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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棺验尸移到今天来做。遗憾的是，这招好像对珀西不管用。
“不好意思，老兄，”珀西说。“手里的活儿干完后，我还要帮一个哥们儿挖下水道，顺便看看他家刚出生的一对双胞胎。”
“我知道你很忙，”杰克说。“不过我已经跟斯特拉瑟先生说了，只要能今天开棺，我愿意出双倍价钱，付现金。”
“那斯特拉瑟先生怎么说？”
“他说他那边没意见。”
珀西的眉毛往上挑了一下。他仔细考虑了杰克的提议，然后说道：“你的意思是说，愿意付给公墓双倍的价钱，也付给我双倍价钱？”
“前提是今天开棺。”
“我已经答应帮朋友挖下水道了，”珀西说。“能等我挖完以后吗？”
“你几点钟能挖完？”
珀西撅起嘴唇，边想边点头，然后看了看表。“大概要两点以后了。”
“你肯定那时候能挖完？”杰克问。他需要确定这一点。
“能挖完，”珀西肯定地说。“不过我不知道我哥们儿的下水道会出什么问题。如果那边顺利，我两点左右就可以过来。如果不顺利，那就说不准什么时候能回来了。”
“但即使下午很晚回来，你也会开棺的，对吧？”
“那当然，”珀西说。“只要你肯付我双倍的价钱。”
杰克伸出手，珀西迅速握了一下。杰克回到自己那辆伤痕累累的车前，珀西又回到反铲挖土机的驾驶室。开车之前，杰克给哈罗德·兰利打了个电话。
“现在是这样，”杰克的语气非常严肃，暗示没有商量的余地。“我们计划今天下午两点之后的某个时间把佩欣斯的棺材打开。”
“时间不能再具体一点吗？”
“具体要等加拉德特先生完成他今天的计划才能开棺。现在我只能告诉你两点以后。”
“你只要提前半小时告诉我就行了，”哈罗德说。“到时候在墓穴边会合。”
“好的，”杰克说。他尽力不让自己语带讥讽。自己给兰利皮尔森殡仪馆交了那么多钱，他觉得哈罗德应该忙前忙后，敦促沃尔特·斯特拉瑟和珀西·加拉德特才是。
珀西的反铲挖土机又轰鸣起来。杰克开始考虑下一步该做什么。他看了看表，已经快10点半了。直觉告诉他，按现在的速度，如果顺利的话，大概三四点钟可以把佩欣斯·斯坦霍普的尸体运到兰利皮尔森殡仪馆。那会儿拉塔莎·怀利医生可能会有空。他不敢肯定她提出来帮忙是否出于真心，但决定姑且还是相信她一回。有她帮忙尸检速度会快一点，有问题也可以一起讨论。而且他也确实需要她带一把骨锯过来。虽然他觉得这起案件不会涉及脑部，但既然决定做尸检，还是彻底一点为好。更重要的是，他觉得有可能会用到显微镜或者解剖镜，拉塔莎在场会方便得多。最重要的是，拉塔莎的上司答应他可以做毒物学检验，拉塔莎可以帮他联系法医署。杰克现在怀疑医院方面有用药过量和用错药的可能性。这样一来，毒物学检验就显得至关重要，而且越快越好，这样可以写在尸检报告里。
有这么多事情要处理，杰克不得不面对现实，也就是说，他很有可能赶不上今晚从波士顿飞纽约的班机，而必须坐明天早晨的飞机。他知道第一班飞机是明天清晨起飞，肯定能赶得上下午1点半在教堂举行婚礼，甚至还有时间回公寓取燕尾服。问题是怎么跟劳丽说。
杰克很清楚自己现在跟劳丽说肯定不合适，而且现在他也不确定今晚能不能赶上飞机，于是他决定暂时不打这个电话，想着等有了确切消息再跟她说，效果会更好。
杰克把身体歪向一边，从裤子后面的口袋里掏出钱包，拿出拉塔莎·怀利的名片，拨通了她的手机，结果被转到了语音信箱。这个时间，拉塔莎肯定是在尸检房。他留了一个简短的口信：开棺被推迟了，所以尸检要到下午才能做，如果她愿意帮忙，他感激不尽，最后留了他的手机号码。
打完电话，杰克开始考虑一个实际的问题。他不太善于行贿，刚才许诺给沃尔特和珀西的钱显然是太多了，要不然他们也不会答应得那么爽快。现在的问题是到哪里去弄这么多现金。通常他钱包里只带二三十美元，这显然不够。不过钱不是问题，他有信用卡，只要找到提款机就行了，城里肯定不缺提款机。
