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次，他在假寐，有一爱姬给他盖被子，他马上便把这爱姬杀了。
以上所说，未必完全属实，但却是可能发生的事，绝不属于情理之外。帝王总是要防备有人害他，而且这种人根本就不尊重妇女的人格甚至生命。
生活中的曹操可爱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二曰战场上的曹操很可爱。
战场是什么地方？刀光剑影，你死我活，一不小心就得人头落地。每个人一到战场上，就像凶神恶煞一样。即或是指挥战斗的将领或主帅，到了那里也得聚精会神，高度紧张。即或平时是温文尔雅的人，在金戈铁马的环境里也不能再有多少柔情蜜意了。
曹操与吕布战濮阳，中了濮阳大姓的反间计，误入城中，又顶烟冒火退了出来，从马上坠下，又伤了手掌。亏得司马楼异的救驾，才得以脱险。众将领的反应如何呢？《三国志·武帝纪》的说法是“诸将未与太祖相见，皆怖。”都担惊受怕。
另据晋袁晔（音夜）的《献帝春秋》说：曹操败逃时，吕布的骑兵追到曹操，却不知是曹操，问道：“曹操何在？”曹操说：“那个骑黄马的便是。”于是对方舍弃了曹操，去追那个骑黄马的去了，曹操得以乘机逃脱。不要以为这件事有趣，接下来就应该是一桩命案。敌人都去追那个骑黄马的去了，那人的脑袋还能长在脖子上吗？
延津之战，曹操利用饵敌之计，以不满六百的骑兵，击溃了文丑与刘备的六千名骑兵，又斩了文丑。那是玩命，曹操玩命的事多了。
通过上述的例子，曹操的军事生涯给人的印象是恐怖，惊险与尴尬。
易中天说曹操在战场上可爱，只举了一个例子，就是曹操西征马超、韩遂，韩遂的士兵争着看曹操，曹操大声说：你们是想看曹操吧？告诉你们，和你们一样，也是个人，并没有四只眼睛两只嘴，只不过多了点智慧。易中天接下来评论说：“这话说得很实在，也很可爱，还很洒脱。”（《品三国》27页）
这故事出于《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的确，话说得很风趣，算得上是战场上的一个花絮。但怎么这就“可爱”了？我左思右想，觉得这件事与可爱不可爱不怎么沾边。
三曰作为朋友的曹操更可爱。
易中天举了曹操祭祀桥玄的例子，讲了只鸡斗酒之约。这很风趣，如果曹操对所有的朋友都是这样，说是“可爱”是可以的。可惜并不是这样。《曹瞒传》说曹操“酷虐变诈”，陈寿在《三国志·武帝纪》卷末的评语中说曹操“矫情”（克制感情，就是虚伪），都说明曹操并不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真诚，本色”。
《魏书》说：成皋的吕伯奢是曹操的“故人”，就是朋友，但他因为误会，竟杀了其家人。作为朋友，这“可爱”吗？
陈留太守张邈，原来是曹操最好的朋友。汴水之战，张邈派卫兹率兵帮助曹操。曹操征陶谦，临行前对家里人说：“我若是回不来，你们去投靠孟卓（张邈的字）。”后来曹操平安地回来了，与张邈“垂泣相对”。曹操以东郡太守出任兖州牧，全靠张邈和他弟弟广陵太守张超以及自己的部将陈宫为他活动。可是后来张邈、张超、陈宫等又都背叛了他，迎来吕布作了兖州牧，差一点把曹操逐出兖州。这件事实在很蹊跷，对他那么忠心耿耿的陈宫，和他那么要好的朋友张邈，怎么说变就变了呢？而且迎来的还是名声很臭，“轻狡反覆，唯利是视”（陈寿语）的吕布。难道他们以为曹操比吕布还坏吗？答案是肯定的，那些人就是认为曹操比吕布还坏。因为那时曹操杀了名士边让，特别是他几次血洗徐州，使人们忽然发现：阿瞒这小子不是天使，而是魔鬼！吕布不过杀了丁原和董卓，而董卓是国人皆曰可杀，杀了他反而是一大功劳。他们可能认为：就算吕布是个反覆无常的小人吧，但也比杀得徐州泗水不流、鸡犬皆尽的曹操好多了，而且武艺高强，是个英雄。张邈背叛了曹操还有一个隐情：当时袁绍是盟主，曹操与袁绍联合。袁绍有骄矜之色，张邈批评过他，他怀恨在心，而且还听说吕布和张邈关系很好，曾“把手共誓”，便怂恿曹操杀张邈。虽说曹操并没有照办，但张邈会想：曹操这个杀人魔王毫无信义，早晚会杀了我的。后来曹操杀了张邈全家，张邈被自己的士兵所杀。陈宫后来为曹操所杀。
