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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疑主义有时用于公众关心的问题的方式上，人们倾向于轻视、贬低或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不论是否带有欺骗性，迷信和伪科学的支持者像怀疑论者一样怀着真实的情感，试图发现世界是如何运转以及我们在其中所可能扮演的角色。在很多情况下他们的动机和科学是一致的，如果他们的文化没有赋予他们从事伟大探索所需要的所有工具的话，让我们善意地缓和对他们的批评，毕竟，没有一个人是生来就全副武装的。
显然怀疑主义的应用是有限度的。使用某种成本效益分析是必要的，如果神秘主义和迷信给人带来舒适、安慰和希望，而这种信仰带来的危险相应地就会低，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原谅自己呢？但是问题是复杂的。假定你搭乘一辆大城市的出租车，而且你刚坐下，司机就开始高谈阔论传说的另一种族群体的邪恶和低劣等，明知“沉默表示赞成”，你的最佳反应应该是保持沉默吗？还是在道义责任的驱使下与他争论，表达你的愤怒，甚至离车而去——因为你知道每一次沉默的赞成将会鼓励他下次继续这样做，而强烈的异议会促使他下次三思而后行？同样，如果我们对神秘主义和迷信给予太多的沉默的支持——甚至当这看来有点益处的时候——我们就是支持这样一种风气：怀疑主义被认为是无礼，科学令人讨厌，严谨的思考被看做是乏味和不合时宜的。达到一种审慎的平衡是需要智慧的。
超自然现象科学研究委员会是一个由科学家、大学教师、魔术师和其他投身于怀疑和调查正在出现或已经盛行的伪科学的人组成的组织。它是由布法罗大学哲学家鲍尔·克茨于1976年建立的，从一开始我就被其接纳为会员。它的名称的缩写CSICOP的发音是“Sci－Cop”（科学警察）——好像是一个履行警察职能的科学家的组织。那些被CSICOP的调查所揭露的人有时这么抱怨道：委员会对每一个新想法都抱有敌意，它那膝跳反射式的揭露行动将会达到荒谬的程度，它是一个治安维持会式的组织、一个新的宗教法庭，等等诸如此类。
CSICOP并不完美。在某些情况下，这样的批评是有一些道理的。但是以我的观点看，CSICOP发挥了重要的社会功能——作为一个著名的组织。当社会媒体希望听到传说的另一面的时候可以求助于它，特别是当某一伪科学的惊人宣称被认为具有新闻价值的时候。通常（而且全球大多数新闻媒体仍然是）每一个会飘浮的宗师、访问外星人的人、能够沟通阴阳的人和信仰治疗者一旦成为媒体的焦点，将会被不加证实和不加批判地对待。在此之前，在电视工作室或报纸杂志上也许出现过被证明是丑闻和欺骗的相似的宣称，然而人们似乎对此记性不佳。对伪科学的轻信似乎是大多数媒体的第二天性，CSI－COP代表一支与其相抗衡的力量，尽管它的声音还不够响亮。
在我最喜欢的一部卡通片中，一个算命先生仔细端详掌纹然后严肃地下结论说：“你很容易上当。”CSICOP出版了一份双月刊叫做《怀疑的探究者》。在收到这本刊物的那一天，我把它从办公室带回家细看，想知道有什么新的误解将被揭露。上面总会有我从未想到过的骗局。麦田里的圆圈！外星人已经来过，并画了完美的圆圈，在小麦地里留下了数学信息！……谁会想到有这种事发生？如此不可能出现的精妙艺术形式！或者他们已经来了并取出了奶牛的内脏——大规模地，系统地。农民们很恼火。开始，我对这些故事的创造性印象很深。但是之后，通过更理智的反思，我只是觉得这些报道是多么的单调和司空见惯。这是一个多么缺乏想象力的作品：陈旧的想法、沙文主义、将希望和恐惧装扮成事实。从这种观点来看，这种说法在表面上就令人怀疑。他们唯一能想到的就是外星人干的。……在小麦地里画圈？这种想象真是败笔！在每一期中，伪科学的其它方面都被揭露和批判。
然而，在我看来，怀疑主义运动的主要不足在于它的两极分化：我们对抗他们——感觉像是我们垄断了真理；其他那些相信所有这些愚蠢的教条的人是低能儿；如果你是明智的，就该听我们的；否则，你就是不可救药。这是非建设性的，它并没有使信息广泛传播，它注定使怀疑论者永远处于少数派地位；有鉴于此，从同情人类生来具有的伪科学和迷信的弱点出发反而可能被更多的人接受。
