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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左派。在军事上，他调集部队，摆出向南京、上海进攻的态势，准备攻下东
南沿海一带民丰物阜的地方，以期获得江浙财团的支持。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公开表示要求得到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援助。1927年
初，各帝国主义买办、北洋军阀的政客云集南昌，进行所谓的“政治南伐”。蒋介
石的把兄弟张群、黄郭等也混迹其中，张群还被蒋介石任命为总司令部总参议。英、
美在上海的买办代表人物虞洽卿也亲赴南昌游说，以同意增加关税、从财政上支持
蒋介石为诱饵，条件是取消“打倒帝国主义”这一北伐口号。在帝国主义和买办阶
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叛心陡生，胆子也大了。
1927年2月21日，蒋介石在南昌总部第十四次总理纪念周上发表了长篇演讲。他
说：“现在武汉的本党一部分同志，有一种运动，有一种宣传，所谓要提高党权。
集中党权。……今日提出这集中党权、提高党权的口号，不过拿一个口号来排除异
己的同志，做他们真正要想把持党权的武器就是了。”进而他更露骨地说：“现在
共产党党员，事实上有许多对国民党党员加一种压迫，表示一种强横的态度，并且
有排挤国民党员的趋向，使得国民党党员难堪。这样，我更不能照从前一样的对待
共产党员了。”他还说：“我亦曾附带的有一句话，就是说：‘将来共产党强大起
来了，如共产党员有跋扈强横的事实发生，那我一定要训正他们，并且一定要制裁
他们，也要以今日对待本党同志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向导》当时发表文章评
论了蒋介石的这次讲话是：“特别是看重共产派，差不多演说中十分之六七是对共
产派说话的，说共产党员如何强横，他要如何制裁共产党。”蒋介石的这次演讲发
表以后，南京、上海的帝国主义国家在华的通讯社和报纸如东方社、通电社、路透
社、匝天时报、宇林西报等，都大吹特吹，语句之间都表现一种极兴奋的样子，差
不多异口同声地说：“蒋介石已起来反对左派，抑制共产派了。”孙传芳、张宗昌
在上海办的《新申报》和西山会议派在上海办的《江南晚报》，也先后发表社论，
登出蒋介石的演讲，并大加赞扬说：“到底蒋介石不错，还能起来抑制共产分子。”
3月7日，蒋介石又借南昌总部第十六次总理纪念周之机，再次发表长篇演讲，痛骂
武汉政府对他反共反人民的行为的制裁是：拿一种压迫的手段对待本党的领袖，或
有侮辱我们本党的行动”，是反对革命领袖，破坏国民革命，”而且说：“如果有
反宣传，阻碍我们的革命，那我们就要当作他是反动派，当作他是我们的敌人看待。”
蒋介石还说：“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
我们也是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的反对他们。”不言而喻，这里的客观标准就是对蒋
介石的态度，拥蒋者即为“平等待我”，反蒋者即为“不以平等待我”。这种言论
同西山会议派当时反对联俄和论调一模一样。西山会议派的上海大会宣言就是这样
说的：“吾人尝以‘平等待我’为民族间之量尺矣，凡言行一致，合乎此量尺者皆
吾友，否则不惟非友，甚至为仇”。
蒋介石在南昌发表上述反共反人民言论的同时，也在暗中加紧与帝国主义进行
联络。早在1926年底，日本国即已派佐分利贞男（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前往汉
口、南昌分别会晤了陈友仁和蒋介石。
1927年1月8日，佐分利贞男向日本外相报告：在南昌的蒋介石派与武汉的共产
派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对立”。l月底，日本驻九江领事江户在庐山会晤蒋介石，电
告外相说：蒋介石谈话明确表示，他非但不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将尽可能尊重它们；
保证承认外国借款，并如期偿还；外国投资的企业将受到充分的保护。同时，蒋介
石又秘密地派戴季陶赴日本，向日本当局要求援助，其交换条件是答应镇压上海工
人罢工。
蒋介石说一套，做一套，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派手法引起了国民党左派和中
共的高度警惕。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防止他叛变革命，国民党左派于2月9
日举行高级干部会议，推举吴玉章、邓演达、徐谦、孙科。顾孟余5人组成“行动委
员会”作为 专门同蒋介石的军事专制独裁做斗争的领导机关。会议针对蒋 介石
的独裁，发表了宣言，指出：“巩固党的权威一切权力属 于党是目前党的第
