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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总共五百个知识分子，一下于打了八十八个“右派”，占百分之十七。当然后来全部平反了，都是错案。我当时就搞不懂了。心想，毛主席说知识分子中“右派”只占百分之一到三，怎么五百个倒有八十八呀。好在对我的处分不算最重。只是批判交待后从主任工程师降成普通工程师，工资由一百四十五块八角降到一百二十七块，这在我们“老右”中间算是头等待遇。可是戴帽子总有压力。我也没什么话讲，心说只要好好干两年，帽子自然摘掉，哪能愈来愈重，只能愈来愈轻。是吧！
事情跟你想的不一样。愈往后愈严重。开头搞工程还让我去当队长，后来只许搞设计，我也没意见，只要让我搞专业就行。到了五九年上边又下个命令，说所有“右派”都不准做技术工作，一律做体力劳动。我就下去搞地质勘探，当工人挖地。在工地我拼命干呀，心说不掉层皮甩不去“右派”帽子。白天干体力，夜里把我叫去开夜车帮忙搞设计，多累也干，张家口那边一千多公里铁路设计就是我打了两个多月夜班给拼出来的。这时还不算顶糟，打夜班就打夜班吧，总还摸得上自己的专业。
六三年院里办个农场，种莱为主。不是闹自然灾害，副食供应不上吗，这么搞，叫自给自足。我就被派到农场干活。这下跟自己专业完全断线了。当时一起去的大多是“老右”，也有反革命、坏分子什么的，反正全是坏人。最脏最累的活是掏粪，赶粪车到住宅区的化粪池去掏，再拉到农场。这些人中属我力气最大，身体棒，身高一米八几，算得上一个赳赳武夫，不怕马踢人。我主动要求“我去干”。粪便在化粪池里发酵后，有厚厚一层浆浮在上边，下边是汤。勺一杓，粪溅一脸一身。我动了脑筋，改造了粪勺，还拿铁板做个流槽，装在粪车上。这么一搞效率提高一倍。农场里的人都喜欢我，小青年还称我师傅。这时听说上边有指示，给“右派”摘帽子，我院分了三个半的指标。我搞不懂，这半个怎么算呀，据说是按比例下来的，够不上四个，所以是三个半。有人悄悄告诉我，我这次摘帽“榜上有名”。那时别提多高兴了，干活更起劲。可怎么等也没动静。后来听说，因为庐山会议，彭德怀一闹，不再摘帽子，又要搞阶级斗争了。农场有人贴出大字报说，小青年们立场不坚定，界限不清，和“右派”们打成一团。从此没人理我了。我真有点失望，本来以为好好表现就能摘帽子。帽子应当一天比一天轻，可事实怎么一天比一天重呢！
转年，科研单位搞“下楼出院”，设计室门一锁，唿啦全到施工现场去，闹得好紧张。
我们一帮“老右”也去了。有许多活别人干不了，还得找我。比方一个地质纵面图，临收工时只有三条线。上边有政策不能叫右派动图板，他们悄悄夜里把我叫去。我拼了四十多个晚上，把二百多米横断面图画出来了。图拿出去本家都叫好，2。5毫米写一行仿宋字，细致活啊。后来这图在全院都有名了。除去干活，画图，还到伙房帮忙，洗碗、洗菜、扫地、倒煤灰。每天早上工人师傅没起床，我们“老右”就拿桶把洗脸水放在他们门口。这些活都叫我们包了。大师傅说：“你们来了倒不错，我们轻松了。”当时一位领导告我说，要考虑给我摘帽子的事。他那神气倒不是要骗我。可这回没等我高兴起来，“文革”就来了。唉，一看这势头，摘帽的事算没指望了。
我们打施工现场到设计院，院里“文革”已经闹开锅。成立了文革委员会，下边有一帮喊喊叫叫的打手，叫做“捍卫红色政权敢死队”，都是些年轻有劲的小伙子。在我们那个住宅区，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被抄、被专政、被打成牛鬼蛇神送进牛棚去，光自杀的就十几个，跳河、跳楼、抹脖子的都有。开头我没被揪出来。一来呢，我一直老实改造，不惹他们注意；二来呢，有“两厂一校”毛主席批示的经验，说我这种留职留薪的“右派”属于原地改造，要区别对待，不遣送回乡。我以为自己这样一边眯着干活，就没事了。
