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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不错，不仅适合婚礼，也适合蜜月。”
“那我没意见，”杰克说着又迅速往米盖尔那个方向看了一眼。米盖尔一直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很显然在听他们说话。这让他很不舒服。
“只有一个问题。很多人都想6月办婚礼，河畔教堂6月份每个星期六都订出去了。想想看，要提前八个月！6月9日是星期五。你觉得可以吗？”
“星期五还是星期六，对我来说都一样。我都行。”
“太好了。其实我本来也更倾向于星期六，更传统，对客人来说也更方便。问题是星期六已经订满了。”
“嘿，米盖尔！”杰克大喊。“那些内脏还没洗好吗？别洗一辈子啊。”
“早洗完了，斯坦普敦大夫。我一直在等你过来看一眼。”
“噢！”杰克只答了一个字。他显然有点尴尬。他一直以为米盖尔在偷听。然后他对劳丽说，“对不起，我要把这个尸检做完。”
“没问题，”劳丽说着跟他走到水池前。
米盖尔递过内脏，已经完全剪开，彻底冲洗，能看到黏膜表面。
“今天我还有别的发现呢，”劳丽说。“这事儿我想跟你谈谈。”
“说吧，”杰克边说边开始系统地检查消化系统，从食道开始一路往下。
“你知道，我在你的公寓里一直觉得不太舒服，主要是整个大楼都是个猪圈。”杰克住的四楼跃层公寓位于106街一栋破旧不堪的大楼里。大楼正对着社区运动场。杰克曾经出钱彻底整修过这公寓。杰克一直固执地认为自己就应该受罪，因此他虽然工资不低，但住得很差。现在有了劳丽，情况就不同了。
“我不想为此伤害你的感情，”劳丽继续说道。“马上要举行婚礼了，我们不得不考虑一下住的问题。所以我自作主张，查了一下大楼到底归谁所有。你每次寄租金支票的那个所谓管理公司不肯透露。不管怎样，还是给我查出来了。我跟他们联系了，问他有没有兴趣卖。你猜怎么着？他们愿意卖，条件是‘按原样卖’。我觉得这条件挺有意思的。你觉得呢？”
劳丽说话的时候，杰克就停下了手里的活儿，他转过身。“在尸检台旁边谈婚礼安排，现在又在内脏池边谈房子。你有没有觉得这些话题不适合在这儿谈？”
“这事儿我是几分钟之前刚知道的呀。我急着想告诉你嘛，这样你就可以考虑啦。”
“很好，”杰克一边说，一边极力忍住不让自己说更尖刻的话。“你的任务完成了。不过，你不觉得我们在一个更合适的场合，喝杯葡萄酒，吃着芝麻菜色拉，再谈买房子、装修房子的事儿更好吗？”
“好主意，”劳丽高兴地说。“晚上在公寓见。”
说完，劳丽转身走了。
“你们要结婚了，真好，”米盖尔打破了沉默。
“谢谢。这虽然不是秘密，但也不要弄得尽人皆知。我希望你能理解。”
“没问题，斯坦普敦大夫。不过根据经验，我不得不告诉你，结婚会改变一切。”
“你说得真对，”杰克说。他自己也有这体会。
第一章（八个月以后）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2006年6月5日，星期一
上午9：35“全体起立，”穿制服的法庭文书边喊边走出内庭，手里拿着一根白色的权杖。
法官紧随其后，穿着一袭飘逸的黑色长袍。是位身材魁梧的黑人，双下巴，灰白鬈发，唇上留着一撇小胡子，黑色的双眼炯炯有神。他迅速扫了一眼自己的领地，然后不慌不忙地爬上两级台阶，走向法官席。他在席前站定，转身看着法庭。法庭左边是美国国旗，右边是马萨诸塞州州旗，旗上都画着白头鹰。这名法官以公平著称，法学功底深厚，但脾气不小。在这个法庭上，他代表着至高无上的权威。此时，清晨强烈的阳光透过金属窗格，从百叶窗边缘照进来，从他的肩头倾泻下来，他整个人笼罩在金色的光晕中，像古典绘画中异教的神。
“肃静，肃静，肃静，”法庭文书是个男中音，带点波士顿口音。“波士顿萨福克最高法院现在开庭，与法庭有关者，请近前来，报上姓名，陈述冤情。上帝保佑马萨诸塞州。请坐！”
法庭文书的话引起席间一阵窃窃私语，就像体育赛事前奏完国歌之后总会有一阵骚动。314号法庭，大家纷纷就坐。法官整理了一下面前的文件和水罐。文书席上的职员高声叫道，“佩欣斯·斯坦霍普遗属诉克雷格·博曼医生案现在开庭。主审法官马文·戴维森。”
