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败，则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民族。”
蒋介石认为：教育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失控。
他指责说：“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大
专院校里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或“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国家观念和
民族意识几乎消失净尽”，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遭致“讽刺讥笑”和“破坏反对”，
学校做了“中共‘城工’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
实”和“消灭我民众精神的手法。”
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党国离开学校，中共乘机而人。当时在学校的青年
教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了“共匪”的工具了。
为防止重蹈大陆失败覆辙，蒋介石特别强调整顿教育，强化对教育的控制。当
时，蒋介石提出：
“教育是救国图存的教育”，“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
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要建立以伦理、
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完全使治于每一
个学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种学术、课程之中”，使其“结合在本党三民主义
旗帜之下，共同一致的消灭共产主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八、蒋介石认为他的下野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蒋介石在许
多场合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虽然强调他个人“德薄能鲜，领导无方”，要对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负责任。但同时又认为是自己下野后中枢无人主持导致国民党在
大陆失败。如果他不下野，就可以驻守南京云云。鉴于他下野的教训，蒋于1950年
3月1日以“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为由，在台复“总统”职，以“恢复中华民国，解
救大陆同胞。”
以上八个方面是蒋介石返台前后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所做的“反省”。
他的结论是：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正是基于
这一认识，蒋介石到台后提出5项努力目标，即：“稳定经济”、“整顿军纪”、
“安定社会”、“团结内部”、“建立民主制度”。
蒋介石的“反思”，只不过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表象的原因，却根本不知他
的反动立场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失败的原因。“反思”之余，蒋介石仍坚持其
反动立场，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如他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
“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谷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
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首’
运动。本来，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优启圣，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首’四
字，题名于金门太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
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
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苦’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
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
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
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
字的意义。”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成立了“反共救国联盟”，并在岛
内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其“反攻大陆”筹措经费，甚至由蒋介石亲自出马，
向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
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
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
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
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
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
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
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中共决一死战。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
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当
时最先问到“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
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棋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
