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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部时和一位保卫员出差办事。他问我：“小李，你挺能写的，为啥我们找不到那些材料写，你能找到？”当时空中正飞着国民党飞机，我就拿这飞机打个比方说：“你看这敌机在飞，就不必写，写了也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他们扔炸弹把前边的庄子炸了，就可以写了。”这本是谈新闻的价值，硬给变成我盼望敌机扔炸弹，写进档案！再看，傅作义要突袭河间的消息是部队传达的，要我们做战斗准备，怎么变成我事先从敌人那里得到的消息？更使我可怕的是，我给老婆的信都被检查了！如果我真是一个敌人，也不会有这么多、这么细致的挨整材料呵！文革期间，一个造反派对我说，你知道你的档案材料有多少吗？一车也拉不完！对我这样耿耿忠于革命的人，怎么花费这么大力气来监视、控制、调查呢？我想不通，上了犟劲。第二天整党队的指导员又找我谈话，逼我，我再也受不了，夺门跑出去要跳河，被拦住了。指导员火了，马上组织全校批斗大会，转天被作为“现行特务”押送到军区军法处。在军法处里，他们要我交待特务证据，我说我只能证明自己是革命者，说我是特务，应该由你们实事求是地拿出证据来。这样，我就被箍上镣铐。有生以来我头一次戴上这东西，却是在自己的队伍里！拷了四十七天，全国解放了。我听到消息时心里还一阵欢喜，可是看看手上的镣铐，墙上的铁窗，心里不是滋味。每当我想到，我是戴着手拷迎接全国解放的，心中便一阵黯然。
好像一块很黑很黑的阴影留在我心底。
几十年的经历告诉我：有人说你好，没用，谁也不会把这话记在你档案里；有人说你有问题，哪伯仅仅是怀疑，糟了，多半就收进了你的档案。收进去就很难拿出来，它从此就一刻不停地紧跟着你。你敢说，你在自己的档案里是个好人吗？如果你认为自己赤胆忠心，忠于国家，忠于事业，你感到你的心、你的血液、你整个身体都是透明的。但夹在那厚厚的硬纸封皮的档案中的你，却可能是满身污点的另一个人。关键时刻人家都是从这“另一个”的你来判断你，对待你，决定你。
军法处派出马队跑遍我工作过的村子、学校和部队，谁也拿不出能够证明我是特务的确凿的证据。幸好我老家的村干部换人了，虽然还是王家人，跟我没有直接利害关系，嘴下留情，没再给我舔油加醋说坏话。军法处便把我放了。结论是“工作中看表现，表现好可以算没问题，表现不好还背着这包袱”。我就这样挎着个不青不白的小包袱进入了新中国。
解放后的最初几年，我先后在几个单位干过，都因历史向题未清不被重用。我想重用与否并不重要，工作好好干，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就是了。
一九五五年，我在B市一家出版社负责一个编缉部，职务是含含糊糊的“负责人”，干得却很带劲。突然肃反运动来了。老问题再一次被折腾出来，被狠批狠斗，受审受讯，又经过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斗争。这次虽然吃了不少苦头，却把我的旧帐了结。单位派出四五个人跑遍全国，云南、贵州、四川，甚至跑到内蒙和新疆，把我认识的所有人兜个底儿地、滴水不漏地重新调查一遍。我得感谢安平县县委，他们说：“镇反时，我们对全县摸过底，特务名单全掌握，没有他！”一句话，拨云见日，这才给我把冤案推倒，结论是：“经调查，×××特嫌问题应予取消。”
从一九三九年我加入儿童团便是敌人，直到一九五六年才化敌为友。漫长十七年的酸甜苦辣，从来无人过问，只有自己清楚。当宣布我取消特嫌这天，我站在台上止不住浑身打冷战。回到家中，没有喝酒庆祝，也没涕泪交流，好像死而复生那样不认识自己了。
原谅我说句迷信话：我信命。什么是命运？就是冥冥中你无法左右它、但它却在强有力地左右你那个东西。
好运气对于我，好像只鸟，不会在我头顶上停留太多时间。这也是我命运的一个特征，或者说是个典型细节。
