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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如：易书写曹操南征荆州，诸葛亮到柴桑去会见孙权，易中天在前面亮出了一个观点：这场战争乃是曹刘之战，曹操打的是刘备，和孙权没有关系，孙权是被诸葛亮拖下水的。（语见易书195…198等页）
但他绕来绕去，在200…201页谈到曹操写恐吓信时说曹操针对的就是孙权，不管曹操写没写那信，曹操的矛头所指就是孙权。这件事我们在前面已经提过，现在就不多征引了。
标题： 30 试析易中天讲史的特点（3）
内容： 这种自立自破的写法，前后矛盾，不断地偷换论点，既浪费笔墨，也扰乱了读者的思维，何苦来哉！但易中天为什么好这样说话呢？我用小人之心，度君子之志，产生了两个印象。一是他对自己的某些观点信心不足，不能用响当当的、义无返顾的态度来支持自己；二是态度圆滑，左右逢源，正反两方面的意见我都说了，从哪个角度来说，我都是无懈可击的。但都说了，也等于全没说，只是引导读者（观众）同你走冤枉路而已。
五曰偏颇化，情绪化
研究历史要有一个严谨、公正的态度，居高临下，站在客观的角度来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一不向潘，二不向杨”（河北梆子《潘杨讼》台词），既不可偏袒某一集团和人物，也不可夹杂自己的个人情绪来叙述历史。从已经播出（出版）的这一部分内容来看，给人的印象是有偏袒曹操、边缘刘备、丑化袁绍、拔高诸葛亮的倾向。而且研究问题和叙事过于情绪化，什么“可爱的奸雄”、“漂亮的草包”等提法，都是他偏颇化、情绪化的表现。而且为了给曹操多积分，竟迁怒于我们尊敬的老前辈司马温公，说《资治通鉴》有许多“猫腻”。也许是因为老夫孤陋寡闻，鼠目寸光吧，直到如今，还真没听说谁把大史学家司马光及其史学巨著〈资治通鉴〉贬低到这种程度的！不管是内行、外行、还是准内行、超内行，对待古代文化遗产的态度，还是平实一些为好。
标题： 1 三国历史并非扑朔迷离
内容： “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这是一段扑朔迷离的历史。”（《品三国》1页）
易书在开宗明义第一章《开场白·大江东去》里，就以“扑朔迷离”的字样，给三国历史罩上一层神秘的面纱。
三国历史是否“扑朔迷离”？答曰：也是，也不是；归根结底，不是。
为什么说“也是”？逝去的历史时光，对后人来说，有一定的模糊性。不仅三国历史如此，所有朝代的历史无不如此。因为历史是不能重演的，不能完全复原的，你想要把一切问题都弄得清清楚楚，那是不可能的。过去有“燕瘦环肥”的说法，说五代的赵飞燕，是个瘦美人，唐朝的杨玉环 （杨贵妃），是个胖美人。于是有人就研究杨贵妃究竟有多胖，体重多少斤。研究来研究去，浪费了许多时光，也只能是徒劳无益。这种研究不仅毫无意义，而且也不可能得出什么结论。其实，我们不仅不知道杨贵妃体重多少，从孔夫子到孙中山，包括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谁又能知道他们体重多少？不仅此也，现在的许多歌星、影星、球星、超女，谁又知道他（她）们体重多少？（有的明星公布“个人档案”，说自己是多少斤，但大部分是个谜。）往大处讲，历史事件的许多细节，今天你硬要都搞清楚了，那也是不可能的。不用说一千多年以前的三国时代，就是你个人的历史何尝不是如此。
如果我们要追求历史的每一个细节，那三国史确实是扑朔迷离的，任何朝代的历史，都是扑朔迷离的。但如果我们不过多地追求那些没有记录，难以复原的细节，而着眼于研究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掌握一些基本史实，那就像许多朝代一样，三国的历史也并非那样扑朔迷离。尽管我国古籍散佚的情况非常严重，保留到现在的古书，连原来的十分之一也没有，但毕竟还有许多史书和其它古籍可供我们参考。仅以研究三国史的主要资料来说，据我不完全的统计，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便有《后汉书》、《后汉纪》、《三国志》、《华阳国志》、《晋书》、《资治通鉴》，以及《三国志》裴松之注引录的140多种古书的片断（原书大部分失传），还有诸葛亮、三曹、孔融、嵇康、王粲……等人的诗文集以及散见于类书、丛书中的零星资料，所以我们至今对于三国历史不仅能树立起来一个完整的框架，也能知道主要的历史情节和历史人物的概貌，三国历史并非那么“扑朔迷离”。我们反对历史不可知论和历史虚无主义，也反对把基本清楚的历史时代说成扑朔迷离。当然，三国史上不能确知的事确是不少，如：刘备有多少个老婆？刘备的孙夫人回吴后下落如何？诸葛亮到柴桑后都和东吴方面的什么人会过面？诸葛亮的岳父是黄承彦，他的岳母是谁？诸葛亮还有大姨子、小姨子吗？和谁是一担挑？周瑜死后，小桥（乔）是守了活寡，还是改嫁了？……这许多问题，没有人能够做出回答，确是扑朔迷离的。但哪个朝代不如此？但是，框架完整，事实基本清楚的历史，就不能算是扑朔迷离，切不可在这个问题上危言耸听。