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龙心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
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经蒋介石同意，台湾“情报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的派遣武
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
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据时任台湾“情报
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
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的还不到1／3。
与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台湾人民从来就不相信这
种“神话”。不惟台湾人不相信，连蒋介石赖以支撑台湾的盟友美国，也压根不相
信他果真能“光复大陆”。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态度的冷淡和中国大陆原子弹
爆炸成功，使后半生倾全力从事“反攻圣战”的蒋介石长叹一声：“完了！我们反
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2．父业子承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至此，蒋
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这台“双簧
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却在秘施重建蒋家王朝于台湾的最重要
的战略布署：“父业子承，培养蒋经国接班。”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
老纷纷打人冷宫，把台湾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他让既能够帮助自
己支撑眼前残局，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的陈诚任阁。
蒋经国在台湾国民党权坛上正式亮相的第一个角色，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军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这是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牢牢抓着枪杆子的精心
安排。这一职务，官衔虽说不算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他主管的政治部，是负责监
督筹划情报业务，及对去大陆特务活动的派遣和指挥。
蒋经国以“大跃进”式的速度晋升为二级上将，自然有不少人为之喝采，当然
也免不了妒嫉的眼光。原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蒋经国“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发布的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据说，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
的人发牢骚：“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上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
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他在“总
政治部主任”的任期内，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目前流传出来他穿军
服的照片，只有一张，那是他在政工干校与王永树（第二任校长）、王升（当时的
教育长）私下拍摄照片的着装。
“总政治部主任”的官衔虽非极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只是蒋经国苦于
在军中资历太浅，素无军功，深感自己涉足军界，根基不深。因此，在“政治部主
任”的金色招牌下，蒋经国开始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兵，网罗自己的势力。
来台初期，蒋经国的班底，世人习惯地称之为“三干一俄”。“三干”是指他
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如王升“战干团”的学生，以及后来开办政工干校时的干
部；“一俄’则指蒋经国留俄时的同学，如严灵峰、王新衡等。第一、第二“两干”
虽然都是蒋经国旧时的嫡系亲信，但大多官卑名微，在老将云聚的台湾，这些人自
然排不上号，还得经过培养之后方可成器。因此，在后来政工干校开办后，蒋经国
也将这两“干”安置在干校中养望待时。“一俄”虽多干才，但为自己效忠的知己
也为数寥寥，更何况它为蒋介石所忌讳，因此，“一俄”并无积极贡献。蒋经国于
是致力于培养“第三干”。
1952年11月，经过一翻筹划后，蒋经国的“黄埔”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
正式开学。他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于校宗旨开宗明义，
“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
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蒋经国对于政工干校，一直抓得很
紧，从不容他人染指。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复兴岗作为“龙飞之地”，干校的学
生便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脱下军服进入党政军各界，便是他掌权的班底。
王升接掌干校，先为教育长，后升为校长，以培养学生忠于“青年导师蒋主任”为
己任，“太子门生”无不出身于此。
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也交由
蒋经国一手包办，它虽说是一个“组”却指挥管辖一切党政特务机构。
此前，台湾最权势灸手的特务头子是彭盂缉。在台湾“2·28”事件之后，彭盂
缉长期主掌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1950
年蒋介石在重新当上“总统”当天亲笔所书的三道手令，就有一道是下给彭孟缉的，
派彭孟缉为“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的工作。
彭孟缉得此一令人耳热眼红的“任命状”后，可谓忧喜参半。说喜是因为，在
此“将星如云”、百人之中有九十五人投闲置散于台岛一筹莫展的时候，彭孟缉这
