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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或外国话中的只言片语、我们看到的形象和事件、我们儿时听到的故事，当几十年以后我们就会准确地回想起来，而这种回忆并不是我们有意识的记忆的结果。赫尔曼·梅尔维尔在其《白鲸》一书中说：“当人处于强烈的激情中时，会满口古旧的语言而毫无察觉，当我们研究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时，结果发现，这些是当他们还是孩子的时候就经常听到的古老的语言。”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们会在无意中毫不费力地将文化中通行的东西吸收到我们自己的语言中来并使其变成我们自己的东西。
同样的接受别人传输的动机主要体现在精神分裂症的“指令幻觉”中。人们接受别人传输给他们的神秘的信号，根据指令他们去做事情。他们接受命令去暗杀政治领导人、民族英雄、击退英国侵略者或者伤害他们自己，因为这是上帝的、耶稣的、魔鬼的、妖魔的或天使的意志，也可能是其他人听不到的声音传达给他的强硬的命令。这些命令或指令无论如何都必须完成。谁发出的这些命令呢？谁在我们的头脑中说话？养育我们的文化为我们提供了答案。
想象一下广告中不断重复出现的形象所产生的巨大作用，特别是对那些易受影响的听众和读者所起的作用吧。它可以使我们相信几乎所有的事情，甚至吸烟是有益的。在我们这个时代，人们普遍认同的外星人来自数不清的科幻故事、小说、电视故事片和电影中的主要内容。UFO成了周末小报将其虚假化和神秘化的主要内容。任何时代最赚钱的影片就是以外星人为主要内容的影片，就像被外星人绑架过的人所传说的事件一样令人感兴趣。在1975电视台将黑尔事件拍成以没有任何证据为基础的电视片之前，关于绑架事件的传说是很少的。1987年，当斯特里伯声称的亲身经历的事件被编写成配有引人注目的画有大眼睛的“外星人”的封皮的书成为畅销书以后，外星人突然成为大众最热门的话题。与这个话题相比，我们以后基本上再也没有听说那些梦淫妖、小精灵和小仙子们了。它们都到什么地方去了？
这种外星人绑架的传说远不是全球性的，而仅仅是令人失望地局限于某些国家和地区。大部分传说都产自北美国家。这些传说很难超越美国的文化范围。在其他国家，也有一些外星人的报道，这些国家的外星人都是些长着鸟头、昆虫头，有的是爬行类动物，有的是机器人，也有的金发碧眼（后一种估计出自北欧国家）。每一种外星人的行为都有所不同。很显然，文化的因素起着重要的作用。
在“飞碟”或“UFO”这样的词汇出现的很久以前，科幻故事中充满了这些“小绿人”和“长着昆虫眼的妖怪”。不知是什么原因，那种长着大脑袋（和大眼睛）的没有毛发的小东西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是我们心目中标准的外星人。你们可以从20年代或30年代的科幻畅销杂志中（还有其他的刊物，比如，在1937年10月出版的刊物《短波和电视》中就有火星向地球发送无线电波的描写）经常看到它们的形象。这些形象可能在科幻先驱H·G·威尔斯所描述的遥远的后代的身上找到。威尔斯认为，人类就是从小脑袋，但是毛发浓密的原始人进化而来的。他们身体强健，远不像维多利亚时期的学术味十足的人。我们可以沿着这个趋势推算到遥远的未来。也就是说，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后代应该是基本无毛、大脑袋的人，他们几乎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走路。其他世界的先进的生物可能也应该生来就与他们没有什么差别。
在美国80年代和90年代早期媒体报道的典型的现代外星生命是很小的，它们都长着不成比例的大脑袋和大眼睛，发育不良的面部特征，没有明显可见的眉毛和生殖器，皮肤呈灰色、光滑。它们像受孕仅20个星期的胚胎一样可怕，也像饥饿待毙的孩子。为什么我们这么多人对胚胎或营养不良的孩子如此着迷，还要想象它们向我们进攻和强行与我们发生性关系，这可真是个有趣的问题。