如果我们明白这一点，那么自然我们就会体会到那些被劫持者、那些不问占卜师就不敢离开家的人，或那些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来自大西洲水晶球上的人的迷茫和痛苦。而且在共同的追求中，这种对相同心情的同情也使科学和科学方法可以较少使人困窘，特别是对青年人。
许多伪科学和新时代信仰体系的出现是源于对传统价值观和前途的不满——因此，他们自身也是一种怀疑主义。（大多数宗教的起源也与此相同。）戴维·海斯（在《科学和新时代》中）认为：
超自然的信仰和实践者不应被简单地视为狂热者、怪人和骗子。大量真诚的人在探索解决关于个人的意义、灵魂、治疗和超自然体验等问题的替代方法。对怀疑论者而言，他们的探索主要基于幻想，但对于理性主义者的目标，——使人们认识到哪些东西在怀疑论者看来是错误的或不可思议的——揭露不大可能是有说服效果的工具。
……怀疑论者可以从文化人类学寻找线索，通过从坚持另一信仰的人们的角度来理解其他的信仰体系，通过将这些信仰在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背景上定位，来发展更为成熟的怀疑主义。这样，超自然世界或许就不会仅仅被看做是通向非理性主义的愚蠢的转折点，而更像是社会的一部分人赖以表达他们面临的矛盾、困境和个性的方言。
当怀疑论者对新时代信仰有了一套心理学或社会学理论的时候，事情就非常简单了：超自然信仰对于那些无法把握无神论宇宙这一现实的人来说是一种 “安慰”，或者说，他们的信仰是那些不鼓励公众批判性思维的不负责任的媒体的产物。……
但是海斯公正的评论立即退化为抱怨：“怀疑论的同事破坏了”心灵学家的“职业”。怀疑论者表现出“一种宗教式的热情来保卫唯物主义的和无神论的世界观，有一种所谓的‘科学的原教旨主义’或‘非理性的理性主义”’的味道。
这是一个普通的，但对我来说是非常不可思议的——确实是，不可理解的——抱怨。对于物质的存在和性质我们知道得很多。如果某一特定现象从物质和能量的角度理解已经是合理的，我们为什么还要假定其它的——尚没有好的证据证明的——可能呢？然而这一抱怨坚持：怀疑论者不会接受我的车库里有一条看不见的喷火的龙，因为他们是相信无神论的唯物主义者。
在《科学与新时代》中，怀疑主义被讨论，却没有被理解，当然更没有被实践。各种超自然主义的宣称被引述，怀疑论者被“摧毁”了，但是你永远不可能通过读这本书知道如何判断新时代和心灵学对知识的宣称是有前途的还是谬误的。像许多后现代主义者的文章一样，它不过表明了人们的感觉是多么的强烈，他们的偏见达到了什么程度。
罗伯特·安东·威尔逊（在《新的宗教法庭：非理性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的堡垒》，凤凰城：法尔肯出版社，1986年版）将怀疑论者描述为“新的宗教法庭”。但是就我所知，怀疑论者并不强迫信仰。实际上，在大多数电视纪录片和谈话节目中，怀疑论者受到了漠不关心的对待而且几乎没有广播时间。像《怀疑的探究者》这样发行几万份的期刊所做的一切不过是批评了某些教条和方法——充其量也不过是对其嘲笑了一番。新时代宗教的信仰者不会像以前那样，被传唤到刑事法庭，也不会因为有想象力而遭到鞭打，而且肯定不会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为什么要害怕一点点的批评？难道他们没有兴趣看到自己的信仰在怀疑论者所能收集的反驳下岿然不动吗？
也许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人的嗅觉、触觉和视觉都不可能感受到通常的伪科学的事物，这种想法或许将会被证明是正确的。也许某些未被发现的白垩纪遗留下来的爬行动物将来确实会在尼斯湖或刚果共和国被找到；或者我们将发现来自太阳系别的什么地方的先进的、非人类物种的制造物。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在超感官知觉领域有三个命题，以我之见，值得认真研究：（1）通过独自思考，人（勉强）可以影响计算机的随机数产生器；（2）人在适度的感觉丧失的情况下可以接收到“投射”向他们的想法或图像；（3）小孩子有时会讲出前世的细节，并被证明是准确的，陈再生之外别无其它途径可以知道。我提出这些命题不是因为它们可能是合理的（实际上我不赞同这些命题），而是因为它们可以作为可能是正确的论点的例子。后三个命题至少有一些，尽管仍是可疑的实验支持。当然，也许我错了。
