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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看了很惊讶。但最多只是说几句好听的话劝劝罢了。谁都知道，他们来是为了安抚，而不是安慰。每个人心里那只眼睛都睁开并目愈来愈亮了。
我和R两个人在帐篷里，脱光衣服，相互找病。我忽然发现他的胳膊有点弯，他写信给家里一问才知道从小摔断过。他就用这个“理由”办回城了。我把他送走，在荒野里一站，才着着实实感到一种被遗弃感。而实际上早在七○年我们就被遗弃了，只不过我们当时是一群傻子！
在农场最后的日子，一般人绝对受不了。
我们刚来时晾衣绳上晾满衣服，现在零零落落，寥寥无几；过去打饭时要排很长的队，最后只剩下几个，好像破衣服上几个没掉的扣子。在大帐篷里，如果不认真看往往就看不见人。
从公路通往连队的道儿，来时只是一条细细的小路。八年里被我们沉重的脚步踩成一条三米宽的大道，但人们一个个走了，道路又变窄了。“胡志明小道”已经被野草埋了起来。
每当我感到孤独和寂寞之时，就跑到那棵红枫下坐一坐，但这枫树已经不灵验了，无论我怎么落泪，也难以摆脱心里的苦闷……
有背景，有门路，有办法的人都走了。最后我还是经人指点，用四支挂面收买了医院的化验员，把化验单改了，这才返回M城。你看，我这八年不过和四支挂面一个价钱。是呵，此时已是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三十日，眼看就是一九七九年了。六十岁的老妈妈见我回来，高兴得居然像小孩那样双脚离地蹦了起来。但谁问过我在那生活了八年的地方，我们留下了什么？
我们连的知青还算齐齐整整，六十个全都活着。旁边连队的一个姑娘，出窑往外挑砖时忽然窑塌了，活活砸死在里边。人弄出来早已经烧成煳干，不敢叫她家里来人看，赶紧埋在荒地里了。最惨的是一次森林大火，团长指挥知青去灭火。森林大火，别看白天都是烟，晚上看像点天灯一样，全是火，几百度高温，人一进去就烧化了。绝对不能哪儿有火扑那儿，只能在外边打出一条防火通道。但这团长是蛮干，结果烧死了四十多知青。森林里着火，火是追人的，比老虎还猛烈；男的跑得快，烧死的大部是女孩子。可是……谁对这些无辜的白白死在里边的孩子们鞠过一个躬呢？
如果这些女孩子知道知青最终都返回到自己爸爸妈妈的身边，她们岂不更是自觉悲哀？
如果她们阴间有灵，准会发出凄惨又愤怒的呼号！
在我即将离开农场那些日子里。知青们已然怒不可遏。一个团部里爆发了知青焚烧劳资科长家里房子的事。因为到处传说这科长收取知青们的礼物堆成了山。后来，知青返城不再要医院证明，也无须理由了！
知青一走，另一个悲剧就出现了。那就是有些知青在当地有了女朋友。他一走了之，把苦难结下的果子交给了女友。这很像那支歌曲《小芳》。于是有人自杀。有一个当地的女孩子在遗书上写道：“我劝本地青年千万别爱城里的知青！”于是又引起当地人对知青的反感。苦难是一种传染病。谁知文革的遗害究竟有多大？
你问我对自己知青这段特殊经历怎么看。说实话，我很矛盾，一直矛盾着，这辈子甭想解开了。我想，你问任何一个知青，他也会给你同样的回答。
从悲观的角度看，八年的艰辛苦难还在其次。我们十几岁就被赶到边疆，如今四十多岁了。心里带着很多阴影，身上带着许多伤病。许多人身体早早垮了，像肾病、胃病、腰背病、风湿病，终生终世也不可能甩掉了，这也其次。最主要是我们失去学习的机会，很多知青有才华，但知识不够，没有学历，虽然现在还算正当年，却无法和大学生、研究生们相竞争。是呵，我们是被糟蹋了。
从乐观的角度看，八年困境锻炼了我们，我们什么都经受过了；最冷的天气、最苦的生活、最累的工作，都受过了。我们还伯什么？我们有极强的适应能力，对困难不犯愁，承受力强，还能应付各种难题。我刚返城时，电力局招人，去了一百人，大多数是知青。当时电力局想在院子里盖几间平房办公，缺木匠，立即有十多人说，我们都是木匠。再一问，全是知青。知青个个是好样的。他们都在文革的“老君炉”里炼过，岂不神通广大？然而，最使我感到自豪的是，每一个知青都已经明白，他们为国家承担过什么——