一位中将在蒋“总统”复行视事的第一天就得到上述的手令，可知青云有路，朱紫
可拾，自然是大喜了！讲忧是由于，他彭孟缉虽出身黄埔，但班辈不高，战功也没
有可陈之处。在芸芸将星中，他一位中将未免显得官卑职小，在军中阶级森严的制
度下，如何去“协调指挥各情报单位在台之工作”？他是有所顾忌的。
但是，彭孟缉深知官场上的奥妙，居安思危，知道“势威震主”非万全之道。
既然蒋经国已涉足情报系统，他彭盂缉就来一个顺水推舟将保安处变成了蒋经
国“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的执行机构。到1954年，彭孟缉更是急流勇退，把自己
已掌握的“台湾情报工作委员会”双手奉上向蒋经国输诚，使得蒋经国的政治领导
迈进“统一情报的时代”。
蒋经国把“台情会”置于他兼任主任的“总统府资料室”之下管理，以他的身
份和地位来指挥，自比彭孟缉更加得心应手。他掌握了各门各派情报权力之后，才
是他真正掌权的开始。
蒋经国接管了“台情会”之后，便迫不及待地去消除情报系统中的异己力量，
统一情报系统。有道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输诚”的彭孟缉当然是官运亨通，
扶摇直上，最后竟爬至一级上将“参谋总长”的显赫地位；“不买帐”的军统“保
密局”局长毛人民则被架空人近赋闲，时值壮年，竞抑郁而死。
蒋经国经过一番整顿清理后，就全面的掌握了台湾党、政。军各个领域内控外
防的特务组织的大权，其权力凌驾于一切行政权力之上，成为台湾时期的“戴老板”。
同时，蒋经国也完全掌握了台湾的特务情况系统，一个“唯我独尊”的特务王国至
此已完全形成。
如果说，蒋经国通过对政治部和情报特务机构的控制，扩大了实力，成为台湾
政局中灸手可热人物的话；那么，从1950年7月开始的国民党“改造运动”，则为蒋
经国在国民党党内地位迅速崛起提供了良机。
当时若论党内资历，蒋经国只有12年党龄，过去一直以三青团为工作据点，党
务系统为C·C所掌握，没有他插手的机会，可是培植蒋经国的势力，自是蒋介石的
不言之秘。于是在改造之初，蒋介石便委任蒋经国担任“中央改造委员”。“中央
改造委员会”在改造时期有类似于中央常务委员会。蒋经国要进入国民党组织的内
层，达到真正掌权的目的，这无疑是重要阶梯。
“改造运动”结束后，论功行赏，蒋经国在1952年召开的国民党“七大”上当
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随后又被蒋介石指定为国民党中央常委，蒋经国从此进入了
国民党最高权力决策圈。
1954年5月，蒋介石的第一届“总统”任期届满，第二届“总统”选举迫在眉睫。
蒋介石不能让“总统”宝座易主，又不想因此丢掉“民主”的招牌，为了使其“中
华民国总统”选举“合法”化，蒋介石援引宪法中的“紧急条例”，行使“紧急处
理权”，批准第一届国大代表继续行使职权到下一届国民大会召开之日。由于“反
攻大陆”梦圆之无期，因此，跟随蒋介石跑到台湾的“国大代表”就成了“终身制”，
台湾人讥为“万年国代”。又由于走台代表远不够法定人数，蒋介石又指示大法官
们修改选举法，依此“法”国大代表由“内政部”下令递补，并由蒋介石批准为薪
给制。
在紧锣密鼓声中，一届二次“国民大会”终于1954年2月19日上午10时在台北拉
开帷幕。这天，台北中山堂张灯结彩，当年南京“国大选举总统的闹剧，搬来台北
重演”。
这幕闹剧的最精彩的片断当然是正、副“总统”的选举。至于正、副“总统”
候选人早已内定：蒋介石与陈诚。但民主这一脚“过场戏”也还是要走一走的。于
是，3月门日，莫德惠、徐傅霖宣布竞选“总统”，王云五、石志泉宣布竞选“副总
统”。
20日“国大”举行“总统”选举。投票结果，蒋介石得1387票，徐傅霖得172票，
莫德惠未参加竞选，因二人均未得满应当选票，21日再次投票，蒋介石得1507票，
徐傅霖得48票，蒋介石当选“总统”。24日，陈诚以1417张票“击败”石志泉，当
选为“副总统”。
5月20日蒋介石、陈诚宣誓就任正、副“总统”职。至此，选举“总统”的闹剧
落下帷幕。
21日，陈诚辞去“行政院长”职务，俞鸿钧接任，此人为太子的“亲密战友”。
另一位“太子系”的主将唐纵，担任了中央党部秘书长的职务，这是当年陈立夫的
位置。
蒋经国则被调离台湾政府“国防部总政治部”，蒋介石给他安排的新职为“国
防会议”副秘书长。“国防会议”这个机构，非同一般，它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化的
“大上特务机构”，其下辖“国家动员局”和“国家安全局”两个机构，这样蒋经
国更上一层楼，成为名副其实的秘密警察首脑。
蒋介石就任台湾国民党第二届“总统”后，一项例行公事他是不会忘记的，那
便是每逢新年、青年节、双十节，都要发表一次公告，重弹“今年是反攻大陆决定
年，明年是反攻胜利年”的滥调，但却不见有任何实际行动。
总的说来，在蒋介石第二届“总统”任内，台湾的情况是平静的。虽然前有吴
国桢隔海骂战，后有“孙立人兵变案”的麻烦，但对蒋台政权来说，只不过是微起
波澜。然而随蒋家父子在台湾一步步地建立起他们的专制统治，由于蒋介石大权独
揽，并想做终身“总统”，所以60年代初又演出了一幕类似袁世凯第二修“宪”改
“制”的闹剧。按照“中华民国宪法”第四十七条规定，“总统”任期6年，连选连
任只能一次，如再连任即属“违宪”。蒋介石1948年出任“行宪”以来第一任“总
统”，到1954年届满。国民党一届二次会议上，蒋介石又用非法手段，获取了“总
统”的职位。1960年3月，每6年一次的政治季风，又在台岛吹拂。此时，年逾古稀
的蒋介石又面临着一次重大的抉择：是退居幕后？还是再度连任“总统”呢？一向
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当然是选择后者。理由冠冕堂皇：“我要带你们打回大陆去！”
问题是蒋介石已连任了一届，再连任将有违背“宪法”的嫌疑。蒋则立即声称：
‘宪法’不能修改，我要把它完整地带回大陆去。”如不修“宪”，蒋介石又怎能
当选连任呢？于是想出了一个妙招：修订《动员勘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
员勘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
样一改，既做到不修“宪”，又使蒋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
1960年2月20日，一届三次“国民大会”在台北市中山堂举行。3月21日，又轮
到“万年国代”们费点小神的时候了到投票厅去履行一下手续。蒋介石在1509
票中以1481票的高票数当选第三任“总统”。22日，陈诚在1509票中得1381票当选
“副总统”。蒋介石连选连任，终于算是坐稳了终身“总统”的位子。
蒋介石坐稳了“总统”宝座，接下来考虑的就是让蒋经国准备接班的问题了。
为了保证儿子能够顺利地继承“大统”，蒋介石逃到台湾后，立即开始排挤元老重
臣，为儿子接班辅平道路。如排挤吴国桢一事便是典型例证。
吴国桢是湖北人，生于1903年。他早年考入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毕业
后留学美国，饱受西方资产阶级学说熏陶，后获普林斯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吴
国桢历任国民党中宣部副部长、汉口市长、重庆市长和上海市长等要职，是蒋家王
朝中红得发紫的人物。
蒋介石之所以器重吴国侦，固然是由于吴毕业于美国，与美国政界有相当的联
系，同时也因为他从不结党营私，对蒋介石绝对忠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