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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永远互相推诿下去，但是当抬高的水位开始淹没城市时，它可不分太平洋东岸西岸。
他人瓦上霜如果有 40 万人在你家门口被打死、被强暴、被迫害，你会感到什么呢？如果你有正义感，肯定会对施暴者感到愤怒，会有帮助弱者的冲动，或至少为自己不能帮助他们而羞愧。
但是如果这 40 万人是在万里迢迢之外呢？远到非洲呢？确切地说，远到一个你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的地方——苏丹达富尔呢？
也许你不会有任何感觉。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2003 年初开始到现在，据联合国的数据，苏丹的武装冲突已经导致了 40 万人的丧生，其中无数死亡并不是武装冲突本身的结果，而是由苏丹政府支持的加宁韦德组织针对达富尔地区的非阿拉伯平民的袭击所致。世界上主要的媒体和国际组织；都将达富尔危机定性为“屠杀”和“种族清洗”。
而我们大多数人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该看“快男”看“快男”。
但是，如果仔细去深想的话，你也许会有些许不安：难道你家门口的那 40 万人，生命比达富尔的那 40 万人更宝贵？难道我们能够仅仅用“看不见”去为自己的冷漠辩护？可悲的是，在一个信息全球化的时代，所谓“看不见”其实仅仅是选择性失明而已。
的确有人感到了这样的不安，所以我们才看到在美国，这个同样距达富尔万里迢迢的地方，竟然有成千上万人在吃饭、睡觉、娱乐之外为达富尔人的命运奔走呼吁。不但要扫自家的“门前雪”，还要去管他人的“瓦上霜”。
为达富尔呼吁的组织里，最有号召力的莫过于“拯救达富尔联盟”。它 2004 年 6 月成立，由 160 多个非政府组织结盟组成，目的是提高美国社会对于达富尔危机的认识程度、敦促政府采取更多的干预行动。2006 年 1 月，该联盟发起了“为达富尔发出 100 万个声音”的行动，号召 100 万个人给布什总统发明信片，要求美国政府采取更积极的行动。6月底该活动结束，第 100 万个签名的人是希拉里？克林顿。
“联盟”还与其他组织合作，于 2006 年 4 月底在华盛顿举行了“拯救达富尔”示威，要求加强联合国维和行动和国际救援行动。这次示威集会中有很多政界要人，也有乔治？克鲁尼这样的电影明星，但最重要的是，10 万普普通通的美国人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其他组织团体也在积极行动。比如“屠杀干预网络”，致力于动员群众给本地的国会代表施压，“提高政治家对屠杀保持沉默的成本”。它给政治家的“达富尔表现”建立了一个打分系统，并积极支持经济团体对苏丹撤资，批评美国政府对维和行动支持力度不够，最近又发起了“询问候选人”活动，“逼迫”2008 年总统候选人们在达富尔问题上表态。再比如“学生立即行动”组织，主要通过学生的力量来给政治家施压。2005 年 11 月，他们通过给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卢格的政治捐款人施压，加速了国会“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
的通过；2006 年 4 月 28 日，850 个学生参与了“学生游说日”活动，和国会代表举行会谈；同时学生们还成功推动了 30 所大学和 8 个州断绝与苏丹的投资关系。其他像“大屠杀纪念馆”、“人权观察”、“伊斯兰救援”等等组织，都纷纷采取了行动。
表现达富尔主题的文艺作品也开始出现。流行美剧“急诊室”、“白宫群英”、“第七天堂”，都有与达富尔相关的剧情，反映达富尔危机的电影、音乐、漫画、图书纷纷出台。
去年 12 月的一个民意调查显示，62％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把阻止达富尔屠杀当作优先政策，在外交政策上，其重要性仅次于伊拉克问题。来自民间的这种压力强化了美国政府对达富尔危机的干预态度。从去年 8 月“达富尔和平与责任法案”的通过，到布什政府对冲突双方的几次调停，从公开谴责苏丹政府到对苏丹政府实行经济制裁，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政府对民间压力的呼应。