实际上，红卫兵运动之后，也就是七○年，国民经济完全搞垮了。国家已经没有力量给两千万知青安排工作，放在城市又不安全，怕出乱子，这才想出“在广阔天地里大有做为”
的冠冕堂皇的口号，把我们放逐四方。于是我们这支曾经为他们冲锋陷阵、赤胆忠心的千军万马，统统落入安排好了的陷阱里。尽管我们曾经悲哀之极，尽管我们吃了苦头，但连国家也挑不动的担子，叫我们十几岁孩子们瘦弱的肩膀扛住了。是我们撑住这倾斜的柱子，才避免了国家大厦的坍塌。你说，难道我们不伟大、不是功臣、不是货真价实的国家栋梁？尽管这一切一切，都是事后我们才明白的。
可是，我有时又想，我们这自封的功臣又能被谁所认可。就像前边说的，谁去面向那大火烧死的四十个女孩子的地方鞠一个躬呢？
我的话说得差不多，现在轮到你说一说了！
历史已经全部记住，就看人们自己是否把它忘掉。
第28章 苦难意识流
1966年41岁男
J市无工作人员
我是一个被撕得粉碎的人——大年三十被弄走——一天最多吃几百个苍蝇——我把自己变成一个“○”——追加的定性“极右”的文件——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很充实——世外桃源——我们受这么多苦难，难道就为了你一声“对不起”吗？
话从哪儿说起呢？昨天夜里我躺在床上想给你理出个头绪来，不想还好，一想全乱了。
为什么？我是一个早被撕得粉碎的人，哪儿跟哪儿也说不上话，无因无果，全没道理。我就给你来个“意识流”吧！有的地方可能是“倒插笔”，有的地方“倒计时”，有的地方还可能颠三倒四，纠成一团……好在你是搞文学的，总能弄明白。如果你听乱了，糊涂了，那可别怪我，我这辈子一直就乱着，一盆浆糊那么糊涂着。
你去查查一九五七年九月一日的《××日报》吧！第三版头条有篇文章《又揪出一个大右派》，反映的就是鄙人。揪出来，批呀，斗呀，审问呀，逼供呀，这套你全知道，我就甭说了。折腾到十月份，把我弄到东郊区F庄劳动改造，一边听候处理。我喂猪时，觉得我就像那头躺烂泥里的猪，只等着哪天弄出去宰了。
你问我为什么从五七年开始讲。我如果一上来就从六六年文革讲，你就更不清楚我是怎么回事了，你会想，我那时怎么“无工作”呢，唉，我的事实在太荒唐！
改造了四个月。
五八年二月，农历的腊月二十八日，上边指示让我们回家过年，我心里蛮高兴，这也是一种民族习惯民族感情吧，回家吃个团圆饭！而且母亲住在外地，年年春节我和爱人都去陪母亲过年，我们满心欢喜地买好大年三十的火车票，一时连悬而未决的右派的事也撇在一边，先不去想了。大年三十这天，正准备起程，忽然文化局反右派工作组来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位作家，他那时非同小可，是工作组组长，名叫B。你肯定知道他。他进门就给我宣读一份决定，什么“经上级党委同意，公安部门批准，对你开除公职，送往GG农场劳动教养”。我还比较镇静，问他们：“什么时候走？”B作家很严厉，冲我说：“现在就走！”
我爱人一下就晕了，仰身“哐当”摔在地上。
当时，我想求他们通融一下，我是劳动教养，不是犯人，也不会跑，要弄我去劳改也不一定非得大年三十呀！我还没开口，B作家的脸就像关严的铁门，冷峻，无情，把我吓回去了。我说声“走吧！”就扛起行李。这行李三天前从东郊区F庄扛回来，还没有打包呢，现在正好原包扛起来就走。原来倒霉竟这样省事。
您问我怎么给打成的右派？
我倒想问问您，为什么把我打成右派？
我一直认为，别人都会比我更清楚我是怎么会成为右派的。
从大鸣大放到整风反右，我根本没有在单位。那时，我向我的单位戏曲学校请了“创作假”，住在上海亲戚家里埋头写剧本。忽然单位来电报，叫我速回，参加整风反右运动，我还对爱人笑着说：“整个大鸣大放，我都没在单位，没贴过一张大字报，没对领导提过一条批评意见，这次无论怎么样也没我的事了。”谁知回到单位的第二天开大会，一进会场我就傻了，一条大横标写着“彻底批判甲、乙、丙反党集团大会”。甲是戏校校长，乙是副校长，丙是我。我当时是学校主管教学的业务科长。我再一听，批判我的内容都是空的，除去吓人的大帽子，就是声色俱厉的叫吼。
