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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出的形象是带血的，在“红色恐怖万岁”，“打击阶级报复”等口号下，诸如“狗崽子”、“反革命”、“右派分子”、
“地主”、“资本家”等等便成了他们手下牺牲者的莫须有的罪名。没有法律，没有审讯，一切加害随同而起，棍棒皮
带交加，事情过后，扬长而去。个别红卫兵残害无辜的手段更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西纠”的粗暴、骄横引起愈来愈多群众的反感。老红卫兵凌驾于其他学生之上，纠察队凌驾于一般红卫兵之上的
状况，使学生中的矛盾扩大。纠察队阻止冲击某些领导干部，阻止更广大群众加入运动的倾向也令中央文革小组不满。
中央文革小组最早察觉了“西纠”等老红卫兵组织的离心倾向，陈伯达说：西城区纠察队没有把斗争矛头指向党内走资
派，已经成了“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工具”。
最后，终于触怒了江青。
江青说：“纠察队是保皇派！是资产阶级的。”
造反派围攻纠察队，批斗周荣鑫，矛头直指周恩来。纠察队失势了。
“联动”六冲公安部
1966年11月27日，在北大附中教学二楼的一间会议室里，正酝酿着一项重要的决定。
参加会议的是北大附中、石油附中、清华附中、京工附中、八一学校等海淀区十几所中学“红卫兵”组织的负责人。
这些老红卫兵大多是中国党政军高级干部的子女，其中相当一部分人是“文化大革命”风暴里被打倒或“靠边站”
的领导干部子女。这些人曾经对党中央和毛泽东本人无比的崇拜和热爱投入“文化大革命”运动，运动初期参与和发起
了无数骇人听闻的过激行为。正当他们拿着皮鞭、木棍向被打成另册的牛鬼蛇神一顿猛揍的时候，想不到自己家大门也
被人家踢破了，自己的父亲也被人粗暴地拉上斗争会，享受皮鞭和棍棒的滋味。这种出人意料的结局，使他们打人的手
不由自主地哆嗦起来，他们发热的大脑也开始冷却了。
会议由北大附中的牛皖平主持，中心议题是：“研究' 文化大革命' 的最新发展和干部子弟应采取的对策”。这群
青年学生大都是从外地串连后返回北京的。他们脑子里乱糟糟的，全国都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们所到之处，
省、市、地、县各级领导班子全部瘫痪，造反派的炮火越来越猛烈，已经延伸到中央各大机关。过去掌握权力的人全部
变成了“黑帮”，都在被打倒或即将被打倒。这些干部子弟开始产生疑问：这就是毛泽东号召我们积极参加的“文化大
革命”吗？如果这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么无疑我们前些日子的举动是在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发丧。
前些日子，中央军委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副主席的讲话，更使他们兴奋不已。四位老帅明显地在批
评当前的这些过头的做法。这给了他们鼓舞，同时也使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责任。
“中央文革就是中央文革，它既不是毛主席，也不是党中央，对它有意见为什么提不得？”
“可现在谁提意见，谁就是反革命，这岂不是国民党作风。”
“为什么不许我们对当前运动提出自己的意见？我们中学红卫兵应该联合起来，和蒯、聂之流干到底！”
“应该团结起来成立一个组织，像' 西纠' 那样。”不知谁提出了这样的建议。
紧张热烈的讨论接触到主题，这个建议一发出，立刻得到会议室里几十个人的响应。
那么，这个组织应该叫什么名字呢？
“我看，就叫' 红卫兵第四司令部'。蒯大富是' 三司' ，咱们是' 四司'。”
有人说。
“要不就叫' 造反兵团' ……”
“现在司令部多如牛毛，' 造反兵团' 也太俗气，我看就叫' 联合行动委员会'
吧……“
“对，这个名字好！”会议室里的气氛活跃起来，大多数人都赞成“联合行动委员会”的名字。而且，有人还建议
前面再加上“首都中学红卫兵”几个字，和大学的“红卫兵”以示区别。
会议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联动”就这样诞生了。大家决定，它的组织机构采用集体协商办法，各校派出一名联络
员，主持常务工作，由北京工大附中于增寿同学任总联络员，总部设在北大附中。宣传工作由北大附中负责，组织工作
由石油附中负责，并委托北大附中的官小吉起草“联动”宣言。
在此之后，他们以北京市东城区纠察队、西城区纠察队、海淀区纠察队为主体，到处进行串连活动。
12月5 日，“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今日宣告成立宣言”公布，以北京市高干子弟为核心的“联动”组织正式
成立。
当晚，北京街头出现了如下的标语：“热烈欢呼联合行动委员会成立！”“坚决拥护中央军委四位副主席的讲话！”
（指1966年11月中旬，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军委副主席批评当前运动过火作法的讲话）“坚决反对资产
