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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民族自尊心在宋庆龄身上是如此根深蒂固，她始终没有一点排外思想。她在一生中都广泛阅读英文及其他外文出版物，并且同许多外国友人联系或通讯。
她的父亲宋耀如（英文名字是查理·琼斯·宋）很早就倾心于孙中山的共和思想。从这一点看来，她毫无根据地期望清朝政府会进行改良似乎有点奇怪。但可能当时她的父亲没有把他的思想以及同孙中山的关系告诉她，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另一种可能是，她的文章同她的姨父温秉忠的地位和观点有关系。正是这位在清朝政府驻美留学生监督处任职的姨父把她带到美国来的。
不管什么原因，在那一年的辛亥革命骤然胜利之后，改良主义色彩在宋庆龄的文章里就从此消失了。她对辛亥革命胜利的反应是热情爆发。“她的同学们谈到她在收到父亲寄来的共和国新国旗①后就站在椅子上扯掉墙上那面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到地上，用脚去踩，兴奋地大喊‘打倒龙！高举共和国的旗帜！’”②
①《来威斯里安上学的中国姊妹》（回忆录摘要），载《威斯里安校友通讯》（英文），17卷1期（1941年2月出版），第4—8页。
②指象征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中华民国初成立时的国旗。——译者
在几个月之后写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①一文中，充满了她的欢乐的声音：“这一非常光辉的业绩意味着四万万人民从君主专制制度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压迫导致了这场奇妙的革命……”
①载《威斯里安》1912年4月号，第206页。中译文曾载《中国建设》杂志中文版1983年5月号，张珏翻译。
男人头上的辫子是令人厌恶的、屈服于清朝统治的明显标志，也是中国落后于现代世界的象征。现在，这些辫子正在革命的剪刀下如秋风扫落叶似地纷纷落下。亟待解决的许多重大问题要比剪辫子复杂得多。但宋庆龄满怀信心：“我们坚信，中国人能够明智地、有效地处理这些问题。”在这里又一次流露出她对国家和人民的自傲感。
她不无夸张地写道，“革命已给中国带来了自由和平等”。但她看到更远的目标，“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缺少了兄名情谊，自由就没有牢靠的基础；在人们还没有彼此以兄弟相待之前，真正的平等也只不过是梦想”。
这个姑娘高兴地默想，她自己的国家将首先达到这样一种境地：“指出通向博爱之路的任务可能就落在中国这个最古老的国家身上……拿破仑·波拿巴说过，‘一旦中国动了起来，她将推动整个世界。’……多少世纪以来，中国人一直是热爱和平的民族。……中国以它众多的人口和对和平的热爱……必将推动那个人道主义运动，即实现世界和平，使权利无需依靠军队和‘无畏’战舰作后盾”。在国际事务上，她还没有用革命变革的眼光去分析问题。她天真地写道，“一切政治分歧都将最后由海牙法庭来裁决。”
世界和平以及中国在实现这一目标中的作用后来一直是她漫长的一生中所最关心的事情，此外就是国家复兴和社会公正。怎样才能达到这些目标、为此需要进行什么样的斗争，她当时还不清楚。这对于一个如此年轻和缺乏生活经验的人来说，在当时当地的条件下是难以避免的。重要的是，她以后逐步建立起一个个信念，并且一旦树立，就永不后退。正是在这些信念的激励下，在中国和世界历史后来的艰危进程中，她挺身进入无数艰苦的战斗。
对妇女和劳动人民的关心是她终生不渝的另外两大特征，在大学时期也已表露出来。
在《现代中国女性》①一文中，她说妇女教育在旧中国只是为少数出身高贵的妇女办的，而现在则正在普及。取得学校毕业文凭的女性正在开始考虑她们有责任去为公共福利而工作。她们追求在知识界的地位不是为了进入脱离社会的“上层圈子”，或者成为“被人供奉起来”的精神贵族。年轻的宋庆龄接着写道，妇女们正在要求普选的权利，因为“要使人类的一半提高起来是不可能的，除非同时把另外一半也提高起来。”她预言，“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的女性将“在各方面都比得上男性”。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0页。据查证，此文是在辛亥革命前写成的，但因某种原因压了很长时间。