我们单位总支书记想提拔他的一个亲信，但我的业务能力和位置都成为障碍，他就排挤我。恰巧T市要创办一家出版社，创办人是我的一位老领导，我便提出调动，这种自动让位的事是很容易办成的。我第一次带着历史清楚的档案去到另一个地方工作，心里特别轻松，但到T市尚不过一个月，整风运动开始，这是一九五七年了。
我忽然收到B市原单位那家出版社的来信，这封信是以我原先所在编辑部的党支部名义写的，殷切希望我回去帮助他们整风。组织上的要求不好回绝，我便跑回去一趟，只在会上做了两小时发言，诉说肃反时我平白受的委曲，给总支书记提几条意见。总支书记在场听着，一声没吭，他脸上却好像抹一层煤烟，可怕地阴沉着。谁知这两小时发言又决定了我重蹈覆辙重度苦难二十年的悲惨命运。
我发过言返回到T市不久，反右就铺天盖地而来。这次，原单位是以党总支名义再次把我叫回去，宣布我为右派。那编辑部的党支部被定为“反党支部”，出版社五十多编辑中有二十五名被打成右派。这些人都是因为给总支书记提意见而以“向党开火”的罪名论处的。
后来我才明白，根由是党总支书记和党支部书记有矛盾。整风时党支部书记想把党总支书记搞掉，因为我在肃反时被搞苦了，想拿我当枪使。反右一反过来，我便变成牺牲品。这不是又回到我老家王姓和李姓的斗争里去了吗？拿现在的话讲，这叫历史的怪圈或文化的怪圈。我虽然说不清这怪圈是什么时候形成的，但我已经明白地感到它的存在。而且我是一次一次不知不觉掉进去，这是第二次。
现在回头看，我真不必庆幸五六年肃反结论后，我如何轻松地来到T市。实际上又—次命运的阴影早巳把我所笼罩，只不过我毫无预感罢了。等我的档案材料转到T市，档案里又加了更沉重的分量。原先的特嫌还只是嫌疑，这一次右派却是实打实的了。我真是一口气也没喘过来，由一种敌人转换成另一种敌人。不过换个牌子。
现在我接着开头的话谈，谈文革。
文革倒霉只能怨我自己。我是老右派，死老虎，无论斗谁，我都是陪绑，做个配角，用来造气氛的，不是斗争重点。运动开始时，书记搞社长，因为我在创办这家出版社时事社长配合得很好，斗社长时，我是社长“重用右派”的一条罪状，斗我的目的是为了搞垮社长。
后来反资反路线时，社长这一派反过来搞书记，既不会再整我，也不会使用我，我就靠边站了。清理阶级队伍时，书记这派二次东山再起，又搞社长。因为我始终没参加社长这派就把我放在一边。当时牛鬼蛇神分两种，一种关在牛棚，一种上班来下班走，名叫走读。我属于后者，可以说很超脱了。
出版社有个女编辑是个业务尖子。她前夫曾是国民党军官，由于政治方面的原因给她挂过一个特务的衔儿，其实她什么也没干过。但她被控特务定为重点清理对象，目的也是为了给社长加罪，好说社长大红伞下保护的都是些什么坏蛋。碰上“特务”两个宇，我本应该躲得远远才是。偏偏一天下班我走过院子时，她在扫地，见左右没人，塞给我张纸条，我拿回家一看，是她求我把这纸条交给她女婿，叫她女婿通知她弟弟，把她文革初期写的大字报底稿交到单位专案组。我想她大概怕牵连上家属惹事，动了怜悯心，就去通知她女婿。不想她受刑挨不过时，把这纸条的事交待出来，一下于把我挂上，成了为特务通风报信的现行反革命。关进牛硼，天天上刑，轧杠子，使夹指棍夹指头，吊打，耳朵打出血，胳膊吊得至今扭不过来，受尽折磨。非逼我说看见她家有发报机和密码本，后来这女编辑受不住，把褥单扯成条上吊死了。人虽然死了，他们还逼我说她家有个发报机，我奇怪他们为什么非要把这不沾边际的事搞成事实。一次他们叫我承认是肃反时漏网的特务，我和那女编辑是个特务集团，集团的头头是社长！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把我们往死处整，就是要把社长彻底搞垮。正像当初这一派搞书记时，居然叫一个非党群众宣布开除书记的党籍。告别了十年的“特务”
又回到了头上，我又一次掉进这历史的怪圈，又一次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第三次了！我总是不知不觉在这漩涡般的怪圈里转，一忽儿转出来，但没等我脱出身来，一忽儿又给更深地卷进去。当然，这只是一个很具体的小怪圈。林彪、四人帮他们不也是一直在更大的范围里玩弄这怪圈吗？而陷在这无比巨大的、不可抗拒的怪圈里的，是我们多灾多难的民族呵！
