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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语言总是非常简洁，她不管听什么都不会不得要领。她知道了，说话不要说废话，做作业答题不要啰啰嗦嗦写那些没用的东西。她挽着父亲的手臂走了许多地方，感到父亲非常可靠。
她爱父亲，崇拜父亲！父亲说的，她总是记得很牢。父亲除了有意开拓她的视野，也有心锻炼她的体质。
也许身体的康复也非常需要自信心的支持，自信心增强之后，她的身体也在逐渐康复。上初一的一天，学校的一位老师在地铁里看到她，问：“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
“我去瞧病。”
“去哪儿瞧？”
“儿童医院呀！”
从石景山她家到儿童医院要先乘公交车，再转地铁，下了地铁再走两站地。这是去瞧病，一个12岁的女孩，怎么能没有父母带着呢？老师回校就说谢莉英：“你们也太放心了！”
谢莉英说：“她自己坚持不要我们陪，说爸爸妈妈都太忙，她自己行。”
初一读完的时候，毛毛终于可以停药了。
“爸爸，医生说，我可以不用再吃药了，真的，我是个健康人了！”
“毛毛，你一直就很健康！”爸爸笑着，眼泪却落下来。
升入初二的那个金秋，全校1300多名学生在大操场上举行开学典礼，首先给上学年的优秀学生颁奖，宣布获奖学生名单时报出了毛毛的名字。是的，毛毛在初一被评上了“三好学生”，她的成绩已经名列前茅，而且，她是初一的班长。
那时学校还没有统一的校服，毛毛穿一身洗到退色的蓝布衫，看起来朴素到有点过分的地步，她自己不觉得，可同学说：“快，换一件吧，你爸也在上面呢，穿亮堂一点儿去领奖！”
是的，王能智也在主席台上，他已经是古城中学的教务主任。大会的扩音器里还在报着其他年级三好生的名字。一个身穿红衣裳的女同学已经把衣裳脱下来了。
快，换上呀！同学们纷纷说。
毛毛于是换上了别人的红衣裳。
《运动员进行曲》在中学的大操场上激动人心地响起来，毛毛上去领奖了，同学们使劲为她鼓掌。给她颁奖的是高熙峰校长，她爸爸就站在校长的左侧。爸爸看到她一身红衣裳眼睛一亮，父女的眼睛碰到一起，过去的几千个日子都在瞬间闪现……女儿想，爸爸一定又在心里乐着说，这标志着女儿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探究的世界令人始料不及的问题
再说1983年，王能智开展“探究性学习”的第二年，学校的书籍、杂志被人开了不少“天窗”，被剪的多是地理书刊。这不是王能智的学生干的还能是谁？
要解答那些探究性问题，课本上的知识远远不够，学生们就向学校的图书、杂志进攻。学校规定的借书数量有限制，学生们求索的需要却无穷。1983年，这些学生都还没有电脑，也不知什么叫上网查找资料。王能智积累了许多年的地理资料，一个学年下来几乎“损失殆尽”。
王能智哭笑不得。这是一个新问题。
学校图书馆找王能智索赔，让他象征性地赔了40元人民币。学生们得知王老师赔了款，剪学校图书资料的行为竟就此打住。但他们借阅的兴趣不减，订阅和购买有关书刊的积极性也出现了。
但是也有疑问：涉足那么多课外活动和课外知识，课本上那些将来中考、高考要考的知识到底有没有学到？
王能智从课本里出了100道难度颇大的考题，要求学生1小时内考完。他考虑到，实验班的学生现在信心颇足，也担心他们麻痹大意，有心难一难他们，如果考得不行，也好敲个警钟。
结果，考出来的成绩就像是假的，全班平均96分，最低88分。相同的卷子给相应的比较班来考，大部分同学不及格。
这说明，学生们为了解答那些大问题，早把课本翻来覆去地琢磨遍了，课本知识掌握得相当牢固。当他们的知识面超出书本许多后，回头再看地理课本，有同学甚至说：“这是小儿科！”
但是还有问题。
一天，李丽的母亲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的地理教得太好了。但是……我们的孩子将来长大了不考地理系。”
还有的家长也在路上候着王能智，说：“王老师，您要是教数学多好呀！可是，我的孩子现在弄地理比数学还有兴趣，这怎么办？求求您别这么使劲教了！”
更多的家长在家长会上正式向学校反映，王老师教的地理“喧宾夺主”了！怎么办？还该不该实验下去？
探究的世界相关思索——不知引导着求知
谁不期望自己的孩子茁壮成长？成长中的生命，是一种对未知世界充满好奇的状态。捍卫他对不知的好奇心，他就会主动去求知。