在这篇文章里也有一些陈旧的东西，比如，她说中国妇女“天性驯顺胆小”。她对基督教精神、甚至对旧的封建政府立意维新，说了不少称赞的话。这个年轻作者在希望中国也会产生一批像英美的“潘克赫斯特①和贝尔蒙特②”那样坚定的女权运动者时，提出了一个调和的附加条件；中国女权运动者所用的方法应该同那些西方的斗争派不同，她们应该实行这样一个口号：“要妇女的权利，但不要男人那种好勇斗狠。”
①潘克赫斯特夫人（1858…1928）是有战斗精神的英国女权运动者，斗争40年，多次入狱，至去世时终使英国妇女获得完全平等的选举权。其女哈里特·洛克赫斯特（1880…1958）亦为女权运动之佼佼者，主张用激烈手段争取英国妇女参政权，1903年与其母共建妇女社会与政治联盟”，1905年曾被捕入狱。A。E。S。v。
②贝尔蒙特（1853…1933）为美国女社会名流，积极参与女权运动，曾创建纽约妇女参政机构“政治公平联盟”。——译者
但在宋庆龄思想中，有一种看法是已经明确的，那就是：中国妇女的解放是整个民族解放的不可分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反过来，中国的民族解放也离不开妇女的解放。后来，她不再期望在老的政府形态下妇女或整个国家会获得有效的进步，转而支持争取妇女权利的斗争并把它作为革命斗争的一部分，这一革命斗争是她的被欺凌的祖国和人民中占大多数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不分男女——所进行的。
在《阿妈》①一文中，她怀着敬爱之情叙述一位社会地位低下以至“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的女仆。虽然目不识丁，这个女仆却熟悉自己民族的传统，有头脑，很能干——“她很会说话，随便什么事都做得很成功”。年轻的宋庆龄是在富裕人家出生的，迄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劳动妇女只有女仆，但她已能把她们看成同自己平等的人，认为她们的品格是值得钦佩的，她们的潜力是不可限量的。
①载《威斯里安》1913年4月号，第164页。
60年以后，宋庆龄多年的贴身女侍李姐（李燕娥，她的身世同《阿妈》中所写相似）比她先4个月去世。那时宋庆龄已是世界上地位最高、最受尊崇的女性之一，但她却亲自安排，要把李姐葬在她自己将来的墓地上，位置一样，连墓碑大小也一样。事情后来就是这样办了的。今天，她们一同长眠在上海的宋庆龄纪念公园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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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在美国的居留到1913年8月结束，这位年轻的大学毕业生启程回国。
在太平洋邮船公司的“高丽”号上，她曾给教过她的老师哈泽德夫人写过一封信，原信保存至今。①这信是从8月14日在船上开始写的，直到9月12日才在加了一段附言之后在日本神户寄出。
①这封信的笔迹清楚有力，她一生中的字迹都是如此。张彦在访问威斯里安学院时得到了一个复印件，并热心地提供给本书作者使用。
这封信的两个部分（主体和附言）很不一样，其不同的程度有如她已离开的那个环境同她正要进入的那个环境之间的差别——前者是安静的梅肯校园，后者是动荡的中国革命。从孙中山在日本的流亡地，也就是中国革命的临时指挥部看来，革命正进入第二阶段。
信的头六页是在旅途中写的，是一个生气勃勃、交游广阔的大学生一口气写下来的旅行随笔：“现在我正航行在太平洋上，过得非常快活。……我在6月22日离开波士顿去加利福尼亚……我在伯克利〔中国）代理公使夫人（我家的朋友）家里度过了愉快的两周。驻旧金山的总领事正巧是我温姨父在大学里的好朋友，他们一起为我安排了一个很有趣的日程。
“我游览了所有有趣的景点，成天不是宴会就是看戏，直到我习惯于这种高级的生活——和简单的头脑（？）。在中国留学生招待会上，我又是‘贵宾’……我上船时，发现船舱里装饰着鲜花，堆满了各种报刊和水果。我真觉得自己成了要人了。”
这番自我嘲讽的话表现了她在当时及以后都能客观地、自得其乐地看待自己。她的这种有点调皮的幽默还可以从她对旅伴们和船上活动的评述中看到。比如她写到由一个夏威夷乐队伴奏的舞会：“就连传教士也来参加了一呵！一当然只是作为观众。”这个来自威斯里安的姑娘是严肃的，但不古板、也不显得道貌岸然。
