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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又撕下了官办教会的“慈善”面纱。神甫们貌似正经，实际是为了多捞得“一笔收入”。狱中做礼拜的场面令人毛骨悚然，“饶恕我！”的祈祷声竟和囚犯的镣铐声响成一片。至于神甫把碎面包浸在酒里充当上帝的肉和血，叫犯人吃喝以“清洗罪恶”，更是一种公开的欺骗。作者激愤地揭发，专制政府残人民的暴行是直接得到教会支持的，教会不过是沙皇的另一种统治工具。因此，不但书中的这类描写被审查机关砍掉了许多，而且作者本人也被开除了教籍。
本书比托尔斯泰过去的任何作品都更为深刻地指明了农民贫困的根源是地主土地占有制。农村满目荒凉，民不聊生，主要原因是，唯一能够养活他们的土地，却被地主从他们手里夺去了。因此，作者代表俄国农民发出沉痛的呼吁：土地不能成为任何人的财产，它跟水、空气、阳光一样，不能买卖，凡是土地给予人类的种种好处，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享受权。此外，小说对资本主义给农民造成的祸害也作了揭发批判。
列宁指出：“托尔斯泰的批判所以有这样强烈的感情，这样的热情，这样有说服力，这样的新鲜、诚恳并有这样‘追根究底’要找出群众灾难的真实原因是大无畏精神，是因为他的批判真正表现了千百万农民的观点的转变，这些农民刚刚摆脱农奴制度获得了自由，就发现这种自由不过意味着破产、饿死和城市“底层”的流浪生活等等新灾难罢了。”《复活》的力量的主要来源也就在这里。
同时，小说里也有许多糟粕。主人公聂赫留朵夫和玛丝洛娃通过“忏悔”和“宽恕”，走向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复活”，使“人性”由丧失到复归；在这里，作者露骨地宣扬了他的人性论、“不以暴力抗恶”、“道德上的自我完善”、“爱的宗教”等麻醉人民、瓦解斗志、取消革命的“托尔斯泰主义”毒素。在小说结尾，他甚至干脆搬出《福音书》来宣传“爱仇敌，帮助敌人，为仇敌效劳”的反动教义。此外，书中对革命和革命者形象都作了严重歪曲。
1905年前夕，托尔斯泰写了短篇小说《舞会以后》（1903）和中篇历史小说《哈吉穆拉特》（1904），抨击沙皇军队和政府的暴虐专制。1905年革命后，他既否定这次革命，又反对斯托雷平反动派对革命者的镇压。晚年，他千方百计要摆脱贵族的特权生活，放弃私有财产，终于在俄历1910年10月28日夜弃家出走，11月7日病逝在一个小火车站上。
托尔斯泰继承了俄国和西欧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并善于创新，而不墨守惯常的艺术格式。他的长篇小说包含着丰富的生活内容，涉及大量哲理、道德、宗教和历史问题，艺术表现领域极为广阔。他擅长深刻细致的心理描写，尤其善于刻画人物思想感情的产生和变化，使形象跃然纸上，栩栩如生。他的语言精确、鲜明，能够表达事物的特征和本质。但是，有时托尔斯泰的反动说教损害了他的艺术形象和作品结构。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1904）生于小商人家庭。1884年他在莫斯科大学医学系毕业后，开始行医，广泛接触社会生活。1890年，他到库页岛考察苦役犯和当地居民的境况，对俄国的黑暗现实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此后他长期居住在乡村，并和高尔基建立了友谊。契诃夫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渴望新的生活，但常常流露出对社会现象迷惑不解的感伤情绪。
契诃夫的中、短篇小说共470多篇，其中大都是短篇。《小公务员之死》（1883）、《变色龙》（1884）和《普里希别叶夫中士》（1885）表面上写的是日常生活中无伤大雅的笑话，实际却嘲笑了专制警察制度和小市民的奴性心理。《苦恼》（1886）、《万卡》（1886）反映城市下层人民的生活，对“小人物”的悲愁寄予同情。《苦恼》写一个马车夫在儿子死后几次找人谈心，但无人理睬，只好向他的老马倾诉衷肠。作者的人道主义思想在这里表现得很明显。他通过马车夫小小的精神需求得不到满足的故事，控诉了彼得堡社会的冷漠无情，小说弥漫着浓厚的阴郁和伤感的气氛。
八十年代末，俄国社会日益黑暗，契诃夫的小说更加严峻深沉，对生活的描绘也更广泛。中篇小说《第六病室》（1892）写一个发生在外省医院里的故事。医师拉京不满于这所医院的紊乱，但又认为个人无能为力，采取了不闻不问的消极态度。一次他巡视精神病患者所住的第六病室，结识了因反抗专制压迫而被关进来的知识青年格罗莫夫，和他谈得很投机。因此，拉京也被当作精神病人关了起来，受到医院看门人的毒打。这时拉京才认识到“不以暴力抗恶”是错误的，但第二天他就中风死去。阴森恐怖的第六病室可以说是专制俄国的缩影。作者鞭笞了知识分子的苟且偷安，批评了托尔斯泰的不抵抗主义。《带阁楼的房子》（1896）通过一个画家的恋爱悲剧，批判了民粹派的“小事”论，但作品中笼罩着浓郁的哀愁情调。