阶级反动路线新的表现形式！”
为制造声势，“联动”成员奔走于首都的大街小巷，北京工业大学附中的邹建平等人爬上几十米高的西直门城楼用
几十张大字报纸刷了一条大标语，上面赫然写道：“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
“联动”在造声势的同时，也开始主动出击，向造干部反的红卫兵发起挑战。12月6 日，牛皖平带领十几个“联动”
成员来到蒯大富、聂元梓控制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点名要与他们辩论揪斗老干部问题。谁知刚进大门就遭到“三
司”的围攻。“三司”才不买“联动”的帐，而且他们对这些高干子弟有一种本能的反感。牛皖平寡不敌众，还没开口
就败下阵来，只好夺门而逃。
“联动”并不甘心，第二天派出石油学院附中、农大附中20多名能言善辩的学生来“三司”寻衅。“三司”用电话
调来上干名造反派将“联动”成员团团围住，双方争执不下。
周恩来得知此事之后，立即派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前来调解。经过了周荣鑫的耐心劝说，直到第二天凌晨一点多钟，
“三司”才将“联动”成员放走。
与此同时，12月7 日，在民族文化宫由廖承志主持的“第二届中日青年友好联欢”筹备会上，“三司”和“联动”
为争取联欢会主动权，展开了激烈的争斗。由于主持者偏向“联动”，“联动”获得了主持权，“三司”代表愤然离开
会场。“三司”向中央文革反映了“联动”勾结“走资派”廖承志，“妄图利用外事活动进行反革命宣传”的无中生有
的事。为此，廖承志被江青多次点名批判。
12月16日，江青在北京市红卫兵“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点名批判了“联动”，作为“联动”理论
基础的“鬼见愁”对联，也遭到了厄运。大会决定解散以“联动”为核心的红卫兵纠察队，并决定逮捕首恶分子。江青
严厉地指出，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是“东纠”。“西纠”和“海纠”的总后台，并气势汹汹地说：“对一小撮杀人
犯、打人、破坏革命的，这样一小撮我们要坚决地实行专政。”陈伯达在讲话中高呼：“敌人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会后，各校红卫兵组织联合对“东、西、海纠”，发动了攻击，捣毁了他们的据点。12月16日晚，北航“红旗”红
卫兵将两名据称是企图偷窃摩托车并行凶打人的“联动”分子押送公安部。
随即，一群“联动”红卫兵冲进公安部，将被抓“联动”人员劫走并打伤北航“红旗”红卫兵，并大骂、冲撞公安
部工作人员。公安人员拘留了几个主要人员，在对他们进行教育后释放。“联动”却说公安部乱抓人。这就是所谓“联
动”一冲公安部。
在12月28日上午、31日、1967年1 月6 日晚、9 日、11日又连续发生了“联动”红卫兵五次冲击公安部事件。在这
六次冲击公安部的行动中，“联动”人员对公安部进行了打、砸、抢，在墙上留下了诸如“强烈抗议公安部下放专政权
力”、“炮轰公安部、火烧谢富治”、' 不许公安部乱抓革命干部子弟“等标语，一些”联动“红卫兵甚至喊出”油煎
江青“、”打倒陈伯达“、”刘少奇万岁“的口号。
招致中央文革小组的弹压
在“文革”爆发后连续几个月的动乱中，“联动”红卫兵一些人已开始渐渐地怀疑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一些讲话和做
法的正确性。也许是事实催人觉醒，觉醒促人愤怒，愤怒在集聚着力量，这愤怒的力量终于在12月26日的大会上爆发。
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剧场召开“破私立公誓师大会”。这次大会是“联动”第一次大会，由“联动”
主要成员李单纲。项东平（京工附中）、周春英、宫小吉（北大附中）、张路宁（人大附中）、马晓军（北京石油学院
附中）等人筹备，彭小蒙（北大附中）主持。
会议开始，由清华附中等四个学校的“联动”代表就运动以来本组织“红卫兵”的成绩和缺点做“破私立公”发言，
但就在发言过程中一份署名“红后代”的口号传单，引起了青年们的兴趣，他们三五成群地议论起来。当大会主持人宣
读传单上写的“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时，全场同时发出“好”的吼声。这是几千个高中级干部后代发自内心的呼声。
当马晓军念到“中央文革某些人不要太狂了”这句话时，全会场几千人全都愣住了，大家压根没有想到传单上会有这样
几个字。
一秒、两秒……全会场突然像炸了锅似的沸腾起来，大家捶胸顿足地叫好，鞋子、帽子、头巾、传单被抛向圆形的
屋顶，鞭炮声震耳欲聋。接着大会放映了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纪录片，当镜头上出现老干部时，掌声响成一片。出现中
央文革成员时，会场发出一片“嘘”声。
大会结束后，“联动”成员奔赴全市大街小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入户宣讲。他们不再向过去那样旁敲侧击了，
公开把矛头指向中央文革。他们的口号有：“江青不要太狂了！”“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