这件事很复杂，应该说双方各有是非，我不想加以评论。我只想说：通过这件事来看，朋友认为他是不可爱的，所以和他反目为仇。
据《三国志·崔琰传》：许攸“少与袁绍与太祖善”，和曹操是朋友。曹操击败了袁绍、许攸起了关键的作用。尽管许攸得意忘形，语言放肆，毕竟罪不当诛。而曹操却杀了他。从这件事来看，曹操作为朋友，可爱吗？
曹操和韩遂是年轻时的朋友。在与马超、韩遂的交战中，曹操在阵前与韩遂叙旧，引起了马超的猜疑，二人失和，导致作战失败。当然，兵不厌诈，从军事上说：曹操的作法无可非议。我只是想问：作为朋友，曹操可爱吗？
据《三国志·崔琰传》裴注引《魏略》：有个叫娄圭的人，“少与太祖有旧”，是曹操年轻时的朋友，在曹操手下为大将。有一次，曹操与诸子出游，娄圭也随从前往。他对左右说：“此家父子，如今日为乐也！”（这爷几个，看今天那个高兴劲儿！）”有人把这话报告给曹操，曹操认为娄圭“有腹诽意”，于是便治了他的罪。
“腹诽”，在心里诽谤，犹后世之所谓“思想犯”。但思想犯是把思想说出口来，而“腹诽”则不必说出口，我认为你那么想，你就是那么想，纯属一种“莫须有”的罪名。但娄圭说了这么一句话，怎么就算是“腹诽”？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倒是同传裴注引《吴书》，说得更明白些：南郡人习授与娄圭同坐一车，看到曹操父子出游，习授说：“看他们爷几个那个高兴劲儿！”娄圭说：“人生在世上，应当自己干出个样子来，怎么能只是观望别人呢！”习授把这话报告给曹操，曹操便杀了娄圭。曹操杀老朋友，大约是因为觉得娄圭有野心，话里话外，有取而代之的味道。（当然这是扑风捉影，无限上纲。）随着曹操权势的日益膨胀，他更加疑神疑鬼了。
我们还是不禁要问：通过这件事，曹操作为朋友，可爱吗？
总之，由于曹操特殊的身分与地位，他一生中朋友是不多的。年轻时和桥玄的那段忘年之交，或许有些可爱之处，但那只是孤证特例。从他一生中总的情况看来，他未必是交友的典范，而由于种种原因，他和别人的友情，大部分都破裂了，在这方面，我们只觉得现实是严峻而充满变数的，用“可爱”二字来概括，不是太小儿科了吗？
四曰曹操最可爱之处是说真话。
关于所谓曹操说真话的问题，我在上面已有专节讨论，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标题： 9 皇帝这张牌
内容： 建安元年（公元196），曹操把颠沛流离、穷途潦倒，年仅16岁的汉献帝刘协从雒阳迎到许县，开始打起了皇帝这张牌。易中天用长达三集的篇幅讲述了皇帝问题。仔细读来，主要是阐述了三个问题。下面我们便依次对这三个问题讨论一下。
第一个问题：董卓、袁绍和袁术三个人，在皇帝问题上都犯了错误。
董卓是废立。废掉了少帝刘辩，扶立了陈留王刘协为帝，历史上称为献帝。献帝是谥号，是死后才得到的称号，生前史书上称为帝、天子等等。臣僚们则称为天子、帝、皇帝、今上等等。但我们现在讲史，则常常称呼他的谥号献帝，这是为了行文上的方便以及和其他皇帝有所区别。
袁绍是另立。初平元年─二年（公元190─191），勃海太守袁绍和冀州牧刘馥等要立幽州牧刘虞为帝，由于关东各路诸侯意见不一，特别是刘虞本人坚决拒绝，这个计划便流产了。
