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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是哪一种推测，它似乎都在提示人们，人只有和自然界友好地和谐相处，才不会上演人间的尴尬与悲剧。在这里，我有必要提到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天水老乡，一个是著名诗人牛汉，另一位是著名文学评论家雷达。
牛汉本不是天水人，原籍山西定襄人。1937年，抗日烽火逼近了定襄，牛汉跟随以教书为生的父亲几经周折来到天水。1943年他离开天水，后去延安未成，遂在西北大学从事学运，1946年被捕入狱。1948年，他来到华北解放区，1949年随华北大学进了北京。1953年调人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年，因受“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牵连，历史性的又一次走进监狱的大门。多灾多难的经历，给了牛汉一副铮铮铁骨，同时也给了他一副热血心肠。1997年，他在致陈冠英、张维萍的信中说：为二位的刻石题词，半年以来，未敢动笔，有两个原因：一是我的右眼患严重白内障，视力不足0．1，几近全盲——第二个原因是，我真不敢写这个为人类生存作出牺牲与贡献的豚的命题。六十年代初及“文革”后期，我在服劳役期间从事过屠宰的活儿，不下四五十头的豚惨死在我的刀下，而它们都是我以一勺勺的汤水喂养大的，我们相依为命，每一头豚都认识我，爱我，它们的机敏的眼神和灵巧的尾巴，给过我不少的欢悦。因此，我首先应当向豚类请罪，饶恕我这个命运多蹇的人。我如何能舞文弄墨地写这篇愧疚万分的文章呢？这第二个原因才是我无力提笔的主要的难点。这文章我今生今世也羞于下笔了。请予谅解。天水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的父亲和两个弟弟的遗骨都埋在陇山之巅了，而我第一首诗也是在李广故里的山上完成的，为此我更加惭愧。我感激天水那片古老而又神圣的土地。我深信，十二生肖刻石的这种意境只能产生于伏羲画卦的地方。
同样，雷达在“五七”干校期间的惊人一幕着实地触动了他这个肖羊之人，并引发了他的《尔羊来思》：那一年，“五七”干校过节宰羊，屠者无能，或太富“羊性”，杀了一半就胆怯了，结果脖子上带着刀的羊逃逸了，一路滴血而奔，目光中满含惊惶、哀怨、失神，听说它后来死在半途上，血尽而亡。当时我真有掩面而泣的冲动，为物竞天择的无情，为生命的短暂飘忽，也为弱者的无奈而泣。当然，这终不过是君子远庖厨也之类，一旦吃起羊肉来，我早忘了自己的悲悯，且凶狠无比。我想，人类爱羊，又不得不杀羊，心里其实是很矛盾的，面对生态与道德的悖论，贡献与牺牲的必然，便对羊深荷歉疚，于是才在无数建筑和器物上刻画着羊的庄严神圣的形象吧？因为属羊，我有时会冒出很怪的念头，比如暗忖自己哪些地方像羊，平生的性格运命与羊有没有干系之类。再看周围的熟人，比照他们的面貌神气与他们的属相，有时候还真能叫人会心一笑。现代都市人离狩猎文明、农耕文明愈来愈远了，但人们还能牢牢记住自己的属相，也真是一个奇迹。倘若只是远古风俗的残留，恐怕不会留得这么顽固。莫非在属相与生存、生肖与生命之间，真有什么割不断的深刻的文化血缘吗？印度有一首古歌唱道：“部分脱离整体只是梦幻，万物与汝共一灵魂”，似可给我们一点暗示，我们以为离了动物世界，现代得不能再现代了。其实，不管人类怎样智慧而尊贵，却无法摆脱宇宙生物圈中动物之一员的身份。意识到自己高等动物的优越是必要的，但时时记住自己终归还是动物也未必是坏事。人有时还真该到动物这面镜子里照照自己。
我在关于散文的一篇理论文章中曾说，在当下无数的人大喊散文需要创新、散文必须革命的口号声中，一个真正有胆识的作家，需要的往往不是创新，而是坚守再坚守，甚至是回归。实践证明，一切发展、裂变的新事物，并不一定代表着先进性和科学性。可以想见，当人的大脑可以制作出电脑时，为什么人得高血压、冠心病、精神病的积数却与日俱增呢？而相对于人的低级动物们却很少发生。相反，由于过分地砍伐树木植被，使江河湖海遭到很大程度的人为破坏、污染，从而影响了许多生物间的发展平衡。据有关资料表明，全世界每年都会有一定的生物物种被灭绝。