在近几年的美国，与那种矮小的灰色的形象不同的外星人形象正在兴起。萨克拉门托市的精神疗法医生理查德·博伊兰说：“你看到过3英寸半到4英寸的外星人；你看到过5到6英寸高的外星人；有人看到过7到8英寸高的外星人；另一个看到过3、4、5英寸不等高度的外星人。它们有的手指尖有肉趾或吸盘；有的人看到的有蹼或无蹼的手指；有的人看到的是有着大大的钻石形状的眼睛的外星人，它们的眼睛有的歪斜、有的外突，有的是平行的。在有些事件中，有人将它们形容成有大大的卵形的眼睛，而没有钻石般的倾斜角度。有人还说外星人是瘦弱的小学生的模样，而其他人又说它们与其他说法中的身体形状完全不同，即所谓的螳螂形状或蜥蜴形状……。我能够周期性地看到一个一个不同的外星人。我非常认真地注意那些很少出现的外国的和独特的外星人事件的报道，对于这些报道我还要进一步进行确认。”
尽管UFO绑架综合症描述的外星生命是这种模样，但是，我们认为，这仍然是一个乏味的世界。人们猜想的外星人的形状表现出人们想象的失败和人类深深的焦虑。在所有的传说中，描述的生物没有一个会使人感到你在没有见过鸟之前，看到一个风头鹦鹉那样惊奇。原生动物学、细菌学或真菌学教科书充满了令人惊奇的事物，它们远远超过专门描写外星人绑架的作家所描述的最吸引人的故事的有趣程度。坚信外星人的人将这些作家描述的故事中共同的部分当做真实性的特征，但是他们却对这些人利用共有的文化和生物学编造他们的故事的证据毫不理会。
第八章 真实与虚幻的区别
轻信的头脑……在相信稀奇古怪的事情中获得最大的愉悦，越稀奇古怪越乐于相信：他们对那些确切明了的东西不屑一顾，因为所有的人都相信它们。
塞谬尔·勃特勒《特性》（1667－1669）
在那一瞬间，我感觉到黑暗的屋里有个突如其来的东西，那是鬼还是什么东西？什么东西在动？我用眼睛的余光观察它，但当我转头看时，却什么也没有。是电话铃响，还是仅仅是我的“错觉”？在惊骇中，我似乎嗅到孩提时曾去过的康尼岛夏季沙滩上带有咸味的空气。我一进入初次游览的异国城市，我所看到的似乎是我以前就已熟悉的街道。
在这种经常出现的体验中，我们经常不知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的眼睛（耳朵、鼻子或记忆）在“欺骗”我们吗？难道我确确实实亲眼目睹了超越自然的东西？我应该保持沉默，还是说出实情？
答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环境、朋友、你所爱的人和文化。在非常刻板生硬、讲究实事求是的社会中，对是否应该承认这种体验需要抱谨慎的态度。人们会认为我反复无常、精神不正常。不可靠。但在一个相信有鬼，或者“能想象出某种物体”的社会中讲述这种体验的人可能得到承认，甚至能获得声望。在前一种社会里，我会尽力压制住将这种体验讲出来的欲望，把它们全部隐藏在心里。而在后一种社会里，我可能夸大其辞，演义发挥，使它听起来比实际情况更加神秘奥妙。
查尔斯·狄更斯生活在一个活跃的理性文化社会中，但当时唯灵论也很活跃。他对这种两种思潮并存的情况作了描述（摘自他的短篇小说《一粒盐让人着魔》）：
我已经注意到，人们普遍存在一种希望得到刺激的需求，甚至在具有很高智力和文化水平的人中间也是如此。当他们遇到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的时候，他们愿意将自己的心理体验告诉别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怕将这些体验讲给那些智能高的人时不能得到听者的精神生活有同样经历的肯定或回应，因而会受到他们的怀疑或嘲笑。一个诚实的游客看见类似海蛇的怪物，并不害怕提起它。但是他有某种奇异的不祥之兆、刺激、奇思怪想、幻觉（所谓的）、梦或其它心理意念，他就会犹豫、彷徨，不愿承认。我觉得人们之所以不愿承认是因为这种事情太捉摸不定。
如今，讲述这种体验仍会受到多数人的嗤笑和嘲笑。但人们较易克服隐瞒心理——比如，在治疗师和催眠师的“诱导”下。不幸的是——对某些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想象和记忆常被混淆。
有些“被绑架者”说，他们不用催眠也可以回忆起那种经历，而很多人却做不到这一点。催眠并不是唤起回忆的可靠办法。除了真实情况外，催眠术常常诱发想象、幻觉和虚构，使得病人和医生都不能将真实和幻觉二者区分开来。催眠术似乎具有很强的暗示作用。法律禁止把催眠术作为法庭证据或调查犯罪的手段。美国医学协会认为用催眠术唤起的记忆并不比不用催眠术唤起的记忆可靠。一本标准医学教科书（哈罗拉尔·L·卡普兰的《精神病学综合教程》，1989年版）警告说：“催眠师的信念将与求医者产生交流并溶入到求医者所认为的记忆中，这样做很可能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即求医者坚信他的回忆是真实的。”因此，进入催眠状态的人所讲述的被外星人绑架的说法中可信成分极少。这样做存在这样一种危险，那就是，被施用催眠术的人——至少在某种情况下——急于取悦于催眠师，他们有时对催眠师不经意的巧妙暗示做出了顺应式的反应。
