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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的，圣会的决定不经教皇或他的代表批准就没有效力。
现在我们告别君士坦丁堡，到西部风调雨顺的地区走一走。
宽容与专横之争一直此起彼落，一方把宽容捧为人类的最高美德，另一方却抵毁它是道德观念衰弱的产物。我并不想从理论角度谈这个问题。不过必须承认，教会的支持者在为残酷镇压异教徒而辩解时，讲得都是头头是道。
他们说：“教会和其它组织一样，犹如一个村庄、一个部落和一片森林，必须有一名总指挥、一套明确的法规和细则，所有成员都必须遵守。一切宣誓效忠教会的人就等于立誓尊敬总指挥、服从法规。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根据他们自己做出的决定，自试其法，从教会滚出去。”
迄今为止，这些都是正确合理的。
如今，一个大臣如果不再信仰浸礼会教派的经典，可以改信美以美教派，如果因为某种原因对美以美教派的教旨也失去信仰，还可以转到唯一神教派、天主教派或犹太教，也可以信印度教和土耳其的穆斯林教。广阔世界大路纵横，任人驰骋，除去饥肠辘辘的家人外，没有人和他唱反调。
但这是轮船、火车和充满经济机缘的时代。
五世纪的世界却并不这么简单。罗马主教的影响无所不在，无处不有。当然，人们可以去波斯或印度，但旅程遥远，十去九不还，而且还意味着永远妻离子散天各一方。
既然人们心里感到自己对基督的理解是正确的，说服教会修改一下教旨只是时间问题，那为什么还要放弃自由信仰的权利呢？
这正是关键所在。
早期基督徒，不管是虔诚的还是异端的，都认为思想的价值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博学的神学家极力想说明无法解释的事情，把上帝的本质归纳成公式，这就象数学家们为x绝对值的争论把对方送上绞架一样荒唐可笑。
但是，自诩正确和专横的风气弥漫了整个世界，直到最近，在“人们从不可能分辨对与错”的基础上倡导宽容的人在履行自己的主张时还要冒杀身之祸，他门只得把忠告小心翼翼地隐含在拉丁文里，而能够理解他们意思的聪明读者却寥寥无几。
正文 六 生活的纯洁
这里讲一个并非节外生枝的小小数学问题。
把一根绳子绕成圈，如图：（图1略）
圆圈中各条直径当然是相等的。
AB=CD=EF=GH，以次类推。
但是，轻拉绳子两边，圆圈就变成了椭圆形，完美的平衡被破坏，各条直径乱七八糟。AB和EF等几条线段大大缩短了，其它线，尤其是CD，却增长了。
现在把数学问题用到历史中。为了便于阐述，我们先假定：（图2略）
AB代表政治
CD代表商业
EF代表艺术
GH代表军事
图I是完美的平衡，所有线段都长短一致，对政治的关注与对商业、艺术和军事的关注基本相等。
但是图II（它不再是圆圈了）中，商业受到特别优待，代价是政治和艺术几乎完全销胜匿迹，而军事却略长了一些。
或者使GH（军事）成为最长的线段，而其它的都趋于消亡。
这就是解答许多历史问题的灵巧钥匙。
试一下希腊这把锁。（图3略）
希腊人在短时间内还能够保持各行各业的完美圆圈。但是，不同政党之间的愚蠢争吵很快发展得不可收拾，无休无止的内战耗尽了国家的精力。士兵们不再是被用来抵御外来侵略保卫国家。他们受命向国人开火，因为这些人投了另一个候选人的票，或者想稍微变通一下征税法。
商业是这类圆圈中最重要的直线，它第一次感到步履维坚，最后完全走投无路，便逃向世界的其它地方了，因为生意在那里还比较稳定。
贫穷从前门进城，艺术便从后门溜走，从此不再露面。资本乘坐一百海里内最快的航船逃之夭夭。随着智力活动成为昂贵的奢侈品，好学校也维持不住了。最优秀的教师赶忙奔往罗马和亚历山大。
剩下的都是那些二等货色，靠传统和常规过活。
这都是因为政治的线段超出了比例，平衡的圆圈遭到破坏，其它线段，艺术、科学、哲学等等，都化为乌有。
如果把圆圈的问题应用于罗马，你就会发现，那条叫“政治权力”的特殊线段不停地增长，最后把所有别的都挤掉了，筑成共和国荣耀的圆圈消失了。剩下的只是一条细细的直线，这就是从成功到失败的最短距离。