在本世纪70年代中期一位我所崇拜的天文学家起草了一份庄重的声明，叫做“反对占星术”并让我在上面签名。我对他的措词有不同看法并最终发现自己不能签字——不是因为我认为占星术有任何合理性，而是我当时觉得（现在依然觉得这一声明的语调是独裁主义的。它批评占星术的起源被迷信所包围。但是宗教、化学、医学和天文学的起源也同样是与迷信交织在一起，这里仅仅提到了四个。问题不在于占星术来自什么玄乎和不完全的知识，关键是它现在的合理性。于是就有了对那些信仰占星术的人的心理学动机的推测。这些动机——例如，在一个纷繁复杂、不可预测的世界中所感到的无能为力——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占星术尚未受到它应得的怀疑论者的全面调查，而只是对其有效性草率处之。
该声明强调，我们可以找不到任何可能使占星术有效的机理，这当然是一个切题的论点，但它本身就是无法证明的。在20世纪第一个25年，当阿尔弗雷德·魏格纳提出大陆漂移说（现在被归入板块构造论）以解释地理学和古生物学的大量令人疑惑的资料的时候，（岩石的矿脉和化石似乎是连续地从东南美延伸到西非；这两个大陆曾经是连接在一起的，而大西洋对我们的星球来说是新生的吗？）对该学说的机理同样一无所知。这一见解被所有著名的地理学家激烈地排斥，他们确信大陆是固定的，而非浮在任何东西上面，因此不可能“漂移”。然而，20世纪地球物理学的关键概念恰恰被证明是板块构造论。我们现在知道大陆板块确实是在漂浮和“漂移”（更确切地说，是由地球内部的巨大热机所驱动的一种传送带所运载着）。而所有这些伟大的地理学家们都的确错了。以找不到运行机理为由驳斥伪科学是会犯错误的——尽管如果其论点违背了已经建立起来的物理学定律，这种驳斥就会很有分量。
许多对于占星术的有力批评可以表述为以下几点：例如，它在预示“宝瓶座时代”时采用了昼夜平分点岁差，而在用占星图算命时却拒绝昼夜平分点岁差；它忽略了大气折射；它所认为有意义的天体仅限于肉眼能看到的目标（公元2世纪托勒密就知道了这些天体），而忽略了从那以后人们发现的大量新天体（利用近地小行星的占星术又在哪里？）。需要出生时间的详细信息而不看重出生时的经纬度，这显然是不一致的。占星术在同卵孪生子测试中失败了；不同的占星术士从同样的出生信息进行算命结果却有很大不同；无法解释占星用的天宫图和明尼苏达多元个性评价这样的心理学测试的相关性。
我所希望签字的声明应该描述和驳斥占星术信仰的基本原则。这样一个声明应该比实际散发和出版的那一份有更强的说服力。但是已伴随了我们4000年或更长时间的占星术今天似乎比以往更为流行。根据民意测验，至少1／4的美国人“相信”占星术；1/3的人认为太阳征兆占星术是“科学的”；学校儿童相信占星术的比例从1978年的40％增加到1984年的59％。在美国占星术士的人数也许是天文学家的10倍；在法国，占星术士比罗马天主教教士还多。一群科学家自以为是地不屑一顾并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占星术能做到的——不管它
是多么无效——科学却不能。
如同我试图强调的，科学的核心是平衡两种看起来互相矛盾的态度——对新想法的开放，不管它是多么古怪，多么与直觉相反；以及对所有想法，新的或旧的，进行最无情的怀疑性的调查。这是从极端的谬误中分离出深刻真理的方法。创造性的思考和怀疑性的思考组合起来协同作用，使研究领域处于正轨，尽管这两种看似矛盾的态度处于某种紧张状态。
考虑一下这个命题：当我一直向前走的时候，时间——以我的手表或我的老化过程来衡量——减慢了；而且，在运动的方向上我缩小了；而且，我变得更重了。谁见过这种情况？你很容易立刻对其不屑一顾。另一个命题：在整个宇宙，所有时间内，物质和反物质产生于无。第三个：在一个极为特殊的时刻，你的车会自动穿过你车库的砖墙，第二天早上你会发现它在大街上。它们都是荒谬的！但是第一条是狭义相对论的命题，另外两条则是量子力学的推论（它们叫做真空脉动和势垒隧道效应）。不论你是否喜欢，这就是世界的本来面目。如果你坚持它是荒谬的，你将永远被关闭于某些对于主宰宇宙的规律的重大发现之外。