这个时期，契诃夫对知识分子的庸俗猥琐的生活也进行了有力的抨击。《姚力奇》（1898）叙说青年医生姚内奇到外省行医，和当地知识分子屠尔金一家相交往。这一家人把一切都安排得似乎美满得体，丈夫、妻子、女儿各有自己的“艺术天才”，经常有客人来欣赏他们的表演。但无论是主人自我陶醉的表演，还是客人附庸风雅的爱好，都只为了掩饰他们的空虚无聊。作者用精巧的性格描写，揭示了姚内奇从一个有朝气的平民知识分子堕落为毫无理想、对平庸生活心满意足的资产阶级奴仆的过程。《套中人》（1898）写一个小城的中学古希腊文教员别里柯夫，他在晴天也穿着雨鞋，带着雨伞出门，习惯于把一切日常用具装在套子里面。他与世隔绝，好比一个装在套子里的人，却喜欢到处告密，长期危害了这个小城居民的自由，小城的生活因而变得死气沉沉。他也想到结婚，但害怕“生出什么事来”，久久不敢向女方求婚，后来看见她竟骑自行车上街，认为太不体面，因此和她哥哥争吵，从楼梯上被推下来，不久即死去。在专制制度濒临崩溃的年代，作者痛感改变俄国现状的必要，塑造了别里柯夫这一典型。他是官方制度的维护者，告密的小人，“他像害怕瘟疫一样，害怕一切新事物，害怕一切超出平凡庸俗的生活常轨以外的东西。”作者认为，知识分子的猥琐生活同样是一种“套子”，它窒息了他们的创造精神。
契诃夫对农民问题也很关心，在中篇小说《农民》（1897）和《在峡谷里》（1900）中，描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资本主义在农村的渗透，但他笔下的农民都很软弱，缺乏反抗精神。
契诃夫写了许多剧本。他的独幕剧带有通俗笑剧的特点，主要通过日常生活中喜剧性的事件嘲笑小市民和地主的鄙俗无耻，其中较有名的是《蠢货》（1888）和《求婚》（1889）。
契诃夫的多幕剧的主人公大都是外省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他们有的希望在艺术上有所成就（例如1896年写的《海鸥》的女主角），有的幻想从资产阶级手中拯救俄国的森林为后代造福（例如1897年写的《万尼亚舅舅》中的乡村医生），有的憧憬一种“正直健康”的生活（如《三姊妹》，1901）。他们的个人抱负都不能实现，这使他们朦胧地意识到，自己的不幸似乎有着某种社会原因。总的来说，契诃夫的多幕剧曲折地反映了革命高潮前夕一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苦闷和追求。作者本身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欣赏这些人物的所谓正直、敏感和幻想，同情他们的命运，而对于他们脱离人民、脱离实际的致命弱点，没有给予足够的批判，有时甚至开脱了他们自己应负的责任，认为在当时的俄国没有他们值得为之奋斗的英雄事业。《樱桃园》写于1903年，这已是1905年革命的前夜，剧本的基调比较乐观。贵族地主朗涅夫斯卡娅和她的哥哥戛耶夫在空虚、放荡的生活中挥霍了全部钱财之后，为了偿还债务，不得不把樱桃园拍卖给企业主、商人陆伯兴。作者通过朗涅夫斯卡娅这种徒尚空谈、毫无实际行动能力的人物，揭露了地主阶级的寄生和腐朽，以及他们的必然灭亡；同时通过陆伯兴这种商人，说明资产阶级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并且贬斥他们是“碰见了什么就要吃掉什么的凶猛野兽”。契诃夫怀着乐观的情绪看待旧时代的灭亡，期待新生活的到来，他借平民知识分子、大学生特罗菲莫夫之口说出了这一点。但是，未来的新生活究竟是什么样子，要依靠哪个阶级才能予以实际，对这些问题，他并没有明确的答案，虽然当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显示出自己的力量。这明显地表现了他的思想局限性。
符拉季米尔·加拉克齐昂诺维奇·柯罗连科（1853…1921）生于小官吏家庭，七十年代上大学时受到民粹派运动的影响。1876年因参加学生运动被捕，一年后获释。1879年再度被捕，流放到西伯利亚，在农民中生活了多年，还当过鞋匠，直至1885年才获准迁居下诺夫戈罗德（今高尔基市）。
柯罗莲科从八十年代开始写作，发表过许多中、短篇小说和论文。他的作品主要是反映农民的艰苦境况、无权地位和他们的觉醒，也描写了手工业者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日益贫困的生活（《巴甫洛沃特写》，1890…1897），以及为真理和自由而奋斗不屈的人们（《奇女子》，1880）。柯罗连科具有民粹派的思想倾向，不理解工人阶级的历史作用，但由于他熟悉农村的情况，不像民粹派那样美化半封建的农民公社。《马卡尔的梦》（1885）叙述农民马卡尔受压迫的一生，表现了他的反抗意识的萌芽。《嬉闹的河》（1892）写一个摆渡船夫九林，他平时显得冷漠、消极，但当河水泛滥，渡船遇险时，他立即振作起来，镇定地指挥船上人与急流斗争，使渡船脱离险境，显出了英雄气概。
柯罗连科最著名的作品是富有哲理意味的《盲音乐家》（1889）。这部中篇小说描写一个有音乐才能的盲童，起初常为自己的生理缺陷而苦恼，后来认识到，无论条件怎样艰难，人都应该积极地参加社会生活斗争，为苦难的人民出力。他终于和一群盲艺人一起走向民间，在为人民歌唱的事业中得到幸福。
柯罗连科晚年创作了他最长的作品《我的同时代人的故事》（1905…1921）。这是一部回忆录性质的小说，介绍了十九世纪六十至八十年代俄国社会的发展情况和重大的历史事件。