法官镇定地打开眼镜盒，拿出无框老花镜，架在鼻尖上。然后他从镜片上方扫了一眼原告席，说道：“请双方辩护律师报上姓名，以便记录在案。”与法庭文书不同的是，他说话没有口音，而且声音更加低沉。
“安东尼·法萨诺，法官大人，”原告律师迅速答道，口音和法庭文书很像。他从椅子上勉强站起来，像是肩上挑着一副重担。“不过大部分人叫我托尼。”他的手指向右边。“我代表原告，乔丹·斯坦霍普先生。”然后又指了指左边。“这是我的得力助手，蕾妮·莱尔夫女士。”说完他迅速落座，一副很害羞，不想成为众人注目焦点的样子。
戴维森法官的目光平移到被告席。
“伦道夫·宾厄姆，法官大人，”被告律师说道。与原告律师不同的是，他语速缓慢，强调每一个音节，语言流畅。“我代表克雷格·博曼大夫。我的助手是马克·卡文迪什先生。”
“我想你们已经准备好开庭了吧，”戴维森法官说。
托尼只是点点头表示同意。伦道夫却站了起来说，“被告方曾提交过几份常规动议。”
法官瞪了他一眼，表明他既不喜欢也不需要别人提醒他处理庭前动议。他低下头，食指在舌尖蘸了一下，开始翻手里的文件。他的动作显示他很恼火，似乎伦道夫的言辞唤醒了他对律师一贯的蔑视。他清了清嗓子说，“驳回撤案动议。且法庭认为双方提交的证人和证物均非过分血腥或过分复杂，不影响陪审团理解，因此驳回防止偏见动议。”他抬起头，又瞪了伦道夫一眼，似乎在说“我让你闹”，然后将目光转向法庭文书。“召候选陪审员上庭！还有正事儿要干呢。”戴维森法官速战速决的作风是有名的。
话音刚落，旁听席上就传来一阵窃窃私语声，不过没持续多长时间。办事员迅速从候选陪审员名单里抽出16个名字，随即由法庭文书到候选陪审员等待区将选定的人接来。仅仅过了几分钟，那16个人就被引进法庭，宣誓一切如实陈述。陪审员形形色色，各不相同，且男女比例几乎相等。尽管大部分是白人，但也有其他少数族裔。大约四分之三的人穿着庄重得体，一半是商人。其他人穿什么的都有，T恤、运动服、牛仔服、凉鞋，还有嘻哈风格的衣服。有的衣服必须不时提一下，以免滑落。几个有经验的候选陪审员自己带了报纸杂志，一个中年妇女甚至带了本精装书。有人被法庭的气氛镇住了，有的则一脸不屑。候选陪审员陆续走进陪审席落座。
戴维森法官做了简短发言，首先感谢候选陪审员履行公民义务，并告诉他们协助找出事实真相有多么重要。接着他简要介绍了筛选程序，尽管他知道在陪审团办公室已经有人跟他们交代过这些了。然后他开始问一系列问题，检验陪审员的公正性，希望剔除那些抱有特殊偏见的陪审员，以免影响原告或被告的利益。他强调，这么做的目的是为了最终伸张正义。
“正义，屁话！”克雷格·博曼自言自语道。他深吸了一口气，换了个坐姿。他一直没有意识到自己竟然会这么紧张，双手不知不觉已经在膝盖上握成了拳。他抬起手，放在桌子上，双臂支撑，上身前倾。他张开手指，尽量伸展。他穿着自己最保守的一件灰色套装，白衬衫，打领带。这些都是坐在他右手边的律师伦道夫·宾厄姆特别叮嘱的。
律师还叮嘱克雷格尽量保持面部表情平和，尽管他知道在这么丢人的场合下很难做到平和。他需要表现得高贵、恭敬（谁知道是什么意思）且谦逊，千万不能显得傲慢或者愤怒。这点特别困难，因为他对整件事儿都特别愤怒。律师还要求他吸引陪审员的注意力，看着他们的眼睛，把他们当成自己的熟人和朋友。克雷格扫了一眼候选陪审员，暗自好笑。让这些人来决定他的命运，真是天大的笑话。他的目光停在一个女陪审员的脸上。这人看上去像是无家可归的人，金发打成绺，盖住她精灵般苍白的脸。她穿着一件过于肥大的爱国者队的运动服，衣袖太长，以至于只能看到指尖。她不停地将遮住脸的头发分开，扯到两边，以免挡住视线。
克雷格叹了口气。过去的八个月简直是地狱。去年秋天他拿到传票，就觉得这个案子很难办，事实比他预计得还要糟糕。先是接二连三的质询，将他生活的各个方面翻了个遍。质询已经够可怕的了，取证更糟。
克雷格身子往前探了探，以便更好地观察原告席上的托尼·法萨诺。克雷格这辈子讨厌过几个人，可程度从来没有这么强烈，就连托尼的长相和穿着他看着都觉得不顺眼。这家伙老爱穿时髦的灰色套装，黑衬衫，黑领带，戴笨重的金首饰。克雷格觉得托尼·法萨诺像个蹩脚的黑手党新丁。这个俗人代表了当今一拨追着救护车跑，专打治疗失当官司的律师，把别人的灾难当作自己赚钱的机会，借机敲诈富裕但不愿意掏钱的保险公司。更让克雷格厌恶的是，他的网站上还以此为卖点大肆宣传，根本不考虑这种官司可能会毁了一个医生的前途。