袁术是自立。建安二年（公元197），袁术于寿春（今安徽寿县）称帝，自号仲家。
易中天认为：对待皇帝问题的这三种错误态度，是董卓、袁绍和袁术在群雄角逐的斗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但我认为：实事求是地说：这三种情况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对皇帝问题不能估计太高、言之太重。
从大的背景来说：当时汉室凌迟、皇权衰落，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把皇帝当回事，皇帝这张牌，并不那么灵了。拿孙策来说，他过江作战，把江东看成好像是无政府的蛮荒之地，扬州刺史刘繇、会稽太守王朗、豫章太守华歆，都是朝廷所任命的官员，而孙策败刘繇、捉王朗、降华歆，并未考虑到朝廷的因素，丝毫也没有尊重皇帝的意思。而这几个朝廷命官，也没打过朝廷和皇帝的旗号，他们和孙策之间似乎只是军阀之间的争斗，凭的只是实力，扬州、会稽和豫章等州郡，给人的印象都是独立王国，和朝廷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这就是当时的政治现实，皇帝的因素实在是微乎其微了。
其他军阀之间的角逐也无不如此。就说官渡之战吧，袁绍有抢皇帝之心，曹操也时时提防皇帝被他抢走，但这仅仅是名义之争，并没有什么实际的作用。曹操能够以少胜多取得胜利，并不是因为他手里有皇帝（这和打扑克不同，打扑克抓到大王，作用要大得多了），而是因为烧了袁绍乌巢的军粮和许多其它因素。
现在我们就实事求是地分析一下董卓的废立和袁绍的另立，究竟有多大的作用。
董卓的废立。尽管当时人们出于维持现状的心理而表示反对，袁绍还因此和董卓闹翻，“横刀长揖而去”，亡命冀州；但董卓还是一意孤行，废了少帝刘辩，立陈留王刘协当了皇帝，是为献帝。但立了也就立了，朝臣们照样三呼万岁，人们还是接受了。当袁绍要另立冀州牧刘虞为帝时，曹操还表示“诸君北面，我自西向”（见《三国志·武帝纪》裴注引《魏书》）。这句话的意思是：“你们自管北向冀州尊奉刘虞，我还是西向长安尊奉当今的皇帝（献帝）。”可见曹操承认了董卓废立的事实。人们反对董卓不是因为他废立皇帝，不管原封不动地由刘辩当皇帝，还是废了前者由刘协当皇帝，人们都照样反对他。反对他是因为他控制朝廷，专断朝政，是因为他的跋扈和残暴。在人们的心目中，“废立”这个因素，并不占什么太重要的位置。
袁绍的另立。袁绍、韩馥等人提出后，串连没有成功，计划流产了，因而在政治上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如果成功了呢？袁绍便有“另立中央”之罪。但这只是嘴皮子上的东西，并没有太大的实际意义。军阀之间的混战，凭的是实力，要的是硬件，手里有个皇帝，也吓不倒谁；别人反对他“另立中央”，用吐沫也淹不死他。也许大家会因此吵一阵子，双方都拿皇帝说事。但吵归吵、骂归骂，最后还得用武力来裁决。
袁术的自立。这可是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当时人们的正统观念还很严重，很多人只能承认由刘邦传下来的那一支姓刘的人来当皇帝。刘辩、刘协、刘虞他们谁上谁下，人们并不那么在乎；而由姓袁的出来称帝，人们就无法接受了。“四世三公”又怎么样？“八世三公”也不行！于是袁术便成为众矢之的，吕布打他，曹操打他，刘备也堵截他，他的部下雷薄、陈兰也不收留他，终于在颠沛流离之中死于江亭。
