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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政府——因此，西哀士要将他除掉。
拿破仑在从埃及返回法国的途中时，法国的紧张局势越演越烈。9月14日，西哀士要求贝纳多特隐退，同时督政府的地位也岌岌可危。9月23日，五百人团的主席在庆祝法兰西共和国成立的纪念会上赞扬督政官西哀士是“共和国的第一奠基人”。这真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的噩梦。
随着局势的持续恶化，西哀士和巴拉斯也感到需要采取拯救自己的措施。西哀士想到了推翻现行的宪法和督政府以及暴虐的议会，用新的、由他设计的宪政共和国取而代之，用强有力的将军辅助——没有军方的支持是不可能成功的。“我在寻找一把利剑，”他曾经这样坦率地说过，“但这把利剑越短越好。”他的首选是儒贝尔将军，但是他在8月中旬死于战场。西哀士转而想到莫罗，莫罗拒绝了他，但推荐了拿破仑，他说：“拿破仑会比我更好地执行你的政变计划。”莫罗不想介入这种吉凶难料的政治事件。
10月13日，拿破仑奇迹般地回到了法国，消息传到了督政们的耳朵里，此时法国的形势仍然没有得到控制。法国政界没有人比矮小、秃顶、面容猥琐的西哀士更有能力为法国政府带来决定性的变化，更不用说政变了——正如埃德蒙·布尔克开玩笑说的那样，在西哀士的脑子里好像堆满了新的宪法。没有人像他那样缺乏精力、效率和在这种不同寻常的时刻所需要的不同寻常的领导品质，也没有比拿破仑更加傲慢、粗暴、缺乏耐性、自负、苛刻的合作者和同盟者了。一心想要推翻现政权和现宪法、为自己掌握政权铺平道路的西哀士——这个优柔寡断、缺乏勇气的人，在强有力的“利剑”的配合下将为他在10年前亲手缔造的共和国敲响丧钟。
在革命同伴中没有人比骄奢淫逸的保罗·弗朗西斯·德·巴拉斯子爵与西哀士在性格、道德、决定和行动上有如此不同的了。
巴拉斯在1755年出生于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其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十字军，从那以后便没有离开军队。他的事业是从在法国骑兵团服役5年开始的，然后，离开马赛到东方和南非的法国殖民地驻军服役。1783年回国述职时他不但不像通常应该做的那样向路易十六的陆军大臣报告，相反与之吵翻，作为一名下级军官，其结果可想而知。巴拉斯不仅被革职，而且被逮捕下狱，这个年轻人设法逃脱了厄运。4年后，他又辗转回到首都，虽然既没官职又无钱财，身边却不乏如云的美女。由于他的人人皆知的出轨行为和风流韵事，他的父母为他娶了一位普罗旺斯富商的千金佩拉热·泰尔米埃。婚后的生活不愉快是预料中的事。夫妻俩一直很少见面，“不可救药的享乐主义者和情色骗子”巴拉斯积习难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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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政变的前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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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他的家庭不同，当大革命到来时，巴拉斯不仅投身政治，而且拥护雅各宾党，参加了极左翼的政治势力，摧毁了自己的阶级和法国的君主政体——和西哀士一样，他赞成处死自己曾经宣誓效忠的国王。
1792年，巴拉斯被选入国民公会，任意大利军的政治代表，负责维持军队对共和国的忠诚。1793年，土伦被英国人占领之后，巴拉斯负责整个土伦地区的军事和政治指挥，并任命拿破仑指挥土伦包围战。他曾亲自下令用大炮轰击手无寸铁的土伦人民以对他们涉嫌支持英国人的行为进行报复。在大肆搜刮了民财之后，巴拉斯回到巴黎，逃过了罗伯斯庇尔对他的报复，进而参与了1794年推翻罗伯斯庇尔的谋划。