我真感谢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结束了那场灾难，结束了那段荒唐的历史。我从我个人遭遇的反思中，提供出什么教训，供给大家思考呢？我想，过去几十年，往上几百年、几千年，我们用了多少精力互相伤害。为了原则的斗争是必需的，但把个人的东西掺杂进去，不但搞垮了原则的神圣感，也误国误民。这是一个怪圈呵，最后剩下只是疲惫不堪的自己。你的历史书比我看得多，你说究竟怎样把这怪圈从我们民族身上摘去？
***更大的是一个文化怪圈。***
第21章 六十三号的两女人
六八年，“文革”清队期间，中国北方某大城市一座赫赫有名的大工厂，建造起一所纳粹集中营式的非法监狱，号称63号。许许多多知识分子和干部在里边受到惨无人道的迫害。十年后，粉碎“四人帮”不久，它曾经一度被揭露出来，并举办展览，昭示给世人。其稀世罕见的酷刑、残忍暴虐的程度，森严绝密的组织手段，惊骇一时。如今这展览早已撤除，遗址也荡然无存，当笔者走访当年63号的侥幸生还的幸存者时，仍不敢相信这是仅仅十几年前中华大地发生的事实。一个号称有五千年文明的古国，它疯狂起来竟然胜过史前期的野蛮。而这些幸存者回首往事，余悸犹在。心灵的伤口依然流血并暴露在外。
笔者在披露此中两个女人的经历之前，先将另一些亲身经历者对63号介绍的口述实录如下；以使读者对63号有个大概的了解。
甲：“它的原址是我厂的老仪表车间，后来改做仓库使用，是个大筒房，像个戏院，约模二百平方米。六八年春天，厂专案组把它做为牛棚往里边关人，就叫瓦工木工断成许多小间牢房，大小六七平方米一间。窗户全钉死，玻璃用油漆油死，靠外的装上铁栏，靠里的只留一块硬币大的玻璃，外贴小纸帘，做为监视孔。”
乙：“为什么叫63号呢？它的内线电话是63号。”
丙：“63号有严密的制度。人之间不准互相称呼名字，只能叫‘这个’或‘那个’。
走路必须低头，不准往别处看。我在里边关了一年多，很多人关在里边我根本不知道。特别是紧靠南的一间屋子关着是谁，至今也没人能说清。有个工程师，夫妇俩分别都关在63号里，工程师死了一年多，他老婆还托人给他送火柴呢。“
甲：“63号的看守们分三班倒，一班七八个人，总共二三十人。关在里边的前前后后有一百多人。大案有两个，一个是‘裴多菲俱乐部’，涉及的人都是厂里的工程师和专家们。另一个叫‘三党’，都是党员领导干部。所谓‘三党’，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是厂革委会那些人为了排除党内异己罗织出来的罪名。这两种人挨整挨得最凶。”
丙：“我看过不少演法西斯集中营的电影，我敢说63号比法西斯还法西斯。有的刑罚法西斯也没有。比如一种‘旱鸭凫水’，是叫人趴在地上，用铁刷子刷脚心，又疼又痒，受不了呀，胳膊腿一动，很像鸭子凫水，所以叫‘旱鸭凫水’。还有一种‘肛门吸烟’，拿根烟点着立在地上，叫人脱下裤子，把肛门对准烟头坐进去。有位高级工程师是搞锅炉专业的，他是如今唯一活着的带残的人，出来后一直住在医院。本来我们想请你去采访他，但医生不肯。他十个指头都钉过大头钉，肋条全给踩断了……。”
丁：“我因为出身好，三辈红，整了我一段时间后，叫我在63号负责买饭送饭，倒屎倒尿，帮忙守夜。每天早晨把一个油漆桶放在过道，叫他们一个个来上厕所。可刚坐在尿桶上，看守就喊：”起来！‘大使只给两分钟。63号里臭虫多得吓人，有个人咬得睡不着，我一次帮他就逮了一百多个臭虫。但63号不准灭臭虫，臭虫也是他们折磨人的天然工具。“
丙：“有个小伙子挺冤，他是个工人，为了要住房跟革委会主任吵起来，被弄进63号。他脾气很暴，把他一顿死揍打到铺底下，他还是不服，就用铁丝捆在椅子上，拿钢钎子绞紧，铁丝一直煞到肉里。直到现在洗澡时还能看到他腿上给铁丝勒过的很深的道儿。那些看守还用小木棍敲他的生殖器，打得哗哗流血，留下后遗症，没有性，打坏了……工人都这么打，更甭提那些知识分子了。”
甲：“一天二十四小时，他们想什么时候用刑，就拉出一个人来，整得鬼哭狼嚎。他们怕外边的人听见声音，就放唱片。有架老式手摇留声机，总是那块唱片，样板戏《红灯记》铁梅唱的那段。只要铁梅一唱，不知谁又受刑了。现在又兴唱样板戏了，我一听耳朵就响起那些惨叫。”