克雷格的目光移回到被告席，伦道夫正在关注陪审员宣誓仪式，他的侧影显出贵族气质。伦道夫的鼻梁很挺，稍微有点鹰钩鼻，这部分有点像托尼，但效果完全不同。托尼看人的时候，目光总是从他深色浓密的眉毛下面透出来，鼻尖朝下，嘴角带着一丝残忍的假笑。伦道夫则总是鼻尖朝前，或许还有点朝上，有人或许会觉得他看人的时候有点傲慢。托尼的嘴唇很厚，说话的时候不时地用舌头舔着，保持湿润。伦道夫的嘴唇则是一条细细的直线，几乎谈不上唇形。他说话的时候，别人是看不到他舌头的。简而言之，伦道夫代表了严谨老练的波士顿文人雅士；托尼年轻，精力旺盛，像是游乐场上的杂耍艺人或是恶棍。这种对比一开始让克雷格很满意。可现在看看候选陪审员，他不由得怀疑是否托尼的风格更容易引起共鸣，从而更有感召力。这么一想，克雷格更紧张了。
让他紧张的还不止这些。尽管伦道夫一再让他放心，可这案子进行得并不顺利。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马萨诸塞州法定仲裁机构实际上已经判定原告胜诉。该机构在听过双方陈述之后，裁定有足够且经充分证实的证据表明存在医疗失职行为，因此法庭可以受理此案。该裁决同时表明，原告乔丹·斯坦霍普无须提交保证金。
裁决下达那天，是克雷格开庭前最黑暗的一天，他平生第一次有了自杀的念头，虽然别人都不知道。伦道夫照例安慰他，让他别当真，别有了点小挫折就放弃。可他怎么可能不当真呢？这裁决是法官、律师和医生同行联合下达的。这些人可不是高中辍学生，或是愚蠢的蓝领工人；这些是专业人员。这些人觉得他治疗失当，也就是说他的治疗方法不够专业，这对克雷格的荣誉感和尊严是致命的打击。他这一辈子竭尽全力想做最好的医生，也成功了。这一点医学院的成绩可以证明，在全国最好的医院做住院医生期间的评价可以证明，声誉卓著的医生邀请他加入自己的诊所也可以证明。可现在，这些专业人士说他不称职。他切实感到自己全部的价值和自尊瞬间崩塌，他的声誉岌岌可危。
除了仲裁机构的裁决，其他事情也让他觉得前景不容乐观。从一开始，质询甚至还没有结束，伦道夫就一再建议他尽力与妻子亚历克西斯重归于好，并搬出城里的休闲公寓（伦道夫的说法），搬回纽顿，与家人同住。伦道夫觉得陪审团也许不太能够接受克雷格近来这种放纵的新生活（他的说法）。尽管克雷格觉得这么做要依赖家人，可他觉得伦道夫很有经验，因此完全按他的建议执行。亚历克西斯同意让他回家，不过要睡在客房里，对此他很满意，也很感激。她对克雷格表示宽容和支持，今天更是坐在旁听席上给他助阵。克雷格下意识地转过身看着亚历克西斯的眼睛。她是波士顿纪念医院的心理医生，穿着自然的职业装，白衬衫，蓝色对襟羊毛衫。克雷格很不自然地笑了一下，她看到了，也很不自然地笑了笑。
克雷格将注意力转回到陪审员筛选上。一个衣着邋遢的会计想借口工作忙，逃避陪审义务，遭到法官的严厉斥责。这个会计声称客户无法离开他一星期时间，因为法官根据证人名单（其中大多数是原告证人）推测庭审将持续一星期。戴维森法官无情地指责他丧失公民良知，但还是放他走了，由另一名候补陪审员顶上，筛选继续进行。
亚历克西斯生性宽宏大量，使得过去八个月家中的气氛比较融洽。克雷格认为这首先是因为她比较成熟，其次是因为她是心理医生。克雷格知道，如果情况相反，他处在亚历克西斯的位置，家里的气氛很有可能会不堪忍受。现在回头看，克雷格觉得他所谓的“觉醒期”其实是想变成另外一个人，很幼稚。他命中注定要做个医生，这是上帝安排好了的，而不是做什么文人雅士。4岁的时候，他母亲就给了他一套医生玩具。他一直记得自己给母亲和哥哥打针时就表现出来一股早熟的认真劲儿。他做临床医生的天赋那时候就表现出来了。尽管在上大学和医学院头一年的时候，他觉得自己适合做基础医学研究。后来他发现自己具有临床诊断的天赋，这一点也给他的上级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自己也很开心。他从医学院毕业的时候，就知道自己会做个临床医生，附带搞点研究，反过来则行不通。