黄土高原怎样改造？南北疆的地理分界线怎么分？石景山是山还是丘？石景山顶的古井有多深？这些问题提出来时，不但学生不知，王能智也给不出准确的答案。就这样，学生与老师，不知对不知，却把地理课海阔天空地学得如此生动，靠什么呢？就靠那“不知”引导。
不要怕孩子不知。如果用大量的知识题堵死了学生对“不知”的兴趣，就没有心灵的飞翔，没有思想的灵动，没有智慧，没有创造了。
苏格拉底曾说：“我只知我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他说得多潇洒。他真的一无所知吗？他表达的是，他只对自己不知的感兴趣。人其实是靠“不知”引导着去认识世界并从事创造的。永远保持着对不知的好奇心，人生就会蓬勃地去探究，就会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和能做什么，还会惊见渺小的生命不再是一个池塘，而是海洋。这样的生命可能无法限量，可以走很远，比如古希腊的苏格拉底走到了今天，还将继续走下去……
美国的教育转型精英教育从何而来
1945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下令向日本投掷原子弹，随着蘑菇云腾起，世界对科技力量的重视顿时腾升到空前的高度。
“二战”后，苏联在与美国的较量中建立了许多科研院所，以国家的力量来高强度地推动科技发明。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伴侣号”送入太空。11月3日，苏联又
把狗送入太空。这对美国是个强烈震动，美国感到的威胁不仅是“卫星上天”，而是苏联可以向世界任何地方发射热核弹头了。
这时，美国不仅反思科研，还从更深的层次反思教育。1958年美国颁布的《国防教育法》是一个标志性文件，标志着美国把教育放在国家安全的位置上来考虑。美国由此向精英教育发展，即朝着培养顶尖科学家的教育发展。
这期间，美国第一颗地球卫星“探险一号”于1958年1月31日升空。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乘卫星进入地球空间轨道航行并安全返回的第一人，美国又落后一步。接着，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美国要在60年代末实现人类登月计划——阿波罗计划。参与这项计划的约有两万家公司和120所大学，400多万人，耗资250亿美元。
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曾集中了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的科技人员，有50余万人参加，前后耗资22亿美元。“阿波罗计划”投入的人力和资金分别是“曼哈顿计划”的8倍到10多倍。在如此大的国家行动下，美国继续强力推行精英教育，特征是强化分科，培养专家，培养顶尖科学家。这个举动影响到欧美各国，掀起了一个“新科学教育运动”，在数学领域亦称“新数学教育运动”，提出了一个口号：“欧几里得滚蛋！”
欧几里得数学，在欧美长期是数学教育的经典，是基础。美国此时出现的这个口号，旨在给人们一个深刻印象，即需要发展十分尖端的数学。
这是“二战”后影响了全球的第一次教育浪潮。在这里需要分清：这次教育浪潮并不是“转轨”，而是在工业时代分科教育的基础上，继续把工业时代的教育推向顶峰。
美国的教育转型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人读书
在苏联卫星上天的1957年，美国有两个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正在琢磨：如何利用现有的计算机技术来赚大钱？这两个年轻人，一个叫奥尔森，时年31岁；另一个叫安德森，28岁。
他们琢磨，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售价动辄数百万美元，能买得起的人不多，要是能搞出一种价格低、简便，用键盘和监视器就能与之交流的小型计算机，就能赚大钱。（在此，部分读者需要留意，小型计算机还不是我们今天司空见惯的个人电脑，个人电脑叫微机。）
他们获得了成功。他们的公司很快发展成一个拥有百亿美元资产的大公司，被称为“小型机王国”，就是著名的DEC公司。
两个年轻人做发财梦时并未想到，他们的努力将比卫星上天更能给自己的祖国带来好处。DEC公司的迅速发财，意味着计算机技术朝社会化应用迈进了一大步，社会由此需要大量相关人才。