当然，仅用“心地善良”来解释美国社会这种去扫他人“瓦上霜”的“非理性”行为是不够的。这种风起云涌的人道主义关怀，很大程度是活跃的公民团体动员能力的表现，而不仅仅是民间自发的热情。就算民间能够自发地迸发高度热情，这种热情的“可持续发展”，往往要依靠民间团体的机构力量。10 万人为了远方的痛苦聚集到白宫前，绝不可能是谁一挥胳膊就能实现的，只有公民社会发达的组织资源才能让一盘散沙的社会在必要时迅速“凝结”起来，并且通过源源不断的“创意”给人们冷却下去的激｜情加温。当然，发达的公民团体也绝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政治自由、政策导向、一定经济水平、长期公民意识教育的结果，一句话，美好的人性源于美好的制度。
美国社会对达富尔危机迸发的异乎寻常的热情，也与当年的卢旺达屠杀有关。1994 年卢旺达有 50100 万人被屠杀，无论是联合国还是美国，都没有及时采取行动干预。美国社会始终对当初的沉默不能释怀，一定意义上，这次面对达富尔的危机反应激烈，可以说是美国社会“赎罪”的一种努力。
在所有的杀人武器中，沉默无疑是最有效的。当苏丹总统巴希尔用主权论将联合国维和部队描述成“殖民主义势力”时，他是在试图给人类的恻隐之心划一个国界。而当那 10 万个人站在广场上为远方的痛苦呐喊时，他们仅仅是在表达人类最天然的同情心，他们是在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一个无法用选择性失明为冷漠辩护的时代，我们只能做一个世界公民。
哗众取宠主义如果我想证明文化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恶果，我一定会端出杰瑞？斯布林格秀。
这是美国的一个谈话节目，主持人杰瑞？斯布林格。管它叫“谈话节目”，显然是一种美化，因为这节目的大部分内容是嚎叫和斗殴。
听听这节目的标题，你就知道它大概是怎么回事了：“我和我妹睡了”， 你不是孩子的爸爸”，“我其实是个妓女”，“我和你最好的朋友上床了”，“为了吸毒，我抛弃了自己的孩子”……一般来说，这节目的典型程序是这样的，一个“有肮脏秘密”的人 A，把被她欺骗的人 B 请到演播室，向他坦白自己的秘密，比如，“你其实不是孩子的爸爸”，B 往往勃然大怒。两人架还没吵完呢，第三者 C，也就是孩子的亲爸爸，突然也出现在演播室里，B 和 C 于是扭作一团。这时候保安 D，跑出来拉架。观众在台下起哄，大喊：“杰瑞！杰瑞！杰瑞！”或者骂ABC，“表子！表子！表子！”“草包！草包！草包！”有时候台上的人被观众激怒，又会跑到观众席上揪住某个喊得特别来劲的 E 开打。
你看，最后，B 打 A，C 打 B，D 打 BC，ABC 再打 E。整个斯布林格秀，就是一团混战。
所有人打得喊得像吸了毒一样 high 的时候，无数电视屏幕前面的观众，也看得如痴如醉。
就这么一个“秀”，在美国一播就是十几年。《电视导航》把它评为“美国最差”电视节目。
多么生动的反面教材啊，国内有人肯定会说，你们不是要低俗文化吗？不是要自由化吗？这就是自由化的恶果。
如果整个美国也就一个杰瑞？斯布林格秀，也就罢了，但事实上，美国还有无数类似的节目，它们只是“欲最差而不得”而已。比如 Maury Povich Show； Jenny Jones Show；还有一些法官审判秀，都是温和版的斯布林格秀。另一个收视率很高的节目 Fear Factor，有一个程序是让参赛者吃恶心的东西，这周是鹿睾丸，下周是活蟑螂，再下周是老鼠粥。还有一个约会节目，The Fifth Wheel，总是节目还没演几分钟，电视上就充满了大腿屁股Ru房。还有一些摔跤秀、警察抓人秀，都一样垃圾。
这些节目，虽然形式不同，赢取收视率的原理都大同小异：耸人听闻，哗众取宠，刺激神经，用英语里的一个词来说，就是“sensationalism”我把它翻译成“感官刺激主义”。
对“感官刺激主义”的泛滥，有识之士们自然痛心疾首。堕落啊，恶俗啊，文化快餐时代人文主义沦丧啊，资产阶级文化霸权啊，这些我们经常从崔永元、张承志嘴里听到的词汇，在美国评论圈里也屡见不鲜。
有识之士责怪电视制片人，制片人责怪观众。谁让观众爱看呢？节目再滥，收视率不在这儿摆着嘛？要知道，斯布林格本人可并不欣赏自己的节目。他公然跟人说，这个秀很变态，他基本不看。他自己是个“正常人”。法律系毕业，曾任辛辛那提市市长。在斯布林格秀之外，还主持一个正统的政治广播节目。据说在考虑竞选参议员。
“感官刺激主义”是文化市场化内在逻辑的必然结果。激烈竞争要求文化产品制造者不断突破底线——无论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