目前能做的事他都处理完了，杰克只好回法庭旁听。其实他很不想去法庭看自己的妹妹被别人侮辱。一开始看到克雷格遭了报应，他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有点幸灾乐祸的。不过这种兴奋感很早以前就消失了。现在杰克对克雷格夫妇俩都非常同情，不愿意看到他们被人折磨，也不愿意看到托尼·法萨诺这样的人出于私利贬低他们的关系。
可是，杰克跟两人说好了要去法庭的，两人也分别以自己的方式向他表示了感谢。想到这里，杰克发动了汽车，来了个三点掉头。一开出公墓那精致的石雕大门，杰克就靠边停车看地图。他很快就发现去波士顿市区有条近路，不用再原路返回经过殡仪馆了。
开车上路，杰克发现自己居然还有心思笑。他倒没有笑出声来，只是突然觉得很想笑。他来波士顿已经两天半了，绞尽脑汁对付异常无聊的治疗失当官司，被人打过耳光，吃过拳头，差点挨了枪子儿，还被一个开黑色凯迪拉克车的暴徒威胁过，可到现在，什么事也没干成。整件事有种独特的黑色幽默，让他不由得想笑。
他又想到一件事。随着他在波士顿滞留的时间越来越长，他越来越担心劳丽的反应，以至于他越来越不愿意跟劳丽说话，怕她发火。他倒不担心回不去。如果尸检这么拖下去，他有可能被迫坐明天早晨的飞机回纽约，这也就意味着他有可能赶不上婚礼。当然这种可能性很小，因为从6点半开始，每30分钟就有一班飞机去纽约。尽管如此，也不能完全排除赶不上婚礼的可能性，但他并不担心。这种不担心让他怀疑起自己潜意识里的动机。他很爱劳丽，这点他可以肯定，而且他也相信自己很想再婚。可为什么他不担心赶不上婚礼呢？
杰克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只能说他虽然平常表现得无忧无虑，但生活其实比这复杂得多。他的性格其实有很多方面，有的方面被他主观压制住了，轻易不表现出来。
现在既没有追车，又没有雨雾，也不是上下班高峰，杰克很快就开到了波士顿市区。尽管这条路他从来没有走过，却无意中找到了波士顿公共绿地和波士顿地铁总站，中间隔着一条查尔斯街。一找到这儿，就等于找到了以前停过车的地下停车场。
杰克停好车，转身回来向管理员打听附近有没有提款机。按管理员所指的方向，他来到查尔斯街的商业区，发现他买辣椒喷雾器的那家五金店对面就是提款机。杰克按提款上限取了现金，然后沿着头一天来买辣椒喷雾器的路线步行去法庭。他走过灯塔山，沿途漂亮的联排别墅带来一种和谐的美感，很多人家的窗台上还放着精心栽培的花箱，里面开满了鲜花。最近下了几场雨，把街面和砖砌的人行道冲刷得干干净净。天空依然阴沉沉的，让他注意到前几天阳光灿烂时没有看到的景观：19世纪流传下来的煤气灯都亮着，显然一刻都没有停息过。
到了法庭门口，杰克又犹豫起来。从表面上看，法庭里的情景与头一天下午他离开的时候一模一样。只是证人席上的莲娜换成了克雷格。法庭上还是那些人，态度也没有明显变化。陪审团还是无动于衷，一个个像是纸糊的假人，只有水管工助理还在孜孜不倦地检查自己的指甲。法官正在全神贯注地看桌上的文件，旁听席上的人倒是很认真。
杰克打量了一眼旁听席上的人，看见亚历克西斯坐在老地方，旁边有一个空座位，显然是为他留的。旁听席的另一边佛朗哥的老座位上坐着安东尼奥。他比佛朗哥小一号，但比佛朗哥帅多了，身上是法萨诺团队的标准着装：灰色西装，黑色衬衫配黑色领带。杰克有充分理由相信这几天佛朗哥不会再出来活动了。他开始回想自己跟安东尼奥有没有过节。他同时在考虑佛朗哥和安东尼奥有没有参与恐吓克雷格家的孩子们。
亚历克西斯坐在这排的最里面，是离陪审团最近的一个座位。杰克慢慢靠近她，边走边跟其他旁听者说借过。看他走近，她拘谨地笑了一下，让杰克觉得事情不妙。她把自己的东西收拢，腾出地方来让他坐。两人握了握手他才坐下。
“怎么样？”杰克侧过身，低声问她。
“现在伦道夫做交叉询问，好多了。”
“托尼·法萨诺提问的时候怎么样？”
亚历克西斯飞快地看了一眼杰克，暴露了她内心很紧张。她的面部肌肉有点僵硬，眼睛也比平常睁得大，两手紧张地交握着，放在膝盖上。
“情况不好吗？”杰克问。
“很糟糕，”亚历克西斯说。“唯一值得庆幸的是，克雷格的证词和调查取证时一致，没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他没有发火吧，伦道夫都给他排练过了。”