看来在易中天所举的废立，另立和自立三种错误做法中，废立和另立影响并不太大，实际的负面作用也不是那么明显的；只有袁术的自立却遭到现实的报应，使他自取灭亡。看来这在当时是一条高压线，是随便踩不得的。无怪乎曹操把自立称帝形容为“放在炉火上烤”，而至死也不敢问津了。
第二个问题：易中天关于皇帝问题的论述，特别剖析了“奉天子”和“挟天子”的本质区别。
易中天注意到：曹操方面的说法是“奉天子”。毛玠说：“奉天子以令不臣。”贾诩说：“奉天子以令天下。”而袁绍方面的说法则是“挟天子”。沮授说：“挟天子而令诸侯，畜士马以讨不庭。”田丰说：“挟天子以令诸侯，四海可指麾而定。”
易中天进一步分析说：
“实际上，这事从一开始曹操就高了袁绍一头。高在哪里？高在格调，高在品位。……奉，是尊奉、维护；挟，是挟持、利用。‘奉天子以令不臣’的目的是要实现国家的统一，‘挟天子以令诸侯’的目的是要实现个人野心。一个光明磊落、一个鬼鬼祟祟，岂能同日而语？毛玠说得对，‘兵义者胜’。不义，气度上就差了一截。”（《品三国》71页）
这些话乍读之下，似乎令人觉得满有道理。但仔细琢磨起来，似乎问题也并非这么复杂，易中天使人有故弄玄虚之感。其实，袁绍方面所说的“挟天子”也好，曹操方面所说的“奉天子”也好，都是要把皇帝弄到手，利用皇帝的名义说事，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不过“奉天子”说得客气一点，隐蔽一点，“挟天子”说得直截了当一点而已。易中天不是盛赞曹操说真话的精神吗？不是说曹操“真实”、“本色”吗？而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曹操方面说的不是真话，反而袁绍方面更为真实、本色一些。反正“奉天子”也好，“挟天子”也好，前提都是君弱臣强，皇帝淪于权臣的控制之下。如果皇帝像高祖刘邦、武帝刘彻那样，完全按照自己的意志办事，那就会由皇帝“以令不臣”、“以令诸侯”了，就不需要权臣这么干了。而只要皇帝被控制在权臣之手，他就是傀儡，还有什么独立意志可言，还有什么尊严可言！
第三个问题：奉迎皇帝的作用。
易中天认为：在皇帝问题上，只有曹操的迎奉天子是成本最低、风险最小、效益最高的政治策略。那么，曹操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呢？易中天说：
“曹操迎奉献帝迁都许县后，不但没有损失什么，或受制于人，反倒捞到了不少实惠。他得到了黄河以南的大片土地，关中地区的人民也纷纷归附（收河南地，关中皆附）。更重要的是：他捞到了一大笔政治资本，不但自己成了匡扶汉室的英雄，有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而且把所有的反对派都置于不仁不义的不利地位。从此，曹操不管是任命官吏、扩大地盘，还是讨伐异己，打击政敌，都可以用皇帝的名义，再不义也是正义的。”（《品三国》71页）
这话说得很对。这就叫取得了政治优势，迎奉皇帝确实有一些好处。但这话也不能说得太绝对了，这些好处是相对的，有时甚至是微不足道的。我在上面说过：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皇帝的牌也不那么太灵了。
在书的另一处，易中天又说：
“不要以为你掌握了个小皇帝，当了个大将军，天下就是你的了。没有的事！
事实上，袁绍不听他的，袁术不听他的，吕布、张绣这些小军阀也不听他的，更不用说远在天边的刘表和孙策了。皇帝的旗号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天下还得靠拳头打出来。”（《品三国》68页）