然而，60年代的美国正在发展精英教育，高难度的课程使美国出现许多厌学的孩子。拔尖的学生可以为诸如“阿波罗登月计划”这样的尖端科研所用，可是，能适合美国企业发展所需要的更多的人才在哪儿呢？
60年代的美国还有一件大事，就是在“越战”中陷入困境，美国出现反战热潮。
据美国人弗兰克·弗雷德尔著的《我们国家的总统》描述，到1968年初，美国在越战中投入了近50万军队，此时美军已陷入越战泥潭。尼克松1969年出任总统，美军从这年开始分阶段撤军，然而越战对美国的实际影响，比世界各地许多权威人士估计的都更深远。
事实上，美国与苏联的科技竞争，无不考虑着战争，美国推行的精英教育在为美国培养顶尖人才，也含有这方面的因素。但是，美国的反战热潮，美国企业发展的需要，以及世界性的民主运动，都开始对精英教育提出质疑。
反战的声音说：“二战”结束后，国家应该走出战争的阴影，回归生活。
企业界的声音说：科学应该用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
教育界的声音说：教育应该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民主运动的声音说：教育应该让所有的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
当年，美国出现一本名为《约翰为什么不会做加法》的书，这书被叫好，反映的正是大众对精英教育的质疑。还有一句非常著名的质问：“为什么要让999人陪1个人读书？”这话是说1000人里顶多只有1人能成为科学家，为什么要让999个学生陪这1个学生读书？像这样以牺牲大多数为代价的教育是不明智的。
1969年，美国兴起“有效教育运动”。这个运动站在精英教育的反面，为所有人在教育中得到好处而呼吁。
美国的教育转型科学家为何走向市场
就在美国教育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时，美国的科研人员却越来越多投身产业，走向市场。最典型的人物即晶体管的主要发明人肖克利。
贝尔实验室的肖克利、巴丁、布拉顿等人，于1948年发明出晶体管，但此时的晶体管制造工艺复杂而困难，费用很高，性能还不稳定。肖克利以及美国一些公司的科技人员继续投入科技开发，到1954年才开发出晶体管的实用价值。世界上第一台半导体收音机就在1954年问世。1955年，晶体管为IBM公司的大型计算机所用。也是在这一年，肖克利离开了贝尔实验室，从东海岸来到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
肖克利为什么离开那么著名的贝尔实验室，来到当时还不怎么出名的斯坦福？因为斯坦福校区内外出现了一个工业园区，它源于斯坦福大学在校园里划出大片土地出租给工厂，这非常有利于大学的科研成果为大学里工业园区的工厂所用，从而转化为经济利益。美国硅谷，就是在斯坦福工业园区的基础上诞生的。
肖克利来这里不但可以讲学，还可以在大学附近创建一个肖克利半导体厂。从晶体管到集成电路，再到今天的电脑，还有无限的前途可以开发。
1956年肖克利获诺贝尔奖，更吸引了美国一批具有科技才华的青年投奔他，以至于美国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开发和制造中心随着肖克利西行，从东海岸移到了西海岸。
20世纪50年代，美国投身产业的高技术专家远不仅是肖克利，这是一个踊跃地将科研开发为生产能力和产品的运动，美国出现了一类新人——他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科学家，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企业家，而是一批科技专家自己涉足开发、制造和经营，成为美国新型的科技企业家。
这便是美国致力于培养顶尖科学家时期，美国科学家发生的变化。回头再看，肖克利小组的发明和技术开发，肖克利建半导体厂投身产业，肖克利在斯坦福大学讲学，我以为肖克利做的这三方面的事，都是新科技、新经济、新教育发展史上影响未来的大事。
在这个过程中，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在起作用，即市场经济因素。亚当·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为西方提供了一种不仅仅是用政治手段来管理社会的方法，亦即用经济手段来治理和发展一个社会的方式，这种方式至今在西方社会起作用。
20世纪60年代，美苏空间竞争继续取得重大进展。
