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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也抬起头：“哎吆，你脸上怎么裹纱布了？”
“唉，前两天喝多了酒摔的。”
一夜无话。
小强打得兴起，便想赖掉与新交女友的约会，抽空到公用电话处打个电话，用忧急如焚的口吻说：“小红啊，我的同学喝多了，正在医院打吊针呢，我得伺候他，你看……”
姑娘被这个义薄云天的男人深深感动了，完全谅解了他的爽约，还口气缠绵地表达了对他的敬仰。
那真是一个细心又善良的姑娘，半年后他们的好事儿成了，我赶到北京贺喜，她还劝我们少喝些酒：“别跟那次似的，喝到医院里去。”
“医院？”我对这一忠告嗤之以鼻，“我的酒量怎么可能进医院？告诉你吧，从青春期到更年期，我就从来没有跟医院发生过任何关系！”
一片乌云在我的眼前升起。
七 煞风景
刚工作那会儿，时间跟口袋里的钱一样空，我们穷得闲得只能打麻将了。
社会的进步是这样完成的：如今一部手机的价格在前些年只够买个数字BB机的，而当年买一部手机的钱拿到现在，几乎就能买一辆降价后的汽车。当年的我们，只能用得起数字BB机，很不方便，智慧就在这样的不方便中应运而生。
一个人只要起了麻意，就给他的老麻友打个传呼，数字留言是1003，表示目前的状态是一缺三。对方有了回应后，下一个求偶信号就成了2002，直至3001。
麻桌上有一个很奇妙的规律，一般主动张罗打牌的人肯定要输，而胜利则多属于那些半推半就的人，所以有人在接到邀请时往往要给自己建一个贞节牌坊：“哎呀，我不太想玩。”
遇到这种情况你一定不要死缠烂打，而要很豁达地说：“那我再找阿牛吧。”
那人就扛不住了，不过还要做一下姿态：“求求你再多求我两遍吧。”
这种坏毛病流毒甚广，去年我过生日时，把哥几个拉到一个度假村欢度良宵。一进房间，只见几个男人有的搬桌子，有的找麻毯，有的摆麻将，有的预备烟灰缸，却都扭着屁股娇滴滴地说：“其实我一点儿也不想玩。”然后就像饥饿的人见到面包一样向麻将扑去。
打到天亮，兴尽而归，却发现那个度假村山青水秀，曲径通幽，可惜碰上的是浑身上下没半根雅骨的我们，真是媚眼做给瞎子看了。
八 魂不归
没有人愿意承认打麻将是一件风雅的活动，但我要提一桩跟麻将有关的韵事。
梁启超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首先是个提倡维新的政治家，事实上他更是一个文豪兼麻将爱好者。居天津时，他为几家报社撰写时评文章，当时都是报纸付印在即，催稿的人等在旁边，他老人家依然像个铁血战士一样战斗在麻桌上。等到最后一刻，催稿的人抓耳挠腮都要自杀了，他才将牌一推，不慌不忙地将规定好字数的文章一挥而就，文采斐然，满齿留香。
我到天津，特地到梁先生的故居“饮冰室”一游。那是一个小洋楼，去的时候已是一个大杂楼，住了若干户人家。
还真找到一间房，注明是“棋牌室”，内有老梁手书条幅：“手一舞之，文思汩汩而来”。
站在那里，睹物思人，更可喜的是，尽管梁氏的文采风流已是芳踪难觅，但周遭住户的麻将声“哗哗”不断，源远流长，先生若地下有知，也是如闻仙乐耳暂明吧。他若手里已持有五对牌，不知道这时候他老人家是下定决心弄把七对呢，还是随便一个小和了账？
去年，听说天津市有关部门已着手修缮“饮冰室”，这确是件有功德的事，但遗憾的是，那麻将战局不能保持下去了。对梁启超而言，幸，抑或不幸？
九 长别离
说到保持传统，麻将当然是国粹的一种了。美国有一部科幻片名曰《天茧》（Cocoon），描述的是发生在一家养老院里的老人和外星人之间的离奇故事。其中一个场面是几个美国老头在打麻将，突然从英文对白中冒出一个响亮的词：“peng！”仔细一想，这位老大爷肯定是要“碰”一对牌吧。瞧，外国的麻将语汇都来自我们。难道，洋老头最后要来个碰碰和？
并且，麻将在民间的生命力顽强到根本不需要有人费心去保护，反而需要张科长这样的人去打击的地步。破“四旧”和“文革”的时候，我外婆没有麻将可打，就跟几个老太太斗起了纸牌，一玩也是十几年。
