昨天的李世民了。昨天的李渊要李世民死，这儿子绝活不成。同样，今天的李世民不想让李渊活下去，他这个老子也是必死无疑。李渊不得不承认自己输了，更不得不表示自己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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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的“苦迭打”（5）
第一步，他答应先确立其太子地位，马上昭示全国；第二步，他答应乖乖禅位当太上皇，保证退居二线，不碍手碍脚。有了这个许诺，裴、萧、陈三位又给他做足面子：“‘建成、元吉本不预义谋，又无功于天下，疾秦王功高望重，共为奸谋。今秦王已讨而诛之。秦王功盖宇宙，率士归心，陛下若处以元良，委之国事，无复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资治通鉴》）
李世民何等聪明角色，见好就收，马上跪下来，仰脸凑上去，吮吸老爷子的｜乳头，表示不忘根本。这种效忠礼节，有点莫名其妙，如此匪夷所思的场面，当然相当可笑，也许李氏祖先，出身夷狄，有这样一种奇风异俗吧？
于是，李世民从玄武门这片“血泊”中，开始他“贞观之治”。后来，人们记住了“贞观之治”，而忽略了“血泊”，也就不去计较他的那些无法见诸光天化日的“慝”。
因为中国人对于统治他们的皇帝，要求其实是很不高的。你不杀他，他觉得万幸，你给他一口饭吃，他感到皇恩浩荡。经历了太多的庸君、昏君、淫君、暴君，居然在一筐烂苹果中，还有较为完好，说得过去的一个唐太宗，也属太难得，太稀罕，太金贵了。哪怕果皮上有些锈渍斑点，有些磕碰硬伤，也就不那么当回事，也就瑕不掩瑜，帮着他把历史的这一页翻了过去。
偶读近人陈寅恪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他谈到李世民的这次“苦迭打”时说：“惟唐武德九年###玄武门之变，太宗所以能制胜建成元吉者，其关键实在守玄武门之禁军，而旧史记载殊多隐讳，今得巴黎图书馆藏敦煌写本伯希和号2640李义府撰常何墓志铭以供参证，于当日成败所以然之故益了然可知矣。”
看来，这次“苦迭打”之关键，是玄武门禁军首领常何，史书都讳而不谈了。
这位李建成的部属，并非那天战场上的阵前倒戈、弃暗投明，而是早就被李世民所笼络，所收买，成为埋在玄武门的内应。李建成、李元吉在六月三日夜里，已经得到张婕妤的线报，获悉李世民已伏兵太极宫。明知阴谋，仍敢大摇大摆地进宫，他也是深信不疑玄武门是他的地盘，禁军听他的指挥，常何是他的嫡系。没想到，一进皇宫，状况丕变，立刻陷入腹背受敌的死地，只好交出性命。
可想而知，这个收买常何的过程，自非一天两天；这个将玄武门的控制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的过程，更非一年两年。唐太宗谋权夺位之心，与后代“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不谋而合的“苦迭打”准备，也就是王夫之所说的“慝”，早就烂熟于心，早就成竹在胸，早就准备无所不用其极，早就打算用同胞兄弟的血肉骸骨作垫脚石，登上九五之尊的宝座。
这就是伟大的唐太宗很不怎么样的一面了。
因此，我对于史，从司马迁的《史记》开始，无论过去的，还是后来的，当然更包括现在的，我都持半信半疑态度。可以读，不可以信，可以引以思考，不可以据以当真。大概没有偏见，无以成文人；没有矫情，难以成历史。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一部中国历史，概括起来，无非欺和瞒这两个字。细细想来，真是很有道理的。
也许，这话有点绝对，但有助于我们懂得，如何避免去做别人思想的奴隶。
胡椒八百石（1）
有一次，池田大作与汤因比谈起华夏文明，忽发奇想，问这位英国历史学家：阁下如此倾情古老的神州大地，假如给你一次机会，你愿意生活在中国这五千年漫长历史中的哪个朝代？汤因比略略思索了一下，回答说：要是出现这种可能性的话，也许会选择唐代。
“那么，必定是长安了。”
中世纪的长安，比现在的西安，大得多多，是当时顶尖级的大都市。
“不”，他说：“很可能在丝绸之路上的某个绿洲定居下来，那里更适宜我进行历史的思考。”
连接欧亚两大陆的广袤地区，虽然，由汉至唐数百年间，中原与边外，以及边外各族之间，断不了沙场厮杀，兵戎相见；不过，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对于环境的危害，远不如工业化三废的污染所造成的后果那么严重。所以，仗打完以后，地照样绿，天照样蓝，空气照样清新。