一标准”，主张“军队在党的指挥下统一起来，并准备与某系武装决斗！”
在“行动委员会”领导下，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全国范围 内发动了实
行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扶助工农的运动，同时发动了“欢迎汪精卫回国复
职”运动。对此，蒋介石深感恐慌，曾先后两次派人到上海与中共中央谈判，并以
最后通碟式的态度要求停止迎接汪精卫回国复职的运动。但谈判和恐吓都没起作用，
汪精卫终于回国了。
汪回国后，国民党中央决定1927年3月7日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各地中央委员陆续抵汉，只有蒋介石和留在南昌的中央委员们迟迟不来。会期临近，
国民党中央主席张人杰拒绝参加大会，到上海去了。而蒋介石则主张要把会期改为
3月12日他才能到会。这是明目张胆地蔑视中央的一种挑衅，遭到了大多数中央委员
的激烈反对。但因为少数人有顾虑，同时也为了进一步争取团结蒋介石，决定把3月
7日如期召开的会议算作预备会，3月10日再正式开会，以便等待蒋介石赴会。但蒋
介石却始终未来出席会议。
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正式召开。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
规定全国代表大会为党的最高权力机关，大会闭幕期间，由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最
高权力。常委会不设主席，由9人组成常委会主席团，对党务、政务、军事行使最终
议决权。这个新规定，实际上等于撤销了蒋介石在党内的领导权。
会议还规定“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政机关”，军事委员会也不设
主席，而由7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团之议决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
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和出征动员，
须经军委会议决议，提交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可交总司令部执行。这些规定，
大大缩小了蒋介石在军事指挥上的权力，实际上等于把这位总司令降职为一个“传
令兵”。
会议还通过了“对全体党员的训冲案”，针对蒋介石的独裁行径着重指出：
“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
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为害甚多”。所以“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
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这实际上等于把蒋介石自北伐开始后所取得的党政军大权悉数剥夺了，只给他
留了个“总司令”的虚名。前文曾提及蒋介石于盛怒之下寻枪自杀未遂一节，就是
在他听到上述决议后发生的。
在蒋介石的心目中，南京才是日后的国民党中央以及国民政府的所在地，他之
主张迁都南昌，不过是为了进一步控制党政大权。誓师北代以后，蒋介石制下的军
队迅速扩张。北伐出师前，蒋介石的嫡系只有6个师，北伐部队8个军中，他只有一
个军。但当北伐军打到南昌时，国民革命军已经发展到40个军，其中大部分是蒋介
石一手收编的军阀部队。蒋介石以高官厚禄收买了不少旧军阀，使他们忠实于自己。
军事实力的迅速扩张，也膨胀了他的野心，所以他拥兵自重，独断专行，对武汉方
面的决议嗤之以鼻，他认定：没有他的参与，是不可能组织一个合法政府的。何况
自从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一直认为自己是孙中山的惟一的真正的继承人。因此，
他视武汉政府为“伪政府”表面上虚以委蛇，暗地里却包藏祸心。他调动军队，加
强九江、南昌的防御，以应付 武汉方面可能的军事突袭。他紧张地忙了大约一个
星期，却不见 武汉方面有什么军事行动，遂更坚定了他的决心：表面上听命于
武汉，暗中积蓄力量，一俟占领南京，取得英、美及江浙财团的财 政支持后，再
看我如何施展“雄才大略”。
5．嗜血的快感“4．12”大屠杀
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这标志着蒋介石时代的开始，5月2日，
中央政治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组织总司令部大纲》，决定组成超然于政府之上，