“庭审开始大概一个小时之后，他就开始发火了，然后越来越厉害。托尼知道他的弱点，一个都没有放过。最糟糕的是克雷格说，为了照顾病人，医生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托尼根本没有资格批评他们，也没有资格质疑他们的专业素质。他还说托尼是个靠撺掇病人家属打官司发财的卑鄙小人。”
“这可不好，”杰克说。“就算是真的也不能这么说。”
“还有更糟糕的呢，”亚历克西斯抬高声音说。
“不好意思，”后排传来一个声音。有人拍拍杰克的肩膀。
“我们听不见证词了，”旁听者抱怨道。
“对不起，”杰克说。他转身问亚历克西斯，“要不我们到大厅里继续谈吧？”
亚历克西斯点点头，显然是很想休息一下。
他俩站起身，亚历克西斯把东西留在座位上，两人慢慢移动到中间过道上。杰克推开法庭沉重的大门，尽量不发出噪音。他俩在大厅里找了一张皮面长椅坐下来，不约而同地弓起背，胳膊肘放在膝盖上。
“我就搞不明白，”亚历克西斯小声嘀咕着。“这么多人来旁听这个该死的官司，能听出什么名堂来。”
“听过幸灾乐祸这个词吗？”杰克问。半小时前他还想到这个词，当初他听说克雷格官司缠身，就有点幸灾乐祸。
“你倒说说看，”亚历克西斯回答。
“是德语，表示以别人的困难或不幸为乐。”
“我不记得这个德语词了，”亚历克西斯说。“但这个意思我很清楚。幸灾乐祸这么普遍，应该有个英文词才对。小报不就以这个为卖点吗？其实我知道这些人为什么热衷于看克雷格受罪。他们一直觉得医生是成功人士，高不可攀。我跟他们计较什么。”
“你身体还好吧？”
“除了有点头疼，其他都还好。”
“孩子们怎么样？”
“显然很好。她们觉得是在度假，既不用上课，又可以在奶奶家玩。到现在，没人打我的手机。我的号码她们三个都记得，要是出了什么事，我早该知道了。”
“今天早晨我过得惊心动魄。”
“是吗？尸检进行到哪一步了？我们都盼着发生奇迹呢。”
杰克把今天早晨马萨诸塞州高速公路上发生的事情描述了一遍。听着听着，亚历克西斯的嘴越张越大，显然是又吃惊又害怕。
“那你没受伤吧，”最后杰克说到佛朗哥的车翻得头朝下，她关切地问。
“我很好，不过我租的那辆车可惨了。佛朗哥肯定伤得不轻，现在可能在医院里躺着呢，说不定还被捕了。还记得昨晚到咱家来的那个波士顿警察吗？我把事情的经过都跟他说了。我想当局肯定不赞成在马萨诸塞州高速公路上随便开枪。”
“天哪，”亚历克西斯同情地说。“没想到他们会对你下手，真对不起。我觉得我有责任。”
“别这么说！这都是我自己招来的，跟你没关系。发生了这么多事，倒是更让我下定决心做这个该死的尸检了。”
“现在进行到哪一步了？”
杰克说了他和哈罗德·兰利、沃尔特·斯特拉瑟以及珀西·加拉德特打交道的经过。
“天哪，”亚历克西斯说。“费了这么大周折，我希望尸检能有重大发现。”
“我也希望。”
“这下有可能要明天早晨才能坐飞机回纽约了。你能接受吗？”
“不接受也得接受啊，”杰克耸了耸肩。他不想讨论这个棘手的私人问题。
“新娘子劳丽也没意见？”
“我还没有跟她商量呢，”杰克回答。
“上帝啊！”亚历克西斯大吃一惊。“我可不想跟新嫂子一上来就把关系弄僵了。”
“还是回到刚才的庭审吧，”杰克想换个话题。“刚才你说到克雷格的证词还有更糟的？”
“他先是骂托尼是个撺掇病人家属打官司发财的卑鄙小人，然后又开始教训陪审团，说他们跟他不是一个层次的人。他们从来没有像他救佩欣斯·斯坦霍普那样救过人，所以根本没有资格评判他的行为。”
杰克大吃一惊，一只手拍着前额说，“伦道夫就看着他这么胡闹？”
“伦道夫已经尽力了。他不停地提出反对，可无济于事。后来他又试图让法官宣布休庭，可法官问克雷格要不要休息，克雷格说不要，然后接着往下说。”
杰克摇摇头。“克雷格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不过……”
“不过什么？”亚历克西斯问。
“克雷格说得有道理。从某种程度来说，他说出了所有医生的心声。我敢说，任何一个打过治疗失当官司的医生都是这么想的，只不过他们比较有头脑，没有说出来罢了。”