陈冠英告诉我说，经过他多年的了解，到目前世界上发行过生肖邮票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90个，这足以说明中国的生肖文化已然走向世界。当然，也有相当多的国家不是像中国用十二生肖纪年，而是按天文学中的十二星座，即魔羯、宝瓶、双鱼、白羊、金牛、双子、巨蟹、狮子、室女、天秤、天蝎、人马。缅甸既不按年，也不按月，而是按周，以7种兽类轮序；印度则和中国大体相同，只是将虎变成了狮，鸡变成了金翅鸟，但次序一样，据说这些动物都是印度人崇拜的十二位神将的坐骑；越南也是十二生肖，但没有兔，以猫取代；日本和中国一样，似乎可以认定是中国东渡过去的。在这里，我不能轻易地就表明我们中国的十二生肖多么富于创造、富于神奇。对于人类来说，我们毕竟是其中的一分子。生肖是人类的选择，人类选择了生肖，必然会形成一种或多种形态的生肖文化。在古老的生肖文化面前，不论今天我们的人脑多么发达，但总感觉还很年轻，。但我们深信，中华文化向世界传播的历史，也是中华民族走向世界的历史，今天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复兴时代，生肖邮票风靡全球的现象，正是这种传播热潮的生动体现。
我非常赞同文艺理论家、著名篆刻家唐醉石之子唐达成先生对生肖文化的认识，可惜他如今已不在人世了。唐达成先生说，我国是个农业大国，四分之三以上的群众至今尚生活在农村，以耕植稻麦粟黍为生。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小农的耕作方式，水是赖以生存和庄稼丰歉的命脉所在，无论旱涝都与水有关，都要求对水的控制。但小农经济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仍“靠天吃饭”，尚无力控制自然。久远以来，人们就往往把希望寄托在神灵的呵护上，龙，正是与水密切相关的神灵之一。贵为天子的帝王是龙之子，明清之际，在开耕时，都要由天子亲自出面，在北京“先农坛”祭祀上天，祈求风调雨顺，以保丰年。即使是龙之子的祈求也往往是没什么保证的。尤其是国土辽阔，焉能处处风调雨顺。大旱之时，农民往往向龙王求雨，或将龙王抬出游行，甚至将龙王爷放在毒日下暴晒，以为龙王爷自己亲历了旱渴之苦，就能沛然而雨了。民谚有“虎从风，龙从雨”之说，大约也根由于此。而当喜庆丰收之时，便又将得水之利的丰收归功于龙王，载歌载舞，龙灯龙船龙舞由之而生。一定的生产方式产生一定的观念形态，时代虽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广大农村，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仍然还占着主导地位，对于水的依赖与对龙的眷恋，便代代相沿地流传下来了。既然我们至今仍然是农业大国，农村人口仍占绝大部分，人们说自己是“龙的传人”，不亦相宜乎。龙的天命的神秘面纱已被剥去，那么“龙”作为东方特有的，代表吉祥、尊贵、欢庆的吉祥物和民族象征保留下来，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更何况，如今国势日盛，沉睡已久的东方巨龙，早该是“骑元气，游太空”，昂然腾飞的时候了。
唐达成属龙，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皆属马，“龙马精神”既是我们的民族精神，也是生肖文化中不可或缺、非常灿烂的一部分。这也正是陈冠英们乐此不疲所追求弘扬的力量所在。T篇生肖之魂
世界上没有人不热爱自己的家乡的。每当向人提起家乡的那一片热土，人们都会讲述出许多动人的故事。这故事不论是正史，还是野史，千百年来，它总是如奔腾的小溪那样欢快地在人们心头流淌。
陈冠英、张维萍之所以能选择以生肖篆刻这种艺术形式来体现他们的人生追求，除了他们本人从小对诗、书、画等艺术的爱好，以及他们长大后专门从事这方面的专业创作外，我以为更重要的是丰富而悠久的天水地方文化对他们的思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