由各部人员参加的“战地政务委员会”，受总司令指挥，全权统筹一切。至此，蒋
介石已初步实现了夺权的目的。这一年蒋介石正好40岁。
蒋介石为了巩固到手的权力，独掌民国权柄，在政治上耍尽了花样。
花样之一：“移花接木”，将自己树为孙中山的惟一继承人。
蒋介石与孙中山的最后一次见面，是在1924年底孙中山北上的前夕。
1924年间月13日上午，孙中山一行20多人乘永丰舰启程北上，船经黄埔港时，
孙中山特地登岸，赴黄埔军校巡视。
巡视完毕，孙中山与蒋介石有一番谈话。
孙中山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不一定。然余之
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可言耶？况余年已59岁，虽死亦
可安心矣！”
蒋介石问：“先生今日何突作此言耶？”
孙中山答道：“余盖有所感而言也。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现，今观黄
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实业，必能继续我之生
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
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志，则可死矣！”
蒋介石一听，当即表示要遵照总理的嘱托，继续奋斗，完成革命事业。当天傍
晚，孙中山一行离开黄埔登舰北上。
不料，此次离别，竟成永决。1925年3月！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当时，
蒋介石正率东征军与陈炯明部摩战，因怕影响士兵的战斗情绪，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的第9天，即3月21日，胡汉民才电告在前线的将士：“总理逝世”。
孙中山逝世，蒋介石心中悲戚，到也在情理之中；但在随后的一系列祭奠活动
中，蒋介石却处处表现出以死人压活人的心理动机。
3月30日，蒋介石在东征军追悼孙中山的大会上，宣读了自己亲撰的《祭总理文》，
在这篇悼文中，蒋介石首次提出孙中山为“国父”的说法。并作誓：“敬遵总理遗
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
但是时隔不久，蒋介石就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实际上已公开背叛
三民主义，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欺骗国人，蒋介石
继续将自己打扮成孙中山的忠实信徒。
！928年，国民党军完成“北伐”。蒋介石遂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决定在北
平举行了祭奠孙中山灵枢的盛典。7月3日，蒋介石偕宋美龄到达北平，会同国民党
军政大员聚首香山碧云寺。蒋介石为主祭。祭奠上，蒋介石再次公布一份祭文，将
自己吹嘘成力挽狂澜、再造民国的中流批柱和革命的大功臣。
当日，在祭堂中，当哀乐之声一起，蒋介石便痛哭失声，引得全堂一片呜咽之
声，与会者无不泪下。当晚，蒋介石即留居碧云寺中含青舍，言称：“不忍远离我
师之灵体也。”
蒋介石精心设计导演的这场祭灵哭棺，无疑是想借助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把自
己抬到孙中山惟一继承人的最高位置上，以死人压活人，便于以后慑服众人。
蒋介石以后也确定是这样做的。每当出现有碍于他的独裁统治的人和事，他便
要拿到“总理纪念周”上，在孙中山的像前，大骂一通。仿佛惟他蒋介石是孙中山
的忠实信徒，而别人则是“乱臣道子”。
花样之二：“文功武斗”，剪除异己。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介石所面临的处境并不太妙。其时，国民党内派系林
立，武人称雄割据，各霸一方；政派各立门户，不相统属。这其中对蒋介石独裁妨
碍最大的，在军事上有冯玉祥的西北系、阎锡山的晋系、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军
三大集团；在政治上主要有汪精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和国民党元老胡汉民。
为了削弱各地方实力派的实力，蒋介石首先采纳了政学系政客杨永泰提出的
“削藩”策，对各实力派首领加官进爵，调至中央任职，然后进行编遣裁员，“杯
酒释兵权”，剥夺各实力派赖以生存。竞争的资本。蒋介石视这一策略为治国安邦
的神丹妙药。
但蒋介石的调虎离山之计普未奏效。冯玉祥托辞由鹿钟鲜代行军政部长。阎锡
山保荐赵戴文行使部长之权。李宗仁不恋军事参议院院长之位，离宁返汉。李济深
也避而不就参谋总长职。
一计不成，再施一计。1929年，由蒋介石主持，通过了《国军编遣委员会进行