1795年是巴拉斯事业的转折点，随着罗伯斯庇尔的垮台，他掌握了军事大权，对首都的武装叛乱进行镇压。当年，法国国民公会通过《共和3年宪法》，同时葡月13日法国王党在巴黎暴动，巴拉斯派他在1793年提升为旅长的拿破仑作为他的副官前去镇压。巴拉斯使拿破仑在法国一举成名。年轻的拿破仑之所以得以脱颖而出，首先应该归功于巴拉斯。后来，作为卫戍司令的巴拉斯再次提拔拿破仑。10月26日，巴拉斯选入督政府后，他将拿破仑作为他的继承人。6个月后，拿破仑被任命为意大利军总司令，巴拉斯还是他昔日的情妇约瑟芬和拿破仑结婚的证婚人。多亏了巴拉斯在督政府内对拿破仑的支持以及拿破仑在意大利靠自己的本事取得的胜利，拿破仑的事业方才得以蒸蒸日上。
巴拉斯的选择是有道理的：他的政治野心需要军队的支持，他之所以选择拿破仑作为他的被保护人是因为拿破仑在军官中是和王室宗亲关系最为疏远的。拿破仑是个科西嘉的局外人，在他的血管里没有任何法国的血缘关系，也和法国的政治派别毫无瓜葛。同时，拿破仑的杰出军事才能也使巴拉斯对他刮目相看；而如果没有巴拉斯这个后台，拿破仑的军事生涯可能不会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所以拿破仑应该对巴拉斯感恩戴德，作为回报，他甘当支持巴拉斯政治作用的“利剑”。巴拉斯的最大错误是他低估了这位年轻的将军，他以为他可以像操纵别人一样为自己的利益来操纵拿破仑。
1797年果月政变，拿破仑派奥热罗从意大利回到巴黎，帮助巴拉斯清除了议会中的保王党。保王党仍然企图推翻法国政府，其领导人之一、皮什格鲁将军（拿破仑过去的数学老师）曾经警告政府——对共和国的真正威胁不是他而是拿破仑：“告诉他们（政府）不要信任他们的拿破仑，这个矮个子的先生……督政们相信他们是在利用他，但是在一个晴朗的早上，他将会把他们一口吞掉，他们将坐以待毙。”看来，皮什格鲁将军是少有的几个真正理解这个科西嘉将军野心的法国人。
1797年9月危机开始了。巴拉斯代表督政府命令奥热罗将军带领他的军队和大炮回来保卫首都的主要桥梁和政府建筑，接着在9月4日（果月18日）督政府下令以叛国罪逮捕皮什格鲁将军。此外，大量左翼阴谋者被警察追捕，雅各宾派遭到镇压。163名“阴谋者”被送上断头台，31家反对党的报纸被查封。
果月政变，巴拉斯清除了政敌，局势得以暂时缓和。直接的威胁去除了，保王党和雅各宾派都偃旗息鼓，但却没有根绝。此间，巴拉斯通过塔列朗作为中间人，曾经和路易十八进行过秘密会谈——从他的品质来看，这样的事情也不足怪。果月政变的成功，使他得到了完全的独立。
此时，拿破仑作为英雄从意大利凯旋归来。接着，拿破仑将军要求成为政府成员，遭到巴拉斯的拒绝。拉什塔特协议未能奏效，进攻英国的计划也未能付诸实施，于是拿破仑率远征军横渡地中海远征埃及。巴拉斯和其他的督政官们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至少，这个野心勃勃的将军有几年不会回来，也许永远不会回来。
但是，1798年到1799年期间，法国的政治和社会继续土崩瓦解。“雅各宾派的影响继续渗透各个阶层和阶级。”昔日的雅各宾党人巴拉斯抱怨道。同时，在他的政敌中间关于他在卢森堡宫内的性放荡的传闻不绝于耳。堕落和腐败取代了当今的政治。据警察局长富歇的报告，巴拉斯涉嫌带头违法盗卖马匹和军需物资。政治腐败的同时，法国军队也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连吃败仗。拿破仑在意大利打下的江山几乎丢失殆尽。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5月9日，西哀士被从普鲁士召回法国，取代勒贝尔进入了督政府。巴拉斯并不喜欢西哀士这个道德理论家，巴拉斯需要一个有影响的军人来支持他。这个原本身材高大、年轻潇洒、精神抖擞的陆军军官，现在已经是疲惫和倦怠的政治家，被他不断的政治图谋和放荡的生活搞得心力交瘁了。