天水，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是古丝绸之路东段上的一个重镇。天水之名，因西汉“天河注水”的传说而得名，古称上邦、成纪、秦州。据《水经注》记载：“上邦北城中有湖，水有白龙出，风雨随之，故汉武帝改为天水郡。”天水古属雍州，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之一，相传人类始祖伏羲就诞生在这里。伏羲作为“三皇”之首，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伏羲创立和倡导的古文明，特别是八卦学说，由当时的成纪（今天水）沿渭水渐至黄河流域，向东扩至关中，继而影响到中原及华北、东南，逐步形成了影响整个以炎黄部落为核心的华夏民族重要文化构成。同时，因伏羲“人身蛇首”而崇奉的蛇图腾，也由西北黄土高原蔓延神州大地，进而演变为龙图腾，成为中华民族的象征。1992年8月13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天水视察时曾亲笔为天水题词——“羲皇故里”。
今天，但凡到天水旅游的人，除去闻名遐迩的我国四大石窟之一的麦积山外，恐怕就要去与伏羲传说有关的伏羲庙、卦台山和秦安大地湾遗址了。伏羲庙是一座元代始建、明代重修的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伏羲庙。卦台山在距市区17公里的三阳川，相传是伏羲当年画八卦的所在地。据陈冠英说，在美国洛杉矶的一家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张中国的无字天书，后经破译，竟然是一幅《十二生肖过河图》，这张图如果以卦台山为圆心，以到敦煌为半径，其圆周正好把整个中国圈起来，其中由卦台山到敦煌的半径与卦台山到台湾的距离正好相等。这一切是巧合也好，是天意也罢，无可争辩的是它将成为人们研究伏羲文化的一个充满知识性、趣味性的一个亮点。大地湾遗址，是距今7800—4800年的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古村落遗址。现已出土8000多件各类文物及中国最早的原始地画，还有最早的原始宫殿遗址和“水泥”地面大厅等。
在天水，人们常说的是五大文化，即伏羲文化、大地湾文化、秦文化、石窟文化和三国文化。我觉得，对陈冠英、张维萍生肖篆刻艺术影响最大的应该是伏羲文化和石窟文化。陈张二人表示认同，但他们在试图弘扬生肖文化以带动伏羲文化的同时，他们一直有个遗憾，那就是在创造麦积山、大象山石窟的艺术之乡，迄今为止，还没有出现真正的大师级的美术家和雕塑家。
伏羲文化是属于天水的，更是属于中华民族的。我在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聊天时，我曾提出：“伏羲不一定是具体的某个人，他可能是一个部落，也可能是原始人的一种图腾。包括八卦的创造，也不一定是某个人的创造，可能是几个人，或者经过几代人、几十代人、上百代人不断发展、完善、创造出来的。”陈冠英听罢，说，你的观点我基本同意，我和维萍长期致力于搞生肖篆刻艺术，其目的并不是要考证出伏羲到底是一个人，还是其他什么，而是要通过生肖艺术，去挖掘传统文化中的精华部分，为重铸民族精神做出自己的贡献。换句话说，现在如果单纯地去搞伏羲文化，其意义就
不是很大，那只能陷入玄学，走进死胡同。
生肖之魂是艺术之魂，更是文化之魂。只有把地域文化置于中华文明史的大范围去看待，去审视，才不失其全面；只有把历史文化的研究和当代两个文明建设紧紧相连并扩展到社会各个层面，形成群体意识，变为人们的自觉行动，做到与时代同步，与人们同心，才不失与时俱进的时代特征；只有重视现代文明的建立和扩展，不能只重视古代文化的继承，而忽视了与现代科学的接轨，尤其要注意探讨现代化的研究方式，才不失务实的科学精神；只有从自己从事的专业出发，探索掌握先进文化的闪光点，努力提高自己的艺术水平，不断地创造出具有创新意识、风格独特的艺术精品，才不失社会的理解、支持，人们的信任、尊重。
这段文字的表述不是我说的，它是陈冠英于2001年8月28日出席“全国第11届历史文化名城文联主席联谊会”发言时的一段表述。这次发言的题目为《继奇光之往 开异彩之来》。说起这个题目，陈冠英告诉我，这可不是他想出来的，而是我国著名学者、楚辞专家文怀沙先生1997年在天水考察后为陈冠英、张维萍夫妇题的词。这十个字，恰到好处地对天水历史文化，对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艺术追求进行了概括的总结和对未来的追求目标指明了方向。陈冠英、张维萍一直把其视为自己从事生肖篆刻艺术的金玉良言，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他们所参悟的生肖之魂。