奇怪了，我有罪？哪怕我说过一句反动的话，哪怕这话是你们胡编乱造的，也算叫我明明白白呀！
再告诉你一件，一九七九年——这一跳可是二十二年以后了，这真是“意识流”了。时间不连着，事情都连着。这时候，文革结束了，文化局的人事干部为我改正右派。他非常惊讶地对我说：“老实对你讲，我看完你所有的材料，很纳闷，凭着这些材料，怎么会把你打成右派呢？”
他当时那惊讶的表情，连同他惊讶莫解的口气，我至今记得清清楚楚。
他把订成厚厚一本的材料给我看。呀，我惊呆了，这哪里是什么罪证和罪行录，它居然完完全全是我给一些戏提的意见！艺术方面的意见呀！
我只问一句：“还有吗？”
他说：“全在这儿了！”
这事如果轮到你，你会有什么感受？如果说二十二年我受尽了苦难，但都不如这一击来得猛烈！
二十二年，我一直为我汀成右派的原因糊涂着。可现在一看，谜底竟是这样！我不仅更糊涂，一瞬间好像对这世界一无所知了。
为此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接着刚才的话说。我爱人大年三十赶到母亲那里，母亲对我的情况原来知道一点的。当她听说我太忙，不能陪母亲过年来了，母亲好像立刻全明白了。怔着，忽然抱着我爱人，娘俩失声痛哭。从此我便没有再见过母亲。六○年夏天她病重，我正在GG农场劳动，不准探望。直到母亲故去，才叫我去两天，可母亲已是死人了。
不准看活着的母亲，只准看死去的母亲，这大概也算一种刑罚。
幸福不会带来任何教益，苦难却能改善人的性格，这是我最积极的生活体验了。
我真正的性格是重感情，敏感，容易冲动，还挺脆弱；现在变了，变得理性、灵活、看得开，很有克制力。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后天的。比方前边说的脆弱性，那就是对挫折和屈辱不能忍受，我表现得特别强烈，所以我几次自杀，并且见于行动了。
我刚给打成右派时，给关在戏校一间储藏室里。我在学校一直是业务尖子，人缘也好，很有权威，可这时一些小孩子扒着窗子，像看猴子一样看我，还往屋里扔石子，啐唾沫，辱骂我。我忍受不了，就想死，但房子里空的，连剖静脉管的小硬片片也找不到。我就想了一个法子，因为房子脏，我便放开一点窗子，让苍蝇飞进来，再打苍蝇，然后一把一把地吞吃死苍蝇，一天最多吃下几百只死苍蝇，苍蝇菌多，我想得霍乱痢疾，拉肚子拉死。但奇怪的是，吃了这么多死苍蝇，却毫无动静……直到今天，我爱人也不知道我这样自杀过。你是第一个知道的。我不愿意她知道，因为这事情实在有点悲惨。
还有一次晚上十点钟，那位B作家派人把我叫去，命令我第二天交出一份材料，叫我供认我心里边都想过哪些“反动言论”。你说这是不是有点荒唐，“反动言论”，不是说的，而是想的。可是我不单没说过，也没想过呀。搞艺术的想的不就是艺术吗？他们这一手真够毒，弄不到言论，就叫我交待想法。弄到想法，就和弄到言论一样了。B作家还吓唬我说，如果第二天我交不上材料，就把我送进公安局。我一听，非常害怕，并觉得被抓起来会更受屈辱，便决心自杀。
转天我买一瓶白酒，去S公园后边的运河边，那里很荒凉。我这人一口酒就醉，如果把这一瓶全灌下去，肯定晕晕乎乎，一头扎进河里，一了百了。于是在河边把一瓶酒全倒进肚子里。这次也非常奇怪，大概阎王爷仍旧拒绝收我，一瓶酒下去，不但毫无醉意，反倒更加清醒，使劲摆脑袋，愈摆愈明白。这时候看到不远地方有两三个人正在注意我，我心想自杀不成，反落个“畏罪自杀”，“罪加一等”，便放弃自杀跑回家了。
不是怕死，而是怕活，这便是那个时代的荒唐。
从这次自杀未遂，我这人发生了变化。
那天回到家，一推门，就见B作家带一帮人正等着我。见我就气势汹汹地问，干什么去了？嘴里哪来的酒味？交待材料在哪儿？连我自己也没想到，竟然冲他叫道：“我没有反动言论，你们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这一叫，吓了B作家一跳，也吓了我爱人和我自己一跳。我怎么会如此胆大包天？过后我爱人说我的嗓门大得出奇，甚至比B作家嗓门还大。也许是酒精的放纵作用，也许是因为我刚刚从死亡那里返回来，人变了。