但是，如果说自由是一枚硬币的话，你不可能只得到它的一面。自由是阳光雨露，它可以养育出玫瑰，也可以养育出罂粟。如果为了给文化消毒而消灭自由，也就是为了消灭罂粟而消灭阳光雨露，那玫瑰也必将不保。别忘了，美国的文化土壤养育出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同一片土壤，也养育出了许多优秀的电视节目以及世界上最丰富的电影、音乐、美术产品。在某种意义上，百老汇剧院里上演的那些经典音乐剧，和斯布林格秀的那些镜头，是同一个母亲的两个孩子。同理，在中国的一些年代，不会有斯布林格秀这样的变态秀，但是也不会产生真正优秀的作家和艺术家。
当然，有的人可能会说，既是罂粟，何不把它除掉。问题是，文化产品中的罂粟可不像植物界的罂粟这么清晰可辨，你的罂粟可能是他人的玫瑰。怎么办？要么让一个人将自己的标准强加于整个社会，要么让社会通过自身的免疫力抵抗文化的病毒。
就拿斯布林格秀来说，根本不用政府严令禁止，大部分美国人，提到这个秀都是叹气摇头。
人民群众又不是傻子，又不是没有自己的判断能力。就算群众有时候把它当一个笑话来看，这也不意味着他们只有看笑话的能力和兴趣。就不许群众偶尔看看变态秀逗逗乐，同时也偶尔听听莫扎特陶冶情操？
事实上，“感官刺激主义”横行这么多年，并没有搞垮美国的精神文明。文化艺术照样繁荣昌盛。相反，“感官刺激主义”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反而黔驴技穷，让人麻木。麻木之后的人们，还是想回归细腻、回归美感，回归智慧。政府与其花时间精力去打击它，不如让它放任自流，让民众自己看穿它、唾弃它。自由的尽头，会有洪水猛兽，那又怎么样？走近了看，不就是几只不堪一击的小老鼠么。
斯布林格自己就说，这就是个电视节目而已，又不是西方文明的末日。你也可以用痛心疾首的语气说，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就是这个样子！也可以用如释重负的语气说，原来资产阶级自由化走到尽头，也不过就是这个样子。
大学向左，草根向右以前跟国内的朋友聊天，他说：我很欣赏美国那些敢于批评布什政府的左翼知识分子，因为在美国这样的国家，做一个左派需要非凡的勇气……我立刻纠正他，你说错了，在美国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在高校里，做一个左派是非常时尚的事情，做一个右派才需要真正的勇气。
先从我的母校，哥伦比亚大学，最近发生的一件小事说起吧。
今年10月，哥大一个共和党学生组织邀请了一个叫约翰？吉尔克里斯特的人来演讲。这个吉尔克里斯特，是“民兵”组织的发起人。这个组织专门招募志愿者，在美墨边境巡逻，阻挡非法移民从墨西哥入境。近年来非法移民问题是美国的一个热点问题――右翼势力倾向严格禁止非法移民入境，左翼主张更宽松的政策。吉尔克里斯特来哥大讲演，无非是来宣传他在移民问题上的右翼主张。
本来这应该是一个很普通的校园活动吧。不，让你个老右来放毒，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演讲之前，该活动的广告就被撕扯、涂抹。演讲那天，很多学生在讲演厅门口示威，身着 3K 党白大褂讥讽“民兵”组织。主持人一开讲，就有人不断起哄喝倒彩，有的人干脆背对讲台示威。
等吉尔克里斯特开讲时，一群学生干脆冲上讲台，砸桌子椅子，双方发生肢体冲突，最后吉尔克里斯特不得不仓惶逃走，示威学生们则高喊着胜利的口号打出一条横幅：没有非法的人。
这个情形虽然极端，但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美国高校校园里的左右势力处境：左翼趾高气扬，右翼垂头丧气。
这里先停顿一下，说说在当代美国的“左”“右”含义。这个分野有三个方面，第一，外交事务上，一般右翼倾向于扩张性外交，传播美国价值，强化美国地位，支持伊战；第二，经济事务上，右翼一般主张自由贸易，削减福利，削弱工会；第三，在社会文化上，右翼一般是“保守”的代名词，反对堕胎，反对同性恋婚姻，反对非法移民入境等。而左翼则主张外交上的收缩、经济上的政府干预，社会文化上的开放。因为文化上的分野，一般右翼也被称为“保守派”，左翼也被成为“自由派”。但是实际上，右翼倾向文化保守的同时主张经济的自由化，左翼主张文化自由的同时又主张经济的控制，严格来说还真说不清谁比谁更拥护真正的自由。
就美国整个社会来说，左右选民势力是大致相当的，但在高校里，却左右比例悬殊。2005年的一个调查表明，美国高校里 72％的教师是“左翼自由派”，15％是“右翼保守派”。从党派来说，50％的教师支持民主党，11％支持共和党。这一失衡在一流高校中尤其显着：87％倾向于左翼自由，13％倾向于右翼保守。而且，左右翼力量的变化，越来越向左翼倾斜。