外婆从六十岁以后，生命基本上都献给了麻将，但这一点也不影响她在我心目中是个伟大的人。她以瘦弱的身躯拉扯起一个诺大的家庭，还把儿女们的儿女一个个带大，其中包括我。
外婆心中的好日子可能就是高高兴兴打麻将了，可惜这样的好日子没过几年她就撒手人世。入土那天，母亲和她的姐妹们在外婆的骨灰盒旁放了一副新麻将。
我相信外婆的天堂肯定是由麻将构成的，房间号都是麻将名，里面都是狂爱打麻将的人，不用吃饭睡觉，没人耍赖，就是一个玩，天堂里的背景音乐也都是麻将洗牌时的撞击声。
后来跟一个朋友聊天，她的外婆入土的时候，家里人往老人的墓里放了一副现成码好的捉“五魁”门清一条龙。
这是我见过的最有灵感和孝心的殉葬。
十 有所思
麻将与人生哲理有关，诸如“炮牌先行”、“先胖不叫胖，后胖压塌炕”之类。当你输得裤子都没了，那些得理不饶人的战士还在旁边笑眯眯地给别人发短信：“此处钱多人傻，速来。”这样的折辱经受多了，不用看什么刘墉卡耐基，自然就能成为事理通达心气和平的人。
某天深夜，我与三个人激战正酣，一个注定要被载入史册的时刻来临了，我来了一把三连杠然后杠上开花——一把对我而言空前绝后的牌，当时我恨不能揪起自己的头发往半空里跳，相信那栋楼的许多住户和他们的宠物狗都被我回荡在夜空中的欢乐嚎叫惊醒了。
等我平静下来，看那三个人无动于衷地看着我，心中马上就是一凉——把欢乐建筑在别人痛苦中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
“咱们事先可没讲好这种规矩。”一个人一脸坏笑地说。
那两人把头点得跟鼠标似的。
如果这会儿能有一两个看客，还有可能让他们帮我说上两句，现在我的胜利可是处于人单势孤无人喝彩的地步。我几乎要哭出来：“哥几个，求求你们，承认俺这是把大牌吧，你看俺多不容易。”
最后他们高抬贵手，算我开三个杠（而不是三连杠）加一个杠上开花。
从此我明白了，一个太过得意的人，如果周围都是因为他的得意而失意的人，那么他就有被其余人联合起来废掉的可能。我学会了老老实实做人。
再看到那些当着下岗职工的面玩小姐的志满意得的贪官富商们，我不禁替他们捏了把汗。
十一 大风歌
麻如其人，一个人的牌品如果很好，人品也差不到哪儿去。《鹿鼎记》中有一个佟国纲，尽管父亲的名字叫佟图赖，被韦小宝怀疑人家要赖账，但他打牌很是爽快，“六百两的银票推了出去，漫不在乎，毫无图赖之意”，他是我的偶像。
刚把八九条的搭子拆了，七条随后抓来。尽管碰到这种时候我也气急败坏地扇自己耳光，但还是一直提醒自己，做一个牌风浩荡的人。
牌风浩荡的人不一定有好报，但牌风不浩荡的人一定没有好报。一个女孩交了一个男朋友。第一次带到家里拜见父母大人的时候，那小伙子表现尚好，可惜她不知道那纯属外交麻将，当不得真。
日子一长，此人牌风毕露，打一张危险牌，得在手里攥半天，嘴里还哆哆嗦嗦地问：“三饼……有人和吗？”这会儿真要有人和三饼，这哥们儿都有可能说：“我可没说要打呀。”然后再收回去。
每当看到他这副窝囊相，那姑娘都直想抡起玉腿，将其踢到旧时的皇宫里去当太监。
每次见到这样的人，我都提醒自己，如果以后有了儿子，一定要告诫他做一个牌风浩荡的人；如果是女儿，就告诫她，至少不能嫁给一个牌风不浩荡的人。
十二 离魂月
一个人说起自己的麻将史，津津乐道的多是那些辉煌战绩，而现实生活中的麻将多是由失意组成的，比如你刚听了牌，那张打出去的闲张给别人放了炮；比如你拆了边三万留下四七饼的搭子后，连抓四张三万；比如你刚决定不做七对，却像娶了李双双一样连抓九对；又比如你连续多少圈连个杠都开不出来，让你不得不怀疑数学概率的非科学性……
一沙一世界，一树一菩提，人生莫不如此。
面对麻桌上的逆境，每个人表现出不同的风格，有人如丧考妣，有人如临大敌，有人风雨不动安如山，有人使我不得开心颜，有人指桑骂槐，有人指天骂地，有人感到万分沮丧，有人开始怀疑人生。
我一般情况下是哀叹：“我的母亲啊，你的长子被他们欺负了。”
母爱的力量往往令她的大儿子咸鱼翻生。
最极端的例子发生在老赵身上。那一夜在我家打麻将，经历了大半夜如同金子般的沉默后他终于崩溃，走到窗前，拉开窗帘，对着天空中那一轮明月哀嚎：“我的嫦娥姐姐啊！你快可怜可怜我这只迷途的羊羔吧！”
月辉如水，静谧地照着我们这些芸芸众生。