柯罗连科把自发反抗的农民形象引进俄国文学，强调用积极的态度对待生活，这是他对俄国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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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和高尔基
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俄国资本主义也于二十世纪初发展成为帝国主义。但是，俄国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它由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是在社会经济各个方面保存大量封建农奴制残余的情况下进行的，列宁认为它是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这时的俄国，贵族地主阶级仍然掌握着国家政权。资产阶级十分软弱，只能依靠沙皇政权的保护来求得发展。而沙皇政府为了推行霸权政治，参加帝国主义瓜分世界的斗争，也需要发展资本主义。于是，俄国资产阶级和沙皇结成了反动同盟，推翻俄国专制制度的历史任务就落到无产阶级身上。
自从1895年列宁在彼得堡组织“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以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得到蓬勃发展，世界革命的中心转移到俄国。1900年列宁创办了《火星报》，为建立马克思主义政党作好思想准备。1903年，在和各种机会主义的激烈斗争中，形成了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1905年，第一次俄国革命爆发，无产阶级举行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和武装起义，农民也纷纷暴动，起来响应。这次革命虽然没有取得胜利，却沉重地打击了沙皇制度，成为十月革命的一次总演习。在1908年开始的斯托雷平反动统治年代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革命的同路人动摇变节，修正主义思潮泛滥，颓废文化猖獗。布尔什维克党在艰苦的条件下聚集革命力量，列宁开展巨大的理论工作，在哲学、政治、文艺等领域中粉碎了各种修正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为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在1914年开始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布尔什维克党提出“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的战斗口号，深入发动群众，在1917年2月资产阶级革命后不久，于同年10月在列宁领导下举行起义，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
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初，俄国文学充满着激烈的思想斗争，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其中有三个主要潮流，即批判现实主义文学、颓废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
九十年代，除列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柯罗连科等仍继续创作外，还出现一批新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如绥拉菲莫维支、魏列萨耶夫（1867…1945）、《库普林》（1870…1938）、安德列耶夫（1871…1919）等。他们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个时期俄国社会生活的特点，揭露了资本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沙皇军队的残暴。九十年代末到二十世纪初，高尔基通过“星期三文学联合会”和知识出版社，团结了后起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他们的创作产生过良好的影响。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特别是在1905年革命时期，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的思想分化日益明显。在斯托雷平反动年代，安德列耶夫等人倒向敌对阵营，和颓废派合流；库普林等悲观绝望，在创作中表现了显著的自然主义倾向；绥拉菲莫维支从1905年就开始描写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逐步转向社会主义；后起的阿列克塞·托尔斯泰（1883…1945）则仍然站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立场，批判腐朽没落的贵族社会。