他已经完全变了，身材臃肿、未老先衰，无法适应剧变。他担心野心勃勃的西哀士会成为左右督政府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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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政变的前奏（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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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政府内部矛盾加剧，新上任的特雷亚尔和另外两名如同前面提到的那样。6月15日，五百人团和元老院由于没有得到督政府关于法国外交和军事事务的说明而公然宣布两院召开紧急会议，元老院和五百人团同督政府的矛盾公开化。当新选入督政府的左翼督政官特雷亚尔被以虚假理由逐出督政府后，危机加剧。6月18日，巴拉斯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驱逐了左翼督政官穆兰和勒维韦尔。勒维韦尔对这位放荡的子爵气愤万分，拔剑刺向巴拉斯，因被人拦下才未造成血光之灾。
法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盗贼蜂起；雅各宾派威胁着整个诺曼底的政府；工业城市里昂动乱严重；在西部，英国用金钱和弹药支持的保王党发生暴乱。法国最可怕的敌人始终是法国人自己。
巴拉斯扫清了督政府中的异己之后，又回到了奢侈逸乐的夜生活享乐之中；而西哀士自7月回到法国参加督政府之后，和巴拉斯一样积极寻找能支持他自己政变的“利剑”。“他一刻不停地在议会中密谋策划……他培养党羽，栽培他们，然后让他们相互敌对，他在一旁尽收渔翁之利……他是所有人中最危险的……”多年前罗伯斯庇尔在自己行将垮台前曾经这样评论过西哀士神父。10月13日，当拿破仑出乎人们预料地突然出现在法国南部的圣拉斐尔港的消息传到巴黎时，对西哀士的这种评论是再确切不过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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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卷第一执政：连上帝对他也无能为力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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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3天夫妻之间的对峙”，拿破仑的卧室门才终于为约瑟芬打开了，尽管约瑟芬欠下一屁股债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拿破仑，“夫妻俩又重归于好”。两人虽暂时和解，但已经不可能心心相印了，在埃及战役前对约瑟芬一片深情的拿破仑已经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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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雾月政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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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9年10月8日，就在拿破仑离开埃及之前，报告拿破仑在阿布基尔湾获胜的最后一封急件送到了巴黎。