十三 贺新郎
北京的房子对许多人来说像大熊猫一样珍贵，也像大熊猫一样养不起。这使得这座城市显得很没有人情味儿。
而在其它城市，一个人要想得到一套房子并不是很困难的事情。我当年一结婚就分了套房子，惹得北京的朋友垂涎三尺，杀奔我家庆贺。新房不太好用，专门用做麻将室的小厅暖气尤其不足，宛若露天，大家围着围脖喷着响鼻打了一晚上的麻将，到天亮时腿都木了。我请他们去某宾馆吃早茶，里面暖洋洋的，久寒乍暖，大家全都浑身发痒，犹如冻伤，这一细节可以与《林海雪原》里的剿匪战士相媲美。
又有一次，我与太太饭后在楼下散步，远远看见停下一辆出租车，下来斌斌、小强、老赵三人，原来是不宣而来战。我对太太说：“你看来了几个人。”
“那哪儿是人啊？分明是三块麻将。”太太产生了深深的幻觉。
当晚，四块麻将欢聚一堂，其乐融融。
几年后，我又回到了北京。下车的瞬间，已经没有一点儿是块麻将的感觉。忙与盲的生活就这样开始，我融入北京奔波操劳的人流中，再提起打麻将的事儿，已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力有余而人不足，人有余而时间不足了。
每天起个大早去上班，偶尔会在路上看到几个脸色介于臭豆腐与酱豆腐之间的哥们儿挥手拦出租车，一看就是宵战欲归的情景。抬起眼，又见白色的鸽子在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掠过，便会想起那段与麻将为伴的闲适时光。
关于打架的记忆碎片
关于打架的记忆碎片
你们退席后得承认这个事实：庆幸他挥出了这一拳
这是一个慵懒的下午，时在立夏，阳光匝地。俺偷出浮生半日闲，坐在朝阳公园西门的高尚酒吧区。我们待的这个酒吧的名字叫“鹅与鸭”——高尚的地方都会有这种暧昧的名称吧？
我在跟一个美女聊天。在这样的高尚社区，当然得聊点儿高雅的事，于是我们谈起了人生的追求。美女说，她希望在未来的日子里，能生个孩子，最好是个男孩。然后憧憬起被她高高大大的大儿子挽着胳膊在商场踱步的情景，一脸神往。
没听说哪个男人喜欢陪女人逛商场的，特别是自己的妈妈，除非他需要从老妈那里骗更多的零花钱，或希望女友能够顺利通过老妈的安检。我不好意思拆穿她，只是对她说，你要生了男孩，就要做好让你孩子打架的准备。
美女的大眼睛顿时瞪得更大。
是的，打架。
俺说，打人以及被人打，都行。要是一打都不打，他就长不成个男人。用句文艺点儿的话说，他要不被人施以颜色，他的人生就没有色彩。
一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1）
打架，贯穿于俺整个长大的日子。可能如今的孩子们不这样了，因为他们千顷地一棵苗太宝贝太娇气，而当年我们的父母将我们生下来，也就当个小牲口小野兽养了。
那一代孩子全是一群狼。大白兔？那是奶糖，邻居叔叔出差去趟北京或上海才能带些回来，并且还往往给忘掉，因为左邻右舍需要他带的东西太多，从皮鞋到铝锅浑然一个货郎担。糖并不重要，也不见得多好吃，最要命的是糖纸，那是你讨好女孩或女孩向你讨好的利器。平时我们最梦寐以求的美味是江米条或鸡蛋饼干，以及馒头管饱。冬天，没有一个孩子不把手和脚冻得跟烂柿子一样，不过冻脸的人倒不是全部，因为有些人的鼻涕在脸上结的痂实在是太厚了，足以保护到娇嫩的皮肤不受寒风刮割。
亲爱的弟弟妹妹，请不要为我们哭泣，其实我们很得意。
我们得意于我们的茁壮，没听说有谁感冒发烧还要吃什么药的；我们得意于我们的灵巧，我们自制的精密链子枪，前面再加个钢管绝对能把你的变形金刚轰个稀巴烂；我们得意于我们的强大，谁不是结交四方朋友黑道白道都有；我们得意于我们的剽悍，越寒冷的日子越是我们奋战的舞台，因为衣服厚伤不到身体，因为冬天夜长除了打架实在没什么好消遣的，连露天电影都已经停摆。
我参加的规模最大的一次群殴发生在小学四年级，两条街分成两个阵营，冬天的夜里，荒凉的野外，燃起几堆玉米秸，首领发一声喊，便斗将起来，以摔跤为主，间或拿冻得硬梆梆的土坷垃（野外没有砖头）拍之砸之。都是乡里乡亲的，加之烽火熊熊，所以基本不会分不清敌我。因为涉及到两条街的荣誉，所以有的分属不同阵营的亲戚也全然六亲不认，表弟？照打不误；堂哥？你好意思打我吗？趁对方犹豫迟疑的当儿就是一招黑虎掏心。