如果你只是怀疑，那么任何新的想法都无法使你接受，你将永远什么也学不到。你会变成一个古怪的厌世者，认为荒唐统治着世界。（当然，会有很多资料支持你的看法。）因为在科学边缘的重要发现非常之少，经验倾向于证实你的牢骚。但是不时会有新想法被证明是切中要害的、有效的和精彩的。如果你过于坚定，不妥协地怀疑，你就会错过（或不满）正在转变中的科学发现，两种情况下你都在阻碍理解和进步。仅仅有怀疑主义是不够的。
同时，科学要求最强有力和最不妥协的怀疑主义，因为大多数的想法完全是错的，唯一把麦子从谷壳中筛出来的方法是批判性的实验和分析。如果你头脑开放到了盲信的程度而没有一点怀疑的想法，那么你就不能区分有前途的想法和毫无价值的想法。不加批判地接受别人提出的每一个概念、想法和假设就等于是一无所知。许多想法是彼此冲突的；只有通过怀疑性的调查才能辨别，某些想法确实好于别的想法。
这两种思维方式的明智混合是科学成功的关键。好的科学家两种思维方式都具备。在独处中，在自言自语中，他们产生了许多新想法并系统地加以批判。其中大多数想法永远不会向外面的世界公布。只有那些通过了严格的自我过滤的想法才被公开出来接受科学界其他人士的评判。
由于将这种固执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以及适当地依靠实验，作为各种假设之间争论的仲裁人，许多科学家在大胆的设想即将来临时仍然缺乏自信，不愿讲述对奇迹的亲身感受。这很遗憾，因为恰恰是这个少有的狂喜时刻使得科学工作揭开了神秘的面纱而显得更人性化。
没有人可以完全头脑开放或怀疑一切，我们都必须在某处确立一条界限。一条中国古代谚语建议，“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但是这来自一个极度保守的社会，在那里稳定比自由更受重视，而且统治者拥有巨大的既得利益不想受到挑战。我相信，大多数科学家会说，“宁可信其无，不可信其有”。但是做到哪一点都不容易。负责的、全面的、严格的怀疑主义要求一种需通过实践和训练才能掌握的坚固的思维习惯。轻信——我想这里一个更好的词是“开放”或好奇——同样不容易做到。如果我们真的对物理学的。社会的或任何别的什么组织的反直觉的想法开放我们的头脑，我们就必须领会那些想法。接受我们不理解的主张毫无意义。
怀疑主义和好奇都需要磨练和实践的技巧。在学生们的头脑中使它们和谐联姻应该作为公共教育的基本目标。我将很乐意在媒体，特别是在电视上看到这样一种家庭式的幸福：人们真的在创造融合——充满好奇，宽容地对待每一个见解，除非有好的理由，否则不拒绝任何想法。而同时，作为第二个特性，要求证据符合严格的标准——而且这些标准在应用于他们珍视的观点时的严格程度至少应与评判他们企图不受惩罚地拒绝观点时的程度相当。
第十八章 风扬起尘土
风扬起尘土是因为风想要吹拂大地，带走我们的足迹。
《澳洲丛林民间传说》
收藏家W·H·I·布里克和L·C·劳埃德
编辑L·C·劳埃德（1911）
当一个原始人追踪他的猎物，每时每刻他都在使用细致的观察，准确的归纳和演绎推理，如果将这些应用于其它事物，将使他获得懂科学的人的声望……一个“好的猎手或战士”的脑力劳动大大超过了一个普通的英国人。
托马斯·H·赫胥黎
《散文精选，第二卷，达尔文：散文》
（伦敦：麦克米兰，1907）
选自《达尔文先生的评论》175－176页（1871）
为什么这么多的人发现科学既难学又难教？我尝试提出几个原因——它的精确，它的非直观的和令人不安的外表，它的被误用的前景，它的独立于权威的特性，等等诸如此类。但是，是否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呢？阿兰·克鲁默是一位波士顿东北大学的物理学教授。在课堂上，他惊讶地发现如此之多的学生不能掌握最基本的概念。在《不平常的观念：科学的异端性》（1993）中，克鲁默提出科学之所以难是因为它不断推陈出新。他写道：我们，一个具有几十万年历史的物种，仅仅在几百年前才发现了科学方法。例如书写，只有几千年的历史，而我们至今还没有掌握它的诀窍——或至少是因为没有进行非常严肃和积极的研究而未能做到。
他认为，如果排除历史事件的巧合，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发现科学：
面对科学的诸多显而易见的成就和益处，我们仍然敌视它，……仅此即可证明它是处于人类发展的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