丙：“他们叫电工把220V电压改成24V，怕人受不住自杀。灯泡外边全装上防爆罩，屋里任什么东西都没有。可是人要是真想死总能想出办法来，有个解放前在东沽跑船卖小鱼的，说他是海匪，整他整得很惨。他居然在地上捡到根大铁钉子，用垫床腿的砖头，把钉子砸进自己的脑袋里。”
丁：“还有位工程师，七十多岁，给弄到外边冻了一天一夜病倒，昏迷不醒。看守们穿上白大褂定进他的屋于，说自己是被请来的医生。两个人把他举起来在空中飞快旋转，说是请他‘坐飞机’，问他‘美不美？’。再把他扔在地上‘做按摩’就是用脚乱踩……有一次，看守叫那些被整的人斗他，这叫‘老黑斗老黑’。我亲眼瞅着他一条胳膊啷当着，像假的，样子很怪。这人后来神经有点不正常，屋里有屎有尿，极臭。看守叫我给他洗个操，满身全是黑泥痂！我这才发现，他那条胳膊原来是脱臼了。也没人给他治，一直到死胳膊都是啷当着……。”
甲：“63号对外是绝对封锁消息的。从那里边出来的人都被打怕了，谁敢说？说了就会再抓回去加倍挨整。在外边的人，路过63号都远远躲着走。有个人蹲在附近系鞋带，犯了嫌疑，就被抓进去好打一顿。在我们这个二千人的大工厂中，63号是个可怕的谜，神秘的地狱，吃人的魔窟。”
甲：“63号关人关得最多的时候，放不下了，他们在厂里又找到一个小仓库，准备搞个分号。叫来瓦工把这仓库也断成一个个小间牢房，都是双人床大小。一面六间，一面八间，后来他们发现瓦工们一边干活一边窃窃私语，他们怕事情闹得过大，建好后一直没有使用。”
63号整死人的消息陆续传到北京，七０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伯达和市革委会主任来到这个厂，说是视察“抓革命，促生产”各项工作。他们一定，63号开始悄悄放人。随后将这座历时两年残害无数无辜的魔窟，以清除旧厂房的名义拆除，夷为平地。魔窟除掉，魔影犹存。整人的凶手们长期通遥法外，做官的做官，升官的升官，这不过是变相的销赃灭迹罢了。63号的铁栏杆化为无形，更深地禁锢着人们的心。直到文革结束，受难者平反昭雪，63号的主谋才被逮捕法办。但是法律只能惩罚罪恶，却不能医治受害的心灵。
笔者这一判断，是从采写这两个女人的自述经历后的感受得来的。可惜文字是无声的，无法传递出她们诉说这段往事时，那令人凄楚含血含泪的心音。但究竟什么样的遭遇，过了二十年再回述时，依然如此激荡不平，有如控诉一般？
她俩，一个是死难者的妻子，一个是从63号逃生出来的经受过残暴的本人。
生死两茫茫
1968年48岁女K市K区无职业妇女
你别担心，我能说，那么凶的事情都经受过了，说一遍总能受得住。听说你来，昨天我把怎么说都缕好了，想了一夜，可现在又全乱了，可能会东一句西一句……我又有点犯心跳了。
我爷爷是郑孝胥，溥仪的老师，这你在《末代皇帝》里都看到了。我爷爷他一直跟着皇上，对家里的事很糊涂。我们这种家，有什么事是不跟孩子们说的，所以“文革”时追问我祖父祖母的事时，我怎么也说不清。
我丈夫老刘是机械工程师。从北洋大学机械系毕业后始终做技术工作，可是他出身也不好，他父亲是北洋海军总长刘冠雄，旧官僚，这就注定我们是挨整重点。
“四清”时老刘就被关起来，后来说“洗澡下楼”没事了，紧接着“文革”就来了。来得太猛太凶，完全没有准备。突然一天，老刘厂里的工人红卫兵闯进我家，好多人拿着大洋镐，把屋里的花砖地、门外的台阶连屋顶全刨了。还拿刀把沙发全捅破，说找武器。我家床板上有两个洞，是家里的旧床，从来没想过这两个洞哪来的，他们说是子弹打的枪眼儿，向我要枪，要子弹，真吓死人了。不知老刘犯了什么事，晚上老刘回来了，满屋子乱七八糟。
他安慰我说：“很多人家都抄了，别怕。”我的心才定下来。我一辈子没做过事。我们两家是世交，从小青梅竹马，二十二岁时嫁给他；一直跟着他；只有他在身边，我心里才稳当。
第二天他们又来了，又抄。我家住在“新村”，住的大多是厂里的工程师们，他们就把我们召集起来，弄去游街批斗。叫我们脖子上挂个簸箕或小锅小盆，拿棍敲，一边说：“我是牛鬼蛇神！”还把党委书记弄来，糊个大红纸伞，上边贴着我们的名字，叫他举着。意思是我们是他大红伞下保护的牛鬼蛇神。突如其来的，人全懵了，也没面子可讲了，就这么难看地在大街上走。
我家一连给抄了五次，整个抽屉的东西，多少年存的好东西，还有老刘的书，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