1965年3月18日，苏联“东方2号”宇航员首次离开宇宙飞船在太空“漫步”。11个星期后，美国宇航员爱德华·怀特，也成功地离开“双子星4号”飞船在太空“行走”。同年12月，美国宇航员弗兰克·博尔曼和小詹姆斯·洛弗尔创造了“双子座7号”飞船在地球轨道上飞行14天的纪录。1966年4月4日，苏联宇宙飞船飞离地球引力，绕月球飞行。直到这时，苏联的科技一点都不比美国逊色，更没有任何别的国家可以比肩。
但是，苏联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始终致力于把先进的科技用于军事和国防，厉行对先进技术的保密措施，虽有尖端技术却没有开发为市场化的民用产品，没有形成社会化的先进生产力，这就不可能有社会经济的繁荣。苏联终于在1991年12月21日正式解体，在与美国的较量中不战而败。
美国虽然也以国家的力量强力发展科技，甚至强力发展精英教育，但美国的市场经济体系会使包括科学家在内的国民致力于将尖端技术开发为民用产品，从而致富，也带来社会的繁荣。美苏同样发展卫星，可美国人于1965年发射了人类第一颗商用电视卫星。
当苏联的尖端技术处于高度保密状态，中国学苏联，连电影也在拍《秘密图纸》……而美国人不但致力于将晶体管和此后的微处理器开发为在市场上能随便买到的产品，肖克利还在斯坦福大学将创新的高技术变成很多人能理解并掌握的知识，从而扩大微电子产品的使用市场。1957年创建DEC公司的奥尔森和安德森，就因为已有人完成了晶体管实用价值的开发，才可能搞出小型计算机。
1968年，当初投奔肖克利的几个年轻人自己创建了一个新公司，即日后举世闻名的英特尔。此时，斯坦福工业园区内外创建的一系列公司将推举出令世界震惊的硅谷了。
1969年7月20日，美国“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史诗般地把人送上了月球，尼尔·阿姆斯特朗成为地球上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美苏两国不惜工本进行的宇宙空间探索，发展出许多尖端技术，如卫星通信、遥感技术等，均有巨大的科学价值、军事价值乃至经济价值。但导致新经济时代出现的并不是这些“登天”技术，而是小小晶体管和小小芯片引发的微电子产业革命。
生产力的进步是通过引起经济的发展，以及生产者、经营者和使用者的需求，从而强烈地影响教育。正是美国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和计算机的社会化应用，造成社会需要大量相关人才，促使美国教育在20世纪70年代由精英教育开始返回大众教育。
这是经济发展的需要，自下而上提出来的社会要求，有力地改变了美国国家发展教育的方向，并由此引发了美国第二次教育变革浪潮。最集中地体现了这种变化的标志性事件，是1975年美国兴起的“回到基础”运动。
美国的教育转型生产力重大进步凸显教育的落后
任何一种“运动”，总是在兴起之前就蕴蓄着发生的因素。这种因素在进入70年代的美国，已渐成澎湃之势。
1971年，英特尔公司研制出世界上第一颗四位元微处理器，这个只有指甲大小的芯片，奇迹般地容纳了2000多个晶体管，已是微电脑的心脏。同年，美国《微电子新闻》首次把斯坦福大学附近正在创造奇迹的这片谷地称为“硅谷”，此后“硅谷”响彻世界。今天许多人说“硅谷”，大脑中的第一印象是“高科技”，觉得那是美国科技先进的结果，这看法对不对？
1974年，美国设计出全球第一台微型电脑的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哪家大公司，而是一家位于新墨西哥州阿尔伯克基市的无名小公司。该公司设计的这台微电脑尚无键盘，也没有显示器，面板上最夺目的是几个闪光的灯泡。
1975年，比尔·盖茨出现。这年他20岁，是个在哈佛读大学的学生，也不是什么科学家，他和22岁的保罗·艾伦放弃读大学，也来到阿尔伯克基市开了一家小公司，开始为微电脑开发软件，这就是日后闻名世界的“微软”。
1977年推出苹果Ⅱ型电脑的苹果公司老总乔布斯，更不是科学家，他是一个刚上大学就被“劝说”退学的社会青年。正是他，成为美国新经济时代第一个亿万富翁。
几乎可以说，是美国一批原本无名，也没有高学历的青年，成为美国计算机时代的风云人物。这些连大学都没读或者没读完的青年成功者不是一般的成功，他们无可置疑地成为创造美国新经济时代的先锋。他们的出现，对美国的精英教育是一种结结实实的挑战。
为什么在美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