标题： 2 孙权称帝，不在公元222年
内容： “孙权称帝，是在公元222年。”（《品三国》1页）
按：在魏、蜀、吴三国中，第一个正式称帝的是曹操的儿子曹丕。
公元220年正月，66岁的魏王曹操病逝。当年10月，曹丕以“受禅”（接受汉献帝的禅让）为名，篡汉称帝，国号魏，改元黄初，历史上称为魏文帝。
第二个称帝的是刘备。他在第二年，即公元221年4月，在成都武担山之南登极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改元章武。刘备在历史上称蜀昭烈帝。
孙权在最初，对称帝之事是比较低调的。因为在这以前，孙权夺取荆州，杀害关羽，和蜀国处于交战的状态中。为了取得魏国的支持，便投靠了魏国，名义上是魏国的藩属。据《三国志·吴主传》：在刘备称帝这一年（公元221年）的11月，魏文帝曹丕封孙权为吴王，名义上仍然是臣服于魏国。公元222年，孙权开始脱离魏国而独立，建立了黄武的年号。但这年并没有称帝，名义上仍然是吴王。到了下一年，即吴黄武二年（公元223），夏4月，“权群臣劝即帝号，权不许。”（《三国志·吴主传》）一直到了公元229年，就是曹丕称帝9年之后，刘备称帝8年之后，孙权才正式称帝，改年号为黄龙，孙权在历史上称为吴大帝。
看来在魏、蜀、吴三国中，孙权因为曾一度投魏，和魏国有臣属关系，惧怕魏国的征伐，在称帝问题上是最克制的。由于孙权的称帝，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才最后形成了。
标题： 3 谗言怎能变赞歌？
内容： “周瑜的气量是很大的。《三国志》对他的评价是“性度恢廓”，也就是性情开朗，气度宽宏。同时代人对他的评价也很高。刘备说他“器量颇大”，蒋干说他“雅量高致。”（《品三国》3页）
在《三国演义》上，周瑜是一个心胸狭窄、嫉妒成性的人，最后竟被诸葛亮气死了。这与历史上的周瑜是不符的。正如易中天所说：历史上的周瑜气量很大，上引之“性度恢廓”、“雅量高致”等，都是形容周瑜气量大的。但刘备所说的“器量颇大”，却不是这个意思。
那是建安十五年（公元210）的事，刘备为了向孙权借南郡（郡治江陵，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区。）地盘，到京城（今江苏镇江市）去见孙权。周瑜向孙权上疏，说刘备是个枭雄，不应该借给他地盘，应该把他软禁于吴，用美女玩好消磨他的意志。（见《三国志·周瑜传》）孙权没有软禁刘备，但也没有把南郡借给他。另据《三国志·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刘备返回时，孙权乘坐飞云大船，与张昭、秦松、鲁肃等十多人共同相送，在船上大摆酒宴，为刘备饯行。在孙权与刘备单独交谈时，谈到了周瑜，刘备叹息着说：“公瑾文武筹略，万人之英，度其器量广大，恐不久为人臣耳。”这是刘备向孙权进谗言、挑拨孙权和周瑜的关系，说的是“器量”而不是“气量”。说周瑜“器量”广大，是说他野心很大，理想很高，恐怕不能长久地做别人的臣子。当然，孙权很信任周瑜，并没有听刘备的话，刘备说了算是白说。但刘备是在说周瑜的坏话，并没有为周瑜唱赞歌，则是应该加以辨析的。
标题： 4 郎，不是帅哥
内容： “周瑜……也是一个漂亮之极的英雄。他的“帅”，在当时可谓家喻户晓。
《三国志》说他“长壮有姿貌”，还说“吴中皆呼为周郎”。郎，就是青年男子。呼人为郎，带有赞美的意思。所以，周郎就是“周帅哥。同时被呼为“孙郎”的孙策，则是孙帅哥。”（《品三国》3页）
郎字有多种解释。一解：指帝王的侍从官。原来的职务是护卫、陪从、备顾
问及差遣。有议郎、侍郎、郎中等名。郎字，即古廊字，指宫殿里的走廊。郎官要在走廊里守卫或待命，或常在走廊里来来往往，故称郎（廊）官。二解：对一般男子的称呼，不一定专指青少年男人。在湖北石首市西北有个刘郎浦，传说为刘备娶孙夫人处。刘郎，指刘备。那是公元209年，刘备已经49岁了。又：唐代大诗人李贺在其《金铜仙人辞汉歌》中，有“茂陵刘郎秋风客”之句，刘郎指死去的汉武帝的鬼魂。在这两个例子中，郎字都是一般男子的通称。