虽然亚历克西斯和他的两个小女儿（11岁的梅根，10岁的克里斯蒂纳）原谅他也理解他，特蕾西则另当别论。她今年15岁，本身就处在痛苦的青春期，她公开表示她一直无法原谅克雷格抛弃家庭六个月。也许为了表示对父亲的不满，她有过几次叛逆行为，嗑药、过了熄灯时间不回家，甚至半夜从家里偷偷溜出去。亚历克西斯很担心，但跟特蕾西谈了几次之后，她相信这孩子迟早会回头。亚历克西斯叮嘱克雷格眼下不要干涉。克雷格欣然从命，因为即使没有这场官司，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这种事儿，更不用说他现在全部精力和情感都纠缠在自己的灾难中，根本无暇他顾。
戴维森法官又剔除了两名候选陪审员。一个公开敌视保险公司，认为这帮人在刮国家的油水：行了，再见。另一个人的表弟是以前克雷格在医院时的病人。他听说克雷格是个非常好的医生。另外几名候选陪审员之所以被剔除是因为律师开始使用无因回避权。托尼剔除了一名衣冠楚楚的商人，伦道夫剔除了一名穿着夸张嘻哈服饰的黑人青年男子。法庭又从备选陪审员中挑选了四名进行宣誓。筛选继续进行。
不得不面对特蕾西的仇恨，对克雷格伤害很大。可比起莲娜的态度，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她成了被抛弃的情妇，还要另找公寓搬出去住，因此报复心极重。她的这种态度让办公室里鸡犬不宁，克雷格真是进退两难。他不敢开除她。治疗失当的官司还没处理完，他怕再惹出个性别歧视的官司来，因此只好尽力协调和莲娜的关系。他无法理解莲娜自己为什么不辞职，因为她跟马琳以及达琳的矛盾早已公开了。每天马琳和达琳都闹着要辞职，危机不断。克雷格不能让她俩走，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她们。他现在被官司折腾得精神上和肉体上都十分脆弱，根本无法行医。他觉得每个病人都有可能起诉他，因此无法集中思想。从他接到传票那天起，他就一阵一阵地焦虑，这让他本来就很敏感的肠胃更加脆弱，造成胃部灼热和腹泻。最严重的是失眠，他不得不开始服安眠药，这使他每天醒来时不是精神焕发，而是感觉有点迟钝。总之，他现在是一团糟。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因为没胃口，他健身减掉的体重没有反弹。不过，他脸上灰黄色的赘肉又回来了，加上黑眼圈，眼窝凹陷，看起来比以前更糟了。
莲娜在办公室里的行为已经让克雷格不堪重负。不仅如此，她还在官司中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他第一次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是发现她出现在托尼·法萨诺的证人名单上。等取证时，他才知道情况有多么糟糕。这种经历对他来说非常痛苦，他充分体会到她有多么恨他。不仅如此，她还挖苦他作为男人威力不够，让他觉得非常尴尬。
取证之前，克雷格向伦道夫坦白了他和莲娜婚外情的细节，好让伦道夫有精神准备，知道该问什么问题。他也曾提过自己接到传票那天晚上，曾经很不负责地大谈他对死者的看法。但有些事情他还是没跟伦道夫说。不知道是因为仇恨，还是真的记性好，莲娜把克雷格那天晚上关于佩欣斯·斯坦霍普的言论几乎一字不差地背了出来。包括他如何恨这个女人，称她疑病症患者，贱货，说她死了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莲娜说完之后，连一向对官司结果表示乐观的伦道夫都颇受打击。那天，他和克雷格离开波士顿北区汉诺威大街法萨诺办公室的时候，伦道夫比以往更加沉默、严谨了。
“这案子她是帮不到我了，是吧？”克雷格问道，暗自祈祷自己的恐惧是不必要的。
“我希望你没有其他事情瞒着我，”伦道夫回答。“你的那番言论已经让这场官司变成逆水行舟了。你没有跟其他任何人说过类似的话吧？”
“没有。”
“感谢上帝！”
当时他们钻进伦道夫的车，克雷格自认非常讨厌伦道夫居高临下的态度。之后他逐渐意识到他其实是讨厌自己必须依赖律师。克雷格遇事一向是自己处理，单枪匹马面对任何困难，现在这一切都变了。他一个人应付不了了。他需要伦道夫。因此，在开庭前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