在GG农场，有个NK大学的化学系学生，是个矮小文弱的女学生。她也是被划为右派的。平时几乎不说话，在农场的实验室里负责化验。一天吃了氰化钾，一下就完了。谁也不知道她为什么突然自杀，遗书也没留下。农场对待这种事通常只用一句“想不开”了结。但这女学生的难友悄悄告诉我，她最近私下里总说一句话：“我不能再忍受人格侮辱了。”她究竟具体指什么，无人得知。我却明白，她和我过去一样，太脆弱，太自尊；她还不知道，在这种苦难面前，人只能把人的一切全放下，把自己变成一个“○”，也就活下去了。如果你还认为自己是个人，那就很痛苦，甚至活不了。
老实说，我能承受这种贱民生活，又是为了我的爱人。她大我六岁，我俩没有孩子。她家庭出身好，一直是组织培养对象。在我划成右派后，人人劝她弃我另嫁。但她理也没理，多少年来只靠着她那几十块钱养育我父母，贴补我，一切怨言怨语全部没有。每隔一周，是GG农场允许探望的日子。她都是在前一天为我准备好吃的穿的，第二天凌晨三点起床，拂晓时搭车，十点钟到达M村，再步行三十里，下午到达GG农场。只为了撑死了总共二十分钟的见面。见面在一间很大的筒形的房子里，中间隔一排长长的矮桌，一边是探望者，一边是我们。见了面，说不了几句话，她便把我的破的脏的衣服拿走，再步行三十里，赶班车，夜里回到家。逢到刮风下雨和冰天雪地的日子，看着这可怜的女人默默走去的背影，我不可能再有别的想法。我心里只有一句话：放心吧，我为你活着！一个人为另一个人活着，有时也很充实。
求知欲是知识分子的本能。我从小的习惯是每天晚上反省一下自己所获得的知识，看看自己，各个方面，有否新知。“吾日三省吾身”吧！有时发现今日一无所得，便惶然翻身起来找本书看，若有收获，倒下再睡。
但到了农场后，不行了。这里有规定，犯人之间不能相互交流思想、借钱、诉苦、甚至讲故事。一般犯人不会感到特别的难受，我却觉得世界上最可怕的是空白，精神的空白。
我便换了一种方式，天天晚上，闭上眼，把当天碰到的事，反省一下，做为一种难得的人生经验，代替书本上知识，把这些视为变相的财富收获。当然这祥做有时也会感到空茫。
一次，我得到一个意外的收获，它使我的精神生活发生了不小的变化。
GG农场为了加强政治宣传和思想教育，知道我懂戏，叫我组织一些略通文艺的劳改犯编排小戏。为了写好戏词，给了我一本掉了封皮、破旧的《新华辞典》。我就问管教人员：“我平时可以看看这本辞典吗？”他说：“这个可以吧！”天呵，我这可有干的了。天天一有空，便抱起这本辞典看，一字一辞，一页一页，从头到尾，六年间我看了一遍半。《新华辞典》后边的附录部分还有各种历史、地理、科学的知识，我就背诵，直背得滚瓜烂熟，好家伙，简直一部百科全书呢！肚子里装下一部字典，会有多大学问？这是不是因祸得福呀，倘若不是被关起来，禁绝读其它一切书，我怎么可能成本背诵辞典？可是等我出来后对人一说，朋友都大笑说：“这算什么学问！”果然，过后能用上的东西并不多，日久天长，那些曾经背诵得精熟的，不知不觉都忘得一干二净。这时更觉得自己被彻头彻尾地荒废了。
在GG农场里，劳教人员对我说：“你们文化局长怎么跟你这么过不去？你已经到这儿一年多了，又被开除了公职，按理说与文化局没有关系了，为什么你们局长又亲自签字，追送来一份材料，把你定为‘极右’？”
这就使我非常奇怪了。我们局长是一位名作家，大名鼎鼎，就是A呀。我是他领导下一个艺术学校的业务人员，地位相差悬殊。虽然他有点官僚架子，但每次见到他，待我都特别和气，似乎还很赏识，究竟为什么非把我置于死地，还要落井投石呢？
六三年我劳教期满，GG农场要把我送回文化局，文化局不收。农场就硬把我的档案送到文化局，又给我一个户口条，叫我到所在街道派出所报户口。但我到了文化局报到时，他们说，一，我是极右分子，应该再回到农场；二，他们没见到我的档案。我一听就急了，去找档案，迫农场、街道、派出所、公安局都说没见到。没有档案是不能安排工作和找工作的，生活也就没有收入。从那时直到七九年，我总共十六年没有工作，是一个莫名其妙的无业游民，靠老婆养着，整天无所事事。是呀，刚才说过了——到了七九年改正右派时，文化局忽然把我的档案拿了出来。你说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