六八年九月二日，我在伙房和另一个站场工程师烧大灶。五个灶眼，天又热，光着磅子正干得起劲哪，突然来了几个“捍卫队”的人，说：“把东西带上，跟我们走！”我想大概要出事了。没敢吭声，跟他们去了。
刚进门槛，就给他们一推说：“向毛主席请罪！”迎面墙上接张毛主席像。我想，请罪就是鞠躬吧，连来了“三鞠躬”。一个小伙子上来“啪”给我一个耳光，说：“你连请罪也不会！”我赶忙再鞠两个躬。还不行。后来才知道，请罪要鞠双数的。三个五个都不行。我们“老右”向来不准参加批斗会，这规矩哪里懂，怎么搞得清楚呢？这就关进了“牛棚”。
当天下午把我拉去批斗，脖子上挂个牌子，写着“老牌右派”。同台批斗的还有三个“反革命分子”，其实主要斗别人，我是陪斗。我想我至多是个配角吧。可大会结束，忽然宣布要遣送我全家回原籍。我懵了，心想这就来了，怎么来得这么快呀。
第二天，一个领导来叫我交待：“你家有什么好东西？明天抄家。”我说：“没什么好东西呀！”他说：“凡是高级料子、高级服装、高级餐具、金银首饰、存款都抄。”我说：“别的要不要啊？”他说：“就要这几样。”这领导现在还在我们单位当保卫科长。可等第二天抄家就不那么回事了。一辆卡车开来，见东西就往上搬，连破烂也往上搬。当晚我父亲就吓得上吊自杀了。
两天后他们通知了我，我说：“好好的怎么会死呢。”他们说：“畏罪自杀。”我听了心里有气，说：“畏什么罪呢？”他们说我顶撞了他们，说：“自绝于人民。”我没话可说，向他们告假，要把我父亲送到火葬场去。他们说：“你这家伙不老实，还敢乱说乱动！”马上斗了我一大顿。斗完让我写检查，结果还是不准我给父亲去送终。烧尸的时候，我大孩子去了一下。骨灰也没拿回来。那个时候死人大多，火葬场烧不了吩，每人都买一个三块钱的盒子放在尸体旁边，盒子上拿粉笔写个名字，三天后不来就没有啦，也不给开收据。那么多尸体，集体烧，烧的骨灰也不准是谁的，完事撮一点放进去就完了。哎，那就不管它了。反正认准是父亲的骨灰，带回老家埋在母亲坟底下，心里不就没事了吗？可我们全家都给遣送走了，没人拿。到了七八年，我为落实政策的事回来，第二天我就奔到火葬场。
接待我的是几个小女孩，听我一说呀，她们都很激动，帮我一通翻，最后还是投找着。那时候人死了哪有底子呀。
九月八日，他们搞来一辆卡车，十来个戴红箍的押我回家，叫什么家呢，四角全光啦，我父亲是在家上吊死的，吓得我老姿孩子天天哭，一见我更哭了。我当时的心情就甭提了。
没过几天，大卡车又来了。三个壮壮实实的人押着我们全家，我、我老婆和五个孩子遣送回到湖南老家。那地方离毛主席的老家只有十几里地。
后来我才知道，在我烧灶那时，他们就拿我一张全家福照片，到我老家联系遣返的事儿。跟生产队一接头，材里人看照片都说不认识，有些老年人说，这老头（我父亲）认识。这就把我赶来了。可我十四岁离开家，没人还认得我，家里早什么东西都没了。村里不乐意我们来。地少，人多，都是水田哪，全材总共一百三十二亩水田，一百三十二个人。按人头一个人才一亩地。我们一来就是七口，一年要吃几千斤粮食，哪来呢？
遣送是中央的政策呀。押我们去的人就去找县委，又闹哇，又搞哇，硬压下来。不过生产队提个条件，说我们去了没地方住，也没粮食给吃。九月份了不是，没参加劳动怎么分给粮食呢。我们设计院是个大单位呀，答应出钱，起三间茅草屋，土坯草顶的。二百块统一间，六百块，另外给我们一人一个月六块钱生活费，绘七个月的，六七四十二再乘七口人的数，二百九十四块，还打县里批了两方木料盖房子用。这算很优待吧，可生活费不给我们。交生产队。生产队就能发点小财了，肯接收了。到后来我那房子根本没给盖，是拿猪房草草了了改建的，好木头都叫生产队的干部们换定了。
我到家不到五分钟，公社的武装部长和大队的民兵营长，带两个全副武装的民兵就来啦，叫我家七口撂下东西，一排站好，给训话。头一句就说，你是地主分子。哎哟，我心说我是“右派”怎么又成“地主分子”啦。以后才知道，农村没有“右派”，他们恨不起来呀，地主是最坏的了，所以叫我“地主分子”。我也不敢多问。地主就地主吧。这就又当了十年的地主。