再举一例。如果你把中世纪教会的历史纳入这个数学中，就会发现下面的情况。
最早的基督徒曾经极力保持行为圆圈的完美。也许他们忽略了科学的直径，不过既然他们对这个世界的生活不感兴趣，也就未必要求他们多么关心医药、物理或天文。他们只想为最后审判日做好准备，这个世界他们眼里仅仅是通往天堂的前厅，有用的学科对于他们当然没有什么吸引力了。
不过，基督的其它虔诚的追随者想方设法（尽管很不完备）要过好日子，他们勤奋刻苦，慈善宽厚，大仁大义，诚实正直。
然而，众多的小社团一结为一个大组织，新的世界性责任和义务便无情地破坏了原来精神圆圈的完美。他们的信仰是建筑在贫穷和无私的原则基础上的，半饥半饱的木匠和采石工人觉得遵守这样的信条还很容易。可是罗马皇位继承人、西方世界的大祭司和整个欧洲大陆最富有的财主却不能象波美拉尼亚或西班牙省镇的小执事那样过节衣缩食的生活。
用这一章的术语讲，代表“世俗”和“对外政策”的直径伸展得太长，代表“谦卑”、“贫穷”、“无私”和其它基督教基本美德的直线已经短得微乎其微了。
我们这一代人谈论到中世纪的愚昧时总带着一种同情感，知道他们生活在一团漆黑之中。的确，他们在教堂里点腊烛，在摇曳不定的烛光下安歇，没有几本书，连许多在如今小学和较高级精神病院里教授的东西茫然无知。不过，知识和智力是全然不同的两回事，这些优秀的自由民很聪明，建立了我们现在仍然采用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结构。
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面对许许多多对教会的恶毒诋毁似乎束手无策，我们对他们的评价还是留点情吧。他们至少对自己的信念还是充满信心的，与他们认为错误的东西拼斗到底，把个人幸福和舒适置之度外，还常常在断头台上了解自己的一生。
除此之外的事情我们就无从得知了。
确实，在公元一千年中，很少有人为自己的思想而牺牲。不过这不是因为教会对异端的反感不如以前强烈，而是因为它有更重要的事情，顾不上在相对无害的持不同观点者身上费时间。
首先，在欧洲许多地方，奥丁神和其它异教神仍然是最高的统治。
其次，发生了一件很不妙的事，几乎使整个欧洲陷于崩溃。
这件“不妙的事”就是，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先知，叫穆罕默德；一群人追随一个叫“真主”的新上帝，他们征服了西亚和北非。
我们孩提时读到的文学充满了“异教狗”和土耳其人残酷恶行的故事，这使我们留下印象，觉得耶稣和穆罕默德各自代表的思想是水火不相容的。
其实，他们俩是同一种族，说同一语系的方言，都把亚伯拉罕奉为始祖，都追溯到同一个在一千年前矗立于波斯湾畔的祖籍。
两位大师的追随者是近亲，却又怒目而视，虎视眈眈，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打了十二个世纪，到现在还没有平息。
现在再做“假如”的猜想是白费力气，但的确曾有一回，罗马的头号敌人麦加差一点接受了基督信仰。
阿拉伯人象所有沙漠居民一样，把大量时间用在放牧家畜上，因此有充裕时间讲行默祷。城里人可以在终年不断的乡镇市场的乐趣中陶冶灵魂，而牧民、渔民和农夫却过着孤门寡居的生活，缺少一种比热闹和刺激更实际的东西。
阿拉伯人期待拯救，还尝试过好几种宗教，不过他们明显偏爱于犹太教。这原因很简单，因为阿拉伯尽是犹太人。公元前十世纪，索罗门国王的大批臣民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和统治者的专横，逃到阿拉伯。到了三百年后的前五八六年，尼布加尼撒征服了犹太人，大批犹太人第二次涌向南部的沙漠。
犹太教由此传播开来。犹太人只追求唯一真正的上帝，这与阿拉伯部落的志向和理想不谋而合。
稍微读过穆罕默德著作的人都知道，麦地尼特从《旧约》中借用了大量智慧之言。
以实玛利（与母亲海加一起埋葬在阿拉伯中部犹太神殿中的至圣所）的后裔并不敌视拿撒勒的年青改革者的思想。相反，耶稣说只有一个上帝，是所有人的慈父，他们也如饥似渴地相信了。他们不愿意接受拿撒勒木匠的追随者喋喋不休宣扬的所谓奇迹。至于复活，他们干脆就不相信。不过，他们还是倾向于新信仰，愿意给它以一席之地。