与此同时，俄国的颓废文学也风靡一时，反映了贵族资产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风暴面前恐惧、颓唐的心理和对革命的仇视。九十年代出现的象征主义是俄国最早的颓废派，它不仅受到西欧颓废文学的影响，还和茹科夫斯基的消极浪漫主义、费特的“纯艺术”诗歌有着联系。这一派的代表人物有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巴尔蒙特（1867…1942）等。他们的诗歌虽有各自的特点，但都浸透了神秘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认为“自我”是唯一的现实，即使描写外在世界，也把它当作上帝或某种超自然、超现实力量的象征，发抒悲愁颓丧、孤独厌世的情绪，鼓吹“超人”哲学。二十世纪初又出现了阿克梅主义派。“阿克梅”一词来自希腊文，意思是“顶峰”。他们吹嘘他们的诗歌是诗歌发展的顶峰，实际上是比象征主义更为堕落的一派。他们宣传回到人类原始状态，赞美兽性，渲染色情和贵族资产阶级的腐朽生活趣味，歌颂帝国主义掠夺战争，同时又表现了极度的绝望情绪，代表诗人有古米略夫（1886…1921）、阿赫玛托娃（1893…1966）。继阿克梅主义派之后，未来主义派也喧嚣一时。他们标榜要创造“未来的艺术”，使用空洞的“革命”词句，宣称反对资产阶级艺术，实际上只不过是颓废派的变种。他们在创作和生活上都表现出无政府主义的倾向，全盘否定文化遗产，狂热追求诗歌形式的“革新”，杜撰新词，爱作文字游戏，作品晦涩难解。颓废文学在散文方面也有所表现。阿尔志巴绥夫（1878…1927）的长篇小说《萨宁》（1907）宣扬虚无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诽谤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以自然主义手法描写狂乱的色情。
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1905）一文中，对资产阶级文学的实质作了彻底批判。高尔基也团结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对颓废文学潮流进行斗争。他写了《保尔·魏尔仑和颓废派》（1896）等文，指出颓废派是“一种有害的、反社会的现象，一种必须与之斗争的现象”。普列汉诺夫谴责颓废派在虚伪地宣传艺术的无思想性和追求形式主义。十月革命摧毁了颓废文学所依附的社会制度之后，一些颓废派作者公开反对革命，逃亡国外；另一些则改头换面，纠集资产阶级文人继续活动。
这一时期，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发展，产生了俄国无产阶级文学。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第一次提出文学的党性原则，要求写作事业成为无产阶级总的事业的一部分，成为整部革命机器的“齿轮和螺丝钉”，应当接受党的领导和监督；要求写作必须为“千千万万劳动人民”服务。随后，列宁在1908…1911年写了七篇评论托尔斯泰的文章，根据阶级分析的原则，指明托尔斯泰作品的精华和糟粕，为无产阶级批判继承文学遗产树立了典范。接着，列宁又在《关于民族问题的批评意见》（1913）一文中提出“两种文化”的学说，指明“每一个现代民族中，都有两个民族。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两种民族文化”。即除了居统治地位的地主资产阶级等剥削阶级的文化外，“每个民族的文化里面，都有一些哪怕是还不大发达的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成分，因为每个民族里面都有劳动群众和被剥削群众，他们的生活条件必然会产生民主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
列宁提出的文学的党性原则和两种文化的学说，是无产阶级文学的纲领和批判继承文化遗产的指针，对俄国无产阶级文学的壮大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布尔什维克党十分重视文学的革命宣传鼓动作用，在《火星报》、《真理报》（1912年创刊）等党的机关报刊上发表过许多革命作品和诗歌传单，培养了无产阶级作家，有力地促进了无产阶级文学的发展。
九十年代，高尔基的早期作品反映了日益高涨的无产阶级斗争情绪，从劳动者的角度批判了资本主义现实。一批工人出身的诗人如拉金（1860…1901）、什库辽夫（1867…1930）、涅恰耶夫（1859…1925）等，写了许