“坚决打倒镇压中学运动的刽子手三司！”，“踢开中央文革”！“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
“联动”红卫兵在这一时期始终处于十分矛盾和痛苦的状态之中，一方面他们希望自己能成为全国红卫兵的典范，
去冲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另一方面，又无法理解他们的父辈接二连三地坠入“黑帮”、“保皇派”、“走资派”
深渊的事实。
正是他们久已养成的孤傲心理和血统高贵的思维习惯，使他们把父辈被打倒的愤怒宣泄在了中央文革小组身上，从
而开始了最早的对中央文革小组、对“文化革命”目的何在的质问和思考。
北大附中彭小蒙曾写道：“我翻毛选，又拜读了十六条，认为中央文革所作所为都不符合。”“江青就会感情用事，
江青太狂了！”
一些“联动”红卫兵也提出，“谁要是对中央文革不满，谁要是给中央文革提意见，就给谁打成反革命。这是什么
作风？显然是国民党的作风。”他们要求“对中央文革要调查，要整成本禹！”
北大附中一位女红卫兵在家信中写道：“江青水平太低。她现在的错误往轻点说是资产阶级思想没改造好，对无产
阶级东西还不理解；往严重了说，就是怀疑她有野心。”
这种对中央文革甚至“文化大革命”方向的质问，虽然尚处于一种膝陇状态，但这种比较清晰的思路毕竟是来源于
现实生活的教训。在“文革”刚刚开始半年、中央文革小组正炙手可热的时候，敢于提出这样的质疑是相当的难能可贵
的。
1967年1 月1 日，部分“联动”成员发布了中发秘字003 《中央、北京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通告》
：
中央、北京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
中发秘字003
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人大常委，人民解放军各军种，中央军委，国务院各部革命干部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于
1966年10月1 日于中南海政治局礼堂正式成立。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具体领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中共中央主席和第一副主席直接指示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在马列主义原则精神和中共历次党代会的一贯路线指导下工作。
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
1。坚决，彻底，全面，干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几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缔一切专制制度，召
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央各级党委、委员的生
命安全。
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产生的各级反动造反组织。
3。坚决肃清中共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
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
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
组织路线：在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下，发展过程如下：（1 ）第一阶段由中共中央，国务院，解放军，省市委干部
子弟组成。
（2 ）第二阶段由基层组织（地委专署与公社）干部子弟组成。
（3 ）第三阶段吸收全国工农兵和出身他种家庭而政治表现好的。
同盟军：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将士、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工农积极分子。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且960 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
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贯彻中央、北京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一切行动指示。
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地区的成员要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戒骄戒躁，密切联系群众，贯彻党的民主集中制……