她对家庭的感情是浓重的。“再过五天，我就要在横滨见到父亲——也许是全家人了！时光怎么过得这样慢呀！”
接着，语言转得严肃一些。“我带着一封给孙逸仙博士的信……在中国，局势正在变得严重起来，我猜想我们大概将不得不在日本呆一段时间，因为即使在‘不许插手’的上海①，也不安宁。”
①上海的外国租界在中国时局发生混乱时往往可以免于波及，所以这里这么说。
但她觉得她回家乡的时间不会延误太久，所以她写下了复信的地址：“上海东余杭路628号”。她还说，想重访美国。“如果不是更早一些，那末我希望在1915年的巴拿马博览会上①会见到你。”
①指1915年在旧金山举行的“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中国参加了这次博览会。
在9月12日写的那段附言里，她主要谈的是她在日本上岸后所听到的日趋黑暗的中国政治风云。“战事还在中国进行，我们因为是南方领袖孙先生的亲密伙伴，所以目前在中国是不安全的。”
在宋庆龄的《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一文中那种万事大吉的幸福感已经烟消云散了。不到两年前，她曾为中华民国国旗的升起自傲地欢呼。现在，在这面旗帜下正在进行内战。在旧势力的压迫和欺骗下，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职位让给了军阀袁世凯。这个前清王朝的总督是在眼看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刻，怀抱野心，投机共和的。
宋庆龄在这里所说的战事是指孙中山发动的二次革命，因为袁世凯违背了他所作出的保证，并对一些革命派实行暗杀。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下令逮捕孙中山本人。孙中山被迫流亡。
正是在孙中山和中国革命的命运看来处于最低点的时候，宋庆龄在回归祖国途中、在走向她自己未来目标的路上，在日本上了岸。
宋庆龄——二十世纪的伟大女性……第二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第二章 家世和早年生活
宋庆龄怎么会去美国并且进了威斯里安学院？她怎么会带信给孙中山——她未来的丈夫？形成她早期思想的根源——在家庭和其他影响中以及在她对当时历史发展的回应中——又是什么？在这些问题上，既有神话、也有事实。幸运的是，现在已能得到更多的事实。追溯她的家世和她的早期发展，不但在这些问题上可以找到一些答案，并且也有助于了解中国历史——古代和近代、国内和国际——的“变化轨迹”，对未来将会发生什么变化也可能从中得到启发。
我们可以从她的父亲宋耀如（又名嘉树）——外国人熟悉他的英文名字“查理·琼斯·宋”——说起。虽然在庆龄成长的时候，他已经是富裕的城里人了，他出生的家庭却是一个贫穷劳苦的农民家庭——农村的贫穷劳苦在旧中国是到处可见的事情。后来他在年轻时去美国住了一段时间，由此发迹，成了一个霍雷肖·阿尔杰①笔下那种白手起家的人，这在中国是新鲜事。
①巴雷肖·阿尔杰（1832—1899），19世纪美国最受欢迎的作家之一，写了许多描述穷孩子凭着诚实、乐观、艰苦工作和运气由穷变富的故事，在一代人中极有影响。——译者
确实，在他那个时代，他是中国和美国两种潮流的独特的混合物。他是一个爱国的中国人，却又崇拜美利坚共和国据以建立的那些基本的民主价值观。这两股思潮既给他注入希望，又使他为失望所打击——在两方面都是如此。一方面，对于落后的旧中国来说，他成了一个热烈的主张现代化的人。因为反对陈腐的君主制度，他成了一个共和主义者、革命者。另一方面，由于反对西方（包括美国在内）那种自以为了不起的优越感，他要使自己的国家和人民在每个领域都赢得完全的平等——而且无疑地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把子女送去美国受教育（他自己也因为受了美国的教育才得以发展），是要他们学成后回国为国家作贡献。
他出生在海南岛文昌县牛路园村——一个贫困偏僻的小村子。文昌县不算是最穷的县，有三件事物是出了名的，一是茂盛的椰子林，二是去东南亚谋生的人多，三是已有六百年历史的、从附近的清澜港用木船进行的贸易。稍晚一点，文昌又种植起胡椒、咖啡、橡胶和其他亚热带作物来。但在县里，牛路园是贫瘠的、穷苦不堪的一隅。
宋耀如的生年从前都作1866年，现在经过新的查证，确定为1861年。他本姓“韩”，改姓“宋”是以后的事。这一点早就为人所知，但不常被人提起。①