三解：家中兄弟的排行。如大郎、二郎，有多至十一郎、十三郎，甚至更多。（那都是同一祖父或曾祖父的孙子或曾孙的大排行）。《水浒传》中有武大郎、武二郎等。日本有桥本龙太郎、小泉纯一郎等。这个风气是隋唐以后传入日本的。
四解：妻妾对丈夫或女人对所爱男人称为郎或郎君。
五解：对从事某种职业或具有某种身份的男人的称呼，如卖油郎、货郎、状元郎、读书郎等等，也有称乞丐为“花郎”的。
六解：指青少年男子，如周郎、孙郎等，相当于东北人称为“小伙”，西北人称为“后生”。郎字是个中性词，本身并没有“漂亮”、“帅”的意思，即或生得很丑，也可以称之为郎。杜甫《少年行》：“马上谁家白面郎”，这是帅哥，因为已经指明坐在马上的是“白面郎”（小白脸儿）。史称周瑜“长壮有姿貌”（《三国志·周瑜传》；孙策“美姿颜”；《三国志·孙破虏讨逆传》）；蒋干“有仪容”；（《三国志·周瑜传》裴注引《江表传》）所以可以称他们为帅哥；并不是仅凭郎字就可以称他们为帅哥的，你能说武大郎是帅哥吗？
标题： 5 蜀汉有史官吗？
内容： “……刘备的那个蜀汉，还没有官修史书。《三国志》中的有关记载，竟
是“耳闻目见”加“道听途说”。这样一来，我们又只能寄希望于历史学家的考证。然而历史学家的看法也不一致。比如蜀汉政权“国不置史，注记无官”一事，就被唐代史学家刘知几认为是诬蔑不实之词，谓之“厚诬诸葛”。这可真是越来越说不清。”（《品三国》5页）
说蜀汉没有史官，是陈寿在《三国志·后主传》的卷末评语中提出来的，他
说：
“又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那么，蜀汉是不是有史官呢？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论证这个问题。
第一，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曲笔篇》中说：《三国志》中记有蜀国灾异之事，如“黄气见于秭归（见《先主传》章武2年），群鸟堕于江水（见《后主传》裴注引《汉晋春秋》）之类，“若史官不置，此事从何而书？”刘知几又说：“《蜀志》（即《三国志·蜀书》）称王崇补东观（做东观郎，东观就是史馆），许慈掌礼仪。又卻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益州）书籍，斯则典校无缺（参考资料并不缺乏），属辞有所矣（写作有根据了）。而陈寿评云蜀不置史官者，得无厚诬诸葛乎！”（不是严重地污蔑了诸葛亮吗！）
第二，据《三国志·后主传》记载：
“景耀元年（公元258），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
景星，古人又称为瑞星、德星，就是客星。认为景星的出现是吉祥之兆，所以要大赦，改年号。这是明确记载了蜀汉有史官。
第三，至今见于著录的三国两晋人所著的有关蜀国历史的史书有谯周（三国蜀人）的《蜀本纪》，陈术（三国蜀人）的《益部耆旧传杂记》，王隐（晋人）的《蜀记》，陈寿（晋人）的《益部耆旧传》，王崇（晋人）的《蜀书》，孙盛（晋人）的《蜀世谱》、习凿齿（晋人）的《汉晋春秋》，常璩（晋人）的《华阳国志》等。说明有关蜀国的历史资料并不是一片荒芜的。
因此，关于蜀汉是否有史官的问题，并不是像易中天所说的那样：“越来越不清”，而是大体上可以说清的。那就是：有。
标题：
内容：
标题： 7 “火烧博望”史无其事
内容： “火烧博望是有的，但那把火是刘备所放（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没听说有诸葛亮什么事。”（《品三国》6页）
根据《三国演义》的说法，火烧博望坡发生在诸葛亮出山以后，说诸葛亮利用火攻之计，打败了曹兵，是诸葛亮的“初出茅庐第一功”。但这与史实不符。据史书记载：此役发生在诸葛亮出山之前，《三国志》上没有绝对的年代，根据《先主传》，相对年代在建安五年（公元200）至建安十二年（公元207）之间。《资治通鉴》把此役编排在建安七年（公元202），就是刘备投靠刘表的第二年，诸葛亮出山的前五年。这个战役的经过，《三国志·先主传》和《李典传》都有记载，详略有所不同。《先主传》说：
“（刘表）使（刘备）拒夏侯惇、李典等于博望。久之，先主设伏兵，一旦自烧屯伪遁，惇等追之，为伏兵所破。”
《李典传》说：