但是，穆罕默德在一伙狂热的基督徒手里吃了不少苦头。这伙人缺乏判断力，没等他开口就斥责他是骗子，是伪先知。这件事，加上迅速广为流传的认为基督徒是信仰三个而不是一个上帝的偶像崇拜者的说法，终于使沙漠居民对基督教嗤之以鼻，他们宣布自己热爱麦地那的赶骆驼人，因为他只讲一个上帝，而不是抬出三个神来混淆视听，一会儿合为一个上帝，一会儿又分为三个，全凭当时形势和主持教士的眼色行事。
这样，西方世界便有了两种宗教，都说自己信奉的是唯一真正的上帝，都把其它上帝贬为骗子。
这些观点上的冲突很容易引起战争。
六三二年，穆罕默德去世了。
在不到十二年的时间里，巴勒斯但、叙利亚、波斯和埃及相继被征服，大马士革成为大阿拉伯帝国的首都。
到六五六年底，北非沿海国家都把真主做为天国领袖，穆罕默德从麦加逃到麦地那后不到一个世纪，地中海变成了穆斯林的一个湖，欧洲和亚洲的一切交往都切断了，直到十七世纪末期，欧洲大陆一直处于包围之中。
在这种环境中，教会要把教旨传往东方是根本不可能的。它能希望做到的只是保住已经取得的成果，它选中了德国、巴尔干各国、俄国、丹麦、瑞典、挪威、波希米亚和匈牙利作为进行深入精神开发的肥沃土地，而且总的说来大获成功。偶尔也有象查理曼那样桀骛不驯的基督徒，心肠倒是不错，就是不够文明，用暴力手段屠杀了热爱自己的上帝而摈弃外来上帝的臣民。不过，基督传教士大都是受欢迎的，因为他们诚实正直，宣讲的东西简单明确，易于理解，为充满流血、殴斗和拦路抢劫的世界带来了秩序、整洁和仁慈。
前方捷报频传，但是教会帝国内部却祸起萧墙。（用本章开始时的数学概念讲）世俗的线段不断加长，最后教会的精神因素完全成为政治和经济思想的附庸；尽管罗马的权力日益膨胀，对以后十二个世纪的发展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崩溃瓦解的迹象已经露头，老百姓和教士当中的智者商人也看出了这一点。
现在北方的新教徒把教堂看成一座房子，七天中有六天空荡无人，每星期日人们去听布道和唱赞美诗。我们知道一些教堂里有主教，偶尔主教们在城里开会，那时我们周团会有一群面孔和善的年老绅士，衣领都翻到后面。我们从报纸上得知他们已宣布提倡跳舞，或反对离婚。以后他们又回到家里，周围的生活依然是那样平静幸福，无忧无扰。
我们现在极少把这种教堂（即使它与我们形影不离）与我们的生死以及所有社会活动联在一起。
政府当然完全不同，它可以拿走我们的钱，如果觉得社会需要，还可以杀死我们。政府是我们的所有者，是主人，但通常所称的“教会”却是可以信赖的好朋友，即使与它发生争执也无关紧要。生争执也无关紧要。
但是在中世纪，情况迥然不同。那时的教会看得见摸得着，是非常活跃的组织，呼吸着，存在着，用种种政府做梦也想不到的办法决定着人的命运。第一批接受慷慨王储馈赠的土地、放弃古老的贫穷理想的教皇，很可能没有预见到这个政策会导致的结局。起先，由基督的忠诚追随者向圣徒彼得的后裔赠送一点凡物俗礼似乎有益无害、合情合理。但是仔细想一想，从约翰格罗斯到特莱比松，从迦太基到乌普拉沙，到处都有复杂的监督管理体制，有成千上万的秘书、牧师和抄写员，再加上各个部门数以百计的大小头目，他们都要住房、穿衣、吃饭。还有横穿整个大陆的信使的费用，今天去伦敦、明天去诺夫格勒的外交使臣的旅行费用，以及为了保持教皇信使与世俗王储在一起时衣着毫不逊色所必需的花费。
回顾一下教会本来代表什么，思考一下如果环境再好一些会出现什么情况，这种发展委实是极大的遗憾。罗马很快变成了巨大的国中之国，而宗教色彩却只剩下断编残简，教皇伊然成为世界独裁者，与他相比，古代皇帝的统治反倒显得宽仁大度了。
教会的成功所向披靡，但到了一定程度，便出现了一些障碍，遏制了它统治世界的野心。
主的真正精神又一次在民众中掀起轩然大波，这对于任何宗教组织都犹如眼中钉。
异教信徒已经司空见惯了。
可能引起人们反对的单一信仰统治一出现，也就有了持异见者。争执与教会同日问世，它使欧洲、非洲和西亚在数世纪内互怀敌意，虎视耽眈。
不过，撒比利人、莫诺菲人、马尼卡人和内斯特教派之间血腥的争斗在本书中是不值一提的。一般来讲，各个教派都是鼠肚鸡肠，阿瑞斯的追随者与雅典娜的信徒都专横暴虐，是一丘之貉。