①在詹姆斯·伯克所着《我的父亲在中国》一书（英文）就曾提到这一点。主人公美国传教士步惠康（威廉·伯克）是宋耀如的终生好友。作者引用了1881年宋耀如给他在海南的父亲的一封英文信（他那时显然还不会写中文），信末的签名是Hann Cardson（韩教准）。作者还认为宋霭龄所作的关于她家姓氏的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是站不住脚的。宋霭龄说，她家本姓是宋，她父亲曾被一个姓韩的亲戚收养。作者指出，如果韩某是他的养父，自己没有子女，那末为什么家用如只给他的养父、而不给他的亲生父亲写信，又为什么他会在信里提到“兄弟姊妹们”呢？
（一）祖籍海南
文昌韩氏家族据谱系记载是1197年从原住地河南安阳因避战乱南迁的。宋代（960—1279年）因女真族的金朝和蒙古族的元朝在北方兴起，所以北方的汉族南迁者很多。在中国，历史的记忆是如此执着，在事隔八百年后的今天，这些南迁汉族的子孙仍被称为“客家人”。客家人吃苦耐劳、意志坚强、生活俭朴、善于开拓。这种性格是环境造成的，因为他们的祖先南迁后往往只能定居在比较贫瘠的地区（最好的地区早已有本地原住民居住了），世世代代还要忍受本地原住民的歧视。由于同样的原因，他们从古至今经常积极参加农民起义。
这个家族的谱系能够追溯到二十四代之前（17世纪以后的祖宗神主或墓碑现在保存完好），不是由于它近世变得有钱有势，而是由于它的祖辈曾在宋末做过县官，所以载入县志（中国的地方志都是精心保存和抄录的）。到了19世纪，这个家族的成员都变成贫苦农民了，这从宋庆龄父亲出生的那座老屋的颓破可以看出。
她祖父韩鸿翼只有一小块能种四斗种子的砂土地（本书作者最近去看了这块地，土质仍旧很差）。文昌县有大片大片的椰子林，俗话说，中国的椰子一半在海南，海南的椰子一半在文昌，但在这片地上连椰子树也不长。韩鸿翼不得不做些副业来增加一点收入，维持一家生计。他常常为那些境况稍好的农户送椰子，用扁担挑着，沿羊肠小道走几公里路，运到海边，有时还用船运到更远一点的地方去。他还编织棕绳出售，也烧过砖。①
①这里及以后引用的关于在当地的史料来自文昌县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在1985—1986年所作的调查研究报告。以往探讨宋家姓氏问题的国外资料还有西格雷夫着的《宋家王朝》一书。
他家这所老屋几十年来年久失修，破旧不堪。确实，原来只有几户人家的这个穷村已经抛荒。今天，这所老屋经过细心修葺，看起来好多了，也许比它新盖时还要强些。但宅基仍是原来的，房屋设计也都按原样：在一个有围墙的小院子里，两边各有一排三间（每间约10平方米）。其中一排原来是韩鸿翼（庆龄的祖父）一房住的，他的三个儿子（其中一个是庆龄的父亲）都是在这里出生的。另外一排属于庆龄的叔祖父。1988年，本书作者在这所翻修过的老屋里访问了庆龄的叔伯兄弟韩裕丰。裕丰当年也是在这所老屋里出生的，现在就担任着这宋氏旧居的保管员。
韩裕丰精瘦结实，仍然是个农民的样子，识字也不多，虽已87岁，却身体硬朗，头脑清楚。他是庆龄父辈那种类型人的活代表。他又是一个实例，说明中国现代历史在他们身上与在他们那些著名的亲属身上产生的作用何等不同。
韩裕丰年轻时去过马来西亚，在橡胶园干活。他生了13个子女，其中一个儿子韩清源十几岁中学毕业后就参加了马来亚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从1941年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对日本人作战，后来又同卷土重来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作战，1948年阵亡。韩裕丰自己为游击队做过一些后勤工作，被遣返中国，她的妻子和另外7个孩子跟着回来。现在他的一个儿子在文昌教书，一个女儿原来是计划生育工作干部，不久前刚调到县的宋庆龄基金会任秘书。其他的子女都是农民或家庭妇女。
在这里要附带纠正一个一度流行的说法——即：宋庆龄从来没有到过海南，她对祖籍不感兴趣。1938年她在香港工作时，听到海南农民击退一队试图登陆的日军，曾兴奋地写信给一个友人说，“海南岛（我的故乡）的农妇们……从地头奔回家里……丢下工具……同男人们一起用老式的来福枪成功地把入侵者赶走”。她接着写道，“我多么为我家乡的姊妹们感到骄傲！希望一旦情势许可我就回去看看”。
这件事情是如此深刻地印在她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