“刘表使刘备北侵，至叶。太祖遣典从夏侯惇拒之。备一旦烧屯去，惇率诸军追击之。典曰：‘贼无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狭窄，草本深，不可追也。’ 惇不听，与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贼伏里，战不利，典往救，备望见救至，乃散退。”
那么，根据史书所记，有没有“火烧博望”这件事呢？答曰：没有。刘备确实是放了一把火，但那是“烧屯伪遁”，是说刘备烧了自己的营盘，假装向南退走，把曹兵引入道路狭窄、草木繁茂的地方，伏兵大出，打败了敌人。烧毁自己的营盘，是古代退兵时常用的办法，免得营盘被敌人利用。至于“烧屯”的地点《先主传》说是在博望（县名，县治在今河南方城县南），《李典传》却说是在叶县（今河南叶县西南），刘备在叶县境内烧了自己的营盘以后，向南退到博望境内的草木丛深之处，出动伏兵打败了曹兵，此说较为合理。
总之，从这个战役看，第一，放火之处不在博望，而在叶县。第二，烧的是自己的营盘。第三，这不是一场火攻，而是一场伏击战。别说是烧屯的地点在叶县，就是在博望，也和《三国演义》所说的“火烧博望坡”不是一个概念。可见，此役是不能称为“火烧博望”的。
标题： 8 火烧赤壁怎能与诸葛亮无干？
内容： “火烧赤壁也是有的，但那是周瑜部将黄盖的主意与功劳，也没诸葛亮
什么事。”（《品三国》6页）
根据《三国演义》的描写，诸葛亮是赤壁之战的男一号主演，诸葛亮不但帮助周瑜完善了火攻之计，而且还给他借来了东风；否则你周瑜再有本事，黄盖再热血沸腾，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不刮东风谁也没辙。当然，这不是史实，诸葛亮不可能有呼风唤雨的本领。火烧战船是周瑜及其部将黄盖所策划与实施的，这没错；但若说“没有诸葛亮什么事”，也未免失之偏颇与片面。
从史书记载的蛛丝马迹来看，诸葛亮到柴桑取得了孙刘结盟、共抗曹操的外交胜利后，便跟随在周瑜水军的后面，回到刘备营中（当时在樊口），以后刘备与周瑜一同进军，与东吴的水军相配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那么，火烧战船是否也有刘备的一部分功劳呢？答案是肯定的，刘备也配合着烧了曹操的一部分战船，这个问题我们在前面已有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了。问题是：诸葛亮是否也起了作用？答案也是肯定的，他作为刘备的谋士，不可能是白吃饱，整天摇着羽毛扇，什么事也不干，是应该帮助参谋与指挥的，能说火烧赤壁没有他的什么事吗？尽管《三国志·诸葛亮传》行文简略，在这方面没有明确的记载；我们至今也没有发现诸葛亮的“从军日记”之类的文件，但从道理上讲，他不可能是毫无贡献的。
标题： 9 错批唐诗话东风
内容： “就算有“借东风”这事，也该是周瑜去借（民间传说便有说周瑜借东风
的），若不然杜牧怎么会说：‘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品三国》7页）
从史学的角度看，民间传说往往是离谱的，所以有关周瑜借东风的民间故事，我们就没有必要讨论了。问题是：杜牧的《赤壁》诗，怎么竟和周瑜借东风之事联系起来了？这可是易中天的惊人发现，我还从来没有听说过，杜牧的《赤壁》
诗还能这样诠释！
诸葛亮借东风的传说由来已久，宋元以来就广为流传。成书早于《三国演义》的《三国志平话》中就有这个内容。元曲有王仲文所撰的《七星坛诸葛祭风》，《三国演义》又在这个基础上进行了改编，内容便更加丰富了。
但借东风的故事，究竟还有没有更远的源头呢？比如说：在宋元以前的唐朝时，是否已经产生了借东风的故事，或者有了一些雏形？由于文献资料的湮灭，我们至今还不能论定。至于杜牧的《赤壁》诗中的两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我们只能看作是诗人的艺术联想，由东风联想到火烧赤壁的战事和二乔的命运。这给与周郎以方便的东风是自然发生的，还是什么人借来的，从诗句的本身并找不出什么明确的答案。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我们还不能认为这里边就有什么“借东风”的信息。假定唐朝已经出现了借东风的故事或者有某些雏形，那也应该是诸葛亮借东风，而不应该是周瑜借东风。为什么呢？传说故事往往有一个漫长的形成过程，前后有一个一脉相承的关系。既然宋元已经有了诸葛亮借东风的故事，它的源头就应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