关于对文怀沙身份的表述，用著名学者、楚辞专家称谓，是一般人都知道的，而在我看来，即使称他为国学大师也不为过。因为这位九旬老人一生所涉猎的文化艺术门类太广了，诗词歌赋、琴棋书画、阴阳八卦、风土人情，甚至习武养生几乎无所不能。去年九十月间，文先生到我所供职单位所在地——北京沙滩一座大楼里找何首巫先生。他误走三楼，因不慎被一铜制的隔板绊了一个趔趄。当时我正从他旁边擦肩而过，见状赶忙搀扶，岂料他站起身来，拍打了几下袖口，竟然没有任何伤害。我当时心里说“这老头神了”。
文怀沙先生在1994年出席《钟灵、谢逢松、祖绍先书画联展》时，因他与三画家都属鸡，为助兴，曾口占一首打油诗：“今年偷鸡说鸡好，明年摸狗说狗妙。想必后年猪走运，看它眉目多俊俏。十二生肖竞风流，哭不出来只好笑。”这一年，距其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相识还有三年。如果他们早就此相识，我想一向爱风趣幽默的怀沙先生是不会写出此诗的。1997年，当文怀沙先生与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结识后不久，他很快改变了过去对生肖的看法。他在为《陈冠英张维萍生肖篆刻艺术》一书所写的序文《十二生肖竞风流》中说：“十二生肖竟风流”，并非新创，实属旧构。我国年复一年新闻媒体趁辞旧迎新之际，大肆吹捧生肖，极尽谄媚之能事，真令人哭笑不得。有感于时风日趋鄙俗浅薄，我曾发表过一首讽刺诗，其中一句即为“十二生肖竞风流”，言外之意是说弄潮儿实在善于迎合，什么年就说什么好，狗也好，猪也好，还不如总体一句话——十二生肖一个比一个好。“竞风流”沦为反语，它所要表达的不过是我当时对于生肖之说，不愿苟同的态度。然而，事物总是具有两重性的，我的激愤使我观察问题难免浮泛。1997年8月，我有幸到天水，结识冠英、维萍，并得以一睹他们竟16年之功，精心制作的1200方十二生肖印，惊叹之余，态度便不能不因之改变了。陈张二君治印有阴阳两类，其中阳印60，阴印40，阴阳之比恰合黄金分割之律。细思二君所为，窃以为有两点不容忽视。一是主动“出位”。印之制作，应有专业要求，常言所谓“规矩”是也。规矩乃专业创制的前提，所谓“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不过，此仅为事理的一个侧面。我们必须看到，艺术死于拘束而诞生于自由，故古之良工作手，既重视规矩，又力倡出位，于超越变化中萌发生机。陈冠英、张维萍之成功，端赖他俩不违篆刻之规矩，又能大胆跳出，或文人雅趣与民间兴味结合；或反客为主，图重文轻。治印如画、如乐，现代意识与古旧传统融会，往往于创意中见慧心。二是深远的寄寓。制作肖印，对于冠英、维萍而言，显然并非纯技巧性的营求，而首先要传达出一种浓郁的文化意味，生肖观念形成较早，文化积淀也很深厚，它滥觞于先民的动物图腾崇拜。经过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演化成中华民族极具特色的一种文化符号。这种符号又封存在隐秘的民族文化心理之中，它生动活泼地作用于我们民族的文化生活。冠英夫妇对于这种文化的理解和表现，着重体现在对生肖组合上的平等原则下的“和合”精神，以及对每一种生肖身上所附着的良性人格内涵的发扬光大上。
读罢文怀沙先生的序，我从其字里行间不仅能感受到老先生的谦逊和宽广的胸怀，而且透过他对生肖的理解以及对陈冠英夫妇生肖篆刻艺术的阐释，使我对生肖之魂的认识豁然开朗起来。
生肖文化，源远流长。
文化生肖，方兴未艾。
2001年，陈冠英夫妇的书画作品和部分生肖篆刻艺术精品参加在法国举行的中国文化年文化交流。在展览会上，他们的生肖篆刻作品曾一度引起轰动，特别是吸引了众多的海外华人。据说，他们仅有的两幅印有百方生肖印刻的作品有人以10000法郎收买。这种现象证明华人及海外人士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也印证了世人对生肖篆刻艺术的认同与尊重。
其实，早在1992年，陈冠英、张维萍夫妇的生肖篆刻作品和他们的国画就已走出国门，而且落户到韩国总统金泳三和前总理张泽相的女儿张炳惠家里。据我国驻韩国大使馆前参赞陈池先生著文《弘扬祖国传统文化 增进中韩友谊》文中所述：
中国与朝鲜半岛（二战后分裂为朝鲜、韩国两个国家）一衣带水，“朝发而夕至”，“鸡犬之声相闻”。古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