这话也说得很对。但和前面的观点相对照，则是矛盾的，起码在分寸上相差甚远。前面的说法把奉迎皇帝的好处绝对化了，这一说法则相对化了，甚至说曹操手里有皇帝也没有人听他的，打天下还得靠武力。
易书有这样一个特点，有的论点在不同的场合以不同的方式出现，使人觉得互相矛盾；但在易中天那里却不是矛盾的，这里说过了头，那里又拉回来，正反都有理，但却使读者糊涂起来，你的意见究竟是什么？
易中天又说：
“任何说法和决策都是双刃剑。毛玠和荀彧为曹操设定的这个“政治正确”和“正义旗帜”，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也给曹操戴上了紧箍咒。尤其是荀彧提出的尊奉天子，大公无私和弘扬正义这三大纲领，全方位地遏制着曹操的个人野心……使他终其一生都不敢取现任皇帝而代之，悍然称帝。”（《品三国》74页）
这话不对。如果毛玠和荀彧真以为给曹操戴上了高帽子，就等于给曹操上了紧箍咒，可以遏制他的政治野心，那只是他们的一厢情愿。曹操是不会这么想的，曹操不是孙猴子，毛玠和荀彧也不是观世音，他们是不能给曹操戴上紧箍咒的。
若说是双刃剑，另一方面应该是：奉迎皇帝也给曹操带来了政治包袱，落了个挟持天子，专权窃国的恶名。在那个年代，挟持皇帝的事，一幕接一幕地轮番上演着：先是宦官控制皇帝，以后又是何太后擅政，接下来皇帝又相继落入董卓、李傕、郭汜、董承、杨奉手中，曹操迎献帝都许，人们认为也是换汤不换药，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所不同的是：曹操比其他挟持皇帝的人有政治头脑，可以利用皇帝的名义搞出更多的名堂而已。在汉朝官员的眼里，曹操是一个奸臣，甚至是奸贼，他们的反抗此伏彼起，从来没有间断过。重要的有建安五年（公元200）的“衣带诏”事件；建安十九年的伏完事件；建安二十三年（218）的太医令吉本等人的反曹事件；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的西曹掾魏讽造反事件等等。每次曹操都杀了很多人，很多家庭被诛灭。皇帝的妻子（董贵人、伏皇后）、儿子（伏后所生的二皇子）也不能幸免。看来曹操并不那么善良可爱。易中天说什么他不是“挟天子”，而是“奉天子”；不是为了实现个人的野心，而是为了国家的统一；不是为了“利”，而是为了义；品位、格调高等等，使人很难置信。
在这个问题上，易中天还来了一个“革命阶段论”，说曹操在前期是真心实意地“奉天子”，并无个人野心，后来又从“奉天子”转变为“挟天子”了。这话又怎能令人相信呢！其实曹操对皇帝的态度是始终一贯的，一开始就是想用天子的名义实现个人的野心，不过是后来随着权势的增长，越来越霸道而已。
标题： 10 “衣带诏”事件
内容： 关于这个事件，易书在第七集《先入为主》和第十三集《青梅煮酒》中都有论述。易中天在第七集中说：
“这件事《三国志》和《后汉书》都有记载，当是事实。”（《品三国》75页）
又说：
“不过这事也很难讲，因为正史所载也未必是实。陈迩冬先生就说：“‘衣带诏’事件实千古之疑案”，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也表示怀疑。”（《品三国》75页）
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们先把《三国志·先主传》的一段记载抄在下面，并译成白话。
“先主未出时，献帝舅车骑将军董承辞受帝衣带中密诏，当诛曹公。先主未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