我当地主没什么，可我的孩子就叫地富子女了。不能参加民兵，不能参加集会，还不能念书。一直搞到“文革”完了，都没上学。
这武装部长说，你们记好了，第一是不准乱说乱动，第二是不准委屈，第三是家里来客要先登记后汇报，啊！还要我去开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会。开会倒不难，每月才一次。一到先点名，治保主任往上边一坐说，“哎，你们汇报吧，有什么事没有，自己说说。”他消息很灵通哪。这个四类分子，你昨天干什么了，你那天怎么怎么样，训一通。我算不错，基本没挨过骂。我改造态度一直都是最好的。不是瞎吹牛，后来还叫我当四类分子组长，念报纸。
农村人都不会念报，我当然行，高级工程师哪能不会念报，还叫我带着“请罪”。请罪这玩艺，我更有经验啦，鞠躬要双数，是不是。
当“右派”搞到农村没饭吃呀。那物质在大城市想象不到。这儿一人一亩地，一亩当时只八百斤，还是早稻晚稻加一块儿。从中要拿出公粮、种子粮、饲料粮、还有超产粮，剩下的就没啦。公社规定二百斤基本口粮，这二百斤是毛粮，只能落七成，再有就是算工分了。
一个壮劳力最多一年五百个工。你不够呀，贫下中农还不够吃呢。多亏我成“老右”有过锻炼，能干呀，一年能干到六百工，不过叫老婆孩子们—分摊就够劲啦。
钱呢，更苦了，没一点来源。你工分一年结算顶多一百多块。可我的小孩多，还得拿钱买口粮，一扣就全没了，还要欠。四类分子不能欠。不能欠最后还是欠着。在农村首先要把人的关系搞好，搞好了全好办呢。我懂点医，会几下针灸、艾灸、拨火罐啦。这个成分不好也出不了事。耳针能扎，心脏穴位不能随便扎，我都看好了的。一般头疼、伤风，扭一下，敢治，也能治好。治病不要报酬，跟人家关系不就搞好了吗。还有一个，我一下乡就看出农民要有点钱就得养猪，可是猪瘟一来马上坏事。我找个兽医拜师，唯一就要点青霉索，在猪耳朵后边二指宽地方打—针；很快就好了。公社只有一个兽医，那地方大呀，一个人走不过来，谁家猪病了就叫我去。我寄点钱给城里的朋友买药寄来。人用的青霉素也行，还便宜，八十万单位一角钱、八分钱，一次买一二十支。人家夜里喊我夜里去，早晨喊我早晨去，这么一搞和人打交道就好多了。后来大队支书、治保主任对我都有笑脸。经我再三说明，我的成分是“右派”，不是“地主”。七五年他们给我开个会，宣布我不再是地主。这就等于落实了一半。农村人不知什么“右派”不“右派”，搞不清楚，糊里糊涂，对你就两样了。
我的技术可完全使用不上。你有长处，可是人家讲阶级路线呀。有次修大堤，打好土，要压滚子。那么大个轱辘滚，你这边拉，他那边拉，拉不动，我说你们那劲没使到一块，我来打号子好不好。我是搞过铁路的，现场上桥梁、墩子都搞过这个。我一叫：“拉——起——来——呀”‘一齐使劲这就拉起来，蛮好。这时有个队长，他是党员喽，突然想起来，不行，不能听他的，我们贫下中农不能叫阶级敌人指挥呀。不行就算了。可人有能耐就想使呵，是不是。七三年，我们公社书记要修水库，他想人家华国锋原来是湖南一个地委书记，修过一个灌溉渠，有名了，毛主席调他到中央去了。他就把人叫去，在一个大山下边挖挖，培一条坝，存水，也搞水库呀。我一看，没水源呀。他说下雨水打山上流下来。我说这叫“汇水面积”，不够大呀。再说不下雨，不是没水吗。他说不是还有泉水往上冒吗，我想糟糕了，就说这有个水平的关系，引水量跟这个山的水压成正比的吧，压住你，你的水就送不上来了啦；他不懂，非修不可，我就不敢讲了，再讲就是搞破坏了。为了这没用的水库，花多少工，干了多少年，就搞不清楚了。还谈得上什么用不用你，根本不叫你说话呵。愈有能耐愈碍他们的事吧。
我敢说，我一辈子没干过坏事，我对国家铁路是有贡献的。把我搞成这样，可我总想，共产党不可能总把一个老老实实的人这么搞。刚遣送到农村时，我五十岁，我还想，总有一天还会叫我干事。再等二十年也没问题。我身体也没问题。这就一直等到“四人帮”完了。