“哎，他确实不应该说出来。换了我是陪审员，本来是来履行公民义务的，遭到这种责难肯定气得够呛，也更愿意相信托尼对整个事件的解释。”
“这是最糟糕的部分吗？”
“很多部分都很糟糕。托尼让克雷格承认，当晚出门诊时确实担心佩欣斯病情突变，这点跟莲娜的证词相符。另外他确实怀疑佩欣斯突发心脏病。他还让克雷格承认，从佩欣斯家开车去音乐厅比从纽顿纪念医院去要快。他很想在音乐会开始之前入场，可以向众人展示漂亮女友。更糟糕的是，他让克雷格承认在莲娜面前说过很多佩欣斯·斯坦霍普的坏话，包括说佩欣斯死了对所有人都有好处。”
“天哪，”杰克摇摇头说。“这可不好！”
“确实不好。现在大家都认为克雷格是一个傲慢无情的医生，满脑子想得都是怎么才能按时带情人去音乐厅，根本不考虑病人的死活。伦道夫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这个结果。”
杰克直起腰。“伦道夫交叉询问效果如何？”
“最确切的说法是企图弥补损失。他试图在原告提出的每一个问题上为克雷格恢复名誉，从PP，也就是问题病人编号到佩欣斯·斯坦霍普去世当晚的所有细节。你进来的时候，克雷格在说他到佩欣斯家看到的症状，和乔丹·斯坦霍普电话上告诉他的症状不符。伦道夫让克雷格告诉陪审团，他和乔丹通电话时并没有说佩欣斯·斯坦霍普突发心脏病，只说要排除这种可能性。当然了，这与乔丹证词中所说的不符。”
“你觉得陪审团对克雷格的证词反应如何？交叉询问和直接询问时的反应有区别吗？”
“他们比以往更加无动于衷，不过这有可能是我太悲观了。看过克雷格在直接询问时的表现，根本没法乐观。伦道夫前面的仗越来越不好打。今天早晨他告诉我，想让克雷格说说自己的经历，以便反击托尼对他的人身攻击。”
“也好，”杰克说。尽管他对伦道夫的安排并没有多大热情，可对亚历克西斯的同情心依旧没变，觉得说句安慰她的话也好。两人回到法庭原座位上，杰克不禁暗想，如果原告胜诉，对亚历克西斯和克雷格的关系将产生怎样的影响。从16年前他第一次见到克雷格起，杰克一直不看好这段婚姻。克雷格和亚历克西斯是在波士顿纪念医院实习的时候认识的。两人订婚的时候曾经到杰克家做客。杰克觉得克雷格非常自我，令人难以忍受，而且除了医学没有别的生活内容。现在杰克有机会深入他们的生活，发现虽然目前局势非常严峻，但他俩有很强的互补性。亚历克西斯从小就有点情绪化，喜欢依赖别人，与自恋的克雷格刚好取长补短。在杰克看来，两人在很多方面都可以互补。
杰克在椅子上坐稳，尽量让自己舒服一点。伦道夫笔直地站在讲台前，散发着一贯的贵族气质。克雷格坐在证人席上，身体微微前倾，肩膀有点塌。伦道夫的声音抑扬顿挫，口齿十分伶俐。相比之下，克雷格的声音显得有点平淡，像是吵过一架，现在已经筋疲力尽了。
杰克感觉到亚历克西斯的手在他的胳膊肘和腰间摸索着，然后往前移动，抓住了他的手。他回握了一下，两人相视而笑，但笑容转瞬即逝。
“博曼大夫，”伦道夫拉长声音说。“4岁时你得到一个玩具急诊箱，开始跟父母和哥哥玩打针游戏。从那时起，你就想成为一名医生。不过据我所知，你之所以会选定这个助人的职业，是因为童年的一次特殊经历。你能把这件事的始末告诉法庭吗？”
克雷格清清嗓子。“那时候我15岁，上十年级，是校足球队的经理。其实我很想加入球队，但是人家不要我。这让我父亲很失望，因为我哥哥是明星队员。所以我只好当球队经理，其实就是负责给队员们送水。比赛暂停的时候，我就拿上水桶、勺子和纸杯冲进球场送水。有一次轮到我们队踢主场，有个队员受伤了，教练请求暂停。我照例拿上水桶冲进球场。等我跑近一点，发现受伤的队员是我一个朋友。于是我放下水桶，扔下等水喝的队员们，径直冲到朋友身边。眼前的景象让我很难受。他的腿伤很严重，穿着钉鞋的脚歪在一边，疼得直打滚。他那么痛苦，我却无能为力。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当时我就决定，不光是想当医生，而是一定要当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