中古时期的西域，森林的蓄积，植被的完整，水土的保持，雪山的化融，河川湖泊的蒸发和补给，都还处于正常状态之中，因此，空气湿润，温度均衡，水草充沛，牛羊肥美。可想而知，这一带的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而居的生活，食牛羊肉，饮葡萄酒，骑汗血马，跳胡旋舞，是多么的优哉游哉了。一个个体躯壮健，精力饱满，自不必说，性腺发达，肉欲强烈，也是不以为奇的事。加之没有汉民族那种封建礼教的束缚，自由自在，敢爱敢恨。当时，恐怕连整个大气层，都洋溢着荷尔蒙的味道。
所以，鲁迅先生1934年写给一位日本朋友的信中，不无遗憾地说到：“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特地到长安去了一次。到那里一看，完全出乎意料之外，连天空都不像是唐朝的天空。”因此，绝不能以今天基本贫瘠的西部状况，来想象唐代的西域。汤因比先生不傻，选择唐代丝绸之路住下来，的确是个怪不错的主意。
应该说，介于欧亚之间的西域，是个出美女的地区，至今犹是。我曾做客于斯大林的故乡高加索，颇讶异于那里的女孩子着实漂亮。可能欧亚人种的差异，所形成的杂交优势，使得这个地区的女性，无一不出落得格外诱人。由此推想唐代那些发黑如漆，肤白如雪，胸满欲溢，像熟透了的苹果似的健妇；那些情窦初开，亭亭玉立，身材窈窕，热情奔放得不可抑制的少女，该是如何令男人们内分泌贲张，荷尔蒙乱窜了。
不过，这与汤因比先生无碍，如果实现他的理想，落户丝绸之路的某城某镇，碰上几位钟情的西域女子，擅不擅长个人化写作，敢不敢私语至脐下三寸，无关紧要，他憧憬的是唐代那豪迈慷慨，自由散淡，放任不羁，挥洒自如的浪漫生活。试想一下，将镜头对准汤因比先生，日出，雪山朝阳，仰天啸歌；清晨，葡萄架下，慢步行吟；正午，席地而坐，林间小酌；餐后，毡房微睡，一枕黄粱；傍晚，弦索弹拨，翩翩起舞；入夜，美女拥抱，耳鬓厮磨。这种惬意的生活，可比他在伦敦皇家国际关系协会的办公室枯坐，要有趣有味得多。
唐代的中土人，大气，豪爽；唐代的西域人，浪漫，风流，那真是中国历史上极辉煌的日子。丝路畅通之际，大漠途中，凡有泉水的地方，都是商队羁旅的所在；雪山脚下，凡挂酒旗的村舍，都会有驼铃清脆的音响。于是，弦歌嘈杂，觥筹交错；灯红酒绿，舄履杂沓；青衫薄衿，难掩春光；玉体横陈，魂飞魄荡。这一切的欢乐，一方面是那亮闪闪的波斯金币在起作用，另一方面，也是那时充满开拓精神和冒险意识的旅人们，一种敢于挥霍生命的豪气。
人，需要这份豪气；国家，同样也需要这份豪气。
汉、唐就以这份豪气，做出了“当惊世界殊”的大事业，大格局。嗣后的王朝，休想再有这等大作为，大手笔了。宋以后的程朱理学，明以后的科举以八股文取士，桎梏了人们的思想，从此，中国人不但失去了汉的大气，唐的生气，而且多了些要不得的犬儒气，迂腐气，伪君子气，酸得倒牙的假才子气，尤其是那种半男半女或不男不女的阉寺气，全非鲁迅先生打算写《杨贵妃传》时，所指望的那种洋溢着生命力的天空了。
胡椒八百石（2）
我想，汤因比先生憧憬的，正是唐代丝绸之路上，那些追赶着夕阳，往西方行进，沐浴着晨光，向东方而来，所有跋涉在雪山、咸湖、芨芨草、砂碛间的勇敢者的这种豪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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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用脚一步步量出来的悲壮行旅，茫茫大漠中的行人影，千里戈壁里的蹀躞脚印，该留下多少乡关何处的惆怅，故土家园的相思啊！寂寞的驼铃，孤独的行者，陪伴着的只有那长长的影子，和渺茫的前程。谁知明天的途中，会不会满天尘暴，难逃干渴的困境，而于无望中无声无息地倒毙？会不会风沙裹胁，永远也到不了下一个驿站，成为一具无名干尸？然而，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会不停地往沙漠深处走去，绝不会回头。
天高云白，万里沙尘，长河落日，羌笛声声，看着地平线渐渐淡逝的余晖，在寥廓苍茫中，会不令这位历史学家，对汉唐帝国这种拓展丝绸之路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信，更多一些敬意吗？
我想，如果汤因比先生选择公元七世纪，来到天可汗统治下的西域，他是绝不会后悔的。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平###厥，在蒙古高原设置行政机构。九年（635）败西部的吐谷浑。十四年（640）灭高昌，打通西域门户。公元七世纪，丝绸之路重现汉代的辉煌。以长安为始发站，出玉门，过敦煌，经焉耆、龟兹、碎叶，可以到大食（阿拉伯帝国），天竺（南亚次大陆），和更远的拂菻（拜占庭）。一直到八世纪，丝绸之路曾经是一条充满生气的，联结东西方的纽带。
从我们多少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