况且，这些争执总是围绕着的神学中很不起眼的只言片语，现在已经逐步被遗忘了，我不想把这些玩艺再从坟墓中抢出来，在这本书里损时耗力挑起神学的战火。我写下这些，是想告诉子孙后代祖先不惜生命为之奋斗的知识自由的理想，告诫他们不要蹈循导致两千年沉痛灾难的傲慢的教条态度和独断独行。
可是到了十三世纪，情况大为改观。
异教信徒不再只是持异见的反对者，为《天启录》中个别词句的误译或错拼了圣约翰的一个字母而固执己见。
他成长为战士，维护奥勒留当政时期拿撒勒村庄中的一位木匠为之而死的理想，而且，他的姿态俨然是唯一真正的基督徒。
正文 七 宗教法庭
一一九八年，塞格尼公爵洛太里奥继在位没几年的保罗登上了教皇的宝座，这就是英诺森三世。
他是所有主宰拉特兰宫的最显赫的人物。他就位时三十七岁，是巴黎大学和布伦大学的优等生，富有、聪明、精力充计。雄心勃勃，善于使用权力，堪可问心无愧地宣称，他“不仅管理了教会，而且还左右了整个世界”。
他把驻罗马的帝国官吏赶出城去，再次征服了由帝国军队控制的那部分巴尔干半岛，最后把皇位继承人逐出教会，使那个可怜的王子身陷困境不能自拔，乖乖地放弃了阿尔卑斯山东面的领地。这样，洛太里奥使意大利从日尔曼人手中解脱山来。
他组织了闻名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不过压根儿没去“圣地”，而是奔向君士坦丁堡，手戮了城里的大批居民，把金银财宝掠夺一空，干得太令人发指了，以至后来到希腊港口的十字军士兵无不忧心忡忡，生怕被当做亡命徒送上绞架。英诺森三世倒也表示过不赞同这种使德高望重的少数基督徒心灰意冷的悲惨行径。不过他是个务实分于。他很能看风使舵，让一个威尼斯人去当君士坦丁堡的主教。这聪明的一招使东正教又一次落入罗马的魔爪，同时又赢得了威尼斯共和国的好感，从此威尼斯共和国把拜占庭领地看成是自己的东方殖民地，肆意发号施令。
在精神方面，教皇也是个造诣深邃、手腕圆滑的人物。
教会经过近一千年的踌躇不决，终于下决心，认为婚姻不只是男女之间的民事契约，而是一桩圣事，只有在神父当众祝福后才生效。法国的菲力浦·奥古斯特和莱昂的阿方索四世曾经一意孤行，按照自己的好恶治理国家，但很快就得到警告让他们记住自己的职责，由于他们一生处世小心，便立即按教皇的旨意行事了。
甚至在北方高地，尽管基督教刚刚传入，人们也明确意识到谁是真正的主人。哈康四世国王（同伙海盗们习惯称他为“老哈康”）刚刚征服了一个小帝国，除了他所在的挪威外，还有苏格兰的一部分、整个冰岛、格陵兰岛、奥克尼群岛和海布里地群岛，但他在旧天主教堂加冕之前，也必须向罗马法庭把自己复杂的身世原原本本讲清楚才行。
年复一年，教会的势力根深蒂固。
保加利亚国王一味屠杀希腊战俘，偶尔还折磨拜占庭的皇帝。他根本不对宗教思想感兴趣，可是还千里迢迢跑到罗马，卑躬屈膝地恳求教皇承认他做臣仆。在英格兰，几个男爵搞出条条框框来约束皇上，教会便不客气地声明他们搞的宪章无效，因为“它是依仗武力获取的”；接着又由于他们给世界带来的那份著名的文件《大宪章》而把他们逐出教会。
所有这些都表明，英诺森三世不会轻易放过朴实的纺织工和胸无点墨的牧羊人提出的要求，因为他们对教会的法律提出了质询。
不过，到底还有一些人能鼓起勇气，做了我们将要看到的事情。
异端邪说这个题目实在费解。
异教徒大都是贫苦大众，没有什么搞宣传的才能。他们偶尔写几本小册子阐述见解，以保护自己打击敌人，但是马上就会被当时掌权的宗教法庭派出的机敏鹰犬抓住把柄，大祸临头。他们的敌人为了杀一儆百，欺世惑众，也写文章披露“新撒旦的反叛”，我们对异端邪说的了解都是从这些文章和审判记录中略知一二的。
结果，对这些人的复杂形象，我们通常得到的是这样的印象，他们都是些使体面人闻之欲呕的小人，他们披头散发，衣裳褴褛，住在最下层贫民窟的空地窖里，拒不沾崇高的基督食品，一味吞嚼菜帮菜叶，只喝白水，对女人避而远之，念念有词地叨唠救世主第二次下几的预言，责骂教士的庸俗和邪恶，还恶意攻击万物的内在规律。
当然，许多异教徒的确今人讨厌，这也许是自命不凡的人的天命。
很多人以非神圣的热情追求神圣的生活，脏得象个魔鬼，臭气冲天，那些关于真正基督存在的怪诞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