程序大纲》，成立了以蒋介石兼任委员长的“编遣委员会”，规定全国一切权力收
归中央，正式取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各集团军司令部、海军司令，各集团无权
自行调动与任免军官，驻扎原地，听候整编。至此，蒋介石借整编之机，削弱异己
之心，昭然若揭。因此，遭到了冯、阎。桂军各地方实力派的一致抓制，一切军事
倒蒋运动骤然掀起。
自1929年至1930年间，先后爆发了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生智）战争，
以及蒋冯阎桂的中原大战。
这场倒蒋运动来势汹涌，阵营庞大。无奈，蒋介石财大气粗手握中央政权，
腰缠江浙财团的援助；且计高一筹，通过高官厚禄、分化瓦解、军事打击等手段，
竟…一击败对手。
硝烟散去，冯玉祥西北系土山崩瓦解；阎锡山晋系龟缩山西；李宗仁桂系偏处
广西一隅。从此，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国民党内部地方实力派失去了问鼎中原，
与蒋介石决一雌雄实力。
在政治上，蒋介石对于反对派采取的手段，亦复粗暴。
1930年2月28日，改组派中央秘书长、实际领袖王乐平被国民党特务刺杀，致使
该组织瘫痪。
时隔一年，1931年2月18日夜，蒋介石又将立法院院长胡汉民扣押，软禁南京郊
外汤山。
蒋介石正是通过这种种蛮横的做法，实现其独裁的目的。
当然，熟悉民国史的人都知道蒋介石曾有过三次下野的经历。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第一次下野。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第二次下野。
1949年1月对日，蒋介石第三次下野。
但每次蒋介石的下野，都是人退心不退。避过风头之后，很快便再复出。联系
蒋介石早年在粤军中频繁辞职的历史，便不难看出，“以退为进”是蒋介石的惯用
权谋，下野是为了复出后能够独裁而已。
花样之三：推行特务政治。
特务政治历来就是独裁统治的伴生物。蒋介石当政后，对异己势力和反对派一
直心存防备和嫉恨。为了进一步惟系其独裁统治，蒋介石大肆培育特务组织。
蒋介石手下有两大特务系统。一是“CC系”。这是由陈立夫、陈果夫兄弟组建，
并以其为核心的特务组织，重点在党务调查。此系即“中统”前身。
二是“复兴社”。这是蒋介石亲自审批，由贺衷寒、戴笠等人组织的，其核心
成员有13人，即所谓“十三太保”。他们中部梯、贺衷寒、潘信强、桂永清、邓文
仪、葛武镇、梁干乔、肖赞育、膝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曾扩情，复兴社重
点在军界活动，专司搜集情报、策反政敌、镇压进步势力之职。复兴社的一支，后
衍变为“军统”，由戴笠主持。戴笠公然宣称，他的职责就是要做“领袖的耳目”，
只对蒋介石一人尽忠尽孝。
蒋介石正是通过这庞大的特务组织，在全国编织起严密的政治网，以推行其蒋
家王朝的统治。
上述一段文字，是后世良家对蒋介石夺取政权之后为树立自家“光辉形象”和
巩固手中权力所施手段的一种纲要性的总结。文字的总结是简约而精当的，但血的
事实却是繁杂而曲折。诚然，历史车轮的每一次转动都不免有血腥气味，血，是历
史车轮向前滚动的润滑剂。但是，当历史的车轮转动到1927年4月12日这一天时，它
已不是在血腥气中前进，而是深陷于人血粘稠的河流中滞涩、扭曲，以至于停顿了。
历史在这一天停顿了一下，为的是让人们记住这一天1927年4月12日。
1927年3月，中国革命进入了最紧急最关键的时刻。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革
命烽火迅速向长江下游蔓延，直指西方帝国主义控制中国的核心地带上海。
为保护在华利益，各帝国主义国家纷纷派遣军舰开到上海，总兵力达到万余人，
兵舰达90余艘。他们公开叫嚣要以武力“保卫上海”，试图吓阻北伐军的进攻。
恐吓的效力虽然有限，然而也有用。按照北伐军的作战部署，负责进攻上海的
是何应钦的第四、五、六纵队和白崇禧的东路军第一、二、三纵队。白部挺进湘沪，
何部进攻上海市达北的外围地区。这两位北伐将领一路厮杀过来，势不可当，可是
到了上海附近却迟疑起来，不敢沿沪宁线正面进攻上海，却一味在上海周围与北洋
军阀的部队“游斗”为一些小城镇杀得难解难分。
为了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中国共产党曾于1926年10月24日和1927年2月22日组
织上海的工人阶级举行了两次武装起义。其中，第一次起义因仓促举事而告失败，
第二次起义是在白崇禧部已经占领了嘉兴之后举行的，嘉兴距上海仅有60公里，起
义的领导者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等共产党人一致认为，只要上海一举事，白崇
禧的北伐军肯定会挥师配合。但是，所有的人都没想到，起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