督政府立即下令全城鸣放礼炮以示庆祝，同时所有教堂的钟声齐鸣。可是5天之后，当督政府发现这位他们认为远在地中海对岸的大英雄已经回到法国并正在回巴黎的路上时，他们的喜悦心情顿时被惊愕所取代。拿破仑沿路受到了群聚之民众的热情欢迎，他们跟在他的马车后面绵延数英里，连布列纳也不得不承认：“他们对拿破仑报以一致热烈的鼓掌，他们的热情难以想像……完全出于发自内心的赞美和感情……这种热情的迸发以后绝不会再看到了。”法国人民出于对英雄的崇拜，在街上载歌载舞，举行火把游行，他们用鲜花编织成凯旋门，上面还扎着三色旗，这样的凯旋门从马赛、里昂一直到巴黎沿途皆是……疲惫不堪、风尘仆仆的拿破仑经过一夜的旅行终于于10月26日回到他位于巴黎凯旋街的宅子。约瑟芬却不在家，她仍然在里昂，家里只有一名仆人。拿破仑上楼奔进他的卧室，和衣倒头便睡。
几个小时后拿破仑便起身梳洗更衣，动身经过塞纳河到卢森堡宫向督政府报告。马车刚驶入卢森堡宫的庭院，他便跳下马车，匆匆踏上长长的石头台阶，向督政府的现任首席督政官戈耶致敬。他的心情与其说是胜利者的兴奋不如说是焦虑不安——因为他不仅面对着擅自离开埃及在那里遗弃了12；000人，包括武器、大炮、马匹的耻辱；而且他不忠的妻子约瑟芬与漂亮的夏尔中尉的风流韵事甚至传到了地中海的彼岸。特别是在路上，他的哥哥约瑟夫已经对他证实了他所听到的一切关于约瑟芬的传言都是事实时，拿破仑感到极其气愤和烦恼。
尽管这次会晤只是礼节性的拜见，但拿破仑所受到的却是“冷冰冰的接待”。由于他擅离埃及战场并违反了入境40天的检疫期①，事实上共和派已经组成了代表团强烈要求将他逮捕法办；他们还要求政府委任贝纳多特将军为巴黎所在的十七军事区域的指挥官，以防绝望的拿破仑发动政变。尽管群众对拿破仑的回国表示了热烈的欢迎，上层的重要人物却谁也不知道拿破仑回国的真正目的。但督政官巴拉斯出于害怕贝纳多特和他的雅各宾同党得势，也害怕警方每日报告上所报道的国家日益动荡不安的情况进一步恶化，压下了代表团的过激要求。
虽然政治上压力重重，拿破仑离开卢森堡宫后，心思全被约瑟芬的事情占据了。当晚，拿破仑又到卢森堡宫对他的保护人巴拉斯进行了一次非正式的访问，在巴拉斯面前他忍不住对妻子进行公开的指责，并威胁说要马上和她离婚。“但是，我告诉他应该对这件事采取冷静的态度。”巴拉斯说。巴拉斯花了很长时间才使拿破仑冷静下来，并认识到离婚只会有损于他的事业和荣誉。尽管如此，拿破仑仍然在巴拉斯面前大骂约瑟芬，列举了她过去的不检点行为：首先她是博阿尔内的妻子，接着公开和奥什将军同居，后来又与奥什的副官以及更下级的军官鬼混。当然，拿破仑没有提到约瑟芬在和自己结识前和巴拉斯的关系，这在巴黎也是家喻户晓的。拿破仑称约瑟芬是个比妓女还不如的女色情狂。
尽管约瑟芬的行为极不检点，但既然她嫁给了拿破仑，那么他们两人都必须接受婚姻的约束。巴拉斯指出，他们必须遵循新的原则：“人人都必须遵循这个原则，婚姻受义务的约束，没有这种约束，社会就不能存在，这种原则比军事原则更不容置疑，违背了这个原则，就会导致社会的混乱。”
虽然大革命时代已经有了离婚的法律，巴拉斯继续说道，他却不认为有社会地位、有自尊的人会从离婚中受益，因为这会导致社会和政治的不良结果。“就拿我为例，我并不是个天使……但我却不赞成离婚……他会使你在社会上流人士的眼中留下永久的污点。”喝了大量的白兰地和继续深谈了一阵之后，闷闷不乐的拿破仑离开巴拉斯的府邸时已经变得比较顺乎天意了。
在拿破仑离开法国去埃及之前，巴拉斯和他曾经有过一次不愉快的会见，现在已然和好如初，这是因为巴拉斯认为他还可以利用拿破仑。正如他在私下承认的那样，“在拿破仑从埃及回来之后，我就认为他仍然会站在我这边；正如他在早期军事生涯中和结婚时那样，他仍然对我抱有特别的信任。”当然，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巴拉斯不久就会从这种看法中省悟过来，不过目前拿破仑仍然需要他的保护，至少在起诉他开小差的问题上，少不了巴拉斯的帮忙。