克服资产阶级思想意识和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恶劣影响，为党为人民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直到最后一滴血。
同志们，同胞们，应该认识到，我们肩负着党和人民的重大历史使命，肩负着历史赋予我们的共产主义战斗命令，
“我们一定要英勇，忠实，干练，坚贞，艰苦耐心地做好各种工作，迎接大反攻战机的到来。”
我们的困难是复杂严重的，我们的处境是白色恐怖的，不斗争，必灭亡。无数的革命前辈和党员兄弟被围攻被拷打，
被审讯被迫害，许多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优秀战士英勇就义牺牲了，数以千计的党的好儿子被监禁监视和失踪，看到这
些，我们还有什么不能拿出来啊！人民盼望我们，希望我们粉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他们罢工，停电，绝食，请愿，为
我们做出了优秀的榜样，我们庄严地向人类和所有的敌人宣告我们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流鲜血，受迫害有何所惧，我
们的事业——马列主义的事业必然胜利。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全党党员团结起来！
全党全民，全军团结起来！
中国共产党万岁！
中国人民万岁！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共北京市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人大常委革命干部子弟中国人民解放
军帅、将、校革命干部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命干部部分子弟联合行动委员会
公元1967年元月1 日
从整个《通告》内容来看，这个“中央、北京党政军干部子弟（女）联合行动委员会”是年轻一代希望恢复正常的
党内生活、保护老一辈革命家，纠正“左倾”路线呼声的反映，也表达了干部子弟对“文革”以来危及他们父辈地位的
这场“天下大乱”强烈的不满情绪。他们希望从上到下在全国把干部子弟组织起来，形成一种自我保护并试图扭转“文
化大革命”的强大力量。
显然，这在当时情况下，是极不现实的作法。且“联动”逆“文革”的潮流而动，把矛头对准毛泽东支持的中央文
革小组，只能导致失败的结局。“联动”公然指责中央文革小组的作法，招致中央文革小组的弹压。
1967年1 月4 日，在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下，北京许多所中学的平民红卫兵与“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辩论大会，
对“联动”进行讨伐。由于“联动宣言”中包含了很多轻视工农、轻视民众、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内容，被平民子弟驳得
十分狼狈。
此后，“联动”成员因力量单薄，常遭围攻、谩骂和殴打，无处发泄的“联动”成员有时骑着自行车在大街小巷疾
驰，高喊“打倒三司”、“油煎江青”等口号。在高干子弟集中的学校如八一学校、北京小学、育英学校等校中，“联
动”由于与对立的红卫兵组织时常发生冲突，正常的教学秩序已不复存在。图书馆被捣毁，教学仪器、标本被砸坏，桌
椅板凳被拆卸，双方甚至以教学楼为依托构筑工事进行武斗。
各校“联动”红卫兵组织常常结伙捣毁对立组织的总部。虽然“联动”人数较少，但其成员胆量大、能量大，已成
为扰乱北京“文革”进程不容忽视的力量。
1967年1 月中旬，中央文革小组下决心消灭“联动”组织。1 月17日，公安部长谢富治指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
反对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 联合行动委员会' 、' 西安红色恐怖队' 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
接着，在清华大学、北京航空学院、北京政法学院、北京地质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等校红卫兵的配合下，中学红卫
兵组织在蒯大富、聂元梓的带领下，相继捣毁了“联动”设在北京一○一中学、北工大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北师
大附中、人大附中等十一所学校的据点，“联动”主要负责人牛皖平、卜大华、孔丹、任志明、董良、贺邯生、郭大勋、
马晓军、赵战平、邹平等相继被逮捕，“联动”分子先后被捕者达100 多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联动”组织也先后遭
到镇压。
1 月21日，以中学红卫兵为主，在北京召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