加州大学长岛分校的阿尔文·劳森做了一项实验，在筛除UFO迷以后，挑选出8个人，然后先由医生催眠，告知他们被外星人绑架，带到一艘宇宙飞船上，并受到检查。在没有进一步的提示下，要求他们描述自己的体验。证明他们极易受到诱导，叙述的内容同那些自称被绑架的人的叙述几乎没什么区别。的确，劳森对实验对象做了简单直接的暗示。但在很多情况下，处理外星人绑架病案的治疗学家都会按惯例诱导，有些诱导很详尽，有些则比较委婉。
正如劳伦斯·怀特所说，精神病学家乔治·加纳维曾对一个处在催眠状态下很容易受到诱导的病人提示说，某一天中有五个小时从她的记忆中消失。当他说到她的头上有一盏明亮的灯时，她立刻告诉他见到了UFO和外星人。他坚持说她被外星人做过试验，于是一个详细的遭绑架的故事便产生了。但当她从恍惚中清醒过来，看到那段录像时，她承认，她像是经历了一种完全失去知觉的梦中的感觉。然而，在第二年的时间里，她仍经常回想那个梦中的情景。
华盛顿大学的心理学家伊丽莎白·洛夫特斯发现，未被施用催眠术的人也很容易接受别人的观点，认为他们看到了他们并没看到的东西。在一个典型实验中，他让接受实验者看了一个关于车祸的电影。在询问他们看到了什么时，他们会草率地作出错误的回答。比如说，尽管在影片中并没有红灯出现，但实验人员仍不经意地提到红灯。于是，许多接受实验的人都恭敬地回忆说看见了红灯。当谎话被拆穿时，有些人愤怒地提出抗议，强调说他们非常清晰地记得看到过红灯。看电影的时间和给他们的错误信息的时间越长，记忆改变的人也就越多。洛夫特斯认为：“记忆中的事件越接近一个被经常修改的故事，距离完整的原始信息也就越远。”
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比如，像孩子一样在商场走失的虚假的记忆——具有更大的情感上的冲击力。一旦提起有关的主要内容，病人经常振振有辞地大讲这个事件的有关细节。很少一点提示和问题，特别是在治疗的环境中，都很容易地诱导出清晰的但完全是错误的回忆。记忆能够受到其他信息的影响。错误的记忆甚至会在对其毫不怀疑和不加任何批判的情况下被植入人的头脑之中。
康奈尔大学的斯迪芬·切希、洛夫特斯和他们的同事发现，学前的孩子对于别人的暗示特别敏感，对此他们并不惊讶。当孩子第一次被问到他的手是否曾被捕鼠器夹住过，他正确地否认了，但后来他又清晰地回忆起了那次事件的自己编造的细节。当孩子被用更直接的方式告知“你小时发生的事”后，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很容易接受这些输入的记忆。观看孩子录像带的专家无法更好地分辨出他们所说的哪些是错误的记忆，哪些是正确的记忆。有什么理由认为成年人可以完全防止孩子所犯的错误呢？
二战时期在好莱坞度过的罗纳德·里根总统，生动地描述了自己在解放纳粹集中营中的受害者时所起的作用。生活在电影世界的他显然将他看到的电影与他从没有做过的事实混为一谈。在他竞选总统的过程中，他多次讲述一个二战时期英勇牺牲者的壮烈故事，鼓舞我们大家。但那个故事从未发生过。那是电影《飞行之翼与祈祷者》（A Wing and a Prayer）中的一个情节。当我九岁时看这个影片时，它也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许多同样的例子在里根的公开报告中也时常出现。不难想象当政治、军事、科学或宗教的领袖不能区分事实和虚幻时会导致什么样严重的公众危机。
在准备法庭证词时，证人们都受到他们的律师的指导。他们常常一遍又一遍地复述那个事件，直到律师说“行了”为止。于是，在证人席位上，他们记住的是在律师的办公室里反复讲述的故事。细微的差异被隐去了，甚至在主要的内容上也与发生的事件真相不相一致。证人们也许很容易就忘掉了他们的记忆被进行了人为的加工。
这些事情涉及到对广告和国家宣传造成的社会影响的评价。但在这方面，国家宣传倒认为根本就没有外星人绑架的事情——尽管这种没有任何证据的事件出现后一般都会在今后数年时间内有跟踪报道——治疗专家必须非常谨慎，他们不会意外地接受或选择他们从某人身上诱导出的故事。