第二天，一些脑袋见血的孩子的家长找到学校。校长恼羞成怒，将全体学生集合到操场上，问都是谁参加打架了。我们中间可没有那种敢做不敢当的脓包，呼啦啦举起了一片胳膊，棉袄袖沾满了尘土和牛屎。
“你们打！你们给我接着打！！”校长大吼。
性格耿直的我们哪里听得出校长话中的深意？二话不说，又捉对厮杀起来。俺撂倒一个又准备再去俘虏一个，抽空看了看战场——呀！征尘蔽日，龙腾虎跃，好一派北国风光。
校长这次不再卖弄学问，收回双关这种高级修辞，而是直接用“住手”两字制止了我们。
《中南海保镖》是我的偶像李连杰演的一部时装片，他演的中南海保镖林正阳不去保护首长南巡，却去给大款的小蜜卖命，看得人好不气闷。不过李在片中的扮相真叫一个酷，特别是百货公司那一段，他右手执“五四”，如执鲜花枝，左手将钟丽缇的曼妙身体抡来转去，如抡面口袋，表情平静地将一干傻蛋敌人全部放倒，一身西装纤尘不染，一脑袋头发纹丝不乱。
当然不会乱，人家留的就是一个平头。
当年我看了《中南海保镖》，对杰哥的发型羡慕不已，也把自己搞了个平头，穿了套西装，还把自己搞得不许笑。
很快就有人好奇地问我，头上那几个白点是怎么回事儿。原来是小时候打架破了相，受伤的地方再也长不出头发来，于是像个癞痢头阿三。
这么说，显得俺的打架生涯多么牛逼，伤疤就像勋章一样闪亮。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儿。
我在步入四年级后，被一个男生欺负了。欺负的原因有二，一是这小子人高马大，俺实在不敢跟他过招；二是我把人家一本小人书《渔岛怒潮》中的一页给撕坏了，赔本新的他都不干，非要原来那样的，俺实在赔不起。
欺负的表现形式有二，一是我的作业做完后得先给他，让他抄一遍。幸亏这小子不聪明，想不出让我替他写作业这种办法；二是中午的长篇快板书《西游记》这小子听不明白，每天都得逼着俺再给他讲一遍，把他逗得嘿嘿傻乐为止。
镜头又转向“鹅与鸭”酒吧，我对美女说，其实一个男人被人欺负也不是什么坏事儿。你看我讲的故事吸引得你连咖啡都顾不上喝，就是因为通过给那小子讲《西游记》，磨练出了俺高超的叙事技巧。
这种压榨一直持续到初中时，我考上了一个重点中学，他歇了菜，再见到我，已是一脸羡慕的表情。
如果按照一个大快人心的说法、一种阴暗的复仇心理，结局应该是这样的：等俺考上大学，以后又成了一个上等人的时候，他已经完全被我逼得找地缝就钻了。
其实也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上大学时他在北京当兵，来学校找我。一路公共汽车坐下来，一口外地口音被北京人好一个欺负，我没有一点痛快的感觉，反倒觉得就跟欺负了自己个儿一样。复员后他做起了小买卖，从豆腐丝到炸油条无所不卖，我父母从他那里占到的便宜比俺这里都多。如今他有了大胖儿子，一见到还没挂上果的我，就是一阵不怀好意的嘲弄。
总而言之，上帝是公平的，每个人得到的屈辱与荣耀、得意与失意，大抵相当。
毫无疑问，我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用马尔克斯和门多萨在《番石榴飘香》中对话时用的那个字眼，就是，社会的抗体。
我对政府的最大不满就是，实行计划生育政策，让人没有兄弟姐妹。
别用什么大道理来反驳我，俺就是看不得这个。一个人，如果不能享受到兄弟姐妹间的感情，是人生非常非常大的一种缺憾。
好在我的父母及时做人，在政策推行之前让我拥有了两个弟弟。
有两个弟弟的最大好处是，我被熏陶了一身贱脾气。比如小弟弟上大学的时候，我就基本没有让他为钱发过愁，总能赶在他的口袋空之前把钱及时送到。
另一个好处是，我让弟弟得到了自己没有享受过的东西，比如，有一个哥哥，打架的时候腰杆会硬许多。
谁不希望有个哥哥，保护自己，不必害怕，不必遭人打？
我上学的时候，父母那一辈人全都一窝一窝地生，没有人是独生子，而那些有哥哥的人就成了最让人羡慕的人。哥哥越多，被羡慕指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