第二天早上，拿破仑又回到了卢森堡宫，这次不是礼节性的拜访，而是面对督政府的5名督政官递交他关于埃及形势的述职报告并面临可能危及他的荣誉甚至性命的起诉威胁。两个半小时之后，双方达成了理解。拿破仑离开卢森堡宫时感到自己得到了暂时的解脱。这次又是巴拉斯从中斡旋使他免于遭到擅离职守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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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雾月政变（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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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约瑟芬乘坐旅行马车从里昂赶回后发现自己被丈夫锁在了卧室门外。约瑟芬在门外敲门、哀求并嘤嘤啜泣了一夜，以感动丈夫。陪伴母亲而来的继子欧仁和继女奥坦斯，甚至布列纳都劝说拿破仑：重任在身，不能因家庭琐事授人以柄。据布列纳说，经过“3天夫妻之间的对峙”，拿破仑的卧室门才终于为约瑟芬打开了，尽管约瑟芬欠下一屁股债的问题仍然困扰着拿破仑，“夫妻俩又重归于好”。两人虽暂时和解，但已经不可能心心相印了，在埃及战役前对约瑟芬一片深情的拿破仑已经不复存在了。约瑟芬发现现在的丈夫更加苛刻、更加固执了，她对他的诱惑力也不如以前了，他的心情也不如以前那么欢快了。拿破仑没有立即离婚，只是出于政治和荣誉的考虑罢了。
次日，拿破仑开始了他的政治活动，在家中和皮埃尔·路易·罗德雷②进行了会谈。会谈对拿破仑非常有利。罗德雷同意帮助拿破仑夺取政权，这次政变对拿破仑将是非常重要的；而罗德雷不仅是杰出的共和派人士，而且在巴黎享有崇高的威望。
罗德雷的父亲曾是国王的法律顾问，罗德雷自己享有著名的经济学者和议会法规专家的美称。他最初支持国王，后来转向共和国，成为塞纳地区的地方行政长官。他赞赏英国的君主立宪制。1796年，他被选为法国科学院的院士，比拿破仑还早一年。1798年3月，他在塔列朗的介绍下和拿破仑结识。自此以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罗德雷之所以支持拿破仑是因为他希望看到腐败无能的督政府垮台，法国重新回到法律、秩序和国家稳定上来，以维护真正的共和国民主。拿破仑对民主作了热情的承诺。罗德雷公开支持拿破仑不仅是将军帽上的一根羽毛，而是整个时代的主流象征。正如拿破仑所说：“人们总是容易相信他们所希望的事情。”“雾月政变受到社会各个阶层和社会舆论的一致拥护”，罗德雷希望拿破仑的雾月政变能够使他的理想得到实现。
此间，拿破仑几乎每天和所谓的“秘密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塔列朗、罗德雷、布莱、贝尔蒂埃、约瑟夫·波拿巴和另一个有影响的政治人物沃尔内会晤。
拿破仑刚回到巴黎的日子是热情而有分寸的，他冷静地分析政治形势，并权衡自己要达到的最大目标：是在督政府中占有一席之地呢，还是用新政府取而代之？为此，他一方面忍辱负重继续到卢森堡宫拜见督政官，一方面让他的哥哥约瑟夫加紧工作，甚至让约瑟芬拜访巴拉斯和她以前的老友督政官戈耶夫妇——约瑟芬也乐于为丈夫出点力，将功补过。
拿破仑出人预料地回到巴黎之后，冷静而有心计的塔列朗（直到这个夏天为止，他都是督政府的外交部长）和海军上将布律克斯以及罗德雷到拿破仑位于凯旋街的住处拜访。在拿破仑出征埃及前夕，他曾经答应亲自出访君士坦丁堡与土耳其宫廷谈判，以利于拿破仑的埃及征战；然而他没有这样做，结果导致奥斯曼苏丹向法国宣战，并从海陆进攻拿破仑的埃及远征军。
拿破仑有所不知的是，塔列朗和巴拉斯、西哀士一样，也在和他意气相投的儒贝尔一起酝酿着改换政府的计划，可是儒贝尔于8月死在了战场上，因此，10月17日塔列朗前来拜访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