我六十岁了，到我为国家出力的时候了吧。
落实政策原来也得靠自己奔呀。七八年初十一号文件下来了吧。我在家等了三个月，等来等去，怎么没动静呢。我得先把帽子摘下来，对不对。这帽子戴了二十多年啦，觉得把人都压矬啦。等着等着，我说我不等了。我跑到大队，大队队长支持我，给我开证明，没这证明我不能乱动，我还是得因规矩矩是吧。拿了证明又跑到公社，公社不同意，怕担责任，我说又不叫你们写别的，证明是大队开的，你给盖个章就行啦。秘书还不错，打个图章，我就回来了。
这时院里的党委书记、政治部主任，还有这个长那个长的还都是老人。不过他们又都升上去啦。我是五月二十一日回到设计院的，他们都挺客气。书记说，你的落实政策在咱院放在第一步，先等等，呵，你先住在招待所吧。反正呆着没事，我就天天跑啦，市委组织部呵，统战部呵，催院里给我落实。我想没有个说法不能回去，直跑到八月底下来啦。没想到，他们先压我一下，叫我“复职退休”。我急了，我说：“我才六十呀，棒着呢，还能干呀，不退休行不行。”我还说，“你是我老上司，我能不能干你还不清楚。”他赶紧说：“你当然是能干的，工作也很有成绩，可是我交底给你，你不退休不好办哪。”那时大城市户口不好进，想办进来就得退休，否则，一家吃口就得永远呆在农村。复了职不干活有什么用呢？我就是想工作呀。可我又没办法。我一家人总得回来呀。
组织上给我做了结论。大致这样写的：“某某某同志反右期间的言论，基本上是对某些具体事讲的。‘章罗联盟胆子大’这句话有错误，但不追究，够不成右派。”结论附在档案上，叫我看过同意后签字。我翻翻档案一看，唉呀，乱七八糟的揭发材料，全都拿不到桌面上。既有捕风捉影，也有胡编乱造。比如一个支部书记，当时在我手下当实习生，因为我不重用他，他就说我“串连了许多科室三十多人联合反党”。串联哪些科室哪些人，是张三、李四、王二麻子，他怎么不写呀！管落实政策的负责人说：“你看这结论要不要得，要得就签字，就算了。”我不能不签字，不签字不能摘帽子。戴着帽子还是什么也办不了。为了摘帽子，我苦了三十年呀。我就拿出笔写了：“同意结论部分”几个字。他笑了，说：“你们知识分子到底心眼多呵”。
他们不把“反右”那些不实之词全拿掉，说你还有错误，是给你留个小尾巴，小辫子，怕你神气起来吧。你一神气，他们就神气不起来了，对不对呀！
摘掉帽子，我要先回去报个喜。开口找院里借点钱，我儿子春节要结婚。乡下讨媳妇要花不少钱。他们说研究研究。等到春节前几天才找我，说：“这钱别借了，把你的钱发还给你吧！”这时已有政策，补发工资了。我每月一百二十七块，“文革”整整十年，一共一万五千多块，等给我时是一万四千多块。原来他们这阵子派人去到我老家调查我在农村挣了多少钱，扣除出去了。当右派扣的那些钱据说没政策，到今天也没补。一想这事，还觉得自己身上有个右派的影子，这就先甭提了。我拿了钱，就跑回去。唉呀，村里人见我一月一百多块，拿我当大人物啦，都来我家串门。可我很快又跑回来了，我没搞清楚，到底叫不叫我回去呀。这事真拖了好久好久。一阵子还听说要冻结，我心里着急，到处找人，一直拖到八O年，市委发一个文件，规定：“凡是冤假错案遣返回乡的原则上都要回来，除了已经在当地结婚生子的人。”我大儿子、大女儿已经结婚回不来了。余下五口又很闹一会儿，最后市委一个劲儿打电话催问，我们院总说“马上就搞好了”，“马上就搞好了”。直到六月份才搞到户口迁移证，可又没房子，再等到搬家已经十一月了。这时候我已经六十四岁了。毕竟耳朵不行，眼不行，腿也差得多。打五七年到现在，我能贡献多么多，其实只贡献那么一点点。我的问题就像我们老家一旬俗话，“落雨天背稻草——越背越重。”落实了，反而不叫你干事了。到现在只能给街道副食店干点会计。在家闲得难受着呢。街道问我：“你干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