也许实际上我们记住的只是一系列记忆的碎片，然后按我们自己设计的结构组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的组合十分巧妙，那么，我们能给自己编织出一个易于回忆的容易记住的故事。碎片本身没有组合起来的话，检索会难一些。这种情况很像科学的方法——很多离散的数据点可以在一个理论框架中记载。总结和解释。这样我们更容易回忆起理论而不是那些数据。
科学领域中，理论总是不断地重新评估并接受新的数据。如果这些事实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差距——超过了误差允许的范围——理论可能就不得不进行修改了。但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很少会遇到很早以前发生的事件又产生出新事实的事情。我们的记忆几乎不会受到挑战。但是，记忆会凝固在某个地方，不论这个记忆中存在什么样的错误，或经过不断的艺术化修改而成为一件作品。
被证明是最好的幽灵的是那些远多于神和魔鬼的圣者，特别是从中世纪晚期到当代的西欧国家的圣母玛丽亚。然而，外星人绑架的传说带有强烈得多的世俗气息。魔鬼的影像，对UFO的神话的洞察力也可以从被描述得很神圣的幻想中产生出来。也许最有名的有法国的让娜·德阿卡、瑞典的圣布里其和意大利的吉罗拉莫·萨丰纳罗拉。但更符合我们话题的幽灵是牧羊人、农夫和孩子们看到的那种幽灵。在这个被不确定的事情和恐慌困扰的世界中，人们渴望与上帝取得联系。关于在卡斯迪利亚和加泰罗尼亚（均为西班牙城市——译注）发生的类似事件的详细情况在威廉·A·科里斯迪安在他的著作《中世纪后期和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幽灵》（普林斯顿大学出版，1981年）中有详细记载：
在一个典型的事件中，一个农妇和孩子说，他们遇到了一个女孩或一个身材极其矮小的女人——大约只有三英尺或四英尺高——自称是圣母玛丽亚，是上帝的母亲。她要求心怀敬畏的目击者去找村子的德高望重的男子或当地教堂的权威人士，要求他们为死者祈祷，或遵守上帝的戒律，或就在郊外他们见面的这个地方建一座圣坛。如果他们不同意，就会受到可怕的惩罚，比如瘟疫。但是，当瘟疫流行时，如果满足了玛丽亚的要求，她许诺治愈疾病。
目击者竭尽全力按她所说的去做。但当她告诉她的父亲、丈夫和神父时，他们要她不要向任何人再提起这件事。他们认为这只是妇人愚蠢的或轻浮之举，也可能是魔鬼给她造成的幻觉。于是她三缄其口。几天以后，她再次遇到了玛丽亚，玛丽亚因为她的命令没有被遵照执行而有些生气。
“他们不会相信我”，她报怨说，“给我一些能够证明此事的象征性的东西吧。”她需要证据。
玛丽亚，虽然事先没想到需要提供证据，现在还是提供了象征性的东西。村民和牧师们很快就相信了。圣坛建了起来。附近地区的疾病不可思议地都治愈了。朝圣者从四面八方很远的地方赶来。牧师们忙了起来。这个地区的经济迅速繁荣。最初的目击者被任命为圣坛的守护者。
多数情况下我们知道，由城市首脑和名流组成的调查团负责证实幽灵真的存在，尽管最初他们都无一例外地怀疑过。而事实证所要求的标准并不高。有一次，一个八岁男孩在因瘟疫而死的前两天所说的胡言乱语被冷静地接受了。有些调查团在事件发生几十年甚至100年后还在讨论它。
在《真实的与虚假的幻觉的区别》一书中，这方面的一位专家，叫做让·德·热尔松，他在大约1400年时，总结了目击者所提供的见到幽灵的可信程度的标准。其中之一就是政治和宗教统治者是否愿意接受建议。这样，任何看到破坏当权者权力的幻觉的都被视为“根据事实本身”（ipso facto），他们就是不可靠的证人。圣灵和圣母也会被迫按当权者的意愿说话。
那些据称是玛丽亚提供的“象征性的东西”，被认为是有说服力的证据，其中包括一支普通的蜡烛、一块丝绸和一块磁石、一片彩瓦、脚印、证人以异常快的速度采集到的蓟、一个插在地上的简单的木十字架、证人身上的鞭痕和伤口、一个12岁女孩把她的手扭成令人惊讶的形状和将腿向后折叠等多种扭曲形状，以及闭上嘴即暂时变哑。所有这一切在她所说的事情被接受的那一刻便都“治”好了。
有时候，提供证据前，目击者的说法被进行比较和综合分析。例如，一个小镇上的许多目击者都说前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