1984 年调查时，高校老师还只有 39％是左翼自由派。
所以我才说在美国的高校里面，做一个左派，哪需要什么勇气，简直就是随波逐流。
上面的数据与我个人的经验感受相符。我在哥大认识的所有教授、同学――只要我知道政治主张的，都是“左翼自由派”。课堂上教授骂布什，老师乐呵呵，学生笑嘻嘻，皆大欢喜。走在校园里，动不动看见支持巴勒斯坦的示威、学生助教要求工会化的示威、反对共和党某某人来校演讲的示威――全都是左翼的声音。如果你在哥大做老师，还胆敢支持布什，就只能夹着尾巴做人了，简直比作贼还要心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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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跳出来反抗。
一些右翼团体抗议说，一个缺乏多样化声音的校园，是不健康的。对于那些十八、九岁的孩子来说，没有倾听过不同意见之间真正的辩论就被稀里糊涂灌输了一个观念，也是不公平的。
Allan Bloom 早在 1987 年就写过一本书，叫《美国头脑的封闭》，批评美国高校里泛滥的文化相对主义最后导致了是非不分。前年加州洛山机分校的一个小孩 Ben Shapiro 干脆写了一本书，叫《洗脑》，批判学校里教授们清一色的声音。David Horowitz，一个右翼活动家，办了一个网站“校园观察”，督促学校里的言论自由，他还出版了一本书《教授们：
美国 101 个最危险的学者》，专门“揭发”那些死硬的极左派。同时，一些校外的右翼组织，大量向高校砸钱，试图在学生中培养右翼势力。但是，这些斗争不过是老鼠斗大象而已，根本无力改变校园的“颜色”。
其实，左翼占领大学，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从 30 年代开始，就一直如此。60 年代的民权运动中，校园里的新左派就是一支重要的力量。当前在经济全球化和伊战背景下崛起的左翼势力，估计只能叫“新新左派”了。大学代有才人出，左派后浪推前浪。高校这样远离经济基础的象牙塔，是政治浪漫主义的温床。知识分子和社会的关系，本来就有点象一个娇妻和一个憨夫的关系：她负责点菜，他负责买单。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是，虽然整个高校都左倾，但是越是远离经济基础的院系，就越左倾：人文院系 81％教师是自由左翼；社会科学75％；工程学院 51％；商学院 49％。
里根上台以来，保守主义势力在美国的重新崛起，但是当草根社会在悄悄右转的时候，高校却一直在稳步左转。直到今天，一个幽灵，左的幽灵，在大学校园的上空游荡。
虽然按照美国的谱系，我自己的政治观念算是中间偏左，但是我非常反感美国高校里这种“妖魔化右翼”的氛围。人家吉尔克里斯特反对非法移民怎么了，还不让说话了这是？宪法第一修正案什么地干活？说到底，对自由的压制，不仅仅来自于政府，也可以来自于舆论。一个人在舆论当中噤若寒蝉，就算那个人不是我，就算那个舆论代表了我，就算是在高校这样的“精英”机构，也仍然让我不安，因为对自由的威胁，不管来自政府还是舆论，都是对真实的威胁的开始。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消费者权益”这个词现在已经深入人心了，尤其在伪劣产品盛行的当代中国。相比之下，“消费者责任”这个词却似乎令人感到陌生。“消费者责任”？消费者的责任不就是交钱吗？大多数人也许会这么说。
在美国，有一批人却不这么看。在他们看来，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但是一种经济行为，而且是一种政治社会行为。当你明知某些产品（服务）来自于血汗工厂或者它们的生产过程严重破坏环境、残害动物、有悖伦理时仍然去购买它，那么你就是“不负责任的消费者”――就算你交了钱。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动物保护主义朝穿皮草大衣的人身上泼颜料。就近举一个中国的例子，就是某些反日爱国主义者们的“抵制日货”行为。
问题是，在一个生产和消费已经被割裂的经济体系里，我们怎么知道哪些产品是“清白”的呢？
就算我们知道，又为什么要在乎这些产品中的“政治社会内涵”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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